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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政論文范文第1篇

回顧公共行政的一百二十余年的發展，其價值的變遷歷經傳統公共行政時期的效率導向、新公共行政時期的公平導向和新公共管理的效能導向，科學主義和技術理性的分析進路始終是公共行政隱性的宏大敘事。現代性歷史語境描繪了一幅人們為追求科學、效率和理性而開展公共行革的美好圖景，但卻無法掩飾工具理性本身的結構性缺陷，并最終妨礙公共行政形成終極性的價值追求。正如懷特和亞當斯所說:“技術理性似乎是公共行政中最持久的敘事方式，但卻是一種混亂的敘事。”［3］現代性觀照下的公共行政難以擺脫技術和工具理性的桎梏，因而在不同時期都呈現出其內在的困境。

效率迷思:傳統公共行政范式的價值困境

首先，以效率為標尺判斷行政的優劣，體現了效率至上的價值追求，這是科學分析和技術理性的產物。在這種價值傾向指導下的公共行政被簡化成一套行政程序、管理技術和管理工藝，公共行政被視為遠離政治的純事務性的技術領域。也就是沃爾多所指的:“舊公共行政學的特征是相信行政實踐是一個技術問題，其關鍵在于執行中的工作效率”。［9］自由、正義、秩序、公平、民主等，這些有廣泛社會基礎的價值信念被忽略和拋棄，從而使公共行政價值缺乏應有的社會關懷。其次，在公共事務上的應用，公共行政的功能大多被定位于政策的執行和內部的管理。人們不再把效率看作是實現目標的一種手段，而是逐漸將其本末倒置，變成公共行政的價值本身。這種只重“技術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卻忽視“目的合理性”的研究使公共行政學變成了一種純技術性的學問，從而使公共行政面臨著兩大難題:一是行政領域的“尋租”現象，最主要的表現是市場等價交換的規則侵入公共行政過程之中，公共權力成為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二是公共權力的異化，突出表現在以實現公共目的的手段變成了目的本身，變成了自我服務的壟斷性資源。最后，在傳統公共行政中，這種效率至上的行政價值觀強調非人性化和客觀化的所謂理性效率，促使組織對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采取機械性的控制。為追求高效率的完成組織目標，個人只能慣性的服從于工作程序，人與人之間變成了工具般的相互操縱。由此而來，個人則失去了自我反思和自我了解的主體意識，導致缺乏創造精神，甚至使個人的行政人格畸形發展，成為“效率機器人”。［5］最終會造成組織成員與社會公眾之間的疏遠和隔離，進而失去組織應該表現出的社會價值取向和公共責任感。

公平之“謎”:新公共行政范式的價值困境

首先，公平、民主和人道主義與現代性社會的主流經濟價值觀有著內在的沖突。利益的最大化、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市場等為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長期奉行的價值圭臬與平等、社會責任感、普遍福利的社會價值觀歷來相互抵牾、難以兼容。公平價值的極端形式并不支持市場效率，反之亦然。并且這些相反的價值取向互相限制且同時為公民所欲求，公民既渴望市場和效率，但同樣也需要秩序、公平和人權。這就使得如何在同一社會體制和政府框架里同時管理或保留市場與民主的權利成為一種兩難選擇。新公共行政倡導的“公平至上”的理念顯然并沒有找到整合兩種價值觀的最佳途徑。其次，新公共行政主張的社會公平缺乏清晰和明確的定義。維克斯認為:“價值是抽象而明確的，規范則是具體而含蓄的，在一個理想化的組織里，我們期盼清晰陳述的價值，從中邏輯的派生出規范和規則”［3］。弗雷德里克森將社會公平定義為“一系列價值偏好，包括組織設計偏好和行為方式偏好的關鍵詞語”，這顯然使社會公平的概念過于寬泛而又模糊不清。另外，社會公平是否是指無須考慮種族、收入狀況、政治傾向等因素都給所有人分配同樣的權力或是給每人提供同樣的機會?這些都需要明確的界定，而這些界定在新公共行政那里是找不到的。最后，新公共行政范式最大的問題還在于其價值追求缺乏執行的制度保障。盡管新公共行政對社會公平的價值追求意味著變革，弗雷德里克森也強調要建立適合社會公平實現的組織模型，清除妨礙社會公平價值實現的組織體制。主張從分配、整合、邊際交換、情感訓練四個方面建構開放靈活的組織理論，并推出了行政分權、鄰區控制、矩陣、聯盟、契約五種組織模型。但這些主張和模型似乎過于宏闊空疏，從來沒有被廣泛接受和具體運用。正如登哈特所說:“這一重要性主要體現在指出背離傳統理論框架的異常之處，而不是提出新的解決方法。”［5］如果聯系到新公共行政出現的背景，我們不難覺察到與其說新公共行政學有著恒定和深遠的價值意蘊，不如說它是美國20世紀60、70年代動蕩時期公共行政回應社會危機以維護自身合法性的臨時性產物。其貌似激進的公平論調，仍然帶有濃厚的工具色彩。以至于沃爾多后來不乏尖銳的評價道:“新的浪漫主義，其論據如果說不是不真實的，那么就是特設的和自相矛盾，孩子們的討伐與青年運動從整體上并沒有在文明的歷史上寫下愉快而光輝的紀錄。”［10］

公司行政論文范文第2篇

（一）融資業務流動性管理的要素

1.客戶授信額度：證券公司發放給客戶授信額度的總和。由于流動性管理屬于動態管理，實際影響流動性的因素為客戶授信額度中去除已經使用的部分，即客戶剩余授信額度。

2.客戶保證金可用余額：根據客戶實際擔保品價值和交易情況計算得出的客戶可用保證金總額。該值已經去除了客戶已經使用的部分。

3.融資余額：客戶借出后尚未歸還的資金。證券公司進行流動性管理，即要保證存放在融資專戶中的資金頭寸能夠有效滿足客戶的融資需要，那么，融資專戶的資金總額必須大于或等于未來的融資余額。

4.擔保物價值：客戶提交的現金擔保物和證券擔保物的價值總和。在不考慮授信額度影響的情況下，擔保物的價值越大，意味著客戶潛在融資需求越大。

5.市場交易情況：包括指數的漲跌和交易量的變化。客戶通過對市場情況的判斷形成交易需求，進而影響未來交易行為。

（二）融資業務流動性管理的基本思路

通過對客戶的融資需求的準確預期，科學確定存放在融資專戶中的資金規模，以實現融出資金的最大收益。在融資業務的流動性管理的要素中，未來融資余額即為客戶的融資需求。因此，若能找出其他要素與融資余額之間的穩定關系，就能對未來的融資余額作出準確預期。下面利用定性分析法來分析各要素與融資余額之間的關系，找出與融資余額相關的因素。

（1）客戶授信額度：客戶授信額度反映了客戶的最高信用需求，是信用交易的臨界值。從業務實踐的情況看，授信額度要遠高于客戶實際產生的融資余額，二者相關性不高。

（2）保證金可用余額：在授信額度足夠大的情況下，保證金可用余額與保證金比例決定了客戶實際可形成的最大融資規模。隨著保證金可用余額的不斷增長，客戶的融資余額也不斷增加。

（3）擔保物價值：擔保物價值與融資余額之間并不存在直接關系，擔保物價值的變化通過影響保證金可用余額大小來影響融資余額。

（4）市場交易情況：市場交易情況是決定融資實際發生額的重要因素。客戶通過對市場的判斷決定是否融資以及融資多少。通過上述分析，在涉及融資業務流動性管理的各要素中，直接影響融資余額的要素主要是保證金可用余額和市場交易情況。因此，本文將重點分析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融資業務流動性管理的實證分析

下面采用實證法，通過對實際數據進行匯總分析，找出融資余額與保證金可用余額、市場交易情況之間的關系模型，從而確定融資業務流動性管理的方法（由于指數價格的漲跌同時影響保證金可用余額，為了避免回歸方程的解釋變量間產生自相關，實證分析中僅用上證綜指交易量作為市場交易情況）。以某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運行100多個交易日的歷史數據為基礎，將T-1日的保證金可用余額、上證綜指交易量與T日的融資余額之間建立二元回歸，找出三者之間的關系模型，運用統計檢驗方式對回歸方程的有效性進行檢驗，確保回歸結果可行。檢驗結果分析：

1.變量顯著性檢驗（t檢驗）：經查t值表，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各解釋變量參數的t值均大于臨界值，說明各參數均較好的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2.擬合優度檢驗（R2檢驗）：R2值為0.8078（R2值越趨近于1，說明擬合效果越好），說明回歸方程對樣本觀測值的擬合程度較好。

3.方程顯著性檢驗（F檢驗）：將查詢F值表，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該方程能夠較好的通過顯著性檢驗。4.一階自相關檢驗（DW檢驗）：經查DW值表，0≤DW≤dl，說明隨機誤差項之間存在正相關。通過對回歸方程進行統計檢驗發現，大部分檢驗均能通過，說明該回歸方程對融資余額與保證金可用余額、指數交易量之間關系總體模擬效果良好。其中，DW檢驗效果之所以不顯著，是因為融資融券業務前期加速度過快，致使隨機誤差項之間呈現一階自相關。

三、研究結論

1.融資余額與保證金可用余額、指數交易量之間具有明顯相關性，可以通過對當前保證金可用余額以及指數交易量數據的分析，預測未來的融資余額的規模。

2.未來融資余額與保證金可用余額之間呈現較強的正相關，而與指數交易量之間呈現一定程度負相關，說明在業務發展初期市場交易情況對融資業務的增長影響效果不是特別明顯，可能和投資者對信用交易模式不太習慣，心態上與普通交易有所不同有關。

公司行政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本文使用1998-2001年數據,通過假設檢驗和回歸分析對中國上市公司增長的行業特征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不同行業上市公司的增長具有顯著差異,但差異程度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降低;僅有少部分行業的增長與其它行業顯著不同,大部分行業的增長率之間并無顯著差異;不同時期增長率異常的行業也不相同。

一、研究指標、研究方法與數據樣本

在反映公司成長性的眾多指標中,本文選擇主營收入增長率作為研究指標,因為主營收入的增長是公司增長的根本源泉,并且比較穩定、不受會計處理方法影響、不易被管理層操縱。我們根據上市公司1998-2001的主營收入數據計算1999-2001年各公司的主營收入增長率,首先對三年中各行業的主營收入增長率進行描述性統計與分析,然后對不同行業公司的增長率是否具有顯著差異進行假設檢驗(H0:各行業的主營收入增長率沒有顯著差異),最后以行業為虛擬解釋變量(DummyVariable)對三年中各行業的收入增長率分別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檢驗不同行業上市公司的增長率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本文使用非參數方法Kruskal-WallisH檢驗。多元線性回歸的模型為:Growtht=α+Σ13i=1βiIi+μ,,其中Growtht為公司t年的主營收入增長率,I為行業虛擬變量,當公司屬于行業ⅰ時,Ii=1,否則Ii=0。

為避免當年上市新股的影響,我們以199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670家公司為原始樣本,根據《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將其分為22個行業,從中剔除了樣本期內變更主營業務的公司以保持公司行業的恒定,又剔除了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公司以避免異常值的影響:ST和PT公司、數據不全的公司、某年增長率大于500%和小于-80%的公司,最后又剔除了公司數量小于10家的8個行業的公司以保證假設檢驗和線性回歸的統計顯著性。最后剩余390家公司,分屬14個行業,作為本文的研究樣本。

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財務數據來源為利多證券投資分析系統,文中所有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均使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

二、實證研究結果

1.描述性統計與分析

14個樣本行業1999-2001年主營收入增長率的均值(標準差)統計見表1。由表1可知,不同行業的主營收入增長率具有很大差別,例如1999年,房地產業為負增長,而信息技術業的增長高達83.26%。另外同一行業不同時期的增長率也不相同,例如房地產業1999年為負增長,2000年增長率卻高達58.42%。總的來看,樣本期內中國上市公司保持了很高的增長速度,全部公司三年平均收入增長率為19.84%,這得益于中國國民經濟總體的快速增長。其中信息技術業增長最快,三年平均增長率達52.4%,其次分別為房地產業、綜合類、交通運輸倉儲業和機械設備儀表業,平均增長率均處于20%至30%之間,而電子業和批發零售貿易業的增長率較低,均小于10%。此外還可看出,大多數行業的增長三年中有降低的趨勢,這是符合增長理論的,因為任何一個公司或行業的超常增長(即高于經濟總體增長的速度)都不可能一直持續的,或早或晚都將趨向于經濟平均的增長速度。

2.上市公司增長行業間差異的假設檢驗

1999-2001年樣本行業間主營收入增長率比較的Kruskal-WallisH檢驗結果見表2。由表中結果可知,不同行業間增長率的差異1999年在9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2000年在9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2001年不顯著,總體可以認為中國上市公司的增長具有顯著的行業間差異。另外從檢驗統計量的大小和P值都可看出,增長率的行業間差異有逐步降低的趨勢,這是因為各行業的增長都趨向于經濟總體的增長,因而行業間差異減少。

3.上市公司增長行業特征的回歸分析

1999-2001年上市公司主營收入增長率以行業為虛擬解釋變量的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表中結果說明,行業因素對公司間增長率差異的解釋為三年中分別在99%的置信水平下顯著、9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不顯著,這與前面非參數檢驗的結果基本一致。三年中公司間增長率差異可由行業解釋的比例分別為9.3%、5.4%和4.8%,也是逐漸降低的。此外還可看出,各年中回歸系數顯著不為零的行業都很少,行業間差異最大的1999年也僅有3個,且不同時期系數顯著不為零的行業也不一樣,這說明只有少數行業的增長率與其余行業顯著不同,大多數行業的增長率間并無顯著差異,且增長率異常的行業可能每年都不同。這就要求我們在分析預測上市公司增長能力時,對不同行業的公司要區別對待。

參考文獻

1李森、郭伏、戴春鳳,《股份公司成長性與股票內在價值分析》,《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

2DonnaM.Costello,“ACross-Country,Cross-IndustryCompar-isonofProductivity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3,101(2):207-223.

公司行政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證券公司行政處置證券法

風險證券公司行政處置的概念

目前，由于法律法規對行政處置程序規定不夠完善，證監會對于風險證券公司所采取的措施仍處于探索、整理、求證階段。行政處置是指在證券公司出現風險的情況下，證券公司的主管機關對該公司采取各種行政措施化解其風險，幫助其重組或使其順利退出市場的過程。行政處置有廣義說和狹義說兩種含義，廣義上的行政處置是指只要國家行政機關實行行政行為介入了風險處置程序，這樣的程序就屬于行政處置程序，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撤銷、責令關閉、托管、行政接管都屬于行政處置程序。狹義上的行政處置僅指行政機關對高風險證券公司依法采取取消證券業務許可、責令關閉，并組織行政清理的行政程序。本文采用廣義含義，認為行政處置程序是在采取行政措施后到企業重整成功或進入破產程序前這一段程序。

風險證券公司行政處置的基本模式

（一）撤銷

在新證券法出臺前，證監會作出撤銷的行政決定并沒有直接依據，只有2001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金融機構撤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可以參考，該條例規定的撤銷是指，中國人民銀行對經其批準設立的具有法人資格的金融機構依法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終止其經營活動，并予以解散。可以看出，《條例》的初衷是對銀行這種傳統意義上的金融機構進行的規定，并未充分考慮證券公司這一新生事物。因為無法可依，證監會只好類比《條例》，對證券公司予以和銀行相同的處理。直到2006年新證券法的實施，在現行法體制下，撤銷才有了充分的法律根據。

（二）停業整頓

停業整頓指當證券公司從事嚴重違法違規行為或者存在嚴重財務風險，對證券投資者的利益已經造成重大損害或者有重大損害之虞時，證券監督管理部門責令其停業，組成停業整頓工作組進駐該公司，審計其資產負債情況，清查其違法違規行為，控制和化解其風險的行政處罰措施。當時證監會對證券公司實施停業整頓的條款在法律依據上尚不充分，但是在新《證券法》中，這個問題得到解決，新證券法規定了證券監管部門對風險證券公司的處置手段包括了停業整頓、指定其他機構托管、接管或者撤銷等。

（三）托管

托管是指對陷入經營困境或發生產權關系重大變動的證券公司委托專門的托管機構經營管理，以有效實現資產的增值保值，控制證券公司的風險。我國對證券公司的托管，是一種委托經營管理行為，其主要目的在于使證券公司獲得重生的可能，對債務人的資產進行增值和優化，避免破產引起的社會風險。如果實在沒有挽救的可能，才關閉證券公司。另外我國的托管是一種行政托管，是由證監會出面委托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或其他證券公司進行托管，體現了證券公司風險處置中的國家意志。在新證券法生效前，我國對證券公司采取的托管并沒有法律上的依據，形式上類似的“托管”也僅在《條例》中有簡略規定。因此，《條例》也很難作為對證券公司營業部實施強制托管的法律依據。新證券法為托管提供了法律依據。

（四）接管

接管也叫做行政接管，是指根據證券監督管理部門決定，接管組織全面控制公司并代行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及管理層職權經營管理公司。接管期內，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應組織相關各方通過內部整合和外部救助等方式對被接管公司進行重整、重組，使其恢復正常經營，避免被采取其他處置措施或破產。接管屆滿時，如果沒有延期，或證券監督管理機構確認導致接管的情況消除，接管終止。如被采取其他處置措施或破產的，則轉入相應的程序。

（五）責令關閉

責令關閉證券公司，是指中國證監會對依法設立的證券公司實施行政處罰，吊銷其經營證券業務許可證，終止其經營活動的行為。責令關閉屬于公司法上強制解散公司的一種情形。在新證券法第153條規定的監管措施中并不包括責令關閉，該條規定，“證券公司違法經營或者出現重大風險，嚴重危害證券市場秩序、損害投資者利益的，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對該證券公司采取責令停業整頓、指定其他機構托管、接管或者撤銷等監管措施”。僅僅規定了停業整頓、指定其他機構托管、接管和撤銷四種措施。因此，在新證券法生效后，責令關閉這種處置形式將退出歷史舞臺。

當然以上五種行政處置方式不是并行不悖、非此即彼的，它們相互交叉、相互轉換。如責令關閉這種行政處置方式，即可由證券監督機構直接做出責令關閉的行政處罰，也可以在停業整頓過程中作出。

我國行政處置程序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一）證監會的行政介入缺乏法律依據

證券公司出現風險時，證監會是否有權利介入其處置程序，采取什么樣的方式介入，并無學者在理論上予以探討。新證券法出臺前，證監會對于風險證券公司的處理也是“有勁無處使”，找不到合適的工具和方式來行使手中的權力，只能一案一議地進行摸索。2005年新證券法頒布，對于證監會在實踐中的作法也予以了肯定，但也只是泛泛概括。第153條規定，證券公司違法經營或者出現重大風險，嚴重危害證券市場秩序、損害投資者利益的，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對該證券公司采取責令停業整頓、指定其他機構托管、接管或者撤銷等監管措施。但是，對于證監會以何種組織形式介入，它們的權利和義務如何，如何規范相應程序，怎樣開展個人債權的收購，對于這些行為的前后順序和相互關系都沒有規定。特別是采取行政措施后的清算，更是缺少法律依據。

（二）行政處置工作組的行為乏力

目前我國的風險證券公司處置分為兩個階段，行政處置階段和破產清算階段。這兩個階段的工作內容有一定的重合，比如清產核資，資產評估；保全資產，清收債權；處分債務人財產等。前者成立的目的是發現并控制證券公司風險，保證社會的穩定，因此在行政處置過程中的處置原則是“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穩定可能進行一些違反法律規定，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做法。而在破產程序中，管理人的原則是“以債權人利益為本位”，嚴格依照破產法的規定行事。

（三）行政處置程序中的司法配合缺位

行政處置程序不同于破產程序，在破產程序中，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有關債務人財產的保全措施應當解除，執行程序應當中止。已經開始而尚未終結的有關債務人的民事訴訟或者仲裁應當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債務人的財產后，該訴訟或者仲裁繼續進行。這樣規定的目的在于盡可能多地清收債務人資產，防止債務人財產的流失而采取的措施。然而，行政處置程序是一種行政程序，行政程序中并不能天然地阻斷其他刑事、民事、行政程序以及保全和執行措施。因此在行政處置過程中如果出現證券公司為當事人的訴訟和執行行為，通常情況下應正常進行，但是如果行政處置為這些司法程序讓路，那么證券公司的財產將流失貽盡，無法保證廣大客戶的權益，因此為了配合行政處置程序，最高院下發了“三中止”通知，即在一定期限內，對已進入風險處置階段的包括證券公司在內的金融機構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暫緩受理，已經受理的中止審理，對其作為被執行人的案件中止執行。“三中止”為行政處置程序的順利進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三中止”并不是萬能良藥，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情況它也無能為力。

對行政處置程序中司法難題的解析及建議

（一）行政處置程序的范疇及其運作程序

要明確行政處置程序的概念，屆定出其范圍。現實中對證券公司紛繁復雜的處理辦法，學界和實務屆對行政處置的范圍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行政處置僅包括停業整頓和責令關閉，有人認為包括撤銷、行政接管和托管。制定法律首先要明確其調整的范疇。要以證券法第153條為基礎，對于停業整頓、指定其他機構托管、接管、撤銷和責令關閉這幾種程序進行詳細的界定，它們分別適用于何種情況下的風險，程序如何展開，這幾種程序之間的關系如何，它們能否互相轉化，轉化的條件是什么等，作出明確的規定。

（二）行政處置工作組的性質

目前，我國參與行政處置的各類組織形式多樣，有整頓工作組、接管組、托管組、現場工作組、清算組、風險處置組等，并且在不同的案件中它們的組成也不盡相同，比如在有的案件中清算組由當地政府組成，在有些案件中，清算組由中介機構擔任，同樣還可能由資產管理公司擔任。同樣，托管組有些由資產管理工作組成，也有些由實力雄厚、業績良好的證券公司組成。復雜多樣的工作組形式和臨時多變的人員構成，及各方利益集團的博弈，各種工作組之間各自為政、缺乏溝通，造成重復勞動和推諉責任的不良現象。

（三）行政處置程序中的司法配合

新《破產法》第134條也可能看出立法機關對風險證券公司行政處置的關注和對“三中止”的肯定，該條規定，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有本法第二條規定情形的，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對該金融機構進行重整或者破產清算的申請。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機構依法對出現重大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中止以該金融機構為被告或者被執行人的民事訴訟程序或者執行程序。可以看出，“三中止”在破產法中完成了它的法律化，彌補了司法解釋的先天不足，將效力擴展至所有的執行程序。但是，破產法的此條規定也有不足之處，實踐中還有對證券公司財產進行的保全程序和刑事中的扣留程序，對于它們134條還是無能為力的。這樣的不足有待于一部風險證券公司處置法予以彌補和解決。

（四）行政處置程序與破產程序的銜接

從目前司法實例來看，經過行政處置程序的證券公司很少重組成功，一般都要進入破產程序，而破產程序和行政處置程序中有許多工作的指向是相同或相似的，如債權的清查清收、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等，如果在破產程序中對于行政處置程序的工作不予以認可，就可能造成兩種后果：在否定行政處置組的單方意思表示行為，這樣在破產程序中就需要再進行一次相同或類似的工作；否定行政處置小組與他方的雙方意思表示行為，這樣就破壞了既成的法律關系，破壞了法律穩定性和預期性，并且會使第三方在與清算組進行法律交往中增添顧慮，而增大投入成本且降低效率。因此，同化行政處置程序和破產程序中相同的工作組織和工作程序是兩者順利銜接的關鍵。

參考文獻：

公司行政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 山東上市公司 資本結構 市場時機理論

市場時機理論認為：股票高估時企業會選擇發行股票，股票低估時企業會選擇回購股票，對企業來說并不存在最佳的資本結構。本文利用市場時機理論討論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

一、研究設計和樣本選擇

1.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考察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本文分以下兩個步驟進行回歸分析：

首先單獨分析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然后加入公司規模、盈利能力、公司擔保價值三個控制變量，檢驗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是否還有解釋作用，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D：賬面總借款

A：賬面總資產

M：每股股票價格

B：每股資產賬面價值

PPE：固定資產賬面價值

EBIT：息稅前利潤

2.樣本選擇 二、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在不考慮其他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的情況下，研究不同上市年度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影響的變化，以回歸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我們以每個上市公司IPO 時間為一個時點，對每個時點的上市公司橫截面數據進行回歸,發現只有在IPO當年和IPO后第一年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具有顯著的負影響，在其他年份均沒有顯著的關系。

為了更進一步分析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加入公司規模、盈利能力、公司擔保價值為控制變量，進行回歸，結果見表。

市值與賬面值比（M/B）在IPO當年和IPO+8年與資本結構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在IPO+1年卻與資本結構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其他年度與資本結構的關系均不明顯。這說明，在山東上市公司中沒有發現顯著的市場時機選擇行為，然而山東上市公司近十年的平均市盈率為73倍，公司管理者卻沒有充分利用市場對股票價格的高估狀況。山東上市公司的近十年加權平均平均收益率為4.36%，而《公司法》對上市公司增發的條件是最近3個會計年度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山東很多上市公司沒有達到增發的要求。而且，在IPO+8年，我們可以看到，M/B與資本結構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符合市場時機理論。可見，再融資政策沒有消除市場時機的基本存在特征，但卻從市場外部對企業融資條件設置了制度性限制，影響了市場時機對企業融資選擇的作用機理。山東上市公司受到再融資政策的限制導致M/B沒有顯著地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再融資政策約束下的市場時機沒有對企業的融資行為產生影響，在IPO后的7年里，普遍的股權融資偏好并沒有轉變為現實的融資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