金融抑制理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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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小額信貸 理論
國際上對小額信貸并沒有一個唯一的定義，一般意義上來講，小額信貸指的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額資金支持的持續性信貸活動。這一概念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目標客戶特定，針對低收入或者貧困客戶群體，并對這一客戶群體提供適合的信貸服務，這一層面是小額信貸與傳統金融服務以及扶貧項目的本質區別；二是小額信貸機構對目標客戶提供資金支持，要求其自身財務獨立，并有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一層面構成了小額信貸機構的資金支持活動與政府或扶貧組織的傳統扶貧項目的差異。小額信貸的產生和發展主要基于下列理論。
金融抑制理論和金融深化理論在1973年由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提出。他們同時還提出了關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模型。他們認為，由于金融體系存在著二元性的特征，即現代金融和傳統金融部門并存的約束，使得中低收入人群（大部分為農村居民）大部分被排斥在金融市場之外。然而，這部分人群又亟須生產資金來改善貧困的生活狀態。因此，農村發展面臨著嚴重的資金不足的問題，并且，農村金融市場的金融市場失靈現象還十分普遍。在麥金農和肖的理論中提出，在諸如農村等地區的不發達經濟中，普遍存在著金融市場割裂和金融抑制的現象。作為一種弱質產業，農業生產具有周期性和風險性的特征，并且，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導致了其融資的困難。這些特性使得農業獲得的政府信貸支持較少。然而，貧困人口大部分為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因此，貧困人口對信貸的需求和其自身條件匱乏所帶來的信貸政策上的約束，使得金融抑制情況存在嚴重，迫切需要一種有效的融資渠道，使得貧困人口能夠獲得足夠的金融資金支持來改變狀況，而小額信貸正是這樣一種較為高效的配給方式。
二、不完全競爭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前蘇聯的解體帶來了一系列東歐國家經濟體制轉變，在經濟轉制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拉美洲與東南亞一些國家經濟危機頻發。這一系列問題表明，現存的市場機制并非萬能的。在完善有效市場機制的過程中，仍然需要政府承擔一些非市場要素的支持。針對這一現象，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在斯蒂格利茨的理論中認為：農村金融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農業產業的弱質性以及正外部性在農村金融領域體現的極為明顯。金融機構無法充分掌握借款人的情況，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建立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因此，在農村金融市場中，政府應承擔一定的作用。
三、交易費用理論
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任何經濟行為都會產生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理論對農戶和金融機構的經濟決策都產生影響，因此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一方面金融機構即使有大量的資金也不愿意為貧困農戶提供貸款，另一方面農戶存在大量的貸款需求卻貸不到款。對于銀行來說，貧困農戶貸款額度小、居住分散，通常銀行很難完全掌握貸款戶的真實情況，評估貸款風險；對于農戶來說，由于金融機構網點不夠分散，在很多農村地區無法方便的辦理業務，且貸款審批手續繁瑣，還不一定能夠獲得貸款，因此，很多時候他們寧愿支付更高的利息向附近的高利貸貸款，也不愿意向正規金融機構申請貸款。
四、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變遷理論指的是一種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轉換或者交易的過程。它既可以理解為一種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新的制度的產生過程，還可以理解為在人與人的交易活動中，制度結構的改善的過程。它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的產生過程。按照制度變遷方式的不同，可以將制度變遷分為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誘致性變遷是一種自然演進的過程，由國家法律、法規或命令等承認其的存在。誘致性變遷存在以下特點：一為盈利性，即制度變遷是逐利的，只有當制度變遷帶來的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時，相關群體才會推進其發展；二為自發性，當原有制度存在利益的不均衡分配時，相關群體會自發的推動制度的變遷，促使其向更公平的方向發展；三是漸進性，誘致性變遷是一種由點到面、自下而上、由局部到整體的漸進式變遷過程。與此不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一種通過國家強制力來實施的變遷。國家作為權力主體，通過頒布法律法規來推行新的制度。通過國家壟斷力來促進新制度的實施。同時，國家在制度供給上相比一般的組織具有規模優勢。
參考文獻：
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金融學科建設的研究與實踐說明，我國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資源意識，其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進行必要轉換。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了學界對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不斷關注。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和發展，對比說明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所具有的質性發展觀。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是金融資源觀，其研究基軸是金融功能的不斷擴展與提升。
一、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針對金融專業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過較全面的論述。世紀之交，教育部設立了“面向21世紀金融學專業系列課程主要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這一研究項目，項目（張亦春、蔣峰，2000，2001）比較了我國和西方在金融學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方面給出了概括性的設想[1]。以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成員學校的“21 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給出了我國金融專業發展的學科定位，制定了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王廣謙、張亦春、姜波克、陳雨露，2005），項目更強調了素質教育和教學質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資組合理論（markowitz，1952），分離理論（tobin，1958），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學（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為金融理論（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斷提出和擴展，使得我國學者開始更多的關注金融專業教學內容的擴充、轉變，更多的考慮教學與實際的銜接，學科發展和國際的接軌。王廣謙（2001）[3]、張新（2003）[4]、封思賢（2005）[5]和張文穎（2006）等在各自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另外，李芒環（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結合各自所處學校的特點，對金融專業的目標定位和課程設置等進行了整體性設計，提供了個案經驗。張亦春、蔣峰（2001）[6]，何嵬（2009）專門針對金融專業和金融類課程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進行了研究，給出了改進的思路、方法、經驗，為金融教學改革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手段。
我國現有針對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多是尋找差距，模仿和學習西方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然而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發展規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嚴重的會造成金融資源流失，金融主權喪失，危及我國的金融安全。黃達（2000）[7]、白欽先（2007）關于金融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學金融學理論與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任務等進行了思考與論述，他們的論述從思想方面提出了獨到觀點，這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角。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啟示與金融發展理論的視角
1.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其造成的影響嚴重、持久和深遠。這場危機不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更是給我國的金融從業者提出了挑戰和質問：即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怎樣認識金融的結構、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發展？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多局限于技術的層面，且爭論頗多，莫衷一是。
要正確、準確地認識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識在內的微觀金融體系；而要抓住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本質，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又要求我們不能拘泥于微觀金融的觀察視角，要有金融資源的意識，大金融的意識和具備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為代表的數理金融理論的創立，西方的金融專業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為代表的微觀金融的理論體系。金融學科逐漸數學化、模型化和微觀化，而且往往將金融專業設在管理類學科之下，這與我國傳統的以貨幣、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專業形成了較大反差。
與此同時經濟金融學家（以我國學者白欽先（1998、2001）等為代表）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契合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可藉以對金融本質進行更深化的認識。在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對各類金融資源的運用應以金融功能的擴展和提升為基軸，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實現為歸宿，避免簡單的金融量性發展觀。如果我們從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研究視角來審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市場）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對危機的理解及對金融學科教學改革的推進會更加具有指導和針對性。
三、從金融發展理論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框架形成
1. 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
金融發展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給出了金融
發展的定義，即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并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量性描述。作為對goldsmith金融發展觀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由于兩個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同一問題，故一般可簡稱為“金融深化論”。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即政府過分干預金融市場，實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時存在著較高的隱形或顯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生扭曲，致使利率、匯率不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嚴格的利率管制、高額存款準備金、信貸配給、高估本幣匯率等。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就應該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提高或放開利率、放寬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建立與發展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財政和外貿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但其在體系上比較粗糙，分析模型過于簡單，包括因素較少，不具有動態特征，很多觀點還停留在經驗水平上，理論分析尚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據mckinnon和shaw的理論框架，其認為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的發展也只能影響資本的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些也都較大地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度。
2.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些經濟學家汲取了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發展理論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因素，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修正和發展。
（1）“金融供給論”和“金融需求論”。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對國民財富的構成及使用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供給帶動下的金融發展戰略。他強調，貧窮國家應當采取金融優先發展的貨幣供給帶動政策，在需求產生以前率先發展金融。這種戰略要求政府在短期無明顯效益的情況下，堅持對金融進行投資和重點發展（陳岱孫、厲以寧，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需求導向”的金融發展是實際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市場的拓展和產品的增長必須更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了一個更好地推動作用。此外，“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先于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對動員那些阻滯在傳統部門的資源，使之轉移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現代部門，并確保投資于最有活力的項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后者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支配作用，一旦經濟發展成熟，前者便發生作用。
（2）金融約束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對發展中經濟或轉軌型經濟而言，金融抑制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僅很難收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導致金融動蕩，因此有必要尋找另外一條道路，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約束論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同時，即使現實中存在這些條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行為等因素，這些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失靈。金融約束論認為，金融市場失靈本質上是信息失靈，它導致了金融市場交易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必須由政府供給有正式約束力的權威制度來保證市場制度的充分發揮。政府可通過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并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有效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為金融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這一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如何實施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框架。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而是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3）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理論把金融因素作為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重要變量，研究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效用與作用機制。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
體系形成和發展。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作了規范性解釋。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既放棄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堅持了從金融與經濟關系角度來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立場，金融學家們試圖建立一個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它帶來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轉變，使有關金融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令金融發展理論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學術界。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堅持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機構觀，即從現有的機構出發來研究金融功能，導出其產生、發展和作用于經濟的機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與經濟越來越密不可分，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和主導性要素。這一切要求人們重新認識金融的本質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認識到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面向21世紀新的金融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和金融理論的融合與升華，是對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揚棄與創新。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作了比較全面、深刻論述的代表人物是白欽先教授。在其《論金融可持續發展》（1998）中，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發展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可持續發展是在遵循金融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體制，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從而達到經濟金融在長期內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其他文獻（白欽先等，2001）中，白欽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從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切入，從金融發展的一般性出發，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作了更系統的闡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即在兩者彼此互動的意義上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領域，白欽先教授一直關注并持續不斷地研究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的演進和金融總體效應（功能）兩個方面同時展開，針對西方學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兩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結構理論，提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結構理論；針對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變遷即是金融發展”的量性發展觀，提出“金融結構演進（質性與量性發展相統一）即金融發展”及“金融功能演進（擴展與提升）即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理論；并在發展金融學的整體框架內，梳理整合了“發展金融學是以金融功能為研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聯結點，以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為其研究的基軸，而以金融效率為研究的歸宿”。[10]
四、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
現代金融已成為包括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理論金融與實務金融、金融理論與政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觀念與金融意識等眾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經濟與社會、財富與資源、實質經濟與虛擬經濟及經濟風險與經濟危機等眾多因素的龐大的復雜巨系統。我們在研究金融，進行金融學科建設的時候需要始終具有這樣的大金融意識，始終將金融問題與金融的功能提升緊密聯系起來。
第一，強化金融資源意識，樹立金融主權與金融安全意識，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有這樣一些意識，并形成相應的對策措施。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金融發展首先也是一國的金融發展，在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發展中經濟體往往處于被動和被掠奪的地位，發展金融和金融發展，就必須給與它充分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對于我們國家這樣正處于發展成熟中的金融體系來說，仍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逐步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形成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狀況的合理的金融結構，在某些市場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業與部門，我們仍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職能。金融傾斜并非是惟一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其關鍵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發揮出金融相應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實現了經濟金融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應鼓勵創新，鼓勵對外開放，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間表，要與健全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完善金融的監管體系同步。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需要適當轉變，凸顯人文價值觀的認同。包括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的現代金融學科體系和大多數經濟類學科一樣，呈現出研究方法數學化、模型化的現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在金融這樣一個充滿風險因素的領域，在金融虛擬化程度不斷強化的時代，我們應該，而且也不得不轉變我們認識、發
展金融理論及其實踐的思路，重新審視金融的本來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價值觀又是什么？這對維持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防止危機的發生都不無裨益。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講，在能夠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的基礎上，也應發展起具有我們自身特色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是簡單的中國特色，而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中國化。[11]
當代金融學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貨幣非中性基礎上的金融非中性，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引人金融學研究，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這一研究范式確立了金融學的最終研究目標，在最高層面上給出了我們進行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金融發展觀；在方法論上，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的有機結合，并突出了金融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實現從貨幣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變革。[12]
參考文獻：
[1]張亦春，蔣 峰. 中外金融學高等教育的比較及啟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2] “21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 21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j]. 中國大學教學，2005（2）：6-18.
[3]王廣謙. 正確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養模式改革[j]. 中國高等教育，2001（2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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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黃 達. 金融學學科建設若干問題[j]. 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0（9）：1-7.
[8]龔明華. 當代金融發展理論：研究及前沿[j]. 國際金融研究，2004（4）：4-11.
[9]劉 澄. 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演變簡評[j]. 當代財經，2001（1）：35-39.
[10]白欽先. 金融結構、金融功能演進和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歷程[j]. 經濟評論，2005（3）：39-45.
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第3篇
當前農村金融機構的資金外流嚴重、農村金融機構網點不足及農村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嚴重滯后，這都成為我國構建普惠性農村金融的重要制約因素。那么，我國當前的縣域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產率影響程度如何，是促進還是抑制？國內外大量的文獻對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進行了理論和經驗分析，然而，已有的文獻主要基于金融深度的角度討論了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最新的金融發展理論表明，金融發展不僅包括金融深度，還包括金融寬度。金融寬度也叫普惠性金融。金融寬度強調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即指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能夠使用更多便捷的金融服務。由于數據的獲取比較困難，目前鮮有文獻實證分析中國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產率的影響。本文將使用來自中國1 867個縣(市)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探討中國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產率的效應，為構建中國縣域農村普惠性金融體系，促進農村生產率和農村經濟增長提供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理論與文獻回顧
金融功能包括：動員儲蓄、優化資源配置、分散風險、促進交易、監督公司管理者并形成公司治理。金融發展從以下5個方面作用于生產率：
(1)金融系統通過積累儲蓄促進生產率增長。金融體系通過高效的儲蓄動員功能向更多的創新型企業提供融資支持，這不僅能減少與不同經濟體的交易成本，減少儲蓄者的信息成本，而且使用金融中介會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技術創新，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
(2)金融體系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功能促進生產率的增長。金融系統通過信息顯示功能來引導投資，使資本的配置效率更高。金融體系不發達導致有才能的、高效率的企業家受制于有限的自我融資渠道而不能進入市場，金融中介發展會使借款人進行創新，帶來科學技術進步；金融中介收集和處理信息具有規模經濟，這便利于資金流向社會回報更高的項目；金融中介降低了流動性風險。
(3)金融市場通過風險分散功能促進技術進步。金融市場能夠對企業在技術創新投資時面臨著的跨期風險進行分散，從而可能的沖擊將在更長的時期得以分擔，減少了研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使企業技術創新的成功率得以提高。
(4)金融市場通過交易促進功能促進了技術進步。有效率的金融市場通過降低交易的成本來促進交易的繁榮，這樣投資者就不用過多顧慮長期投資時的流動性約束，進而使高回報、高效率的長期投資項目增加，有效地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而且有效的金融市場通過建立各種交易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使企業更為頻繁的橫向或縱向交易成為可能，促進了對專業化技術和生產的需要。
(5)金融系統通過對企業進行監督，加強公司治理來推動技術進步。金融機構對企業家所進行的風險性創新活動進行評估并提供資金來影響企業家的創新；金融體系發展能降低成本和信息成本，使企業家能夠獲得更加優惠的貸款條件，進一步推動企業家創新活動的展開。企業家的技術創新又增加了金融創新活動的回報，導致了金融創新和技術創新之間的良性互動。
國內外關于金融發展對生產率影響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但都是從金融深度的角度展開的研究，比如Méon等通過對47個國家的研究發現，金融中介的發展對于生產效率的提高有正向的作用，而且經濟發展水平越低，金融中介的生產率效應越不明顯。國內學者研究金融發展時采用的衡量指標和檢驗方法存在不同，導致結果存在差異，如張軍等在增長核算方法的基礎上，使用省級面板數據對中國金融深化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進行了檢驗，發現中國金融深化與生產率之間呈正向關系。袁云峰等使用隨機生產前沿函數對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效率之間進行了分析，發現中國金融發展只是通過資本積累促進了經濟增長，并沒有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dylw.net 寫作論文趙勇等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增長方式在由投資推動向生產率主導的轉變過程中存在著門檻效應，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降低增長方式轉變的門檻值來推動經濟增長的集約式轉變。
二、檢驗模型、指標與數據來源
1.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取2009年中國1 867個縣(市)作為本文研究的樣本，考察中國縣域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生產率的影響，其中縣(市)樣本的選擇來源于《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公布的縣(市)。農村普惠性金融數據來源于中國銀監會官方網站中農村金融圖集公布的2009年全國各個縣市的銀行類和經濟類統計數據(bankmap.cbrc.gov.cn)，其他變量數據來源于2010《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中縣(市)社會經濟主要指標部分、國研網區域經濟數據庫中縣級經濟指標數據。剔除數據缺失或數據不合格的樣本縣(市)，本文最終選取了1 867個縣(市)作為本文的樣本數據，占中國總縣(市)的90.2%，能夠代表中國農村地區。其中，東部地區537個縣，中部562個縣，西部768個縣。
2.指標的選擇
產出指標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表示，投入勞動力L用地區總的就業人數表示，資本的數據無法獲取，本文用當地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額表示。
影響農村生產率的因素包括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程度和政府財政支出比例，對每個指標的具體解釋如下。
(1)普惠性金融指數(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IFI)，見表1，具體算法參考田杰等的介紹。
(2)政府財政支出(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GEB)。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與生產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向關系，即政府支出比重越大，生產率增長就越慢。一般來 說，政府財政支出越高，說明經濟市場化程度越差，政府干預的力度也越大，因而越不利于生產率的增長。本文采用地方財政支出占當期GDP的比重來衡量地方政府經濟行為。
3.檢驗模型的設定
測度生產技術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隨機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和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將選用SFA方法測度中國農村經濟的生產效率，并深入研究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dylw.net 寫作論文產效率的影響。相對于DEA方法，SFA方法具備如下的幾點優勢：一是SFA具有統計特征，可以對模型本身和模型中的參數進行檢驗，而DEA方法不具備這一特性；二是SFA的生產前沿是隨機的，更加符合現實，而DEA的生產前沿是固定的，忽略了樣本之間的差異性。而且，與DEA方法相比，SFA采用特定的函數形式，更適合于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本文根據Coelli等模型的基本原理，運用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對2009年中國1 867個縣(市)樣本數據進行分析，對前沿生產函數和生產無效率影響因素同時進行估計，具體模型如下：
式(3)中，Y表示產出，K和L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入向量，t是測度技術變化的時間趨勢變量，β表示需要估計的系數，隨機誤差項包涵2個部分：v和u，它們相互獨立，其中v表示經濟系統不可控因素(如觀測誤差等)沖擊的噪聲誤差，服從對稱的正態分布，u為非負隨機變量，代表非技術效率項，它們之間相互獨立，并且服從零點截斷正態分布。式(4)中技術非效率被視為效率影響因素和隨機變化的函數，Z表示效率影響因素，ω表示隨機擾動項，δ為待估計系數。式(5)主要是通過γ判斷模型是否能夠成立，如果非效率影響因素較小，即u在殘差中的比例不大，那么對非效率影響因素的分析就失去了意義。因此特別引入了γ對模型進行判斷。當γ接近于0時，表明實際產出與可能最大產出的差距主要來自不控制因素造成的噪聲誤差，這時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即可實現對生產參數的估計，而沒有必要采用隨機前沿模型；γ越趨近于1，越能說明前沿生產函數的誤差主要來源于隨機變量u，采用隨機前沿模型對生產函數進行估計也就越合適。式(6)表示生產技術效率。
三、實證分析結果
1.總體效應
從表2可以看出，式(3)、式(4)中γ分別為0.37和0.87，并且在1%下顯著。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產率的影響為正，和本文的理論預期相符合。我國發展良好的縣域農村普惠性金融體系通過動員儲蓄、優化資源配置、分散風險、促進交易、監督縣域農村中小企業管理來促進農村生產率的提高。從組成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各個維度可以看出，貸款使用效用維度和產品接觸維度的發展顯著地促進了農村生產率，每萬人金融網點數維度和儲蓄使用效用維度反而抑制了農村生產率。和理論預期不一致，表明這2個維度的發展在促進農村生產率中的功能沒有發揮出來。
2.不同地區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生產效率的影響
從表3可以看出，東部地區γ為0.01，偏離1，并且不顯著，因此不存在效率損失。中部地區γ為0.93，在1%的水平上顯著，存在效率損失。可以看出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西部地區γ為0.78，在1%的水平上顯著，但是普惠性金融發展對生產率的影響不顯著，表明了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在發揮作用。西部政府財政支出比例對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負，表明了西部地區由于政府干預過多，導致經濟市場化程度變差，因而不利于生產率的增長。
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資本的彈性顯著為正，并且依次遞減，這和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縣域農村經濟發展差異的情況是相符合的。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的彈性顯著為正，表明了這兩個地區還是人力資本推動型發展。東部地區人力資本彈性為負，表明了東部農村地區已經從人力資本型發展轉向投資推動型發展。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研究得出如下的結論：從全國層面看，中國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為正，其中組成農村普惠性金融的貸款使用效用維度和產品接觸維度顯著地促進了農村生產率增長，其他不同維度對農村生產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區域層面看，中部地區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為正，西部地區不顯著，可能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在發dylw.net 寫作論文揮著作用，東部地區不存在效率損失。
針對以上的結論，就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促進農村生產率增長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第4篇
因此，盡管上述兩分法的劃分可能存在某些問題，但是依舊是目前通行的劃分標準，。當然上述劃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學者提出把不同國家的金融系統劃分為發達的與落后的，然后再根據其中介與市場的不同作用，劃分為發達的銀行主導型或落后的銀行主導型，或是發達的市場主導型或落后的市場主導型。但是發達與落后的劃分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模糊的，因此這一劃分并沒有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統放在銀行主導型的代表模式——東亞區域內考察，會發現東亞區域內各經濟體的金融系統都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統開始不適應東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某種障礙，這主要表現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遲遲無法推進；韓國等東亞各國經受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洗禮；即使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積聚了高度的金融風險，金融制度的改革與轉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每每反思東亞金融系統的問題時，往往是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系統中的制度設計存在嚴重問題，是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產物，大量存在著金融發展理論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現象，在很多方面已經與現實經濟的要求相嚴重脫離，因而當其可以集中經濟資源的優勢已經耗盡的時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來，而成為制約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因而應該向美國學習，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將金融系統向市場主導型模式推進。不過從日韓改革的實踐看，“美國式”的改革與轉型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因而對于東亞區域內金融系統最終將向何種模式演變，是繼續沿著目前這種自成一體的模式演化，還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靠攏還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這最終的演化結果注定不是人們事先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相互沖突協調的結果。不過從國際發展的趨勢看，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經濟領域中某種程度的全球制度趨同的確正在發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顯然在目前占據了明顯的上風。而從以往的國際經驗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的確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經受了危機的考驗。至于有人把東亞金融系統的危機完全歸結于后發國家趕超戰略的痼疾，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美國也曾經是后發國家，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是在經歷了不斷的危機與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兩種系統都不是靜止的、封閉的，而是變化的、開放的，就該種意義而言，沖突和趨同都體現在系統演化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獻評論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
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格林伍德與約萬諾維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與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與澤爾烏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與津格爾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論與實證上具體研究金融系統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闡釋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三種促進機制，實證上分別檢驗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和銀行相結合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與行業成長的關系，以及金融發展與企業的財務融資結構的關系。由此開創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所探討的只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系統發展，而對于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時的金融系統動態變遷路徑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結合東亞發展模式與金融系統的實際，又產生了一個重要的金融發展理論分支——金融約束理論。赫爾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對于東亞金融系統頗具解釋力的金融約束理論。該理論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結構主義學派的觀點，泰勒、范溫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將導致利率上升、生產成本上升和經濟產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場在企業融資方面的重要性；丹尼爾和金宏寶（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從現金支付經濟中金融二元結構的視角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要重視非正式市場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強調了金融管制體制重構的重要性，并認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帶來了東亞的繁榮。不過其金融系統的整體設計不夠完整，存在諸多盲點：如關于取締強制存款的政策、外匯管制及匯率干預政策、外資及銀行的引進政策等。其認為政府可以通過金融約束給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再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規避潛在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促進經濟發展。該理論也因為其過于強調銀行在金融系統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強，而隨著東亞經濟的沉浮經歷了鼎盛到停滯的過程。“東亞奇跡”時，東亞金融系統被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而東亞金融危機后則幾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銀行（）認為期限錯配和幣種錯配所導致的金融部門脆弱性是東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而這主要歸因于資本市場的薄弱。并提出發展資本市場的幾個先決條件：包括發展基礎設施、交易系統和交易規則等。
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行為金融學,金融危機,金融監管
自19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金融市場中存在很多不能用傳統金融學解釋的“謎題”，如股權溢價之謎、反應過度和羊群效應等等，這些現違背有效市場假說。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傳統金融學理論，其內容將人看作是理性人，即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時總是理性的，追求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但理性人的假設與現實中人的決策行為有一定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了個人的認知程度上，所以人們開始關注人類行為及心理在決策中的作用。運用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金融問題，行為金融學應運而生。從而金融學的部分研究開始從“市場”轉向“人類行為”研究。
行為金融學的出現迅速在國內很多領域展開了應用，在證券股票方面，陳偉（1999）研究得出，在股利政策宣布日前后均會出現異常報酬率；宋軍（2001）表示，基金有一定的羊群效應；陳驥（2003）認為我國的大多數投資者有認知偏差，是不理性的等。在銀行方面，彭惠（2000）研究了不對稱信息下的羊群效應，無論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是中小銀行貸款都集中投向大企業，中小企業卻無人問津，反映出不對稱信息下的羊群行為等。在國外，部分學者應用行為金融學理論對金融危機的成因進行了分析，如Paul R. Krugman（2009）運用行為金融學的理論對金融危機的產生及潛伏時間進行了分析，得到了金融危機仍然影響著人們的經濟生活的觀點；Hirshleifer（2009）從心理導向角度對金融監管理論進行了剖析，解釋了“有效規則和無效使用者”及“無效規則”兩種方式下的金融監管情況。但從國內來看，利用行為金融學的理論對金融危機的成因及金融監管的研究不多，僅有肖琦（2011）、葛永波（2010）等少數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探究，因此，本文企圖通過行為金融理論對金融危機及金融監管問題進行研究，以期從新的視角審視危機及監管疏忽問題產生的根源，從而為抑制及應對危機提供可參考依據。
二、行為金融學的主要理論
行為金融學是一門將個人行為與金融市場上的投資決策相關聯的一種研究方法，認為人的決策受到個人認知、心理、經驗、能力各方因素的影響，最終反映到決策行為上，從而違背了傳統金融學中“理性人”假設的學科，是現代金融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理論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解讀。
1、認知偏差致投資者產生錯誤判斷
按照認知心理學的實驗解析，個體的信息加工能力具有局限性，個體的判斷和決策因此都會產生偏差，用一種依賴有限理性的決策方式來替性決策過程的思維主體，并據此來節約思維成本。因此，人們習慣性產生思維定勢或者經驗至上的問題，從而容易以樣本完全替代事物出現的概率，以經驗作為判斷的重要組成，金融類論文產生錯誤的決策。
2、過度自信使投資者無法把握事物發生概率
“過度自信”源于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它是指人們過高估計了自身能力和私人信息的準確性。認知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容易對不切實際的正面評價進行認同，產生自我膨脹。因而“過度自信”在行為金融學中被用來解釋各種投資者的行為及現象。過度自信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人們估計的置信區間太小。二是人們估計事件發生的概率不準。
3、反應不足或過度致投資者信息處理不當
投資者在事情發生之前，通常不對信息作出反應，當趨勢十分明顯時又會以累積的方式對所以前的信息作出過度的反應，從而產生錯誤判斷的情況。
4、從眾心理產生效仿效應，影響投資者判斷
從眾心理一種典型的心理學在行為上的反映，投資者在自己決策的時候很大部分上會受到同類人的影響，從而進行效仿或者攀比，影響了自我的判斷。在行為金融學領域也被稱作羊群效應。
5、好益厭損使投資者有失客觀
投資者在面對收益和損失同樣的情況下，往往會覺得損失比收益更難以接受。在同一風險下，人們更愿意追求收益時的風險而厭惡損失的風險。
三、行為金融學對金融危機及金融監管的解釋
近年來，伴隨全球一體化的發展加快，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也頻繁爆發，不同的學者對金融危機的產生持有不同態度。Wolf（2008）認為是金融具有脆弱性導致危機產生，Krugman（2007）則認為是金融過度創新，金融市場無法承擔而使危機爆發，Henderson（2008）則認為，政府金融監管不足，需為危機承擔責任，Astley etal（2009）認為全球經濟失衡等等，本文將通過行為金融學對危機的原因進行探究，不妨以2007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為例。
1、認知偏差使投資者及監管方對風險認識不足
投資者在金融市場上，存在明顯的認知偏差。首先，其青睞于低利率的環境，高估了房地產價格的走勢，低估了存在的泡沫危害，甚至將房價飆高看作必然事件。其次，投資者對金融創新性產品的風險及收益認識不足。投資銀行將資產證券化，以債券形式在次級市場出售，購買者只關注于這種產品的高收益率卻忽視了其極低的違約率。再次，證券市場上的產品越來越復雜，投資者無法完全確定這些信用產品的風險，但仍然在追逐收益的驅使下購買。
監管部門認知嚴重偏差，對系統性風險認識不足。第一，監管機構采取“單體審慎監管”，確保單個 金融機構審慎經營。但近年來，單個金融機構危機爆發，蔓延整個金融體系的危機時有發生。其金融危機均源于信貸和資產價格狂飆的影響下，金融失衡，系統風險不斷擴大。因此，采取“單體審慎監管”不足以防范系統性的金融危機。第二，監管部門過分強調了金融體系的順周期特征。這種對制度及周期的追逐，導致金融同質化趨勢增強，強化經濟主體的順周期行為，不斷推動了金融失衡。第三，監管機構在監管過程中，常出現“舍小求大”的內化目標，從而導致監管過度或監管不足。
2、過度自信使投資者和監管方處于非理性氛圍
從投資者來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過度自信的認為流動性的市場可以永久的持續下去。美聯儲為了刺激經濟，在很短的時間內將利率調至1%，這種歷史最低的利率促成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但這種持續的增長在4年內漲幅達到了50%，已經處于一種瘋狂的狀態，投資者也越來越不理性。第二，抵押貸款發現機構對利率及房價的增長趨勢過于自信。對購房者的能力評估減弱，并出現大量無抵押大款。第三，投資銀行過度自信地低估了金融衍生品的風險。銀行在出售金融衍生品時高估了自身的承受能力，而購買者也過度相信銀行，配置這種高風險產品，導致這種經濟的“定時炸彈”不斷傳遞。
從金融監管機構來看，其和投資者一樣，容易產生過度自信。危機爆發前的經濟上升期，企業和金融機構均有相當好的業績，不僅能滿足監管機構的要求，還能為宏觀經濟增長貢獻出力量，這使監管機構對政策有效性產生了盲目的自信，放松監管。同時，在金融衍生品方面，他們過度的忠于“市場自然淘汰”的規律，沒有及時的轉移和控制風險。
3、損失厭惡使系統風險擴散加劇
危機爆發后，損失厭惡心理使整個金融市場崩潰。投資者由于損失影響，停止交易，市場流動性缺乏，信用產品定價更加困難。定價困難致使交易困難，市場交易量下降，整個金融體系收縮。金融機構及個別投資人均收回流動資金，金融體系中的流動性驟降，市場流動性嚴重不足，使系統風險逐步擴大。對于監管當局，首先，由于其自身對損失的厭惡，危機過后監管過緊，使危機不能被市場有效調節，導致危機惡化。其次，其“舍小求大”的目標驅使，對于小的金融機構的救助不足或不及時，進一步增加了系統風險。、
4、從眾心理致使危機影響翻倍
危機發生后，恐慌情緒在不同投資人之間互相傳遞和影響，使個體之間相互刺激，情緒承螺旋式擴張，從而由由情緒引發的行為也不斷升級，使危機的影響翻倍擴散。
四、結論及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