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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社會實踐總結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慢性精神分裂癥；康復訓練；生活質量

[中圖分類號] R749.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9（b）-0138-04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病因不明、預后不良和病殘率高的嚴重精神疾病，至今國內外尚無有效的預防對策，很容易遷延不愈發展為慢性精神分裂癥[1]。隨著精神醫學的不斷進步和發展，對慢性精神分裂癥的研究已經不僅停留在如何治療和控制的領域，開始重視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功能[2-3]。有研究顯示通過職業技能、社會生活技能及其他軀體、心理等多種訓練，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功能，尤其是打破封閉模式的康復訓練，到社區進行開放式的康復訓練能取得更好的康復效果[4]。本研究采用意大利的院外社區開放式康復的先進管理理念，進行了有益的嘗試，讓患者在社區中生活，最終離開醫院、重返社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選取于2012年1月～2013年10月入住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以下簡稱“我院”）開辦的“康復者之家”的40例患者。入組標準：①符合國際疾病分類（ICD）-10慢性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②病程在2年以上，無嚴重軀體疾病。排除標準：伴有精神發育遲滯、其他精神病和藥物依賴或者酒精依賴者；合并有嚴重軀體疾病患者。40例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中男18例，女22例；年齡20～62歲；病程3～40年；文化程度：中學以下18例，中學16例，大學及以上6例；婚姻狀況：已婚4例，離異19例，未婚17例。

1.2 方法

1.2.1 質量控制方法 由經過專業培訓的精神科醫師（經過一致性檢驗，κ值為0.88），分別采用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PANSS）、住院精神病人社會功能量表（SSPI）、生活質量綜合評定問卷-74（成人用）（GQOLI-74）入組時對40例康復者進行評分并記錄數據，在其入住“康復者之家”并經6個月的開放式康復訓練后，再次由同一組精神科醫師對其進行評分，并記錄數據，將2次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1.2.2 “康復者之家”的設立 我院把“康復者之家”設立于醫院外的社區當中，室內陳設全部按照家庭模式設計，同時根據自身條件開設不同職業康復活動。每個“康復者之家”由醫院安排醫護人員及志愿者負責照顧、指導康復者的生活、開展康復活動。有專人管理藥品，由我院的精神科醫生每周訪視1次，觀察病情、指導用藥，由已康復的患者及家屬或社會愛心人士組成志愿者隊伍負責照料康復者的生活，工作人員與康復者生活在一起。

1.2.3 康復訓練方法 40例康復者維持原有藥物治療不變，輔助以系統性的康復訓練。①日常生活訓練：合理安排作息時間，著重于康復者的個人衛生、培養生活自理能力，建立起家庭觀念，培養康復者家庭責任感。②文化娛樂生活訓練：將文體療、娛療融于康復訓練之中，增加康復者的生活樂趣。定期組織康復者游園、商店購物等活動。建立起家庭觀念，訓練康復者養成講究衛生的良好習慣和正常生活，培養康復者家庭責任感。③職業康復訓練：“康復者之家”根據自身條件及所在社區資源開設小超市、一次性筷子包裝、洗車、一次性尿墊加工的職業康復活動，工作時間為每日6 h，根據工作完成情況及工作量給予康復者一定的獎金，定期總結，調整康復計劃。④心理技能訓練：由心理醫生全面評估患者的病情，并確定存在的問題，制訂個性化的心理功能訓練。采用角色扮演、游戲活動、社會實踐等方法對患者進行每天不少于1 h的心理技能訓練，并根據患者的病情情況不斷調整訓練內容。

1.3 評定工具

1.3.1 評定工具1 采用PANSS用于評定精神癥狀的有無及各項癥狀的嚴重程度，分為陽性、陰性、一般精神病理和總分4個分量表，按精神病理水平遞增的7級評分，分數越高精神癥狀越嚴重[5]。

1.3.2 評定工具2 用SSPI評定社會功能。SSPI為周朝當等[6]于2002年為適應康復工作需要而編制，并于2003年加以修訂而成。共有12個條目，按0～4五級評分，0分為該項功能缺乏，1分為需要花人力協助完成該項功能，2分為該項功能存在，但需監督才能完成，3分為能自行完成該項功能，但積極性和主動性較差，4分為該項功能始終能保持良好。分3個因子：因子Ⅰ：日常生活能力（含條目1～3）：反映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得分越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恢復越好；因子Ⅱ：動作和交往情況（含條目4～8）：反映患者的正常活動能力和交往情況，得分越高患者正常活動能力越強、交往狀況越良好；因子Ⅲ：社會性活動技能（含條目9～12）：反映患者與社會活動有關的一些技能，得分越高患者的社會活動技能也完好[4]。社會功能缺陷分級：

1.3.3 評定工具3 用GQOLI-74來評定患者的生活質量，共有74個條目，分別從軀體功能、心理功能、社會功能、物質生活4個維度來評定，采用5級評分，分數越高表示生活質量越好[7]。

1.4 統計學方法

對數據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40例康復者入組時和康復訓練6個月后PANSS評分比較

康復6個月后，PANSS量表陽性癥狀、陰性癥狀及總分均顯著低于入組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40例康復者入組時和康復訓練6個月后SSPI評分比較

40例康復者在康復訓練6個月后日程生活能力、動作和交往情況、社會性活動技能3個方面均較入組時有明顯的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3 40例康復者入組時和康復訓練6個月后GQOLI-74評分比較

40例康復者在進行開放式康復訓練6個月后軀體功能維度、心理功能維度、社會功能維度和物質生活維度上均較入組時有明顯的提高和改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3 討論

急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經過系統的治療后，大多數患者急性期精神癥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獲得滿意的療效，但是亦有不少患者因為個人的服藥依從性、社會、家庭的原因及疾病本身的特點，病情往往會遷延不愈，逐漸發展為慢性精神分裂癥，并且病情往往多次反復，患者的認知功能、情感交流、意志活動都具有明顯的社會不適應性，表現為缺乏主動性、記憶力減退、情感淡漠、行為退縮等慢性精神分裂癥的特征，社會功能部分或者全部喪失[8-9]，并且多數患者不能出院，長期生活在精神病院的封閉的環境里，患者的活動范圍局限在病房內，不得隨意外出，患者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常有嚴重的病恥感、緊張、恐懼、孤獨、被歧視的感覺，心理和社會需要得不到滿足，進一步加重患者社會功能的衰退，不利于病情的恢復，嚴重影響其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10]。研究認為，封閉式管理越來越加重患者的退縮、生活懶散、情感淡漠等陰性癥狀，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康復[11]。目前國內有許多醫院建立了過渡機構，毛志群等[12]研究認為經過中途宿舍的系統康復訓練，有利于患者的精神疾病的恢復，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社會功能，提高日常生活能力。郭細先等[13]研究認為就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情控制和生活質量改善而言，間斷住院結合家庭治療模式比連續住院模式更具優越性。陳貽華等[14]研究認為社區康復與患者長期住院對比，社區康復可以使患者盡快恢復社會功能，回歸社會或家庭，提高患者及家屬的生活質量。

本研究借鑒意大利UFE組織（家屬-康復者專家）的由康復者及家屬作為志愿者照料康復者在社區進行開放式康復訓練的模式。以軀體、心理、社會工作等多個角度為出發點，建立了真正在社區中的“康復者之家”，借助醫院的專業醫療資源，開辦集居住、生活、康復、工作4維一體的意大利模式的社區康復機構――“康復者之家”，無論從康復者之家的選址、布局、功能都盡可能地融入社區，在生活、工作、勞動過程中，通過和志愿者的交流和溝通，和周圍社區的人員、環境的接觸和交往，促進了正常的情感反映和對周圍環境的融入，增強了康復者的集體榮譽感及現實生活中的競爭意識，通過對現實生活中的諸多場景的模擬和實踐，有力地加強了康復的治療效果，對患者的退縮、抑郁、社會技能的減退、日常生活能力的衰退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15-16]，在實踐中得到了提高和鍛煉，彌補了目前現有許多機構的不足，真正讓患者融入社會，同時引進志愿者和患者一起生活，改變了我國精神病院一直封閉式的管理和康復模式，有利于患者各方面的盡快康復，提高了患者主觀的生活質量，改善了患者的社會功能，為患者出院后盡快融入社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患者盡早回歸社會創造了條件。

本研究中通過6個月的開放式社區康復訓練模式的康復治療。在PANSS量表陽性癥狀、陰性癥狀及總分均顯著低于入組前（P < 0.05），SSPI量表在日程生活能力、動作和交往情況、社會性活動技能3個因子方面都有明顯高于入組前（P < 0.05），GQOLI-74量表在軀體功能維度、心理功能維度、社會功能維度和物質生活維度上均有明顯的提高和改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都提示通過高度接近于社會的“康復者之家”開放式康復訓練，明顯緩解了患者的精神癥狀，提高了患者的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尤其是陰性癥狀和社會技能方面的改善尤為明顯。

總之，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在經過入住“康復者之家”的社區開放式康復訓練治療后，患者的精神病性癥狀得到了明顯的緩解，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社會功能、生活質量和社會適應能力，對于患者的全面康復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適合在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康復治療中推廣，但是時間還較短，病例較少，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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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社會實踐總結范文第2篇

【摘要題】理論縱橫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學認識本質”[1]。哲學歷來是人們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本質的思想武器。圖書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對圖書館現象本質的把握自然也離不開哲學思維。為了認識和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我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們也進行了長期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期，形成了一股持續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熱”。本文就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狀況的綜合述評。

1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起源及其發展

是誰在什么時間第一個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命題，這是一個很難考證的問題。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這一提法至遲在1934年就出現，其根據是丹頓（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喚圖書館哲學》一文[2]。據臺灣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一文介紹，阮岡納贊于20世紀30年代就著有《圖書館分類哲學》一文[3]。據臺灣沈寶環教授《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一文介紹，英國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圖書館哲學》（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書[4]。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至少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在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何時，也是一個較難考證的問題。蔣永福認為，20世紀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圖書館學思想中就包含有較明顯的哲學思考的痕跡[5]。不過，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還沒有人明確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術語或提法。在我國大陸，1990年蔣永福在《黑龍江圖書館》發表《試論三種哲學形態的圖書館》一文[6]，其副標題是“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一”，這可能是在大陸圖書館界最早提出“圖書館哲學”（libraryphilosophy）一詞的文獻。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個鼎盛期，在這一時期里，較早對圖書館現象作哲學思考的人有劉迅、劉烈、陳一陽、莊義遜等人。劉迅于1982年著有《論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的共同基礎——關于波普爾世界3理論的思考》一文[7]；劉烈于1985年著有《論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8]，陳一陽于1985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哲學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10]；莊義遜于1985年著有《圖書館學的哲學研究述評》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譯有J·H·謝拉的《圖書館哲學》一文[12]。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蓬勃發展，高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書。令人遺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錦雪外，其余研究者無一是以圖書館哲學為自己主要研究領域的，因此他們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發之作”，其研究廣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們各自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都未能繼續下去。

到了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蔣永福、何長青、呂斌、周文駿、周慶山、胡先媛、張廣欽、劉君、馬恒通、李明華、鄭全太、王梅等。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持續呈活躍狀態，沈寶環、賴鼎銘、高錦雪、梁君卿、盧荷生等著名學者的研究已達到了較專深的境界，其中，賴鼎銘教授的《圖書館學的哲學》（1993年印行）一書可謂是視角極其獨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陸，蔣永福和鄭全太是以圖書館哲學為主要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兩人的研究成果也最豐，而其余的研究者們似乎仍屬于“偶爾一發”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蔣永福先生從1990年起致力于圖書館哲學研究，一直持續至今，是目前我國大陸圖書館哲學研究領域持續研究時間最長、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應該說他為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

從上述可知，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其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正式起步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圖書館哲學”一詞正式見諸有關文獻。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發展時期，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隊伍逐漸壯大起來，研究成果也達到了一定的數量，由此奠定了圖書館哲學研究在我國圖書館學領域中的顯著地位。

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概念及其內涵

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現象領域的一般（或本質）規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應用研究和圖書館實踐的基礎理論和思想方法論”[14]。

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是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層面上展開評論的理性之學”，“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學，而是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者對待‘圖書館’的態度、理論表現形式”[15]。

周文駿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圖書館本質規律和方法論的學科。它一方面是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總結、提煉和升華，另一方面也是哲學原理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所以可將其視為介于哲學和圖書館學之間的一個學科或者一個層次”[16]。

黃宗忠認為，圖書館哲學也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在本質上是一回事[17]。

周慶山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他在《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是一種比圖書館學大而又能指導圖書館學的理論，事實上這里指的便是圖書館哲學”[18]。

呂斌和李國秋認為，“圖書館哲學”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圖書館事業的宗旨和目標，第二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學領域的基本理論問題，第三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涉及到的哲學問題[19]。

蔣永福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人深思圖書館現象時獲得的一種思維深處的感悟與理解[20]。他在《圖書館哲學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是一種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圖書館現象本質的綜合思維方式”，“所謂圖書館哲學，就是對圖書館現象的哲學關懷。這種哲學關懷，體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嬡在《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把哲學的根本原理應用于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活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學的雨露浸潤，又要取得圖書館實踐的支撐，它處于哲學和思想學的中間層，研究的是圖書館活動及這一社會現象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探求的是圖書館學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將哲學思想體現在圖書館學研究中”[22]。

李明華指出，“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的認識，對圖書館精神與圖書館文化的高度提煉與升華，研究圖書館哲學實際上是對圖書館實踐活動和圖書館學理論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統的概括”[23]。

劉君、易長蕓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以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提出的各種哲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學科”[24]。

鄭全太和孫淑文在《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的關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圖書館價值觀和圖書館學方法論”[25]。鄭全太和石友榮在《試論作為實踐哲學的圖書館哲學》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流變不息的圖書館實踐的價值和意義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詮釋”[26]。

另外，馬恒通還專門著文論述了“圖書館學哲學”（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問題。他指出，“圖書館學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學發展規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和方法論”[27]。劉君和易長蕓認為，“與圖書館哲學相反，‘圖書館學的哲學’強調的是哲學理論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與圖書館哲學不同，圖書館學的哲學的出發點是哲學，落腳點是圖書館和圖書館學”[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概念的內涵的認識還很不一致。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目前尚處于“前科學”階段，還很不成熟。不過，從上述諸說法中我們還是能夠梳理出一些異中之同的看法：（1）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的產物；（2）圖書館哲學研究探討的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本質問題，或者說，圖書館哲學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的深層理解、感悟和詮釋；（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理論思維方式，是一種價值觀和方法論。

3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任務和意義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既是這些范疇的一門具體應用哲學或部門哲學學科，又是圖書館學的基礎理論學科”[29]。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哲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具有濃烈圖書館學個性特征的圖書館學分支學科的內容，是研究圖書館學高級理論形態的圖書館學研究方向”[30]。蔣永福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實質上就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所進行的反思性關懷，因而也可稱之為圖書館科學的‘元理論’，……（它）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圖書館現象中的個別環節或過程，具有明顯的理論性、抽象性和思辯性”[31]。鄭全太認為，圖書館哲學屬于具體的經驗科學，屬于圖書館理論思維科學[32]；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精神科學，它在本質上具有實踐哲學的性質[3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人文科學，所以它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理論那樣的客觀性、確定性和可驗證性[34]。王梅和李蕓在《論圖書館哲學的人文內涵》一文中批評當前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缺乏人文內涵，指出：“圖書館哲學，首先我們肯定一點的是，它是人學，圖書館學與哲學的關系本質上的聯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圖書館哲學就不應該在人文的竹籬外徘徊”[35]。其實，蔣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評過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缺乏人性的問題，并呼吁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人性的復歸[36]。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性質的認識還有一些分歧，如圖書館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還是兩者皆是？再如，有的學者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經驗科學、應用科學、實踐哲學，而有的學者又認為圖書館哲學是理論科學、思辯科學，這兩種看法相矛盾嗎？等等。這些問題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樹立人文主義的圖書館學精神”[37]。蔣永福認為，“‘我是誰’，亦即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是什么？這是圖書館哲學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38]。周慶山也指出，“透過圖書館具體機構認識圖書館現象的本質，這正是圖書館哲學追求的目標”[39]。鄭全太從“圖書館哲學在本質上是實踐哲學”這一立論角度認為，圖書館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來自圖書館實踐中的有關什么是圖書館、圖書館的價值，什么是圖書館精神的問題”[40]，“圖書館哲學作為實踐哲學是以圖書館智慧（或稱圖書館精神）為知識目標的”[41]。劉君和易長蕓從哲學的功能推斷圖書館哲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圖書館學與哲學的結合，充分發揮兩門學科優勢，通過對圖書館問題的哲學研究，揭示出對圖書館發展的規律性認識”[42]。周文駿教授也指出，“圖書館事業建設中的種種問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屬性和規律沒有正確地把握。而這種正確把握正是圖書館哲學的任務”[43]。可見，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的看法較為一致，即圖書館哲學追尋的是圖書館現象中的本質問題。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意義，周慶山指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科學精神、職業理想和學術境界，是我們不懈追求的目標”，“圖書館員忽視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實務和技術，是與他們對圖書館認識上的機構化、實體化及操作具體化有一定關系的。這正是圖書館哲學對于他們的重要意義所在，即它可以讓圖書館員充分意識到其工作的意義、目標、原則、合理性和整體價值取向”[44]。張廣欽指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圖書館學的學科地位，增強圖書館學理論的解釋力；二是有助于增強圖書館人的理論觀念[45]。鄭全太和石友榮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功能價值在于用“圖書館智慧”指導圖書館實踐，他們指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從而在圖書館實踐中直接應用，它要擺脫具體的事實和眼前的功利，與現實隔開一段距離，從而能夠超越現實，以敏銳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視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實踐進行哲學的判斷，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規定性，形成對圖書館實踐及其與人生實踐、社會實踐的關系的圖書館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參與到圖書館實踐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意義的認識大同小異，可以概括為：圖書館哲學是觀察圖書館現象的智慧之學，它能夠為人們提供觀察圖書館現象的理論視野、價值觀和方法論，能夠為圖書館實踐提供哲學指導。

4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和內容結構

4.1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

作為一種哲學層次的理論思維，圖書館哲學必須指導圖書館學建立自己的邏輯范疇體系。建立一種理論的邏輯范疇體系，主要是確定該理論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劉烈以“圖書館”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并循著“圖書館——圖書館的矛盾——圖書館的規律”這樣的邏輯順序闡述了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47]。陳一陽認為，圖書館在本質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為邏輯起點，演繹出圖書館學的10個基本范疇，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儲”、“分類”、“目錄”、“資料”、“情報”、“檢索”、“讀者”、“圖書館員”、“圖書館”[48]。何長青則以“文獻”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認為“文獻”是圖書館現象領域最簡單、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著圖書館現象領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蔣永福一開始也認為“文獻”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50]，后來他經過進一步的深思熟慮，改變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他根據“文獻的實質是客觀知識的載體”這一論斷，認為“客觀知識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知識組織是圖書館學的邏輯中介，人是圖書館學的邏輯終點”[51]。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蔣永福可以說是在我國圖書館學界第一個完整地提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的學者。因為在這之前人們討論的范圍局限在邏輯起點問題上，而基本沒有涉及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問題。而且，他的“客觀知識論”觀點正符合當前圖書情報學“知識化”的趨勢。相反，目前主張“圖書館論”和“文獻論”的人似乎越來越少。

4.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

周文駿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國至今還沒有建成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52]。正因如此，目前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的討論分歧也最大。臺灣的高錦雪在《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之研究，應自圖書館史與圖書館思想史雙方面著手”，她對自己著作的內容體系作了如下安排[53]：“圖書館的本質與功能之哲學觀”、“圖書館教育之哲學觀”、“圖書館選擇之哲學觀”、“分類與建筑之哲學觀”、“參考服務之哲學觀”。何長青設計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包括三方面[54]：（1）圖書館規律。包括圖書館現象的社會本質及功能、圖書館現象的內在運行機制及其矛盾關系。（2）圖書館認識規律。包括圖書館認識方法，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與圖書館實踐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的繼承、發展與創新、變革的矛盾運動。（3）圖書館指導規律。即研究指導圖書館實踐的各種辯證法問題。呂斌和李國秋則從圖書館哲學的本體論、圖書館哲學的認識論和圖書館哲學的方法論三方面展開了他們的研究內容[55]。張廣欽根據圖書館學理論主要涉及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事業發展理論和圖書館各項業務工作理論，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可劃分為圖書館學哲學、圖書館事業哲學和圖書館業務哲學3個方面[56]。關于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內容，馬恒通認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圖書館學發展規律、圖書館學研究規律和圖書館學的理論價值觀。從以上關于圖書館哲學內容的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如何界定問題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學界定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及其體系，將是今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不過，在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及其體系整體確定之前（這將是一個漫長過程），對圖書館哲學的某些局部或個別問題進行哲學意義上的研究是極其必要的。其實，一些學者早就做了這方面努力，如鄭全太著有《略論圖書館評價的哲學范疇》、《圖書館學研究體系的哲學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關于圖書館引入管理心理學的哲學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關于圖書館學方法論的哲學思考》一文[61]，陳思玲著有《哲學范疇的圖書館價值論》一文[62]，劉君君、周進良著有《關于讀者管理的哲學思考》一文[63]，等等。

5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幾個關系范疇

5.1關于哲學與圖書館哲學

圖書館哲學固然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哲學或專業哲學，應該說是無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原理、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移植和應用，從而稱圖書館哲學只是一種應用哲學，則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這里，他們沒有認識到部門哲學、專業哲學和應用哲學的區別。部門哲學、專業哲學是對某一部門或專業領域問題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而應用哲學則是哲學原理、方法在某一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可見，部門哲學、專業哲學和應用哲學是依據不同分類標準產生的哲學門類。圖書館哲學既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哲學門類，又是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哲學門類。所以圖書館哲學既是一種部門哲學或專業哲學，又是一種應用哲學。

5.2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哲學”

“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都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哲學和圖書館學的結合有兩個方向：一是“哲學圖書館學”，即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應用；二是“圖書館學哲學”，即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前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學哲學”，后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哲學”。也就是說，圖書館學哲學是以“圖書館學”（理論）為對象，而圖書館哲學則以“圖書館現象”為對象。而所謂“圖書館現象”又可包含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所以廣義的“圖書館哲學”可包含“圖書館學哲學”。狹義的“圖書館哲學”是指抽掉“圖書館學哲學”內容的剩余部分內容。目前，在理論界存在混淆或不區分“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的現象，應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紹了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情況，就是從廣義的“圖書館哲學”角度考慮的。

5.3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兩者在涵義上是相同的。從兩者的產生時間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肯定先于圖書館哲學研究，如果兩者在涵義上相同，那么圖書館哲學研究就可說成是一種重復的或多余的研究。顯然，現在的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知道，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屬于理論圖書館學范疇，而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都是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資料”。也就是說，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范圍要比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寬泛，層次也高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是對圖書館實踐的一般性理論概括和總結，而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抽象和批判的產物。

5.4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這種判斷恐怕很難被大多數人們所認同。到目前為止，關于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問題眾說紛紜，遠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夠成為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理論肯定是圖書館學之外的某一種或某幾種理論（如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因此，如果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就等于把圖書館哲學認定為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顯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那么，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目前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來這一問題也是以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且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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