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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人類社會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中職數學；生活；提高

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變，日用之繁，無處不用數學。這是華羅庚對于數學與生活關系的描述，也是反映數學與社會生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密切聯系的形象敘述。生活之中，處處有數學。作為人類思維的表達形式之一，數學在中職教育非常注重基礎性和實用性，特別是隨著現代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它在人類社會中扮演著一個愈來愈不可缺少的角色。對于中職生而言，應將學習數學與現實生活有機地結合起來，學習用數學知識解決生活中的問題，發現學習數學的作用與意義，感悟數學的魅力，從而增加學習數學的興趣和熱情。

一、認識數學

數學源自古希臘語，廣泛應用于數量、結構、變化以及空間模型等領域的一門學科。作為現代社會的基礎學科之一，它以它嚴謹的理念構筑了整個現代科學知識體系，建立了一整套系統的符號來拓展現實生活在信息時代的深度和廣度，其基本要素有：邏輯和直觀、分析和推理、共性和個性。在中國古代，則將數學稱為算術，亦稱算學，直到宋元時期，才有現在數學的稱謂。

步入21世紀，信息技術的發展關系著整個社會的前進與發展，而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通過應用數學向現實生活中的所有領域滲透。并且由于其與現代高科技異常緊密的聯系，產生了許多與之相關的應用學科，例如金融數學與精算學、密碼學與信息安全、計算機軟件和理論、信息處理、系統生物學等。隨著現代社會與科技的日益數學化，有科學家斷言：信息時代高科技的競爭本質是數學的競爭。

中職數學相較于其他院校教授的數學而言，較注重實用性，即注重與其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的聯系，因此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更加緊密。在數學學習過程中應注重建立一套通過學習數學應用思想，觀察實際問題，并通過嚴謹的分析，建立數學模型，從而解決實際問題的體系。只有這樣，才能夠培養出真正具有高素養、高水平的專業型人才，才能培養出現代社會所缺的應用型、綜合型勞動者。

二、學習數學的重要性

（1）數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生活之中，數學無處不在。無論是物理、化學、生物，還是信息技術、經濟管理乃至于歷史哲學、環境科學等學科的學習與工作，都離不開數學。它是現代信息技術的基礎，是現代社會一切知識的核心與源泉。數學是一門科學語言，是一門用來描述宇宙萬物的科學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人類社會的數學化程度也愈來愈深，數學語言已然成為人類發現自然、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與手段。例如，SARS病毒侵入人體細胞的繁殖過程是以RNA為模版進行復制的，一個SARS病毒的RNA經復制成2個RNA，再次進行第二次復制，形成4個RNA，如此循環往復進行，問：經過n次復制，可形成多少個SARS病毒的RNA？對于這個問題，可以通過數學數列思想，非常形象完美地解決。1 個SARS 病毒的RNA 復制后形成2個RNA，2 個形成4 個，4 個形成8 個，如此循環下去，病毒RNA的個數為2、4、8、16……構成以2為首項，公比為2的等比數列。所以，n次復制后，SARS病毒RNA的個數為2n個。

（2）數學之于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數學是打開科學大門的鑰匙，正是有了數學知識的迅猛發展，才有了現代社會的電子信息技術發展，才有了人類歷史上無數輝煌的科學成就。沒有微積分，便沒有現代力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麥克斯方程的數學論證，便沒有電磁波的發現與證明，便沒有赫茲關于電磁波的實驗，更沒有電磁波聲光信息傳遞技術的發展，若是這樣，現代通訊便無從談起。有這樣一個例子：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思·阿洛的主要成就便是使數學進入經濟學領域，通過構建平衡模型，預言自由市場的經濟行為。然而，他哈佛大學的同學看了獲獎論文后說，其關于數學的應用是很基礎的，很多哈佛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便可熟練完成。由此可知，掌握數學這門語言，對于現代科技的發展至關重要。

三、中職生學習數學之益處

中職數學較為抽象，對學生的基礎知識和基本能力要求較高，再加上其形式化、符號化的特點，使很多學生對于數學學習一頭霧水，產生畏難情緒。在這種情況下，還談何學習數學的樂趣，談何學習數學的益處，可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進入地球村時代，世界各地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競爭日益激烈，國內各行各業也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緩慢前行。誰先掌握先進的技術和科學的手段，誰就能處于不敗之地，誰就能在競爭中占得有利地位。然而，這些都離不開數學知識的支撐與幫助。對于有些想自主創業的學生來說，學習數學更為重要。因為他不僅需要懂得生產與經營，還要懂得計算成本、利潤、資金周轉、效益等一系列問題，如果沒有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數學知識，勢必會在經營與生產過程中造成一定的損失。作為教師，可以嘗試改變空洞說教，走出課堂，走入大自然，走進社會，采用參觀、調查、實習等形式，讓同學切實地感受到學習數學對于以后工作和學習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其實用價值的感受。

在當今社會，數學無與倫比的作用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我們的學習和生活，掌握一定的數學知識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鍛煉我們大腦嚴謹的思維模式，也可有效提高我們解決今后生活、學習、工作中問題的能力。數學對我們的影響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我們可以親身體驗感受其存在的魅力。

因此，有什么理由放棄數學學習呢？我們應該做時代的先鋒者，學好數學，具備一定的數學知識，才能適應未來的競爭和工作的需要。

參考文獻：

[1]丘成桐.數學與數學人[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化學人類社會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神經病學教學,多層次醫學人才,人才培養需求

神經病學是醫學領域中目前發展最為活躍的學科，是醫學生必須掌握的一門重要的臨床課程，也是學生們普遍反映難以學懂、難以掌握的一門學科。在神經病學教學中，我們針對多層次醫學人才培養需求進行了一些教學探索。

1 神經病學教學中注重臨床與基礎的緊密結合

在神經系統疾病的教學過程中，我們通常通過對神經解剖學、病理生理、免疫等基礎知識的復習，加深學生們對神經系統疾病的理解和掌握。也經常發現，解剖學等基礎課程的學習與神經病學課程的學習在時間上間隔過久，很多學生在學習神經免疫性疾病時，基礎課程的知識有所淡忘，感到授課內容非常生澀，難以掌握。這就要求臨床教師綜合相關各基礎醫學課程知識，通過神經解剖、神經生理、神經免疫及免疫病理知識的聯想和綜合復習，自然地過渡到相關疾病，進而講授神經疾病的臨床表現、診療原則，加強臨床與基礎知識的相互聯系和相互滲透，從而真正達到融會貫通，以滿足多層次醫學人才的培養要求[1]。

在傳統醫學教育模式中，是以學科為中心，各學科都過于強調本學科知識的完整性和重要性，往往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單一學科教學目標與整體醫學教育的統一性[2]。臨床教師如果沒有來自基礎理論知識的有力支撐、深化和充實，對一些與臨床教學有密切聯系的基礎學科的重要進展知之甚少，必然會造成基礎與臨床教學相脫離的狀況。而且，理解是掌握和記憶的保證，在學習一種臨床疾病的時候，只有理解了該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礎、解剖學基礎以及發病機制，才能掌握其臨床表現、治療原則等。因此，在臨床課程的授課過程中，加強與基礎學科的聯系，將相關學科的內容進行較好的整合，是搞好臨床教學的關鍵。這樣才能達到新世紀醫學教育的要求，培養出既有豐富的基礎醫學知識又有精深的專業水平的高素質的醫學人才。

2 神經病學教學中注重交叉學科的培養模式

“跨學科”是指跨出學科界限，在學科之間發生相互交叉、滲透、融合所形成的新學科或新理論，由于其是應用2門及以上學科的概念、理論和方法所形成的新學科或新理論，故亦稱“交叉學科”[3]。國家多層次醫學人才培養要求研究型人才要具有獨立獲取國際前沿知識、分析專業問題以及進行科學研究的能力。醫學研究生培養一般分2個階段，基礎理論學習和實驗研究階段。實驗教學是基礎理論學習的重要內容之一，而單一科目的實驗學習無法體現跨學科、交叉滲透、觀念創新及技術創新等綜合實驗內容，往往缺乏實驗整體性、先進性、實用性和研究性。目前綜合性實驗項目常常將各個部分的實驗優化組合，是集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學、細胞生物學和免疫學等多學科相互滲透、交叉、補充的綜合性基礎醫學實驗教學課程，用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技能。論文開題報告范文一方面可以改善單一科目實驗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綜合實驗技能，為之后的跨學科創新實驗打下實驗技能基礎。加強交叉學科的培養方法包括：開展跨學科創新型課題的申報；構建跨學科課程體系；構建跨學科創新學術交流平臺；定期開展跨學科創新學術論壇，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根據學科中的前沿熱點問題提出研討專題及方向，促進各學科專家之間及導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此外，還可以構建跨學科綜合性實驗教學項目；鼓勵并開展跨學科創新型課題。

3 神經病學教學中注重科研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提高

隨著循證醫學模式的普及和深入，對臨床醫師科研能力的要求亦越來越高。醫學生除了需要掌握疾病診療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外，更為重要的是需要培養臨床科研創新、分析、處理、應用、實踐能力。現如今，如何在學習期間，依托學校強大的理論及實驗支撐、臨床醫院豐富的病例資源、導師的學術及人格魅力，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把其培養成具備一流科研能力的臨床醫師，值得探討。

科研能力的培養是高等醫學教育的重要內容，我們通過近幾年的培養發現在醫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上應加強對以下方面的重視：（1）重視加強研究生道德品質和科學精神的培養：科學精神的培養是研究生整體素質的核心組成部分。（2）重視拓寬知識渠道，完善知識結構：只有在寬厚知識的基礎之上，才可能在專業上有創新和突破，這就要求學生還要充分了解自然的人和社會的人，知道自然界的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等等。（3）重視動手訓練，提高臨床/科研業務水平：研究生臨床技能與科研能力培養相輔相成，研究生通過臨床和實驗的培訓。使其動手能力得到訓練和提高，為其科研能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礎。（4）重視文獻綜述能力培養：提高文獻綜述能力，首先需使其學會如何實時準確獲取高質量的科研信息，圍繞本專業廣泛查閱文獻，追蹤該領域的最新研究動態，是提高臨床醫師專業技能水平和科研思維的重要途徑。（5）重視培養多種能力，全面提高科研素質：這些能力不僅包括臨床能力、實驗能力，還包括觀察、選題、設計、討論、數據分析及論文寫作能力，通過這一系列的具體實踐活動，促使學生在信息獲取能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思維表達能力等方面得到培養，科研素質得以提高[4]。

此外，研究生階段正是人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躍、創新精神最旺盛的階段，是從事醫學科學領域創造性研究的最佳時期。因此，導師要善于適時鼓勵研究生對科學問題大膽設問，深入探索；幫助研究生與成功研究者接觸，培養科研精神，分享成功經驗，為學生創造條件，多途徑培養其創造性思維能力[5]。

4 結語

在21世紀醫學教育不斷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許多醫學院校都已建立了包括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后及留學生教育等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目前國家針對五年制本科學生的主要培養目標是優秀的臨床工作者，我們在教學中強調神經病學基本原理及基本技能的掌握，培養實用型醫學人才；專業型碩士研究生的培養目標是高級臨床工作者，除了在教學中注重與臨床的結合外，我們加大了對專業外語的要求，重視臨床與基礎緊密結合，培養專業型醫學人才；對于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養的定位是研究型醫學人才，在神經病學的教學中無疑將加大科研思維及科研能力的培養。現在，國內一些醫學院校對臨床醫學八年制的培養模式也在逐步試行[6]，更重視基本科研能力和科研素質的培養，意在為國家提供高層拔尖創新人才。因此，神經病學教學如何適應多層次醫學人才培養需求是神經科臨床教師不斷進行教學探索改革的方向。

【參考文獻】

[1]楊歡，周文斌，肖波，楊曉蘇，胡波.神經免疫疾病教學中臨床與基礎的緊密結合[J].中國高等醫學教育，2007，10：83-84.

化學人類社會論文范文第3篇

1 語言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是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遠古時代，隨著類人猿共同生活及集體狩獵的需要，經過了千百萬的錘煉，他們的口、舌、喉相互配合，漸漸地學會了利用簡單的音符表達情感；利用大聲吼叫傳遞信息，以此達到某種目的，當然也收獲著由于語言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喜悅。正如革命導師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勞動不僅創造了語言，也創造了人本身”。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逐步提高以及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人類交流活動的日益頻繁，人類的語言也逐漸從簡單的發音傳遞信息、到結繩記事，進而發展為今天能表達內心情感及復雜心理活動的完整的語言文字體系，成為“人類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列寧語錄)。可以說，語言文字的發展對于推動全世界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各個民族語言文字的發展，也為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技術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承載工具，這種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動著各民族自身獨特文化的發展。

除了語言文字的發展外，另一種與人類起源一樣久遠的文明是醫藥學。在與大自然長期漫長的艱苦斗爭中，遠古人類在面對生老病死等自然現象時，逐步學會了從最初的被動祈天拜神等精神活動外，到偶然發現一些具有藥用價值的礦植物，并主動尋找利用它們來療傷治病的實踐活動。隨著斗轉星移、年輪的增加和實踐經驗的提高、傳承和積累，世界許多民族都逐步形成了獨特的原始醫藥學。不難想象，語言文字和醫學的發展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從遠古的口耳相傳，到中古的一代一代的著書傳播知識，以至到今天的醫學的高度發展，語言文字的發明、利用和提高，無疑對人類醫藥學的傳承、交流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青藏高原是人類文明產生較早的地區之一。根據近百年考古發現和歷史學家研究，從阿里地區到康藏地區都已經發現了萬年以上的石器遺跡。由此判斷出，在距今5萬年左右就有人類生活在這些地區。古代藏族人民不僅創造、發展了自己的語言文化，在與自然和疾病的長期斗爭中，也積累了豐富的醫療經驗，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是藥三分毒，有毒必有藥”的說法，充分說明藏民族很早以前就已經有了原始的醫療，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藥物學方面的知識。可以肯定地說，藏醫學是勤勞智慧的藏族人民長期在與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和積累經驗，逐漸形成的。雖然目前我們仍無法明確指出藏醫學問世的具體年代，但據藏醫學最早的文獻―苯波教《大藏經》中頓巴?辛饒米沃切(公元前1917年)所著的醫典《蹦耶》的資料顯示，原始藏醫學的萌芽距今已有三千九百多年歷史了！在近四千年的藏醫學的發展歷史中，藏語言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進作用，特別是藏語文字的發明，極大地促進了原始藏醫學的萌生和發展。以后，隨著藏語、漢語、維吾爾語和蒙古語等多種語言在藏區的使用，藏醫通過與內地和其他國家醫學的交流，使藏醫藥文化不斷發展，也使之成為中華傳統醫學寶庫中的一顆璀璨的明珠。

2 縱觀歷史，藏醫從最初的萌芽狀態發展到今天具有完整體系的醫藥學，其中藏語言和文字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公元7世紀，藏文字的出現為藏醫藥的誕生和建立奠定了基礎；公元11世紀以后，廣泛的交流以及藏醫藥學校的成立，推動了藏醫學人才和藏醫藥體系的逐步完善；20世紀中葉，和平解放以后，藏醫藥學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期。

2．1 藏語文的發明促進了原始藏醫的脫胎換骨 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著分化、統一的過程，而社會的統一總是要求語言的統一。當社會生活發生漸變和激變時，語言一定會隨著社會生活的步伐發生變化。當人類社會發展到新石器時代，隨著人們日常交流的深入，刻字等符號已經不能滿足人們保留思想意識的需求，因此逐漸發明了文字。在原始宗教―苯教的文獻記載中，公元7世紀以前，苯教創始人頓巴?辛饒米沃切曾經使用一種“象雄文字”。這種文字并不完備，流行地區和使用范圍也不廣，主要是巫師、苯教徒用以書符、畫咒、記述教義。當時在藏區，除了相當蒙昧的原始醫學之外，相傳在吐蕃第一任藏王拉妥妥日年贊時期，就有來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醫活動。

公元7世紀，藏王松贊干布統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強盛的吐蕃王朝。隨著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法律的頒布及文化交流活動的需求，創立藏語文的需求迫在眉睫。于是松贊干布派遣大臣吞彌?桑布扎去天竺學習梵文，并結合藏語言的特點創造了藏族拼音文字。藏文拼音文字的出現是吐蕃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藏語拼音文字的優點在于簡便性和普及性，以30個字母為基礎的藏文文字，經過以后若干年的修訂、完善逐漸的能夠表達藏民族生產生活的內容。藏文文字的發明，使得藏民族以前口耳相傳的原始文化得以記錄下來，實現了文明的積累和傳承，便利了文化的交流和傳遞，極大地促進了藏族其他文化的發展。除外，藏文的發明也為后來藏醫學與周邊民族的醫學交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當時，為了鞏固吐蕃王朝與鄰近國家和地區的政治關系，松贊干布迎娶了尼泊爾的赤尊公主與唐朝的文成公主，她們帶來了大量的經典著作，包括醫學及其他方面的經典，其中有中醫醫典《醫療大全》、《頭傷醫治簡述》，以及印度醫生帶來的《布夏母本、子本》等，還從鄰國特別是從天竺迎請博學多識的專家、譯師，極力翻譯、整理佛學、醫藥書籍等。此外，天竺醫生巴熱達札，漢地醫生韓維康(又稱韓文海―筆者注)、大食國醫生嘎林諾三人總結和借鑒三國醫學精髓后，合編了七卷本的《無畏武器》。到了吐蕃第三十八代贊普赤松德贊時期，他還邀請漢地、天竺等九位知名醫生，與當地眾多藏醫進行了廣泛的醫學研討，并將多個民族的醫學著作譯成藏文，還設立了藏醫學校。8世紀金城公主入藏后，又帶來了《月王藥診》，由天竺翻譯家摩哈衍那和比如扎那在藏族醫生和翻譯家的幫助下翻譯成為藏文，該書無疑對藏醫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2．2 各民族醫學的交流催生了獨特的藏醫學，并形成完整的醫學體系 隨著藏文的不斷完善，極大地促進了各民族之間醫學的交流。這一時期，藏王廣泛地邀請漢地、天竺、尼婆羅、克什米爾等國在當時醫學界享有很高聲譽的醫藥學者來訪，藏族醫學家同他們一起就醫藥學方法與理論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學術研討，使得藏族醫學家能夠廣泛吸收印度、中國各地的醫學精華，為以后研究醫學和著書立說、進一步豐富與發展藏醫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藏醫藥學在其形成的漫長歷史過程中，曾涌現出了許多才華橫溢，著書立說的杰出人物。這一時期，被后人稱為“藥王”的玉妥?云丹貢布(708年出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辭艱辛，為了發展藏醫學，曾赴天竺等國三次，漢地五臺山一次進行醫學交流。他認真學習和研究了天竺、漢族等醫藥學理論，吸收其有利的醫學精華，在與著名印度翻譯家比如扎那共同探討、翻譯并傳授釋迦牟尼佛所講授《四部醫典》精華的基礎上，編寫了舉世聞名的藏醫學巨著―《四部醫典》。《四部醫典》有一百五十六個章節，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臨床各科、診斷治療、藥材方劑、手術器械以及醫學倫理等內容，是對藏醫藥學基本理論和具體臨床實踐的完整總結，標志著完整藏醫學體系的形成。其中詳細闡述了與西醫的細菌學、胚胎學相近的論述，可見當時的藏醫學已是符合科學精神的先進學術之一。這部藏醫學的經典著作至今在國內外仍有較大影響，目前已有漢譯全本和俄、英文譯本，《四部醫典》已經成為全世界的醫學財富。

吐蕃時期的藏醫學文化與周邊國家、地區的交流進入了空前盛世，為促進藏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試想如果沒有藏王松贊干布時期創造的藏語言文字作為基礎，藏醫學的發展在當時決不會有如此的成果，許多藏族醫學家在有關藏醫藥方面的著述立說也不能取得如此輝煌的造詣。

到了公元11世紀，在醫學史上被視為第二藥佛的新玉妥?云丹貢布翻譯、借鑒并吸收了從漢地傳來的《月王藥診》之精華，以及《月光》、《八支醫要》等醫著，結合地勢氣候，對《四部醫典》作了大膽的補充、修訂和整理，使得其內容進一步充實完善。此外，他還著有《大小八支醫要集》等重要的藏醫學歷史巨著。公元17世紀，即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時期，為推進藏醫學文化，在藥王山設立了藏醫學校，召集全藏知名醫生，對于《四部醫典》進行編撰、校訂。當時的藏文典籍文獻取得了非常巨大的進步，浩如煙海，功績非凡，是對人類文化的重大貢獻。幅員遼闊，是一個方言很多的地區，如果沒有統一的語言文字支持，《四部醫典》的校訂工作必然有很大的難度，由此可見，藏醫學的發展與語言的鋪墊作用密不可分。

2．3 和平解放極大推動了藏醫學走出 自和平解放以來，藏醫學與內地乃至世界的交流又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自治區政府高度重視藏醫學的長足發展，為藏醫藥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1989年，大學藏醫系與自治區藏醫學校合并建立了藏醫學院，成為獨立設置的藏醫藥高等院校，有來自四川、云南、青海、甘肅、內蒙等地的學生來學習，為了幫助學生的藏醫專業的學習，學校還專門開設了藏語、漢語和英語課程。1990年9月1日，拉薩市藏醫院擴建為自治區藏醫院的成立是藏醫藥事業的蓬勃發展的又一標志。

2000年，自治區黨委五屆六次全委(擴大)會議將藏醫藥列為自治區重點發展的六大特色產業和支柱產業之一。同年，在拉薩成功舉辦了首屆國際藏醫藥學術會議，來自德、美、法、俄、日等國的18名專家和中國國內包括臺灣、香港地區的582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500多篇，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該藏醫藥學術會研討了藏藥業發展的現狀和前景,促進了藏醫藥學術的交流和繁榮,擴大了藏醫藥在國內外的影響。在這次會議上,多國的醫學專家對藏醫擅長治療的腦神經系統疾病、潰瘍病、胃炎、心腦血管病、高血壓、風濕和風濕性關節炎、肝炎等都有嚴謹的科學報告,標志藏醫藥的臨床研究已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本次大會上藏語、漢語、英語、德語、日語等語言都被頻繁應用到，這次醫學交流會是一次多語言的文化交流會，大會的圓滿成功，再一次向世界證明了語言文化的交流對于推動藏醫學走向世界的橋梁作用。

2．4 如何借助語言文字，擴大交流，推動藏醫藥學走向世界

21世紀是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人類社會進入了信息交流化、知識多元化、全球同步化和市場經濟化。但是，許多農產品商人和藥品制造商為了追求商業利益，大量的使用化學成分較多的飼料和藥品，給人類健康帶來了危害。因此，人們對于傳統醫學、綠色食品和綠色藥材的需求和青睞越來越迫切，人類健康成為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關注的主題，這為藏醫藥學的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間，給傳統藏醫學走向世界，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務提供了絕好的發展平臺。在這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借助語言工具將藏醫藥發揚光大,走向世界造福全人類的健康事業,是藏醫藥發展的新課題。

藏醫首先是文化，然后才是醫學；自古以來，藏醫藥學為藏族人民的防病治病，以及整個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巨大貢獻。盡管現代醫學已經進入以信息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為代表的發展階段，但是，具有3800多年悠久歷史的藏醫藥依然魅力不減，受到越來越多海內外人士的青睞。在現代醫學模式由生物醫學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發生重大變革的今天，藏醫學的獨特優勢正引起醫學界廣泛關注，相關研究正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態勢。藏醫學走向世界，一方面需要更好的發掘原有的藥材、藥方，確認有用成分，減少有毒副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強與世界醫學的交流與學習。這一切都離不開語言這一輔助工具。

1959年民主改革后，特別是黨的以來，藏醫藥得到了各級領導的進一步重視與大力支持，使其在、青海、四川、甘肅等各藏族聚居地區都取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在祖國內地也得到廣泛的應用。近年來，一些與藏醫藥相關的典籍正被翻譯成英、日、俄等多種文字，對推動藏醫藥學在全世界傳播并得到世界的認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至今為止，一直沒有全面系統地組織過相關的翻譯工作。

總之，隨著每一次科技進步，人類的語言都會不斷得到豐富和完善，而任何文化的發展又都需要語言作為其交流工具；語言文字的發展與社會進步、科技發展和藏醫藥的發展也有著密切關系。我們也應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藏醫藥學文獻的英語翻譯工作，促使她走出中國，更廣泛地在國際上傳播，從而提升民族醫學以及民族文化的國際影響，這一工作具有以下重要的意義：第一、可以促進藏醫藥學在世界范圍傳播，提升藏醫學的國際影響；第二、通過系統翻譯藏醫學著作，可以使國際醫學界更加了解和重視藏醫學，促進未來合作、發展現代藏醫學；第三、可以有效反駁西方編造的“文化毀滅論”。目前系統翻譯經典藏醫文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迫切性。因此，我們要積極利用語言文字這一人類交流的主要工具，推動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和傳播。繼承、發揚、光大藏醫學的理論精髓和實踐經驗，是我們義不容辭的神圣職責。

參考文獻

1 桑吉東珠?昂巴.《淺說藏醫藥學的興起與發展》.

2 第司?桑吉嘉措.《藍琉璃》.(上冊)，人民出版社，1982:91-93.

3 達莫?洛桑卻扎.《色金》(手抄本).自治區藏醫院圖書館，62-64.

化學人類社會論文范文第4篇

“音樂神童”，向來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特別是“音樂神童”多發之“純粹器樂音樂”興起的近代， 這個話題更具有特別的魅力。

但是，象莫扎特這樣的“音樂神童”之燦爛光芒，卻眩暈了人們的心智。以至于人們很少、甚至從來也沒 有認真思考過“音樂神童何以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

實際上，所謂“音樂神童”，并不僅僅是“先天遺傳”的結果，而是兒童“特殊先天秉賦”與“早期音樂 教育”反饋互動的產物。

就此意義而言，“音樂神童何以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似乎應當使其轉型成為如下這樣一個更加科學 的問題：“兩歲至十一歲左右兒童之早期音樂教育何以往往取得較為成功的結果？”

與此對照的論題是：“數學、邏輯學、以及其它一些進行純粹抽象形式運演的學科，成才的一般年齡，似 乎相對較音樂成才的年齡要大”。

其中定有某種內在的原因可尋，其中一定有某種內在的機制可探。

本文之宗旨，就是在本文作者建構之“人文進化學”（牛龍菲，1985，1987，1989，199 0）（1）的理論框架之內，對與此有關的問題進行初步的理論探索。

一

根據“人文進化學”的研究，人類的進化，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單純的生物進化，而是人類生物進化、人 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的反饋協同進化（2）

在此“人文進化”過程中，人之行為能力的發育、成熟、增長，并非單純受先天遺傳之生命基因的控制， 而是與其生存的社會群體關系網絡中在其體外相對獨立存在的歷史文明密切相關。

不僅在族類的層面上，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間有一種復雜的共濟耦合、反饋協 同關系；其個體的發育、成熟，以及其能力的習得、增長，也受到機體、社會、文明這三個方面的制約、影響 。

具體而言，每一個體，自懷胎之日起，便開始置身于一個復雜的社會群體關系網絡之中，每日每時受到體 外文明的直接、間接刺激，并開始將其“內化”。只是在成熟到一定階段，此“內化”之“體文明”，才始成 為“習得能力”，才通過具體的行為實踐，作用于周圍的世界，“外化”為客體的“對象”，匯入人類體外文 明的大系統之中。此被卡爾·馬克思稱之為“人的本質的對象化”（3）的歷史文明，又將再次“內化”為某 一個體的“習得能力”。如此，“內化”之間，有一種“往復循環”（reycle）的反饋機制。此正如下圖所示 —一

就此“內化”與“外化”的反饋機制而言，人之童年是一個關鍵的時期。俗語說：“三歲看老”。人之童 年階段“內化”的“體外歷史文明”，將對其成熟之后一生的“外化”實踐，具有某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 。

這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自“童年”的“史前期”—一“胎兒期”，便開始發生。

在胚胎發育期，就胚胎與母體的關系而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生物進化重演系統”；但就處在復雜社會 群體關系網絡中，且存在于一定文明時空中的母體與周圍世界的關系而言，胚胎的發育仍在一個人類生物進化 、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饋協同進化的人文進化系統之中。因此，就族類的層面而言， 以“胎教”形式進行的體外文明之“內化”，仍處在“外化”與“內化”的往復循環圈中。

正如日本詫摩武俊《兒童的性格與心理》一書所說：“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著一個有形無形的文化 圈子”（4）。但是，這個“有形無形的文化圈子”，是通過母體的中介對胎兒發生影響。正因如此，所謂“ 胎教”，說是“教子”，其實是通過“教母”以間接“教子”。漢代劉向在其《烈女傳·周室三母》中所提出 的“胎教”概念，正是因此而要求懷孕的母親“目不視邪色，耳不聽聲，夜則令瞽頌詩道正事”。

對于有自覺意識的成人社會而言，不僅對“胎教”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尤其更看重“兒童的早期教育”即 “幼教”。

明代孫志宏在其《簡明醫彀》一書中便曾言及：“古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一生人品善惡，高下 全看幼時。”正如西人弗蘭克·戈布爾在評述“馬斯洛心理學”時所說：“幼年時期是重要的時期—一在這一 點上，實際上心理的所有學派都殊途同歸。”（5）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出生時，尚未完全發育成熟。“人類的孩子是在某一時代的某一家庭這樣的一個 社會文化的環境中度過相當于其它動物在胎內發展的時期。”（6）。在此，“子宮外的生長期”（7），“ 人類智力的形成是兒童正在成熟的神經結構、正在發育的智力結構和他們周圍的言語、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的結 果”（8）。在此過程中，“體外文明”的信息刺激，不僅僅只是作用于兒童的心理發育，還將作用于兒童的 生理發育，并在“實體長入”的意義上“內化”于兒童的生理結構之中。

正因如此，皮亞杰才特別強調：“表現型是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之間從胚胎發生階段起就存在著的一種不 可分離的相互作用的產物，這就使得要在天賦的東西與獲得的東西之間找出一條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為 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發展所特有的自我調節區域；在認知性行為水平上，就更是這樣。”（9）。也正是基于 同樣的認識，《漢書·賈誼傳》早就言及：“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西人馬斯洛所謂的“似本能”，正是這一類“若天性”、“中道若性”之“內化”與“外化”反饋循環機制 的產物。這里，根本沒有什么有些人所謂的“先天的似本能”（10）。

如果，更深入一步分析，我們將會發現，人類的行為，“乃是由于不同水平層面的三種行為圖式所決定的 。其一是‘刺激機體反應’（SOR）的‘本能’行為圖式；其二是‘刺激模仿反應’（SIR） 的‘仿能’行為圖式；其三是‘刺激文明反應’（SCR）和‘文化刺激反應’（HSCCESR）的 ‘智能’行為圖式”（11）。馬斯洛所謂的“似本能”，實質上，仍不過是對“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 ”一類的“仿能”、“智能”的不精確描述。

正是在上述的理論框架中，我們發現，所謂“音樂神童”的出現，并沒有什么莫名的玄妙。質言之，所謂 “音樂神童”，乃是處在一定文明時空、一定社會關系、一定家庭環境中具有“某種特殊天賦”的兒童，接受 包括“胎教”在內的“早期音樂教育”的成功結果。其“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的音樂才能，并不僅僅 是由先天賦予，而是在期童年時期，人類人文進化之“內化”與“外化”往復循環反饋機制作用的結果。

只有在此本元層次的理論基礎上，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探索“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為何往往取得較好的成果 ？”一類的有關問題問題。

二

根據“人文進化學”有關“人類進化乃是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 饋、協同進行”的理論，我們在探討有關“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具體問題時，必須同時關照兒童生理發育、 社會家庭環境、特定歷史文明這樣三個密切相關的方面。

就此三個方面比較而言，所謂“兒童生理發育節律以及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的問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從胚胎時期開始，個體的發育一直受一定發育“節律”的控制。正如恩斯特·海克爾所說：“胚胎發育是 一種重演性發生的遺傳現象”（12），其各個不同的階段，對應著族類生物進化歷史的各個不同的時期。

個體出生之后，其機體的生理發育，仍然有一定的“節律”。中國古典醫籍，早就有關于小兒“所以變蒸 者，皆是榮其血脈，改其五臟，故一變畢，輒覺情態忽有異也”（13）的發育節律理論。這里所說的“變蒸 ”，就其“情態”一語推敲，則不僅是對其生理發育節律的描述，而且也是對與生理發育節律密切相關之心理 發育節律的描述。

對此與兒童生理發育節律密切相關之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當代瑞士“發生認識論”的創立者皮亞杰，已有 深入討論，皮亞杰認為，兒童自二歲至十一歲左右，經歷了一個從“前運演”到“具體運演”再到“形式運演 ”的生理一心理發育成熟歷程（14）。

其所謂“前運演”，是指兒童已經開始意識到“主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主體） 有別于在其體外“永久”存在著的一些客體，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發出動作之后，可以影響客體的位置、方向 等等。只是在此時，兒童尚不能很穩固地建立可逆的（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模式，其每一個動作，都帶有 即興的、嘗試的意味。

所謂“具體運演”，是指兒童已經可以把一些具體的客體，當做某種運演模式的“算子”，來進行可逆的 （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操作；并在此過程中，以自己的動作，賦予這些“客體算子”以某種運演的結構。

所謂“形式運演”，是指兒童已經超越了僅僅作用于“客體算子”的具體運演階段，開始使用抽象符號以 進行純粹形式的推演運算。

正是這個“從前運演到具體運演再到形式運演”的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制約著體外歷史文明通過 社會關系網絡對兒童發生“文而化之”（牛龍菲，1987）作用的早期教育實踐。

在二至十一歲左右的兒童早期教育，除了“語言”之外，其它需要操作“抽象符號”之“形式運演”能力 的學科，如數學、邏輯等，都未能獲得圓滿的成功；而一些作用于“客體算子”之具有“具體運演”性質技藝 或游戲、運動，卻因其適應二至十一歲左右兒童“具體運演”的能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近代“音樂神 童”以及“體育神童”多發的現象，正是一個典型。

對兒童的早期音樂教育，除了“胎孕期”以及“初生期”的“音樂信息刺激”之外，從兩歲開始，便可以 讓孩子玩弄一些諸如小鼓、小鈸等節奏樂器。由于生理的本能，由于生命本來具有的節奏律動，這些節奏樂器 的演奏，對于兒童來說，有一種“先天”的基礎。通過這些節奏樂器的演奏，孩子便可以意識到自己的動作與 有節奏的音響之間的“因果性關系”。而所謂“因果性關系”，正是人類認知能力特別是推理性能力的根本基 礎。通過“早期音樂教育”，使兒童直接的把握事物之間的“因果性關系”，對于兒童的智力開發具有奠定基 礎的重要作用。

對于大多數兒童而言，四至六歲之后，已經可以通過有律樂器的演奏，作用于其有“客體算子”性質的“ 樂響之音”；并在此演奏過程中，把一個一個的“樂響之音”組織成為一首一首的“優美樂曲”；換言之，在 此演奏過程中，以自己的動作，賦于這些具有“客體算子”性質的“樂響之音”以某種可逆的（可重復的）、 守恒的“運演結構”。

不僅如此。兒童在演奏有律樂器的過程中，通過自己的“動作”，把一個一個的“樂響之音”，組織成為 一首一首的“優美樂曲”，便感性直接地把握了“部分”（“樂響之音”）與“整體”（“優美樂曲”）的關 系。而所謂“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之中，“由部分到整體”正是所謂的“綜合”；“由整體到部分”，正 是所謂的“分析”。而“綜合”與“分析”，則是人類思維之最基本的兩種形式。兒童通過音樂藝術的實踐， 感性直接地把握“綜合”和“分析”這兩種最基本的人類思維運演形式，將對孩子一生的智力發展產生重要的 影響。

只是到了十一歲左右之后，孩子才可能憑空意想不發出實際音響的“抽象音符”。此時，兒童的音樂理論 學習才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由“即興演奏”到“紙上譜曲”的升華，也是一般處于這個階段。

正是由于以上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階段的制約，“音樂神童”中，大多為“演奏神童”或“演唱神童” ，而“作曲神童”則實屬鳳毛鱗角。而且，即使是“作曲神童”，也只是到了十一歲左右之后，才初步顯露其 “紙上譜曲”才能（牛案：而并非由他人對其“即興演奏”進行“記譜”）；真正的藝術杰作，則要在更晚一 些時候，才能創作成功。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人文進化之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 饋、協同的關系，在童年，主要地受到了人類生物進化之兒童生理發育節律的制約；兒童之心理發育節律，受 其制約，與其同步，有著固有的程序、步驟。

對此天道有常的發育節律，人類只能“道法自然”（15）。《素問》有言：“化不可代，時不可違”； “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從之有福，逆之有咎”。《靈樞》更強調說：“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 矣！”在“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貽誤時機和拔苗助長的做法，均不可取。

所謂“音樂神童”的多見，換言之所謂“兒童早期音樂教育往往取得較好成果”的歷史現象，雖然沒有什 么莫名的玄妙，卻實在是因為天道的神機。王充在《論衡·實知》中曾說“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圣性， 安能有知？項托七歲，【詰問孔子】（16），其三四歲，而受綱人言矣。”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兒始生 產，耳目初開。雖有靈性，豈能知音？十歲左右，神童造就，其二、三歲，而學習音樂矣。”

只是在這個基礎，諸如“音樂世家”這樣的社會生態環境，“普遍富裕”這樣的歷史經濟條件，“明星效 應”這樣的特定信息刺激等等，才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網絡，使得更多的音樂神童不斷涌現。

三

當代認知心理學的最新成果之一，就是人們發現：“任何一種認識都與動作有關”；“認識一個客體意味 著把它合并到動作圖式中”（17）。

極而言之，人類的一切思維形式，都是“動作思維”的衍化、抽象。可以說，“實踐”、“活動”、“動 作”，乃是人類一切智能、一切認知能力的發生之源。人類的“認知圖式”，并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對物質 客體的靜觀反映，而是實踐活動過程中能動的施加于客體之上的主體自身“動作”的抽象。

舉例來說：“1＋1＝2”，起初不過是人們把一頭牛和另一頭牛牽到一起之后，發現它們比單獨的一頭 牛要“多”。在這里，把一頭牛和另一頭牛“牽”到一起的動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就此意義而言，兒童早期音樂教育中，器樂演奏的訓練，具有開發兒童“動作思維能力”的特殊重要作用 。

在音樂藝術中“操而奏之”、“行而運之”的演奏實踐，不僅具有一般的“動作”特征，而且直接作用于 主體自身之外的樂器，并作用于具有“客體算子”性質的“樂音之響”使之成為“比音之樂”（18）的“優 美樂曲”，使之具有一定的、可逆的（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結構”。

因此，無論從“動作實踐”（演奏）自身，還是從“動作實踐”之“認知圖式”的成果（樂曲）而言，器 樂演奏都是兒童早期教育過程中，啟發兒童動作思維的最佳方式之一。

如果對此問題作更深一層的思考，我們可以發現：兒童的動作思維，與當代最新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的某 些結論，恰有正相吻合之處。

當代自然科學、科學哲學業已指出：所有對實體的“測量操作都是由剛體之間的比較所組成，并通過觀察 重合關系而完成。所有空間性的命題僅僅只涉及物體的行為”（19）。因此，在當代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的 文獻中，“時間”已經取代了“空間”，“運動”已經取代了“實體”而成為關鍵的詞匯。正如莫里茨·石里 克所說：“世上一切事件都已被解釋為運動了”（20）。

其實，幾千年來，人類的音樂藝術實踐，早就已經把世界萬物象征示為運動流行之“樂象”。通過音樂藝 術的實踐，人類早已引入了一種類似“向量場”的“參考系”，并在其實際演奏操作中，把握了萬事萬物之“ 運行動態”的“重演”或“自同態轉換”關系（21）。

就此而言，音樂藝術可以看成這樣一種“音響動態模型”（22），其“比音之樂”之“樂音關系”，可 以適當地模擬整個萬象世界之四維時空連續統的“運行動態”（23）。

兒童在接受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盡管并不能真正理解如此深遠的理論意義，但在感性直觀上，已經通 過音樂藝術的演奏實踐，直接進入了“萬物同其節奏”（24）、“萬物同其態勢”（牛龍菲，1993）、 “大樂與天地同和”（25）之“天人合一”的境界；直觀把握了“宇宙萬象同其道行”的真諦。

但是，不能不強調指出，由于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的制約，這一切只能是感性直觀的潛移默化，而 不應是理性自覺的強制灌輸。換言之，在對兒童進行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應提倡一種“游于藝（26）的 原則，而不要過多附加其它的目的，過多介入除“具體運演”之外的其它內容。

對兒童進行早期音樂教育，無非是使其具備一定的音樂修養，并發展兒童的音樂才能；當然，也可以為某 些兒童將來從事音樂專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但是，由于“攀比”，由于“競爭”，一些音樂藝術自身之外的某些目標，如“進步超人”、“考級順利 ”、“比賽成功”、甚至“求職如愿”等等，卻往往被有適當地過分強調，并造成了兒童、父母、老師不必要 的心理負擔。

除了這些附加的外在目的之外，在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還有一種傾向，就是過分地追求“解說音 樂形象”（牛案：本文無暇顧及對“音樂形象”概念的批評）而多余介入了“具體運演”之外的其它內容。

雖然不可否認，在整體音樂藝術中，的確存在某些諸如“歌詞”、“劇情”、“符號用法”（27）、“ 特定功能”等等的“他律”文明信息；但是，“比音之樂”之“自律信息”與“他律信息”之間，卻有著不同 性質、不同層面的相關聯系。某些“思想情感”、某些“視覺形象”與“比音之樂”的關聯，即使是對于成人 ，也并不容易把握，更不容易言傳；對于兒童而言，則困難尤甚。如果這方面要求過多，便會干擾兒童對音樂 藝術的感性直觀，誘導一些“幻想型”的兒童產生一些與“比音之樂”風馬牛不相及的任意聯想。反之，“聯 想”的不成功，又會使某些兒童產生“音樂難以理解”的錯覺，使某些兒童產生自卑的心理。

其實，對于兩歲至十二歲的兒童而言，“早期音樂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具體運演”的器樂演奏，和“動 作思考”的潛移默化。除了演唱適宜的兒童歌曲之外，不應過多介入其它內容。

古往今來的歷史事實說明，不管是古代罕見的“音樂神童”，還是近代多發的“音樂神童”，大多是“器 樂演奏神童”、“歌曲演唱神童”。之所以如此，恰正是因為，“器樂演奏”、“歌曲演唱”之“具體運演” 的性質，完全適合于兒童的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

眾所周知，無論是遠古的“巫樂”、周秦的“禮樂”、漢唐的“宴樂”、明清的“劇樂”，都負載了音樂 藝術之“具體運演”、“形式運演”之“自律信息”之外的其它大量有關信息—一“他律信息”。因此，中國 古典音樂，大都以成熟的“巫覡”、“樂工”、“家奴”、“戲子”為其主體（28）。孔子所謂“立于禮， 成于樂”（29）者，對這種負載有大量“他律信息”的“禮樂”一類音樂藝術之“主體”，提出了最高的要 求。

只是在近代，相對“自律”、相對“純粹”的“器樂音樂”興起之后，才為“音樂神童”的出現，創造了 更為適宜的條件。相對于更加注重“他律”內涵的古代音樂而言，近代較少負載“他街”信息的“純粹器樂音 樂”，大大減輕了兒童的認知負擔。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理論研究，應當對此加以明晰的說明。

結語

“兒童早期音樂教育”，是一個可以“大做”的“小題”。

由于對“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通過一個獨特的角度，更加明晰是透視音樂藝術的特 美本質，更加清楚地了解音樂藝術的審美機制，更加深入地把握“兒童早期音樂教育”與“兒童生理發育節律 —一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的內在契合和反饋協同關系；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討論不同時期、不同民族之不同內涵 、不同形式之不同音樂文明在“文化成人”過程的不同作用。

希望更多的同人關注于此，并有更加精到的論說面世。

注：

（1） 《有關“人與文化”的兩點思考》（署名：思之），載1985年第1期《蘭州學刊》，第82 －85頁；又載1985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K1歷史學》，第53頁－56頁。

《人文進化學—一一個元文化學的研究札記》，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知識生態學—一對人類與知識實體關系的新探索》（與人合作，署名：牛龍菲、張一凱），載1990 年第1期《蘭州大學學報》，第13－17頁；又載1990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B2自然辯 證法》，第65－69頁。

《Human-Culture-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人文進化學與一 般進化論》）載1990年第30卷（紐約、倫敦、巴黎、蒙特勒、東京、墨爾本）《World Futures-The Jo 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世界未來—一一般進化論雜志》），第85－94頁。

《異質發生學與一般進化論》，載1992年第5期《哲學研究》，第69－75頁。

《“超循環的太極循環”—一人文進化與一般進化的根本內在機制》，載1992年第3期，《晉陽學刊 》，第60－66頁。

（2） 同注（1）。

（3） 卡爾·馬克思《1844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劉丕坤中譯 本，第80頁。

（4） ［日］詫摩武俊《兒童的性格與心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年版第55頁。

（5） ［美］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第6頁。

（6） 同注（4），第67頁。

（7） 參歐陽光偉《現代哲學人類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38頁。

（8） 邱仁宗《認識的立體網絡模式》，載1985年第9期《百科知識》。

（9） ［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第1版，第63頁。

（10） 參許金聲《人格三因素論—一一種關于健康人格問題的理論設想》（1985年油印稿）。

（11） 參牛龍菲《人文進化學—一一個元文化學的研究札記》，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9 月第1版，第191－192頁。

（12） ［德］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第65頁。

（13） 王燾《外臺秘要》卷三十五《小兒變蒸論》。轉引自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中華書局19 83年3月第1版，第108頁。

（14） 參［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第1版，第一章。

（15） 老子《道德經·二十五章》。

（16） 參敦煌卷子《孔子項托相問書》。

（17） ［瑞士］皮亞杰《生物學與認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3月版，第8頁 。

（18） 參《禮記·樂記》；另參牛龍菲《行象簡論》，載《（1991年）意象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第8月第1版，第76頁。

（19） ［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商務印書，1984年11月第1版，第32頁。

（20） 同上，第83頁。

（21） 參牛龍菲《新的音樂藝術模型—一“自同態轉換群集”概說》，載1992年第2期《星海音 樂學院學報》，第48－54頁；又載1992年第8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J6音樂舞蹈研究》，第 14－20頁。

（22） 牛案，“音響動態模型”，是我在中央音樂學院1985年“《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 討論會”上提出的概念。參與嵫冉《愈辯愈明真理在—一〈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討論會記略》，載1 985年第3期《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3） 同注（21）；另參［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11月第 1版，第32頁。

（24） 宗白華《美學散步·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第95頁。

（25） 《禮記·樂記》。

（26） 《論語·述而》。

（27） 參［英］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另參牛龍菲《音樂哲學通信—一致蔡仲德》載1993年 第4期《人民音樂》。

化學人類社會論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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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卡爾-杰拉西。當地時間2015年1月30日，美國斯坦福大學退休化學教授、口服避孕藥之父卡爾-杰拉西因癌癥并發癥在舊金山家中辭世，終年91歲。圖/東方IC

卡爾?杰拉西，美國著名醫藥化學家，口服避孕藥的發明人，斯坦福大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他是唯一一位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和美國國家技術獎章這兩項榮譽的科學家，他的發明和1200篇學術論文還使他獲得普里斯特利獎章和17所著名學府名譽博士等眾多榮譽，但是卻與科學界最高榮譽諾貝爾獎失之交臂。

2015年1月30日，卡爾?杰拉西作為最后一位在世的“千年最具影響力人物TOP30”因癌癥并發癥在位于舊金山的家中去世，享年91歲。從此，縈繞在他身邊的關于避孕藥的“是是非非”消散了，但是這樣的“是是非非”在未來的科學界與社會中將延續下去。

顛簸少年

杰拉西的少年是在歐洲度過的，當時的歐洲正處在一戰和二戰的短暫間隙中，表面上有著和平的氛圍，但是在生活中卻是反猶太主義浪潮涌動。杰拉西的父母都是猶太人，母親是傲慢的德系猶太人，父親是進取的西班牙系猶太人，這種猶太人的身份使得杰拉西的童年在歐洲處于不斷的顛簸狀態。

杰拉西生在維也納， 6歲之前在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度過。父母在他6歲時離婚， 杰拉西就跟隨當牙醫的母親回到維也納外婆家。10歲時，他進入了利奧波德城的公眾科和高級文理中學，這所學校在弗洛伊德時代有四分之三的學生是猶太人。利奧波德城是德奧合并前猶太人在維也納的主要聚居地，弗洛伊德曾在這里就讀，并在17歲的時候帶著“舉止”（成績單中的一欄）“杰出”的評價在這所學校畢業，而杰拉西在1938年離開維也納的時候還不滿15歲，從來沒有在“舉止”這一項中得到過比“滿意”更好的評價。

1938年，德奧合并了，杰拉西的日常家庭生活中止了。那時在維也納的許多人都開始戴起納粹的標志。幾個月之后，杰拉西的父親來到維也納并與母親復婚，直到能使他們母子得到保加利亞護照，并把他們帶到索菲亞。一到那里，他們就迅速中止了婚姻。當杰拉西待在索菲亞的美國寄宿學校并且在周末和假期逐漸適應作為“爸爸的兒子”的新狀態時，母親出發去英格蘭等待他們的美國簽證。1939年9月大戰爆發后幾個月，當時16歲的杰拉西再一次改變了監護人，母親帶他離開了歐洲。

致羅斯福夫人的信

1939年9月初，正好是德國人的部隊開進波蘭之后，杰拉西的母親從英國寫信來說已經獲得了美國的移民簽證，該是離開歐洲的時候了。當杰拉西和母親出發去美國的時候，父親基于出生地而不是國籍的簽證問題導致他沒有一起走成。很快，戰爭就爆發了。

大西洋的天氣就像歐洲上空的戰爭烏云，他們橫渡大西洋之旅充滿了暴風雨，以至于他們遲到了一天多，終于在12月幾乎身無分文的來到了紐約，他們利用僅有的20美元積蓄乘出租車來到華盛頓投奔先他們而來的維也納表親。幾天之內，猶太難民援助組織就為他們找到了一處公寓，并提供每天生存所需要的資金，直到他們找到工作為止。由于在美國沒有行醫執照，杰拉西的母親成為了一個紐約州北部鄉村醫生的助手兼女管家。杰拉西帶著他那張在索菲亞的美國學院全是“A的”成績證明書拜訪了紐約大學的一位教學人員，當他得知杰拉西曾在保加利亞的美國學院學習過之后，他告訴杰拉西雖然這一年申請進入紐約大學已經太晚了，但可以安排新澤西州的紐瓦克專科學校在春季開學時接收他。當杰拉西的母親前往紐約州北部的時候，猶太難民援助組織把他安頓在紐瓦克一個無機化學家弗蘭克?邁耶的家里，這對杰拉西未來從事化學研究有很大的影響。

杰拉西的父母都是醫生，他認為自己最終將會和做醫生的父母走同樣的路，只是感召的種子還沒有被播種。正巧，播撒第一批化學“種子”的人是紐瓦克專科學校令人振奮的一年級化學老師內森?沃什頓，杰拉西開始學習標準醫學預科課程所需要的化學和生物學的地方就是在這里。

不過杰拉西很快發現，紐瓦克專科學校除了有效彌補他缺失的高中知識外，只能算是預期的鋪墊。接下來他必須找到一所四年制的教育機構來完成他的大學學業。與其等到他耗盡紐瓦克學校的資源，還不如求助于埃莉諾?羅斯福。“親愛的羅斯福夫人”，在否定了幾種花哨的寒暄之后，最終杰拉西決定了這封信的開頭。畢竟，對杰拉西這個剛踏上美國海岸、從希特勒那里逃難到此的16歲男孩來說，羅斯福總統的夫人顯然是美國的皇后，她只要揮動權杖就可以使事情改變。最終的事實是：緊迫的國家事務可能妨礙他的信立刻上升到羅斯福夫人的那一堆信件的最上面，但是，她將杰拉西的請求轉交給了國際教育機構，該機構的一位官員以明信片的形式回復了他：“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在密蘇里州塔基奧的塔基奧學院獲得了一份獎學金。”對于杰拉西這個剛開始主修化學的人來說，這似乎是個極好的消息，因為塔基奧最著名的校友是發明了尼龍的華萊士?卡羅瑟斯。從塔基奧開始，杰拉西沖向了研究有機化學的生涯。

初露頭角

杰拉西在1941年秋天作為一個大專生從塔基奧進入凱尼恩大學的時候還不滿18歲，他準備在一年內拿到學士學位。在操作上，這并不像聽上去那樣難：接下來的兩個學期他接受了沉重的課程負荷，然后夏天繼續接受因戰爭而建立起來的學業速成計劃。除了能掙錢糊口外，還因為一旦過了18歲生日，他將符合征兵條件，他認為作為一名大學畢業生將有更好的機會接受軍官培訓。在他19歲生日之前數月，他以優異的成績從凱尼恩大學畢業了，然而從軍這個選擇被他早年在保加利亞的一次意外化解掉了。由于在歐洲時杰拉西熱衷滑雪，曾經受過一次傷，這使他不能再做深度的曲膝運動。因此，當大多數別的難民學生出發去參加驅使他來到美國的那場戰爭時，杰拉西有了充分的時間實現專業抱負了。

當時，多數的醫藥公司都位于紐瓦克附近的新澤西。于是，杰拉西向能夠找到的在新澤西的醫藥公司地址發送申請信，雖然大多數沒有回音，但是來自龐大的瑞士汽巴公司的回信提供了一份工作。正是在新澤西的薩米特，杰拉西進入了生物化學的領域。

杰拉西作為一名低級藥劑師被安排在查爾斯?漢特勒的實驗室里，碰巧的是，他也來自希特勒控制的維也納。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他們發現了第一批抗組胺劑中的一種――芐吡二胺。杰拉西的名字出現在了他的第一個專利的發明者名單中，而且也是最終在《美國化學會志》上發表的科學論文的合著者之一，當時杰拉西還不到20歲。芐吡二胺迅速成為即使沒有數百萬也有數十萬的過敏患者的選擇，少年得志使得杰拉西成了科學研究的樂天派。

汽巴在瑞士巴塞爾的母公司是化學和醫學研究最初的動力源。因此，即使杰拉西在汽巴的第一年專注于抗組胺劑，他還是通過從事類固醇研究的同事那里接觸到了類固醇，這也使得他持久地迷上了類固醇。

在汽巴工作的同時，杰拉西參加了兩個研究生化學夜校班，但是他很快就明白，這不能使他獲得博士學位，至少不能滿足他這種需求的迫切性。于是在汽巴度過一年后，他申請并獲得了威斯康星校友基金會的獎學金，這使得他能繼續自己的研究了。1943年秋，他和另一名威斯康星化學系的助理教授著手進行了雄心勃勃的類固醇全人工合成項目。當時，只有一種類固醇激素被完全合成出來：馬萘雌酮，一種在馬尿中發現的雌激素，在化學結構上和人類的雌激素略有不同。在這樣的環境下，杰拉西宣布了他令人吃驚的兩年內獲得博士學位的計劃，他的博士論文計劃是對完整類固醇的化學轉化，就是將男性的酮轉化為人的雌激素。在杰拉西獲得博士學位后，他回到了汽巴公司。20世紀40年代后期是類固醇化學研究令人興奮的日子，特別是抗關節炎的藥物“可的松”被發現后。他渴望在汽巴進行一項可的松合成的改良研究，但沒有被允許。這促使杰拉西選擇離開汽巴，并在進行一番考察后選擇了位于墨西哥城的辛泰克斯公司。他深信通向學術職位最好的途徑就是通過著作來建立科學上的名聲，而辛泰克斯有同樣的目標。最終，杰拉西領導下的辛泰克斯團隊成功地從薯蕷皂苷配基合成出可的松，盡管未在醫學上進行應用，但是這種方法還是被永久置于墨西哥的類固醇研究史上，并且這種方法也促成了第一種口服避孕藥合成的加速。

Pill已經64歲了

到20世紀中期，人們已經對雌激素孕酮的多重生物學功能了解得很充分了，其中的一個功能便是在懷孕期間維持合適的子宮環境和阻止再次排卵（因此一個懷孕的女性在懷孕期間將不會再受精）。因而，孕酮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天然的避孕藥”，而且在30年代之前的文獻中，尤其是在奧地利的內分泌學家哈勃蘭特的著作中，出現了有關孕酮也許有助于人口生育控制的建議。這也將為解決“馬爾薩斯難題”（馬爾薩斯認為隨著生存環境的改善，人口增長速度會遠遠大于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并最終產生生存危機）提供技術支持。要不是事實上天然激素在口服時只顯示出微弱的活性，需要每天注射才能維持活性的話，孕酮也許已經找到了作為避孕藥的實際作用，而不只是用來治療月經不調及偶爾用來緩和某些類型的流產。

直到20世紀40年代晚期，人們一直認為孕激素的活性極其依賴于其結構。這一信條得到了瑞士研究者觀察結果的證實，他們發現即使是孕酮的立體異構物也沒有顯示出任何孕激素的活性。也就是和孕酮化學構成相同的擁有不同立體結構的物質完全不具有孕酮的生物活性和作用，口服避孕藥就是在這種科學環境下誕生的。

杰拉西被人們認為是“口服避孕藥之父”，但是一種新藥物的誕生還需要一位“母親”，并且通常情況下還需要一個“產科醫生”。有機化學家必須首先制造出藥物，生物學家必須在動物身上證明它的活性，然后臨床醫生才能把它用于人。杰拉西在墨西哥的辛泰克斯領導著一個小的化學團隊，該團隊于1951年10月15日完成了類固醇口服避孕藥的首次人工合成。位于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實驗生物學基金會的平克斯領導著一個生物學小組，該小組最先公布了這些類固醇在動物體內的排卵抑制作用。哈佛的婦科專家洛克及其同事進行臨床研究，以證明其在人體內的避孕功效。如果杰拉西是“父親”的話，“平克斯”就是母親。“由于杰拉西帶領的研究團隊解決了避孕藥口服保持活性的問題，1973年10月10日，尼克松總統在白宮的東廳把美國國家科學獎章授予了杰拉西，以表彰他對于類固醇激素及其在醫藥化學方面的應用，并最終通過口服避孕藥來控制人口數量。 2013年8月6日，韓國曾坪郡，探訪Unidus集團生產工廠。圖/CFP

自從20世紀50年代口服避孕藥誕生之后，pill這個“藥片”的單詞將首字母大寫就變成了口服避孕藥的專有名詞Pill了。Pill誕生于最好的時期，卻成熟于最壞的時期。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對于新的避孕方法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充滿魅力的、令人興奮的領域，有望能獲得計劃生育和節育的大突破。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13家主要的制藥公司活躍于節育方法的研究與開發領域，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早期，只有一家還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這種改變的趨勢，是由”薩立多胺的慘劇”所引發的，這種藥物導致了數百名有嚴重肢體畸形新生兒的出生，因為他們的母親在胎兒處于最危險的懷孕早期服用了這種高效的鎮靜劑。這一重磅炸彈導致了1961年聯邦食品藥品化妝品法案的修正案。該修正案的結果就是FDA對新藥品的批準越來越謹慎，以至于幾乎沒有什么新藥被批準上市，這導致很多大型公司退出了節育研究與開發領域。

藥物毒副作用的問題開始導致美國公眾的偏見，因為它造成了對于藥物安全性真正含義的誤解。并且性革命對于Pill有它自己很密切的因果關系，但是在60年代，避孕藥劑的發展更多的受到當時社會三個風起云涌運動的影響：女權運動、環境保護和消費者保護運動。這三者在本質上都是對技術甚至是對科學的懷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美國獨特的訴訟體系，這也最終減少了未來向女性和男性開放的避孕選擇。

由于這些影響的存在，在開發新藥物時，制造廠商和管理機構都面臨著這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公眾要求將所有可能的不幸后果進行預測和證明，但同時又要求以盡可能少的臨床試驗來完成這些工作。這將人口控制的研究帶入一個無比巨大的瓶頸：缺少合適的非人實驗動物用以評估避孕效果和安全性。并且對于藥物毒物學研究的時間跨度是空前的，在進行人體臨床試驗之前，必須在老鼠、狗和猴子身上進行2年，然后在獵犬身上進行7年的毒性研究，最后在猴子身上進行10年的研究。正是這些非技術性問題的存在，使得杰拉西不得不從一個純粹的“硬”科學家，逐漸轉變為關心社會問題的“軟科學家”。

在美國，許多女性都公正地意識到20世紀60年代是“Pill的年代”，但是在70年代卻成為了“墮胎的年代”。Pill變得不太重要，因為墮胎成了女性的基本權利。20世紀70年代的激烈爭論是：墮胎應該成為合法的，還是不合法的？然而一項更重要的問題幾乎被忘記：如何使墮胎變得沒有必要。在1970年杰拉西發表文章稱，在未來除非公共政策出現較大的、很大程度上不受歡迎的改變，否則節育的選擇與現在不會相差太多。

在杰拉西的晚年，他表示自己已經厭倦了談論避孕藥的是是非非。或許這是由于他對受到節育研究政策的約束并且無能為力有關。然而，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女性還在飽受著IUD（宮內節育器）這類20世紀60年代研制的產品的折磨。另外，還有不斷增加的墮胎數量，正如杰拉西所說：墮胎發生率表示避孕的質量。在1978年秋，杰拉西開始寫第一本面向普通讀者的書《避孕的政治》，在其中一個標題為“1984年式的節育”的一節中，他列出了一系列假定的問題：一個獨攬節育大權的人將會采取何種做法來應付世界大多數缺少用水管輸送水的人口？一個人要如何著手去發現一種只對人類有效而對寵物和動物無效的制劑？如何才能找到一種劑量可以不受控制的藥劑，而且其有效性只被限制在一個有生殖能力的壽命階段，不會影響嬰兒和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性發育？為了準備這一章節，他重讀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兩者都預想了政府的強制節育。他在赫胥黎1958年的詩集《重訪美麗新世界》中發現了以大寫字母開頭的Pill的來源：“我們中的大多數選擇節育――并且很快發現我們自己面臨著一個問題，一個同時是生理學、藥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神學的問題。‘Pill’還沒有被發明。”

Pill已經64歲了，對于藥品來說年齡已經很大了，然而目前的主要避孕藥還是它。我們不禁要問：過去是那樣，現在是這樣，未來會怎樣？

從“軟”科學家到文學家

杰拉西在退休后轉向文學創作，曾出版5部小說和3部劇本。杰拉西認為自己從事文學創作的原始動機之一，是來自于他對遭受一段感情創傷后情緒表達的需要，或許還有1978年杰拉西唯一的女兒自殺給他帶來的痛苦。

開始寫作前，杰拉西和斯坦福大學的一名文學系女教授保持了4年的戀愛關系，而有一天那個女教授在沒有任何解釋和說明的情況下就斷然離開了他。當他得知，愛人因愛上一個“東海岸的作家”離他而去時，他自問：難道作家就比化學家有魅力嗎？于是，“報復”開始了。杰拉西想要證明，他也是個當作家的料。分手一年后，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并將手稿寄給了他的前女友。前女友提了一個建議，她說，如果不將這本小說公開，就嫁給他。后來，他們結婚了。

不過，杰拉西也曾表示，之所以涉足文學創作，是因為文學是和自然科學完全不同的一種智力活動。他出版了被自己稱為“幻想中的科學”的《諾貝爾的囚徒》、《坎特的困境》、《布爾巴基的賭局》、《NO》等5部小說和《完美的誤解》、《氧：關于“追認諾貝爾獎”的二幕話劇》（與霍夫曼合寫）等3部劇本，以及個人自傳《避孕藥的是是非非：杰拉西自傳》。他用小說來表達自己對科學家、科學界的思考。他還發表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

杰拉西還在舊金山附近建立了一個藝術莊園，為藝術家提供工作場所和住宿，自1982年以來，已經有1300多名從事視覺藝術、文學、舞蹈、音樂的藝術家接受了贊助。在逝世4個月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杰拉西坦言“已經厭倦再談及避孕藥的事情”，更希望和人談談他寫作涉及科學內容劇作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