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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我們所講的合作式教學，其一應該是教師創設一個情境，然后拋出問題，學生在這之中創造，最后共同達到教師教學設計中的這一個環節的意義，這是教師與學生的合作。其二應該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合作，合作式教學講究將一個班的學生分成小組，然后小組間進行溝通與合作，在這個過程當中，培養學生的思考、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學法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一學科中的運用

1.問題情境創設的重要性教師應創設符合學生實際的問題情境。在上課的過程中發現，教師拋出一個適合學生的問題，那么學生的參與度、活躍度會得到空前提高。所謂適合學生的問題，即教師在備課時應充分考慮到這個班學生的文化程度、年齡層次、性格特點以及結合生活實際。因為太復雜的問題，學生沒有思考的動力，而簡單些的問題，學生又會覺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創設問題情境時，教師應“投其所好”。學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問題來源，可以是普遍學生身上存在的現象，歷屆畢業生及低年級的學生；可以結合社會熱點，假設問題的存在；可以是教師的自身經歷；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課當中所發現的問題。

2.創設情境，開展合作式教學我們拋開這樣一種教學模式：上課鈴聲一響，教師開始照本宣科地講授本節課的相關知識點。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一本書當中，例如第一課“商品的交換與消費”。教師可先創設問題情境：“同學們平時都喜愛去哪里購物呢？所購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稱之為商品呢？”在學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緊接著引出知識點：“什么是商品？”然后結合知識點幫助學生解決之前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接著根據已經分好的小組，提出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買了之后的東西還是不是商品？”“請同學舉出這個教室里面能稱得上是商品的東西。”“錢、腎、人都是不是商品呢，為什么？”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有對知識點不理解的情況可以向教師請教，激發了學生主動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在這樣一門課程當中感受到思考所帶來的喜悅。教師也可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合作式教學法在與本班學生接觸時所產生的問題，從而能夠及時找到解決的方法。這也是合作式教學法中學生與學生合作的一個意義所在。

三、合作式教學法的意義

政治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全面協調原則：根據周圍環境特征、城市現狀和上位規劃的要求，結合九曲村的本底情況、政府與企業訴求和村民意愿，確定主要性質和規模，統一規劃、統一布局、分階段實施，共同形成九曲村的開放空間體系。尊重歷史、尊重村民的原則：尊重村民和使用者生活和行為的普遍規律，滿足行為感受和精神需求，將服務和有益于“人”的健康舒適作為規劃設計的根本，力求創造“美麗九曲、幸福生活”的情景交融的溫情空間。文化傳承原則：保留歷史古建記憶，延續水鄉傳統文化；挖掘地方鄉素，打造本土文化活動；遠期引入現代時尚文化，實現新舊結合。特色放大原則：突出九曲水鄉的人文特性和歷史特性，強化符合水鄉三大特色的文化傳遞功能。運用雕塑、裝飾等手法，增強區域的凝聚力和旅游的吸引力。經濟效益原則：以創造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為主要目的，低成本投入，集中合理的保護修繕高效使用的活動空間，豐富業態，遠期達到綜合性和多樣性衍生，形成區域的特色內聚力與外引力。

2規劃策略

為實現以上三大目標，規劃提出“尊重、放大、引入、建立”四個行動策略。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留村莊的鄉土風貌和水鄉風情，延續傳統水鄉文化，采用經濟適用、以人為本和低沖擊的環境改造的原則，加強環境綜合整治，保持村莊的干凈整潔。完善配套設施，建設慢行交通體系，適量限制機動交通進入村莊，合理規劃停車設施和公交設施，建議設立專項管理部門進行管理。放大本村的特色資源要素，例如：水系、植被、埠頭、建筑（陽臺和金色屋頂），不對要素做大的改動，通過適度的現代處理手法和軟裝飾藝術的方式增加景觀的趣味性。利用區位優勢和本村水鄉特色，分階段的引入業態，發展商業，如特色小吃街、精品酒店、觀光農業園、創意產業及其他特色休閑消費類型，活躍經濟，形成本區域的休閑商業模式。建立九曲村特色品牌體系，積極打造村莊公共活動節點和建筑室內外空間，形成具有特色的、體驗性強的休閑互動場所。進一步整合資源優勢，形成集吃、住、玩、娛、購于一體的九曲村服務綜合體系。開發模式政府主導，加大政企合作、市場引導的手段，對村民物業利用方向的提出調整建議，轉變部分土地職能，同時積極鼓勵村民投資參與，根據市場經濟發展規律進行引導開發。

3分級制定的改造策略

根據九曲村發展現狀、用地性質、上層次規劃、周邊用地功能和多方訴求，確定其主要性質和規模，統一規劃、統一布局、分三期實施。一期以環境整治為主，保護開發為輔，確保環境整治有序的進行，給村民提供一個最佳的生產生活環境。歸納為“完全保留、局部裝飾、整體改造”三個層級，盡量按照原來的式樣、顏色、材料進行修復開發，保護、還原長期形成的原生水鄉環境。二期以完善配套設施為主，引入部分業態為輔，整舊如故，以存其真，針對“配套設施、開放空間、文化符號”三大關鍵要素提出“六、七、三”系統改造工程。具體做法是“拆、遷、修、補、飾”，即拆除不協調建筑，搬遷造成污染的工廠，用舊材料和傳統工藝修繕破損的老街、舊屋、橋梁等，恢復或補建部分舊建筑，市政管線盡量地埋鋪設，空調等設施全部遮掩。同時建立古建、古樹保護體系，引入濱水商業休閑、傳統埔坊、精品酒店、特色接待、標志建筑、創意工坊、特色老建筑體驗等業態，形成古鎮旅游品牌體系。三期以特色提升、品牌打造為目標，注入新的功能到古村落中，全面提升九曲村景觀特色，導入主題式的休閑業態，利用傳統村落格局和建筑肌理，融入時尚文化元素和異域文化進行業態升級。進一步整合資源優勢，形成集吃、住、玩、娛、購一條龍的九曲服務綜合體系，通過建立九曲村的品牌效益，促進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發展增加村民收益，解決就業問題，使人口回流。

4切實可行的實施建議

4.1特色活動實施建議

為豐富游客、村民和設計師的日常生活，規劃結合各類文化活動場所和慢行交通設計“文化活動鏈”，建立特色活動體驗體系。主要活動有：時尚文化活動——藝術展覽節、創意交流沙龍、采摘節；傳統文化活動——粵劇大賽、龍舟賽、九曲棕子節；宗教文化活動——媽祖祭奠活動、地母祭奠活動；日常生活文化——籃球賽、舞蹈賽。

4.2重點項目實施建議

4.2.1天后宮宗祠文化區

對現存的文物古祠進行保護，結合周圍的古木和現存的宗祠文化活動，整合利用周圍環境，建設富有鮮明宗祠文化特色的區域空間。采取政府引導，政企合作，承包給開發商管理的模式，按照中式宗教建筑的典型形制，結合修繕場地、擴建天后宮、保護現狀古樹、結合濱水環境創造濱水視線景觀和親水活動空間、完善設施、引入各類活動（捐贈儀式、重要法式、許愿、齋飯節等）。

4.2.2創意鋪坊

利用便利的交通、老建筑的特色、規劃的完善配套設施、塑造的標志性印象等幾大優勢，通過恢復性改造，挖掘旅游文化內涵，增進游客的體驗值，保護文化遺產。政府引導，積極鼓勵村民投資參與，調整舊村人口居住布局，遷出部分居民，清理河道，完善配套設施，引進大量的創意產業項目，創造具有競爭力的創意個性化的商品和服務。

5結語

政治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社會基礎考察

治安治理作為國家政治的一部分，其過程必然涉及權力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具體分配。治安治理決策的制定、實施、評估、調整等環節，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同時，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反過來也影響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從市民社會理論層面理解和使用“社會基礎”一詞，即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7］。前述以國家和社會為載體的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會基礎。作為有威權統治傳統的中國，整合社會治安資源應注意中國社會的發育程度，即中國基層社會是否擁有維護社會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資源等。市民社會的發育程度對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有重要影響，其核心在于基層社會和公眾參與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廣度。除了公眾參與，社會結構、社會信任、社會關聯類型等也會影響社會治安治理的運行過程。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分析基層社會對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影響：一是在基層社區范圍內，從微觀層面考察基層社會和公眾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縣域范圍內，從中觀層面分析社會力量對治安治理的影響；三是在國家范圍內，從國家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宏觀層面分析市民社會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從當前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現狀考量，治安治理資源整合面臨的困境在于：社會資本存量的匱乏和市民社會發育狀況不理想。①首先，雖然中國的社會力量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建國后高度發達的行政體系以及改革開放后社會流動性對基層社會結構的建設性破壞導致市民社會尚未構建起來，國家力圖培育的基層民主與預期目標之間仍有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治安治理在基層社區的運行，社區警務、社區矯正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即是例證；其次，市民社會的不成熟往往伴隨著社會資本的匱乏，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削減了靜態社會結構下遺留下來的社會資本存量，導致當前中國的社會資本總量比較匱乏，社會參與的熱情、廣度、深度均不夠，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徑。由于社會的轉型，我國缺乏長效的制度和機制調動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開展治安治理工作，這是社會參與的實踐困境。在國家治理理論中，發達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會治理的決定性因素，但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無法孕育發達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導致傳統中國無法實現更好的社會治理。在當今中國，治理模式的轉變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也對發達的公共精神有了更為迫切的需求［8］。對于治安治理而言，社會參與的貧弱也就意味著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以社區為依托，從培養社區的“公共精神”著手。治安治理能夠取得成效的基礎和關鍵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區及社區公眾。一方面，社區公眾對安全的訴求是警察開展工作的動力和方向，社區公眾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問題有最為直接的感受，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是警務決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區公眾參與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內容，不僅僅是提供建議和意見，更重要的是直接參與到治安治理中來，社區公眾能否參與、參與的范圍與程度是否合理、參與方式是否科學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關鍵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組織能力的相對缺乏，公眾的參與并非順理成章，而必須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組織、協調，以整合社區公眾的力量，發揮社區公眾的作用。因此，必須有意識地培養“公共精神”。公眾參與治安治理必須使其意識到：作為社區成員，社區治安事關自己切身利益，諸多治安問題僅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難以解決，自己有義務參與治安問題的解決。參與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簡單的協助，而是作為主體之一共同解決治安問題。所以，公眾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社區安全系數和心理滿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觀念［9］。與西方相比，我國社區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普遍不高。社區公眾的參與分為兩類：一是動員性參與；二是自覺性參與。在我國，動員性參與一直是主要的參與方式，但這種參與方式的持久力不夠，隨意性較強，難以保持長久的效力。據托馬斯•海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國沈陽、重慶和深圳的一項調查（調查對象為38名市、區、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的各級地方官員和140名經篩選出來的社區居民），社區參與程度普遍不高。比較而言，沈陽的社區參與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員工，鄰居之間相互認識，人們對國家的期望很高，黨員在社會參與中占有較高比例；重慶的社區參與程度處于中等水平，人們對國家的期望明顯小很多，黨員在社會參與中的比例也較低；深圳的社區參與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內部缺乏地域性聯系，人們相互不認識，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作為社會中間階層的群體具有較強自我意識的生活態度［10］。雖然該項調查不能說明整個中國的社區參與狀況，但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由于傳統中國是一種威權統治，在這種統治模式下，民眾習慣于服從而不是參與，造成當前培養“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難。實際上，即便是在以鄰里守望為主要方式推行社區警務的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社區公眾對鄰里守望的參與熱情也在下降。這說明，即使在社區參與程度較高的西方發達國家，治安治理中的社會參與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我國，必須通過制度創新解決官僚體制下國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會力量發育不足的現實難題，通過各種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社區自我管理活動等，培養社區公眾的參與精神，并使傳統的動員式參與逐漸轉化為自覺性參與。只有社區發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組織才能作為制度固定下來并得以自覺自發地長期實施。

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路徑設計

在治安治理實踐中，我國一貫重視對治安治理社會資源的挖掘，注重發揮群眾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從具體實踐看，這種做法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社會參與治安治理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安全責任的轉移，即本應由政府完成的維護治安的職責被轉移到基層社區，這種做法從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質疑。從理論上看，政府在將治安治理的某些責任轉移給市場化的組織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須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給的市場化與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應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具有私人產品所固有的差異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會轉型中，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為輔助力量，與政府協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彌補國家治理資源貧弱的結構性缺陷，但政府必須牢牢掌控治安服務的質量標準和監督權，以彌補和遏制治安服務市場化與私營化的消極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創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導致社會資源的整合效果比較有限。從全國來看，不少地方根據地方治理經驗創造出了適合本地實際的整合機制，但作為常態化的制度并未系統性地確立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治安治理資源的運用。的確，由于性質、權力內容的不同以及具體方法的區別，治安治理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發揮的空間和效果存在一些差異，這就需要用具有實踐操作性的制度進行整合，優勢互補，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分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力量和基層社區之間以警察為紐帶，建立長期的協商溝通機制，將雙方的力量有機整合；二是國家力量與市場化組織、基層社會與市場化組織之間以契約方式由市場化組織完成對公共安全產品的生產供給，為治安治理提供市場化的補充。通過制度創新和市場化手段，在新的社會形勢下發動基層社區的力量開展治安治理。首先，這種模式堅持依靠國家現有的制度資源，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組織的協調作用，使警務工作圍繞著基層自治活動展開，避免了公安機關直接指揮帶來的抵觸和對抗情緒，也使居委會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發揮。其次，這種模式根據不同情況通過方法創新充分挖掘基層社區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場化的保安組織，將公安機關的工作與小區物業、大型商貿城、娛樂場所、金融單位和重點企業等區域的保安工作聯系起來，有效整合利用這些區域的治安治理資源；另一方面則通過有償服務以及動員方式發動下崗職工、低保人員、退休人員、治安積極分子組成專門的安防隊、義務巡防隊，整合社區的人力資源。再次，這種模式堅持立足社區，根據社區的具體問題提出對策，將社會矛盾與社區問題解決在社區，以保證社區的穩定和諧，從根源上解決犯罪誘因，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及其對抗犯罪的能力。具體思路是：在社區外的公共空間，國家力量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資源和方法資源，繼續提供公共安全產品，通過日常巡邏和案件查處，維護社會治安。但這種方法提供的是無差別的安全服務，僅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務難以滿足社會公眾日益層次化的安全需求。對此，可以通過自治化和市場化兩種方式予以彌補。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導下，基層社區組建自己的力量開展治安防范。但這種傳統方式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實施起來有一定的難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場化手段。如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治安治理資源整合機制的創新中，通過宣傳、發動群眾重組了324支共計1614人參與的義務巡防隊負責社區白天的門棟（店）關照和義務治安巡邏。并在對傳統的義務性群防組織人員結構進行調整的基礎上，著力加強安防隊、保安隊、義務巡防隊的建設。以每月由社區統一籌資發給適當報酬的運作方式，從社區下崗職工、享受低保的群眾中挑選了520名年富力強者組成260支安防隊。①更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據“誰出資誰受益”的原則，通過市場化的機制推行保安有償承包安防責任制，即以契約的形式將局部區域的治安治理活動交給保安服務公司。當然，這種方式下，國家力量并非不再參與治安治理，而是通過定期的治安聯席會議方式與社區代表、保安組織溝通協商，共同參與治安治理。事實上，在這種模式中，警察組織和社會力量無法割裂，社會力量參與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組織的各種資源，否則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將存在問題。這種模式涉及國家資源、自治資源和市場資源三個主體和指導協商、市場契約兩種合作機制，其性質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區之間是協商指導關系，而社區和市場化的保安組織之間是契約關系，為了確保機制的有效性，必須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從目前來看，上述模式運行較好的社區代表有武漢市民意街社區，其具體做法是經費由社區收取、管理和監督，安保隊的組建也由社區自己負責，派出所只對具體的技術進行業務指導，并對具體的責權利分配進行監督［11］。這種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機關重復收費的嫌疑，又充分發揮了基層社會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基層社區存在差異，具體的治安問題也有其獨特性，作為國家力量的警察組織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難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慮這種差異，作為社會力量的基層社區又缺乏警察組織所擁有的權威性治理資源，無法充分利用官方資源去解決所在社區的治安問題。合理的解決途徑是，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進行資源整合，雙方通過對公共利益的考量、對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對具體目標方法手段的選取最終形成共識，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資源實現治安治理目標。從筆者掌握的資料看，基層治安狀況較好的社區，警察組織與社區往往有比較好的互動，這些社區可能沒有正式的協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溝通與交流同樣可以起到協商的作用。通過有效的協商溝通，代表國家權力的派出所與基層社區達成共識，以此為基礎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導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資源，形成科學的治安治理資源結構。這種資源整合機制運行的結果使得多元主體在治安治理中的關系出現多樣化，凸顯了治安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具體表現為由警察組織主導并以平等的地位與社區進行交流與協商，根據各自的價值需求達成治安治理目標上的一致。在目標的指引下，雙方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通過具體的方法手段實現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標，以維護社區良好的治安秩序，滿足警察組織的職能要求和社區公眾的安全需求。

政治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京津冀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其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農副食品加工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74.10%，其中前4個產業占51.49%。

1.北京市

北京市制造業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29.86%。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醫藥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北京市制造業增加值的78.73%，其中前4個產業占53.68%。

2.天津市

天津市制造業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27.39%。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塑料制品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天津市制造業增加值的78.58%，其中前4個產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占55.99%。

3.河北省

河北省制造業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制造業增加值的42.75%。制造業30個產業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個產業依次為：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紡織業，農副食品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這10個產業的增加值占河北省制造業增加值的74.39%，其中前4個產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紡織業）占53.67%。

二、產業市場優勢

在京津冀地區制造業30個產業中，市場占有率較高的10個產業依次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22.15%），醫藥制造業（14.04%），食品制造業（12.44%），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11.70%），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10.71%），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10.71%），金屬制品業（10.68%），專用設備制造業（10.28%），飲料制造業（10.20%），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9.94%）。前9個產業市場占有率均在10%以上。

1.北京市

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前10個產業是：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5.81%），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5.79%），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5.63%），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5.46%），專用設備制造業（4.15%），食品制造業（3.91%），醫藥制造業（3.79%），飲料制造業（3.53%），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3.10%），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2.95%）。其中，前4個產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市場占有率均在5%以上。

2.天津市

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前10個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5.82%），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4.62%），醫藥制造業（4.28%），金屬制品業（3.97%），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3.09%），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3.04%），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2.98%），橡膠制品業（2.95%），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2.82%），家具制造業（2.80%）。只有一個產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市場占有率超過5%。

3.河北省

市場占有率較高的前10個產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5.15%），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6.66%），食品制造業（6.19%），醫藥制造業（5.97%），非金屬礦物制品業（5.92%），農副食品加工業（5.22%），飲料制造業（4.67%），造紙及紙制品業（4.64%），金屬制品業（4.45%），橡膠制品業（4.15%）。其中，前6個產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食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農副食品加工業）市場占有率均超過5%（見圖1）。

三、產業競爭優勢

1.北京市

競爭優勢系數（單位投入所獲得的市場份額，以全國同行業為1）較高的產業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1.3824，全國第二），煙草制品業（1.3962，全國第五），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1.3223，全國第七），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1.2849，全國第八），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0460，全國第九）。

2.天津市

競爭優勢系數較高的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1.2791，全國第一），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1.4470，全國第二），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1787，全國第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3768，全國第四），農副食品加工業（1.1875，全國第四），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1.3389，全國第六），金屬制品業（1.0844，全國第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1.0705，全國第六），醫藥制造業（1.0349，全國第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1.3123，全國第七），通用設備制造業（1.1367，全國第七），飲料制造業（1.0362，全國第十）。

3.河北省

競爭優勢系數較高的產業是：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1.9880，全國第一），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1.5902，全國第二），食品制造業（1.3282，全國第二），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2305，全國第二），橡膠制品業（1.1308，全國第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2010，全國第六），農副食品加工業（1.1662，全國第七），通用設備制造業（1.0204，全國第八），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1.0082，全國第八），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1.0428，全國第九），家具制造業（1.0188，全國第九），煙草制品業（1.1708，全國第十），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1.0157，全國第十）（見圖2）。四、綜合分析及結論

1.總體來看，對京津冀地區制造業貢獻最大的是河北（總產值占京津冀地區41.14%，增加值占42.75%），京津的貢獻不相上下（總產值，北京占29.01%，天津占29.85%；增加值，北京占29.86%，天津占27.39%）。分產業來看，對京津冀地區制造業貢獻較大的產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這4個產業創造了京津冀地區制造業產出的一半（總產值的53.30%，增加值的51.49%）。其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河北貢獻最大（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區65.14%），北京次之（20.31%），天津最小（14.55）；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天津貢獻最大（59.28%），北京次之（37.21%），河北最小（3.51%）；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北京貢獻最大（40.13%），河北次之（30.75），天津最小（29.12）；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北京貢獻最大（46.93%），天津次之（31.15%），河北最小（21.92%）（見表1）。

2.京津冀三地比較，制造業30個產業的市場占有率之差異，天津市最小，河北省最大，北京市居中。在制造業30個產業中，北京市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產業是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5.81%），最小的產業是化學纖維制造業（0.14%），極差為5.67%，標準差為1.72%；天津市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5.82%），最小的產業是化學纖維制造業（0.31%），極差為5.51%，標準差為1.25%；河北省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產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15.15%），最小的產業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0.25%）（見表2）。以上表明，京津冀制造業30個產業市場占有率之分布特征：天津市較為集中，河北省較為分散，北京市介于天津市與河北省之間表明天津的制造3.京津冀制造業整體競爭力（=規模優勢×市場優勢×競爭優勢），河北最高，天津次之，北京最低。京津冀制造業中，北京和天津以機電制造業最具競爭力；而河北則以資源加工業最具競爭力，其次是輕紡制造業（見圖3）；京津冀機電制造業中，北京和天津均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最具競爭力，其次是北京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京津冀資源加工業中，河北以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最具競爭力，其次是非金屬礦物制品業；而天津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京津冀的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均有一定競爭力。京津冀輕紡制造業中，河北的農副食品加工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造業，食品制造業及紡織業具有較強競爭力（見圖4）。

摘要］基于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從產業規模優勢、產業市場優勢和產業競爭優勢等三個側面對京津冀三地制造業產業競爭力進行實證分析，在此基礎上對京津冀三地制造業產業競爭力進行了綜合分析。

［關鍵詞］制造業；產業優勢；競爭力

［參考文獻］

［1］武義青，顧培亮.競爭優勢測定的一種新方法［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1，（6）.

政治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外部性，使得市場和政府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都出現了失靈，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和政府的不足，但導致市場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仍然困擾著非營利組織。如何構建有效的非營利組織公共責任機制，使人來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就顯得十分重要。

一、非營利組織起源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1．外部性導致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一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一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場經濟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會導致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并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隨使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藥、衛生、外交、國防等。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征，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于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另一方面“公共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于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對于他人產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負外部性）的影響，但不需要他人對此支付報酬或進行補償的活動。當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會成本或收益時，就會產生外部性。更嚴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成為搭便車者，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從而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對稱導致契約失靈。信息不對稱是指市場活動的參與人對市場特定交易信息的擁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參與人比另一些參與人擁有更多的信息，而且雙方都知道這種信息分布狀態。由于信息不對稱，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這種信息優勢欺騙另一方。

3．政府失靈。公共產品的外部性與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決定了此類產品和服務無法通過市場機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營利組織來承擔。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問題上也會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滿足社會需要的決策方面缺乏相應的大量的信息。同時由于過度科層化、機構臃腫缺乏對社會需求的即時回應。更加令人不安和懷疑的是，作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機構，過度集權的政府將對其公民個人的自由權利產生極大的威脅。正是這些限制為非營利組織的出現提供了契機。相比之下，非營利組織比較有彈性，能夠根據個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應的服務；能夠在較小范圍內開展服務；能夠在服務的提供者之間展開競爭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各自組織特征上的互補性，政府出于對服務提供的成本考慮，與非營利組織建立起了合作關系，從而既可以保持較小的政府規模，又能夠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責任。

二、非營利組織的科層困境

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一批后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充分表明：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讓出了空間。

非營利組織所使用的資源主要來自于社會捐贈、政府補貼，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的角色產生了分離。信托人將信托財產交給受托人管理或處理，受托人取得該項財產的處分權，信托利益歸于受益人。無論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權諸權能，也就是說，不享有絕對意義上的所有權。

因為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場和國家這些組織機制都不足以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非營利組織作為政府以外的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樣會引發“非營利組織科層失靈”，這種“非營利組織失靈”在非營利組織特有的“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分離”的委托關系中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非營利組織外部“委托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與外部性問題

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制度安排，雖然有助于克服“契約失靈”，但是導致“契約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在非營利組織產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導致對非營利組織監督的困難。

1．產出的品質與數量難以測度。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沃爾夫指出：“同市場產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場產出總的來說沒有一個評價成績的標準”。這一結論對非營利組織完全適用。首先，許多非營利組織的服務性產出往往不像產品一樣看得見摸得著，產出的數量和品質難以測度。其次，非營利組織的產出和產出的最終社會效果之間有時間上的滯后性。“非市場產出通常是一些中間產品……充其量是最終產品的‘’……間接的非市場產品對最終產品貢獻的程度是難以捉摸和難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場產出的質量尤其是難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關產出質量的信息”。而在市場產出的情況下，“這種信息應當通過消費者的行為和選擇傳遞給生產者”。非營利組織的產品缺乏價格信號和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因而也就缺乏檢驗和傳遞質量信息的機制和渠道。Rochester則用“責任的明確程度”表述了同樣的看法：所謂的“底線”，即營利與否使得私營部門的責任明確，公共機構的責任和權限在法律中有明確規定，非營利組織的責任則處于相對模糊的狀態。

2．服務的間接性。服務的間接性即服務購買者不是最終消費者，尚有中間環節的存在。這種間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門同樣存在，但在非營利組織尤為突出。其結果是：家長很難判斷托兒所的服務質量，因為他們年幼無知的孩子才是服務的直接對象；子女很難判斷養老院的服務質量，因為他們年邁體弱的父母才是服務的直接對象；捐助者很難判斷慈善組織的表現，因為捐助者“購買”的服務無一例外是讓第三者受益。簡言之，服務的間接性導致信息獲取的困難，進而導致監督困難。由于非營利組織“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分離這一特殊的產權特征使得對非營利組織進行監督的問題在其眾多的利害相關者（包括眾多的捐助人、服務對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門、專業協會、所在社區等等）中產生了極強的外部性，以至于使這種監督成為不可能。正如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所指出的：“對一個上市公司來說，股票持有者是最終的‘選民團體’。對政府來說，投票者是最終的‘選民團體’。”而對非營利組織的負責人來說，僅同一個占主導地位的選民團體打交道是“無法享用的奢侈品”。

3．眾多的非營利組織之間也存在著外部性的困擾。如果把眾多的非營利組織作為一個整體的話，如果非營利組織整體有一個廉潔的道德高尚的聲譽，則所有的非營利組織都會從中受益，但個別非營利組織及其管理者卻有足夠的激勵通過違規或者卸責來獲取個人利益，依靠非營利組織的整體信譽繼續吸引社會的支持。這種“搭便車”行為消耗著非營利組織整體的信譽資源，使得所有非營利組織的狀況都變糟。

4．非營利組織的外部監督主體還面臨著監督動力不足的問題。對于市場中的營利性公司來講，為了獲得利潤，其出資人有足夠的動力監督企業的經營管理，而非營利組織的出資人（捐贈人）一旦把財產捐獻給非營利組織，就失去了對該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以及管理、經營的權利，因此，缺乏監督非營利組織運營的利益驅動。另外，非營利組織的服務對象作為弱勢群體，不僅在信息獲取和處理、利益訴求和資源動員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處的不平等地位，他們的監督作用難以有效發揮。

（二）非營利組織內部“委托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與外部性問題

非營利組織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作為對市場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層式（hierarchy）的組織結構方式。科層可以被定義為某一決策者擁有非對稱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權威。這種權威能在一定范圍內指揮其他人的各種活動。在科層組織里面，雇員的權利常常比較模糊，而責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因素也同樣會在非營利組織內部引起“科層失靈”。只要科層具有一個以上的下級單位，而且每個單位可以決定組織行為的某些方面，那么這些單位就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低效率和偏離行為。

正像哈耶克所講的那樣：“如今說科學知識不是所有知識的總和，幾乎是離經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無疑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未經組織的知識體系，不可能以知識的一般規則稱之為科學知識，這是關于時間、地點的特定情況的知識。正是著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個人都有一些別人沒有的優勢，因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獨一無二的信息。只有依賴于該信息的決策由他進行或在他積極配合下進行，才能利用到這種信息”。因為存在信息不對稱，在科層中，上級很少能夠直接觀察到雇員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級觀察到的只是一些產出，但產出的決定因素除了雇員的努力，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氣、經濟周期、其他雇員的協作程度或者運氣。只要存在這種不確定性，雇員就有機會通過隱瞞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責。

隨著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不斷深化，生產的相互依賴程度正在不斷增加，在非營利組織內部也是一樣，團隊成員的相互依賴性會模糊個人的工作成果，從而帶來很強的外部性，除非非營利組織能夠提供一種能衡量每個成員貢獻和努力程度的裝置，否則只靠成員的志愿獻身精神很難維持長久。

（三）非營利組織的志愿失靈

非營利組織除了因為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會產生“科層失靈”外，作為人類服務的提供者也有著一些固有的缺陷，會產生“志愿失靈”。賽拉蒙提出了志愿失靈理論來說明非營利部門的缺陷，進而論證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門的必要性。在他看來，非營利部門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幾點。

1．對慈善的供給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產品供給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車問題。更多的人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別人提供給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勵去利他性的為別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夠提供的服務肯定少于社會最優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資金來源也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有愛心的人自己也難以維持生計，更談不上幫助別人。只有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稅收才能提供穩定的、足夠的資源。

2．慈善的特殊主義。志愿組織的服務對象往往是社會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殘疾人、未婚母親、兒童、外來移民等。不同組織獲取資源的能力是不一樣的，現有的志愿組織可能不能夠覆蓋所有處于需要狀態的亞群體。同時，由于大多數群體擁有自己的人呼吁為自己捐款，機構數量的擴張可能超出經濟的承受能力，從而降低了整體制度的效率。

3．慈善組織的家長式作風。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門獲得資源的重要途徑，那些控制著慈善資源的人往往根據自己的偏好，來決定提供什么樣的服務，而忽略了社區需求，由此往往導致提供較多富人喜愛的服務，而窮人真正需要的服務卻供給不足。

4．慈善的業余主義。根據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有關理論，對于窮人、殘障人士、未婚母親等特殊人群的照顧是需要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的，但是志愿組織往往由于資金的限制，無法提供足夠的報酬來吸引專業人員的加入。這些工作只好由有愛心的業余人員來做，從而影響服務的質量。總之，非營利組織在“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相分離及具有一個以上下級科層單位的條件下，存在著內部和外部的復雜的委托關系，締約各方的目標不可能自動統一，必須加以協調。但是，信息的不對稱與外部性又使得這種協調無法低成本進行。

三、構建非營利組織的公共責任機制

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和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上的不足，但是導致市場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擾著非營利組織，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層失靈”。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構建有效地非營利組織公共責任機制，使人來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就顯得十分重要。

1．強化非營利組織的道德倫理信念。人類的動機要比單純的財富最大化復雜得多，人類會犧牲財富或者收入來獲得其他的價值。在《經理人員的職能》一書中，ChesterBarnard認為，組織實質上是由個人組織的合作群體。因而，經理人員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規約下屬們的自利行為，而是激發他們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認為，經理人員的其他能力，“將不會被發揮出來，甚至將不會產生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種責任感和獻身精神以激勵成員們對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話……然而，組織的生命力與該組織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這也就是說，遠見卓識，長遠目標，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維持的基礎”。非營利組織的重要力量源泉即來自于其成員的志愿獻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擔負著人類最為神圣的事業，因此，非營利組織的任何違規行為都將會沉重打擊公眾的道德與信念。非營利組織濫用公共資源的惡果甚至比其他機構濫用資源的后果更為嚴重。所以人們對非營利組織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的要求更高。整個社會和非營利組織的決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發掘和強化非營利組織的道德資源和精神價值，以彌補單純物質激勵的不足。

2．建立非營利組織的法人治理結構。應借鑒市場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起非營利組織的法人治理結構。非營利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核心內容是在非營利組織“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分離的情況下處理好委托關系，構建起非營利組織所有權、決策權、管理權、監督權分立制衡機制，以防止內部人控制。這里面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規范財務會計制度。

3．加重非營利組織的強制性信息披露義務。委托關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造成“非營利組織科層失靈”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須加重非營利組織的強制性信息披露義務。要求非營利組織及時、準確地披露組織的財務和管理狀況、籌集資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組織的目標、管理層和內部職工的薪酬等等。在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權威強行要求非營利組織進行信息披露的組織。因此政府在非營利組織的監督管理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職責。

4．構建第三方獨立審計、鑒定機制。第三方獨立審計、鑒定機制是幫助公眾對非營利組織提供的信息進行分析與評價，克服專業的非營利組織與其非專業的利害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的一種機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權威或較高信譽的中間機構或組織。由它們制定標準，對行業內的成員機構之工作和項目進行評審，并在此基礎上確認或否定成員機構自己所作的評審結果。雖然獨立的第三方審計、鑒定機構并不對非營利組織進行直接的管理，非營利部門也不需對其給予任何關注，但許多非營利組織都自愿服從管理，因為私人捐贈者、募集資金的機構、政府部門以及媒體都使用它們的報告。總之，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場和政府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都出現了失靈，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和政府的不足，但導致市場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仍然困擾著非營利組織。因此，如何構建有效地非營利組織公共責任機制，使人來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就顯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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