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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觀念論文范文第1篇

一、音樂學研究論文

音樂學研究論文是我國在此學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體現，也是音樂學學科構建的主體。2012年，我國較為優秀的音樂學研究論文主要刊登于國內音樂專業和藝術類學術刊物上，內容涵蓋音樂學子學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領域。2012年，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發表的論文數量最多，內容豐富多樣。以中國民族民間音樂調查與分析為主要內容的代表論文包括：張伯瑜《云南個舊市大屯鎮洞經音樂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運河號子中的山東音樂淵源》、袁靜芳《走近藏哇寺》、趙塔里木《蒙古族額魯特部民歌特征的鑒別與解釋》、錢茸《淺析滬劇唱詞音聲的地域性音樂價值――兼推“雙六選點”分析模式》、黃婉《在“挪用”中飾變與創造――文化生態視野下的2012基諾族“特懋克”節》、李明月《“堂名”憶舊：蘇州地區十番鑼鼓生存現象探微――以常熟辛莊“春和堂”為個例》、楊和平《民間禮俗的音聲表達――以蒲城喪葬儀式音樂活態現狀調查為例》等。有關民族音樂學方法論的研究論文主要包括：洛秦《“音樂上海學”建構的意義、研究架構及其問題思考》、管建華《東西方音樂的帕斯卡爾式的歷史沉思》、《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的哲學基礎之比較――兼及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反思》、薛藝兵《通過田野走進歷史――論中國音樂人類學歷史研究的途徑與方法》、楊民康《音樂民族志書寫的共時性平臺及其“顯―隱”歷時研究觀――以云南與東南亞跨界族群音樂文化書寫為實例》、宋瑾《從“音樂”到“音聲”――音樂人類學學科邊界問題》等。此類論文凸顯作者群體對民族音樂學歷史維度的思考，以及鮮明的跨學科傾向。此外，還有部分文章從傳統音樂的保護與教學入手展開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華《熟、背、析、研――教學體會》、張應華、謝嘉幸《我國當代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討》、沈洽《以人為本的多元―本位音樂教育――基于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視角的思考》、葉松榮《學科發展的瓶頸――關于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學位論文寫作中的局限性探討》等。

2012年，西方音樂史研究論文主要集中于巴羅克時期以前的早期音樂上，代表論文包括余志剛《中世紀音樂教學漫議》、姚亞平《歐洲早期音樂傳統與20 世紀現代作曲觀念》、伍維曦《與中世紀晚期多聲部彌撒套曲的體裁特性》、周耀群《關于“文藝復興時期音樂”的兩部斷代史的比較》等。這些論文從各位學者的獨立研究角度出發，對西方音樂早期歷史的不同細節開展研究和思考，試圖在理論闡述中深化對音樂史局部細節和音樂歷史觀念形成的認知，進一步喚起人們對古今歷史比較和創作、教育問題的重視。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德國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誕辰200周年紀念，瓦格納研究論文亦成為2012年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重點，代表論文包括：劉經樹《“清楚變化了的音樂創造”――瓦格納的“音樂戲劇”構想》和楊九華《“”的闡釋 ――再論瓦格納樂劇中的婚姻倫理觀》。另外，對于經典音樂的審美闡釋和音樂流派研究的代表論文可舉鄒彥《貝多芬（Op.31-2）的標題性內涵》和劉瑾《審美困境與現性重建：對新浪漫主義音樂產生及意義的美學思考》。

在中國古代音樂史領域，學者們將目光紛紛投向中國與境外音樂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宮宏宇《基督教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的盲人音樂教育――以安格妮絲?郭士立、穆瑞為例》、陳應時《唐傳日本調名曲名考》、鄭祖襄《談楊蔭瀏對田邊尚雄“中國音樂外來說”的批評》、葉鍵、黃敏學《18世紀西方傳教士的中國音樂研究及其學術史影響》，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論文《域外漢文音樂文獻述要》。古代音樂史研究的另一個范疇集中于音樂考古，代表論文有：方建軍《鐘離國編鐘編研究》、《音樂考古學的六個課題》、王子初《我們的編鐘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畫“雜懸”圖及其實驗心理學解釋》。在近現代音樂史領域，2012年的研究論文主要是對近現代音樂家的學術紀念，論文包括：楊和平《論李凌的音樂美學思想》、俞玉姿《略談老志誠先生的音樂思想――紀念老志誠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居其宏《我國新音樂發展戰略的設計師和先行者――蕭友梅音樂思想與創作教育實踐的跨世紀回望》等。中央音樂學院發起的“國家音樂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領域。2012年集中發表的論文包括：呂鈺秀《他者對于一個國家音樂想象的建構藍本》、李淑琴《從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學術化――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蒲方《中國近現代音樂歷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復雜性》等。

2012年，我國音樂美學領域的研究論文首先以評述于潤洋教授美學研究貢獻為主導，代表文章包括葉松榮《論于潤洋西方音樂史學研究中的理論建構》、何寬釗《論于潤洋學術研究中的歷史意識》、柯揚《承先賢之法，啟后生之思――論于潤洋對卓菲亞?麗薩音樂美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等。其他論文則是不同學者對音樂美學理論、趨勢與應用問題的獨立闡發，例如韓鍾恩《判斷力批判：置疑音樂美學學科語言并及音樂學寫作范式》、劉研《審美經驗的復興――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實用主義美學觀與通俗音樂》、張晶晶《對阿多諾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與解讀》等。

二、音樂學專業教育教學

2012年，我國的音樂學專業教育教學向著精英化、集約化和實力化的方向努力邁進。在專業音樂院校和綜合大學音樂學院、音樂系的主導下，音樂學專業教學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發展體系。在不同層次音樂學專業招生方面，各個院校和科研機構結合音樂理論研究的現實需求，招生數量略有緊縮，考試難度相對增加。如此舉措，不僅維護了音樂學專業精英化教育的傳統，同時也對當代大學生的理論基礎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層次的學術人才培養上，各個院校特別重視理論培養和藝術實踐的結合，鼓勵學生將研究重心立足當代、返觀歷史，積極參與音樂田野調查和音樂表演活動，在親身實踐中鍛煉學生的研究能力。各個院校給予學生相對寬松的課程安排，不但要求學生學好音樂理論知識，還不斷啟發學生對其他藝術領域和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產生興趣，獲得更為廣博的文化見識，充分增強學生的學術實力。音樂院校采取各種手段對學生的學習進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過論文評比、音樂論壇、大師講座、理論訪談等多種形式鼓勵學生集中精力投入學習，增長自身的學術本領。學生的畢業論文答辯活動日益規范，答辯通過標準相對嚴格，有效防止學生論文品質和學術素質的整體下滑。

除了各個音樂院校和科研機構的日常教學工作外，音樂學界在2012年還積極開展音樂學教學研討、論文評獎和專題講座活動，有力推動音樂學專業教學工作，促進院校間交流合作，增加校園學術氛圍。2012年2月，第四屆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獎”評選征文活動正式展開?；顒酉蚝韧馊A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發表的音樂評論參選，并在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第五屆年會召開之際集中評審。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辦了“中國音樂史學術交流系列專題1：國家音樂史”活動。斯洛伐克音樂學者奧斯卡?艾謝克應邀參加活動，共同探討“國家音樂史”寫作的方法手段和內容選擇。2012年10月，上海音樂學院先后組織了“第九屆（2012）錢仁康音樂學術講壇”和“音樂學學術論壇”，以此作為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藝術學院百年校慶舉辦系列學術講座，邀請資深專家舉辦專題講座。

三、音樂學學術會議

2012年，我國音樂學界各類學術會議相繼舉辦，有力推動了同領域專家學者的學術交流，促進專業學術會議向著常態化、正規化的方向邁進。在民族音樂學領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承辦的“當代社會中的傳統音樂國際研討會”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與會專家以音樂同社會政治、變革的關系為主題，著重討論當代語境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視角與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國傳統音樂學會第十七屆年會在西安音樂學院召開。會議提交論文摘要240余篇，內容涉及黃河流域音樂文化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音樂生態研究、音樂與科技、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等研究領域，呈現出學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學科發展趨勢。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三屆年會在新疆師范大學召開。會議圍繞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中國跨界民族音樂文化研究、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少數民族音樂教學改革研究三個方面議題展開探討，充分展示了我國近年在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國際音理會亞洲大洋洲地區音樂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暨亞太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泰山學術論壇在山東濟南舉行。來自亞太地區的音樂學家圍繞亞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區民族之間的音樂傳播與交流、構建適合于亞太地區各國的傳統音樂理論體系等議題做主題發言。

在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樂學院舉辦“2012?上海音樂學院?瓦格納國際學術論壇”。 論壇聚合國內最優秀的瓦格納研究學者同國際瓦格納研究實現對話，提升我國的音樂學研究水平，增進與西方學術界相關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由中國西方音樂學會主辦，四川音樂學院承辦的“2012西方音樂學會青年學者論壇”于9月21日在四川音樂學院舉行。 會議由九位西方音樂史專家對11名青年學子的課題發言進行交流點評，旨在促進青年學者的科研工作和學術交流，積極培養理論新秀。在中國音樂史研究領域，9月24至26日，中國音樂史學會第十二屆年會暨第七屆全國高校學生中國音樂史論文評選“徐小平獎”頒獎大會在沈陽音樂學院舉行。會議對“契丹音樂史”、“音樂上海學研究”等新課題給予充分重視，并對中國音樂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樂美學領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與對話――全國中青年音樂理論家論壇”在華南師范大學舉辦。論壇邀請全國50名中青年音樂理論家參會，論題涉及多個學科，促進音樂學學科間的相互對話和啟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國音樂美學學會筆會”在華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舉行。筆會圍繞 “音樂美學學科資源考掘” 和 “身體在音樂審美活動中的作用” 兩大主題進行研討。

四、音樂學紀念與交流活動

2012年，中國音樂學界舉行了多項學術紀念和交流活動，對于音樂學院系建設和老一輩音樂理論家的學術貢獻加以總結，并對中國音樂學的對外推介與交流做出貢獻。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迎來了建系30周年紀念。系列紀念活動由學術研討會、紀念座談會、學術講堂系列、學術成果展、學生音樂會等活動組成。全系教師還集體出版了學術研究文集，對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辦“馬思聰百年誕辰紀念活動”。 其中的學術研討會對馬思聰的學術造詣、音樂創作、教育教學和學術精神展開深入的討論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樂學院隆重舉辦“春雨潤物 學海成洋――于潤洋八十春秋學術研討會”。近30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和同事學生圍繞他的學術品格、理論特色和歷史貢獻進行了深入研討。2012年，恰逢中央音樂學院資深音樂學教授張洪島先生百年壽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對張洪島教授的學術成就和教學工作進行重點回顧。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樂學院舉行“紀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全國10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學術研討會，對王光祈作為中國音樂學開拓者的歷史地位和學術成就進行回顧、梳理和闡釋。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陳應時、方建軍、李玫等中國學者應邀參加第七屆東亞律學大會并宣讀論文。此次學術交流與研討活動，引起東亞音樂研究機構對中國律學學者研究成果的密切關注。

五、音樂學理論出版

美學觀念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遒；文氣；意；興會標舉

中國古典文藝理論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美學概念――“遒”，這一概念作為文藝品評常用的獨立術語進入人們的視野，是在魏晉六朝時期，“遒”在這樣一個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進入崇文、重情、求美、尚氣的文學自覺時期被頻繁運用，其美學內涵的形成與轉變，與這一時期我國文學由“言志”向“主情”的轉變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以“氣”論文與“遒”的美學內涵的形成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文氣”概念，強調作家的個性才能，促成并標志著我國詩學史由“詩言志”向“詩緣情”的轉變。“遒”作為一個美學概念進入文學領域，最早也是從曹家以“氣”論文開端引序的，其美學內涵正是指向文氣的“聚而不散”，及其運行流轉張弛有度、不逸不蔓的風貌。

魏文首次將建安文學作品中那種表現為昂揚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的“氣”作為文藝審美的一個概念，并以此用來品評文學作品。在評價劉楨的文學創作時，曹氏說 “應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 并在《與吳質書》中首次將“遒”作為“文氣”批評的一個美學標準：“公干有逸氣，但未遒耳”。顯然，作為作品中所表現的精神氣質，“壯”與“逸”相對，“密”與“遒”相對，似乎“壯”始能“逸”，“密”始能“遒”，“遒密”是比“壯逸”更高的的一個美學層次。因而，“遒”作為一個文氣批評的美學標準，其首先有情感氣勢蘊蓄上的“氣聚而不散”（“密”、“固”）的內涵。同時，曹氏以“騁驥于千里”來比喻文學創作，提出“引氣”之說，從“氣”的運行流轉的法度方面將“遒”作為一種美學風貌的評判標準，顯然，這里，“遒”的美學內涵顯然不僅是情感氣勢的蘊蓄而達到的“氣聚而不散”，而是與“逸”相對，更趨向于指“氣”的運行流轉的“流暢”而言。那么這種文氣運行流轉所達到的流暢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呢？曹氏以“騁驥于千里”來比喻文學創作，肯定了為文當有良馬駿足快馬馳騁的精神意度，即“有逸氣”，強調文章行文要使感情表達暢快無阻。而“遒”在先秦文學作品“忽忽歲月遒”等篇中本有“急行”之意，“歲月”的“逝往若流”與“氣”的循環、流動的特點都是一種有規律的“急行”的狀態，曹氏將“遒”作為“氣”的運行流轉的法度方面的一種美學風貌，其內涵之一正是這種有規律的“急行”所形成的不放逸、不流亂的收放自如的流暢的節奏和趨勢。

南齊劉勰《文心雕龍》繼承和發展了魏文的“文氣”說，在理論上作了更為全面的綜合闡述，他的文氣論集中在《養氣》、《神思》、《體性》、《風骨》諸篇，著眼于闡述作家的天賦才能和精神氣質在完成寫作過程（構思、行文）的作用及體現于作品的風格特征，《風骨》篇說：“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這里，“風”大致相當于曹丕的文氣，是“意氣”在作品中的外化，指作家個性、才能體現在文章中的精神氣質；“骨”則側重于指通過作品結構、修辭等形式上的特點所表現出來的“氣”，故所謂“風骨”實際上是側重面有所不同的一個東西。其在《文心雕龍?風骨》篇評論道：“相如賦仙，號為凌云，蔚為詞宗，乃其風力遒也。”將“駿爽”之“意氣”與“遒”之“風力”緊密相連，明確地指出“遒”所包蘊的美學內涵的具體指向――“鳳力”，其美學內涵不僅指向作家的情感個性在作品中所體現的精神氣質蘊蓄的“聚而不散”以及流轉的“流而不亂”等，更包括作品文辭結構所形成的外在形式特征，并擴展到作家在構思行文中形成這種精神氣質的“意氣”方面的“駿爽”。

二、“自然真情”與“遒”之美學內涵的轉變

“遒”在六朝的文論中被更為頻繁地使用，而六朝文學論文不主文氣，偏重“自然”與“真情”的發現，也促使了“遒”的美學指向由文學作品之“氣”轉化為文學創作過程之“意”。

東晉以后，隨著模山范水的創作風尚的興起，將山水視為獨立的審美對象，并重視這種“自然”山水與個性“真情”的結合，文藝理論展開了對“自然”與“深情”的討論，也影響到“遒”的美學內涵的轉變與發展。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談到：“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闭J為玄言詩不符合“遒麗”的典范，同時認為謝靈運的“興會標舉”、顏延年之“體裁明密”是建安風力的繼承，足以垂范后世。鐘嶸《詩品》也認為永嘉以及江表的玄言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建安風力盡矣”，同時認為“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都是“五言之冠冕”。我們發現二者皆認可顏延年、謝靈運在五言詩上的成就，并認為他們是建安風力的繼承者。侃《文選評點》卷五評述道：“遒則意健，麗則文密。文辭至此，乃無憾矣。興會標舉，遒之屬也。體裁明密，麗之方也。顏終遜于謝，以未遒耳?！庇纱擞^之，“遒”的美學標準是“意健”、“興會標舉”。

試觀《世說新語?賞譽》：“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悅之閑，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我們發現“興會”是一種偶有所感而產生的意趣，而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標舉興會，發引性靈”，則明確指出這種“意趣”正是引發我們“性靈”的創作靈感、情趣。將“遒”作為“興會標舉”的美學標準，無疑是強調這種文學創作的“意趣”，即作品中體現的作家的個性情感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的狀態。

顏、謝詩歌都重文采、尚巧似，那么，“顏終遜于謝”具體是哪些原因導致的呢？二者詩歌對比則顏重規矩，謝重個性；顏多錯彩鏤金的應制之詩，謝多暢情山水的個性之作；顏詩較少寄托個人情感，謝詩則以山水之勝抒發個人性靈。通過對比不難發現，“遒”之美學內涵和指向在這一時期，更為偏向于指作品中情景交融、理融情暢的狀態，更重視作家的個性情感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的暢達。

鐘嶸《詩品》在評價謝眺的文學創作時，也談到“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認為謝眺“意銳而才弱”形成了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的文學作品特色，也明確將“遒”與“意”相關聯。而在評價晉吏部郎袁宏時談到：“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庇^《世說新語》可知袁宏文辭典雅、才思敏捷，可見，袁宏敏捷的“才思”促使他的文章“鮮明緊健”接近于“遒”。

在書法藝術領域，時人評價王右軍《蘭亭集序》“遒媚勁健，絕代更無”，（何延之《蘭亭記》與《太平廣記》都收錄此語），而自王羲之始，中國書法藝術、書法觀念發生了一種根本性的轉折，那種外向性、模擬性、象形性、寫實性的審美傾向開始退場，而一種偏于內向、重視“意巧”、強調暢神、講究表意的審美趣尚開始形成，書法真正成為一種旨在“任情恣性”的審美方式，一種以“流美”、“意巧”為主的獨立藝術樣態。王羲之《蘭亭集序》的“遒媚勁健”，正是這種“流美”、“意巧”的典范。

綜上，“遒”的美學內涵的形成、轉變與發展貫穿著我國文學史上“言志”到“緣情”到轉變的整個文學自覺時期，其最深層的美學指向文學創作過程中與文學作品中“情”的控制的恰當、抒發的流暢。然而，唐以來由于中國文學由晉以來的“恣情任性”重新回到對現實功業理想的吟唱，文學理論也趨于重視風骨氣調，提倡魏晉昂揚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遒”的美學內涵由論“氣”、講“意”的美學指向偏離為重“力”的傾向，頻繁與“勁”、“健”等有“強勁”之意的詞聯合使用，最終使其本有的美學內涵被遮蔽、誤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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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美學觀念論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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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者陳軍的論著《建構與解構：文藝學美學論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下文簡稱《建構》）是作者近十年文藝學美學研究成果的輯集，它展示了作者從“入門”到“成熟”的學術歷程，也突顯了作者面對紛繁蕪雜的歷史文獻和研究論著，所進行的獨立、細致、深入的理論思考。

（一）

不同學科的交叉相接之處，最易是學術創新點之所在。著名學者楊義在接受訪談時說，“做學問應該是開放的，在這個知識系統里面放進另一個知識系統……放進來之后我就要對話，智慧是在交叉中升華的。學科的進展往往是一種學科視野中增加另一種學科視野，產生了對話關系，生成了新的學思空間”1，“以一種謙虛、刻苦、實事求是的學風，在一些新領域和各領域的交叉處投入盡可能多的生命付出和生命體驗，是會獲得應有的長進的”2。陳軍以其刻苦努力驗證了楊義先生話語的正確性，作為新世紀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他持之以恒、努力探研，扎實寫作、成績喜人?！督嫛分械摹渡鷳B美學與現代性》一文將“現代性”與“生態美學”進行交叉研究，《芻議比較視野里中國古典戲劇的現代性》一文將“現代性”與“中國古典戲劇”進行交叉研究；作者通過學科的交叉與碰撞，濺出了思想的火花，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現代性本身是一個多維的概念，它既是歷史分期的概念，又是社會學的概念，還是心理學的范疇，這本身是一個較難把握的概念。但是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學術陣地與入思起點，陳軍立足于文藝學美學，以現代性之眼來觀照文藝學美學，最終落腳點仍在于文藝學美學。關于生態美學，作者針對紛繁的現代性概念，在社會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二維之間沉思，“展開對生態美學與現代性關系的初步觀照，以期獲得生態美學、現代性研究的新向度”3。而作者對中國古典戲曲的理論研究，則是在中西比較詩學的視角下，探索其中蘊含的現代性因子，力圖激活古典文藝理論的當下活力。這樣的交叉研究，確實拓展了學思空間，開闊了理論視野。

類似的交叉研究還體現于作者主持的研究項目“中國古代文學藝術飲食化批評研究”的相關成果。作者敏銳地察覺到飲食與文學藝術之間的關系，挖掘了古代文學批評中以飲食喻文的淵源，探索了以飲食喻文所體現的文學觀念，又從比較的角度研究中西文學批評中以飲食喻文的異同；作者又以戲曲為個案與專題，就其與飲食的關系展開研究，二者交叉之處有無盡的美學風蘊與文化意味。

交叉研究容易出新，但交叉研究對研究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視野開闊、學思敏銳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對兩個或幾個領域相當熟稔，這需要大量時間與精力的投入，需要勤奮扎實的探研。作者能夠在飲食與文藝的交叉處展開富有意趣的理論探索，那和一段“長達八年的工作和生活經歷”4有關，這是時間的打磨與理論的積淀。學界倡導“兩條腿走路”的學術理念與方法，正是提醒學人在兩個或多個知識領域中同時投入精力，都盡量達到熟稔的程度，這些知識領域的積淀，對以后個人科研的理論創新和多向拓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陳軍在曲論和文論之間的交叉研究，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二）

對于文藝學美學研究而言，原典細讀具有突出價值與重要意義。但是近十余年來，相當數量的文藝學美學研究生逐漸喪失了閱讀原典的興趣與能力，這一方面是由于各類教材和通史性著作的大量出版給人們的偷懶造成客觀的條件，而文言文、外文又造成了閱讀難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就業形勢的嚴峻導致學子們就業取向較為多元，致使部分初學者的學術興趣、學術自信心和研究毅力大大衰減。然而，原典細讀問題卻正是未來文藝學美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必須考慮與研究的重要問題。

陳軍《建構》一書中的相關論文，有一部分是作者讀書期間的課程論文，經過多番打磨，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對于青年學子而言，這是難能可貴的，而這一切成績，正是在原典文獻中探微索賾的結果。不畏學界陳說，一切從原典細讀中得出觀點與結論，是作者的為學特色。洋洋十大本《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作者曾集中地通覽，并且詳細做了幾大本讀書筆記，于是誕生了一批優秀論文，《論“本色”與“當行”》、《論亞里士多德之悲劇觀》、《中西古典戲劇觀眾觀之比較》等，題目似舊，其文實新，作者在中西比較、古今對接的理論視野中，加入個人的思考與體悟，新意叢出，文采斐然，難就難在面對人人可見的材料，能否下苦功去研讀，在研讀時，能否有美學的慧眼、文論的燭照。

陳軍的特長還表現在對文藝作品的賞鑒能力。正如作者經常臨摹古代書法大家而具有較深的書法造詣一般，他很喜歡閱讀古今文學作品，并具有批評和賞鑒的靈根?！督嫛分卸嗥撐乃w現的建構與解構精神，就與對文學藝術原作的靈性解讀有重要關聯，《羅密歐與朱麗葉》與《西廂記》的比較研究、大江健三郎短篇成名作的分析解讀即是這方面的佳例。

旅美學者余英時先生曾說“方法隨著學術的發展而日新月異，但我們治學仍應從熟悉基本典籍入手。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的序錄中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固是不易之論。百遍縱或未能，三復必不可少’。這是深識甘苦的話”5。在學術之路上，不可避免會存在一種“影響的焦慮”，而心領神會的理論原典細讀，以及富有個性和體溫的文藝文本的靈性解讀正是突破焦慮、實現創新的重要途徑，陳軍的成功就是經由原典而發出自己聲音的良好例證，具有突出的示范意義。

（三）

材料詳實、思辨細密是陳軍《建構》一書的又一特征。凡學者為文，或文獻資料極為詳實，而失之于理論思辨的欠缺，或理論建構較為嚴謹，卻因材料欠缺，而失之于空疏，兩者的巧妙結合無疑是最好的。張伯偉教授曾指出：“不能唯文獻是論，做學問的最高境界是從文獻出發，最終從中抽繹出自己的理論來”。6這對于當今的青年學人而言，無疑具有普遍而深遠的意義。

《建構》一書中的第四編為教材研究，題為《建國以來文學理論教材建設管窺》。正如作者所說“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與反思，長期以來一直是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7，建國以來的文學理論教材眾多，且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較繁多，一般人會覺得很難出新，而陳軍以理論問題為抓手，圍繞問題幾乎窮盡所有研究資料，然后就材料進行細密的分析與解讀。面對紛繁蕪雜的文學理論教材，作者名為“管窺”，實是以問題之眼窺視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作者選取的三個問題分別是“文學分類術語問題”、“體裁與文學作品形式構成因素的關系”、“中外文學分類的三分法與四分法”。圍繞上述三個問題，作者搜集資料甚為詳盡，單以上述第三個問題為例，作者就“三分法”稱謂上的不同，分成十三類進行列表分析，每一類又把文學理論教材羅列出來，并列表展示其具體表述，所涉及的文學理論教材多達200余種，分類精準、統計細密，讓讀者一目了然。如此詳實的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并沒有淹沒作者的理論思辨能力，以“中外文學分類的三分法與四分法”這一問題為例，作者在對分類名稱進行整理統計之后，接著分析了各文學理論教材依據什么樣的“分類標準”進行分類，它們關于“文學分類標準”的觀念是怎樣的？在此基礎上，作者對建國以來文學理論教材中的三分法、四分法進行理論反思：坦陳三分法、四分法的分歧與混亂，從共時角度分析不同分類稱謂所占的比重、從歷時角度分析不同分類稱謂在不同時代的歷史表現，最后分析了這些現象的根基與緣由。這一系列推演充滿了理論的厚重和思辨的輕靈，使讀者從詳實的資料中脫身出來，獲得了明晰的結論。

綜上所述，陳軍《建構》一書縱橫于文藝美學、文學基礎理論、文藝學方法論、審美文化研究、文學評論等領域之間，既有基礎理論研究的甘于寂寞與勤奮扎實，又有前沿學術探索的理論鋒芒和思想閃光。同時應該指出，該書也有一些不足之處，某些學術觀點還有待進一步論證與充實，這也是其他很多論著所不可避免的，我們不應苛求作者?！督嫛芬粫淖髡呱?0年代末期，是21世紀頭十年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該書在較大程度上彰顯了新時代學人的理論特色與年輕銳氣，對于當代文藝學美學青年學子具有較大的啟發意義。為此，筆者不揣淺陋，貿然之為評點，唯愿文藝學美學學科未來會有更多優秀人才，學科建設取得更大的成績與長足的發展。

〔參考文獻〕

〔1〕〔2〕安文軍.材料·視野·方法——楊義學術訪談錄〔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1）.

〔3〕〔4〕〔7〕陳軍.建構與解構：文藝學美學論稿〔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4，365，239.

美學觀念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美學；研究對象；本體論；審美活動

中圖分類號：B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2）05－0084－006

美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國內美學界目前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似乎頗為混亂。如李澤厚認為：“美學是以美感經驗為中心，研究美和藝術的學科?！保?］404從邏輯上看，這句話好像很周全，但含義其實很模糊?！耙悦栏薪涷灋橹行摹笔钦f從主觀的視角來研究美和藝術嗎？若如此，那么美和藝術的客觀屬性就只是屬于美學研究的邊緣對象嗎？還是說這句話表明了美和藝術沒有客觀屬性呢？這樣的結論和李澤厚主張美的客觀性顯然是存在矛盾的。后來李澤厚提出美學的研究對象是“開放的”，這是為了彌合前說的不周延，還是為了另立新說？這實在是需要細致考量的。事實上，美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卻很復雜的一個問題，它與美的本體觀念息息相關，兩者就像是恒星世界中的“雙子”結構，互相纏繞著對方在旋轉，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不同的美的本體觀念決定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

一、美學研究對象問題的研究現況

國內較早的美學教材如楊辛、甘霖所著《美學原理》將美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美學是研究美、美感和藝術美的科學?！保?］8這是在美學的研究對象問題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觀點，影響深遠。王朝聞《美學概論》的觀點與楊、甘就是一致的，［3］7只是在表述上更為豐富而已。目前國內較流行的美學教材如朱立元主編的《美學》認為：“美學應當從根本上超越主客二分模式，不再單純把審美主體或審美客體當作研究對象，而把集中體現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審美主客體融為一體的審美活動作為研究對象?！保?］21并且認為，審美關系和審美活動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形影相隨、不可分割的。所以，我們可以把審美活動作為美學研究的主要對象”［4］22。葉朗新近出版的《美學原理》一書也大體持這樣的看法，他把歷史上關于美學研究對象的說法歸納為6種：“（1）美學研究的對象是美（美的本質、美的規律）；（2）美學研究的對象是藝術；（3）美學研究的對象是美和藝術；（4）美學研究的對象是審美關系；（5）美學研究的對象是審美經驗；（6）美學研究的對象是審美活動。”［5］12在上述6種看法中，葉朗認為“前面五種看法都有些缺陷”，“國內美學界多數人都贊同把美學研究的對象設定為審美活動。我們也贊同這一設定”［5］22。

美學觀念論文范文第5篇

藝術學理論研究的路徑與指向

在學界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是對任何一種理論研究、一種學問乃至一門學科，都認為應該是有特定的指向、依據特定的視角研究現象世界的特定方面，從中發現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抽象提升而形成概念、范疇及其邏輯體系。當我們運用這些已知的規律或范疇去探究未知世界時，它們便成了方法。由此可知，理論研究乃至一門學科的研究方向的確立，其規律、范疇與方法是對同一“智識”的不同認知或不同表述;另一方面所謂研究、學問、學科可以由兩種不同的路徑來完成，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也是如此。很顯然，碩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以及學位論文的選題也不例外。如上所述，藝術學理論研究應該從高度抽象的藝術理論(即藝術學原理)出發，運用藝術學所特有的范疇與方法研究具體的藝術現象，解決各藝術門類之間的具體問題，這便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徑。我相信，藝術學理論也應該像文學學或文藝學那樣，有跨越各種藝術門類之上，具有高度抽象的藝術學理論的研究論文，也熱切希望我們的研究生能夠做出這樣的理論文章。然而，常識告訴我們，藝術的一般規律正是從藝術門類的特殊規律中抽繹出來的。沒有一種藝術的一般規律，可以脫離各種藝術門類而存在，因此從藝術門類研究中抽繹出的藝術學理論一般規律，這便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徑。從學理上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研究路徑是相輔相成的，相互間也是不可偏廢的。但是，鑒于藝術學理論學科在我國的發展現狀，以及我們的研究生實際的知識積累與研究能力，我們又不能不對這兩種路徑作務實的考量。首先，我們應當認清藝術學理論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它與文學學或文藝學的研究對象有顯著的不同。文學學或文藝學屬下的各文學門類(如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雖然同樣存在著形式的差異性和規律的特殊性，但它們都是以語言文字作為自己的物質載體和表現手段，應當說，文學學或文藝學研究者作跨門類的、抽象的研究相對方便一些。而藝術學理論研究對象則大不同，不僅美術、設計等造型藝術門類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音樂、舞蹈、影視等表演藝術門類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直至造型藝術門類與表演藝術門類之間更是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對于研究者幾乎可以說是隔行如隔山。這給藝術學理論研究進行跨門類的、抽象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想，西方的一些藝術學理論學者常常將自己的研究設定在某一領域也是依據其差異而定的，比如有選擇造型藝術門類范圍，或者說設定在相鄰近的幾種藝術門類的范圍。也許就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專家們跨門類跨得太大，難免要說外行話，鬧出大笑話。換言之，藝術學理論自上而下的研究選題，不僅需要有抽象思辨能力和對藝術學原理的把握，還需要具備既廣闊又深厚的藝術門類研究的積累，二者缺一不可。依此推論，沒有對各種藝術門類既深且博的研究，絕無可能做好高度抽象的藝術學理論研究。從現實狀況看，我們的大部分研究生，不僅碩士生很難有這樣的知識積累，博士生也很少有能這樣精通兩門或者更多藝術門類專業知識的儲備。即便是我們的教師，在這方面的積累又能做到什么樣程度呢?再者來看看藝術學理論這一學科的研究現狀，尤其是它在我國的發展，也同樣制約著我們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徑。在西方，現代意義的藝術學理論研究雖說是建立于19世紀末，但始終是被當作處于變幻流動的學術研究，沒有真正進入到高等教育的常態化教學體系。所以，它可以不斷出現新視角、新指向，產生新觀點、新方法，卻難以像文學學或文藝學等其他學科那樣形成精密完備的、具有經典意義與權威性的理論體系。西方藝術學早在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傳入我國，但真正全面產生影響，以至在我國學界獲得認同卻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的事。而且，在我國又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藝術學學科設立在前，理論研究反而滯后。就是說，我們已經培養出一批又一批藝術學理論學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也有一些學者在努力撰寫這方面的理論著作，但由于學界至今對藝術學理論的基本理念、基本構架、基本范疇還沒有形成較為明確的共識，甚至還在為“什么是藝術學”爭論不休，還在為藝術學學科究竟是不是一個“偽命題”存有疑慮，因而學界始終沒有能拿出一部普遍認可的藝術學理論教材。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我們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研究生作自上而下的研究呢?因此，我認為，現階段的自下而上的藝術學理論研究，絕不僅僅是由于個人能力或整體研究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權宜之計，可以說，這主要是一種務實的、有利于學科建設的長久之計。當然，我們不能要求藝術學理論研究者精通每一門藝術，但同時我們也無法相信，一個甚至連某一個藝術門類都不精通的人會成為真正的藝術學理論家。這種說法可能會引起爭議，但在這里，我只是就共性而言，就事論事。事實上，倘若研究者不能根植于藝術門類的研究，甚至連研究對象的學術發展狀況、學術前沿都不了解，又如何去深入研究，揭示出規律性的問題呢?同樣，對各藝術門類都只知道一點皮毛，不深入了解研究對象，就急于提升上去，描述一般性規律，猶如沙灘上造房，沒有不失敗的。我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包括我們教師在內，如果能夠扎扎實實地以各種門類藝術的理論研究為基礎，從中抽繹出跨越各種藝術門類之上的藝術學理論，逐步形成高度抽象、較為完備的藝術學理論體系，這無疑是對藝術學學科建設極有價值的貢獻;也只有學科建設發展到這一階段，才能有真正屬于這個學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徑。

藝術學理論與美學的區分

說到這里，有必要談一談藝術學與美學的關系。因為，藝術學理論偏重思辨、指向一般的特征，從表面上看與同樣以藝術為研究對象的美學(這里主要是指18世紀末以來又被稱為“藝術哲學”的美學概念)很近似，所以人們常常將二者混淆起來?，F在有不少采取自上而下研究路徑的藝術學研究論文，實際上是不自覺地從美學立場出發的。我在這里不能不加以辨析。大家知道，藝術學創立之初，是因為其時對藝術做理論研究的任務主要由美學(藝術哲學)承擔。然而，美學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它來自于對人的感性認識的研究。藝術之美包括形的美、音的美、色彩之美，乃至風格之美，固然也是美學的研究對象，與藝術學理論在研究對象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但由學科性質所決定，美學對藝術現象的哲學思考是指向人類的一般認識規律的，與藝術學理論對藝術現象的研究指向藝術創造的一般規律大相徑庭。由此，也決定了二者的著眼點、思維方法的不同。換句話說，美學(藝術哲學)是從美學本身的觀念原則出發評判藝術，它對藝術品的研究方法、所獲結論，與其把包括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在內的一切美作為對象，并沒有根本的不同;美學的任務，是要揭示人類感性認識的基本規律，揭示作為人類認識“初級階段”或“低級形式”的審美活動，有怎樣的獨立價值、特殊意義，以及如何發展與完善人類的感性認識。這種以藝術作為典型性對象自上而下的美學研究，對于以往偏重理性認識進行研究的哲學，當然是極為重要的補充，但對于藝術領域涉及的藝術家及其藝術創作活動來說，卻顯得有點不著邊際，難免有隔靴搔癢之弊。美學家可以不精通藝術門類，藝術家也可以不懂美學(藝術哲學)。正因為如此，藝術學應運而生便有了自己的存在空間。進言之，與美學(藝術哲學)不同，藝術學理論的研究不論是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其指向必須是包括藝術起源、藝術本質、藝術創造、藝術作品、藝術發展規律等等在內的藝術家及其藝術創作活動。換言之，藝術學理論不僅以藝術作為研究對象與出發點，更把藝術作為自己研究的終極指向。費德勒曾經嚴辭批評美學對藝術的研究只是抓住了藝術表層的、部分的附加屬性，而無法深入研究藝術活動內層的本質，這樣的研究對藝術家及其藝術創作活動是有害的。因此，他在創建現代形式的藝術學的同時，努力與美學劃清界限、分道揚鑣。用日本學者黑田鵬信的話說:“美學，把美做對象，是最穩妥的事。倘使把藝術當作對象，還是藝術學來得妥當?！雹苡纱丝梢?，美學(藝術哲學)理論體系再高深、再抽象、再完備，也不是今天的藝術學理論應該直接拿來作為自上而下研究的邏輯起點的。如果我們仍以美學(藝術哲學)的立場來討論藝術學，那只能是走回老路，扼殺藝術學。了解這段歷史，認清藝術學與美學(藝術哲學)關系的目的性，是要提醒我們的研究生不要把藝術學理論的研究論文寫成純粹的美學文章。藝術學理論研究偏重思辨、指向一般，唯有深刻的理論抽象與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揭示，藝術學理論才有可能對藝術家及其藝術創作活動產生啟發、引領的作用;但它的抽象上升是有特定的范圍的，也就是說，藝術學理論研究只能抽象上升到藝術一般，而不需要像美學(藝術哲學)那樣指向認識一般。由此，我想概括出以下幾點藝術學理論研究應有的特征:1．藝術學理論論文應立足于藝術本身并且以藝術活動為終極指向，而不是泛泛地立足于哲學，并且以哲學認識為終極指向;研究對象不是以藝術為典型的感性認識，而是藝術家及其藝術創作活動本身。2．藝術學理論論文選題應側重研究藝術創造者與藝術活動之間的關系，研究藝術創造者如何從事藝術創造，其基本問題是藝術創造者與藝術對象之間、與藝術創造之間的關系。3．藝術學理論論文主要是考察具體的藝術活動，從各種門類藝術的理論研究中總結抽繹而來，所要揭示的應是藝術活動內在規律，或者藝術創造者觀照現實、從事藝術創造的一般規律，而不是從一般美學原則演繹而來，以主觀性原則對藝術現象作一般的價值判斷。4．藝術學理論研究中的藝術主體可以是藝術接受者，但更主要指向藝術家，藝術創造可以涉及藝術審美，但主要指向藝術品的創造、傳播過程。5．藝術學理論論文的研究結論，不應是給藝術家一些何為美與不美或者如何判別美與不美的抽象原則，而是必須對藝術家及其創作行為具有直接的引領作用?？梢哉f，是藝術家迫切需要的，對藝術活動有指導、引領意義的研究命題，就是藝術學理論論文的好選題。如此說來，對于藝術學理論研究并不意味著我們絕對排斥借鑒美學的一些理論來研究藝術學。為什么我們可以借鑒其他各種學科的觀點或方法來研究藝術現象，卻獨獨不能借鑒美學的觀點或方法呢?當然不是。藝術學研究可以從政治學、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各種學科獲取營養和方法，當然也可以從美學中獲取營養和方法。我們反對的是，不知道藝術學與美學的分工，直接以美學原理來研究藝術，甚至以美學取代藝術學，以為這就是藝術學理論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徑，結果一腳踩空，得出一些大而無當的結論。

藝術學理論研究

所謂廣度，是衡量涉獵藝術門類或多或寡、運用方法或綜合或單一、研究結論或普適或專門的維度。所謂深度，則是衡量我們的研究無論抽象提升，還是深入挖掘，所能達到的透徹程度的一個維度。相對而言，廣度是一種橫向的研究視角，而深度則是一種縱向的研究視角。這兩種視角既有區別，也有聯系。例如，我們可以借鑒、運用多種其他學科的范疇或方法來考察某一藝術現象。從跨學科的開闊視野或方法的綜合運用來看，這樣的研究是有廣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們全面認識、深入理解這一藝術現象，那么，這種研究的廣度也同時具有深度的體現。但如果對所運用的各種范疇或方法缺少深刻的理解，對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缺少深層次把握，這樣的研究必然是雜蕪零碎的，既沒有深度，也不見廣度。同樣，我們可以用一種范疇或方法來考察多種藝術門類，從涉獵的范圍來看，這樣的研究是有廣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們從多種藝術現象中認識藝術一般規律，它又體現出另一種深度。但如果不精通所涉獵的多種藝術門類，對它們的共同藝術規律缺少把握與抽繹能力，這樣的研究又只能是生搬硬套的，同樣是既沒有深度、也沒有廣度。此外，從揭示某一藝術現象所隱含的藝術規律中作舉一反三的研究，也可視為既有深度又有廣度;同樣，從綜合考察多種藝術現象所共有的藝術規律中作舉三證一的研究，也是既有廣度、又有深度的。但如果舉一而不能反三，其深度必然大打折扣;舉三而無法證一，其廣度也會受到質疑。由此可見，藝術學理論的研究廣度與深度，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在這里，我想側重談談藝術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關系。從目前本學科研究狀況看，藝術學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基于“藝術自律”的認識，將藝術視為相對獨立、自成體系的藝術家特有的精神活動，側重于藝術形式、藝術活動自身規律的內部研究;這樣的研究被稱為藝術形式分析。一是基于藝術是人類精神活動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的認識，認為藝術家及其藝術活動始終處于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學術、宗教、風俗乃至技術的全面包圍與直接影響之中，努力揭示社會文化與藝術家及其藝術活動的必然聯系;這樣的外部研究被稱為藝術文化學。據此來說，無論藝術形式分析(內部研究)還是藝術文化學(外部研究)，這兩類論文選題也都屬于藝術學理論研究的范疇，都是我們需要和歡迎的。至于藝術形式分析大多表現為對深度的追求，藝術文化學大多體現出研究的廣度，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而錯誤認為，藝術形式分析方面的論文只應追求深度而無須考慮廣度，或者藝術文化學方面的論文只需追求廣度而可以不考慮深度，那樣做，我們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或廣度。如前所述，在藝術學理論研究中，深度與廣度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作為關于藝術的內部研究，藝術形式分析既可以側重研究藝術一般，也可以重點考察藝術特殊;既可以從藝術一般出發而指向藝術特殊，也可以從藝術特殊出發而指向藝術一般?？梢姡膹V度，可以表現為對多種門類藝術中存在的共性形式因素的綜合考察與比較研究，也可以是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對某一藝術門類的某種形式的考察，甚至還可以表現為某一藝術門類某種形式的研究結論具有較為廣闊的藝術學意義。假設這樣的研究只限定在某一門類藝術的某種形式，只會運用某一種方法作就事論事的研究，獲得的結論也僅僅局限于此而不具有藝術一般的意義，那么，它既沒有廣度，也不可能有藝術學理論意義上的深度。如果說它有價值，充其量也只是藝術門類研究的價值。反過來看，假設藝術形式分析雖然橫跨幾種藝術門類，但考察的形式因素并不真正具有跨藝術門類的共性;運用的研究方法雖然種類繁多，但研究者并沒有理解這些方法各自的功能、適用范圍以及它們之間的互補性;獲得的結論雖然抽象、具有一般意義，但超出藝術之外而指向其他學科，那么，雖然表面上看它有廣度，但不可能有藝術學理論意義上的深度，因而這種廣度也是虛假的。作為關于藝術的外部研究，藝術文化學同樣必須是廣度與深度的統一。其深度的體現，主要是研究者能夠深刻把握與透徹闡發社會文化(包括政治、經濟、學術、宗教、習俗乃至技術)對藝術家及其藝術活動的影響作用。實際上，在社會文化諸因素和藝術家及其藝術活動之間，存在著各種層面的聯系與種種發生作用的中介環節。假設這類研究不能揭示出其間真正的聯系，做實中介環節，也就是說，如果藝術文化學研究缺少深度，便會造成兩張皮的現象，其廣度只能是虛假的。假設這類研究雖然揭示出社會文化諸因素和藝術家及其藝術活動的聯系與種種中介環節，但只停留于表面，而未能深入到藝術形式內部考察社會文化因素如何影響藝術家及其藝術活動，或者所得的結論不是指向藝術，而是指向社會文化，那么，它既不見深度，也不具有藝術學理論意義的廣度。進言之，藝術形式分析如果真正做到了研究深度與廣度的統一，常常會類似于藝術文化學研究。同樣，如果藝術文化學研究真正能夠深入，又常常與藝術形式分析有相似之處。換言之，藝術形式分析與藝術文化學這兩種研究僅僅是各有側重，而不應該絕對的對立起來。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認為，藝術形式分析如果能夠有效地引入藝術文化學的一些觀點與方法，便獲得了研究的廣度;藝術文化學如果能夠有效地進入藝術形式分析的層面，便獲得了研究的深度———這兩種情況都是我們樂于見到的。

關于藝術學理論學科研究生論文選題的基本意見

當然，我的這一說法和提倡也多為個人意見，是根據現實狀況而提出的，期待大家的討論。最后，我想補充談一下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之下的各類二級學科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我們碩士生和博士生所選擇的不同研究方向之間的關系。它對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也有直接的影響。我們知道，在藝術學理論學科下的二級學科中，藝術理論側重研究藝術本質、藝術起源、藝術分類、藝術活動(包括藝術創作和藝術形式)的基本范疇或基本規律等等。藝術史側重研究作為歷史現象的藝術家及其藝術活動發生、發展、演變的規律，可以包括中國的、外國的、古代的、現代的，又可切塊為藝術通史、藝術斷代史、藝術思想史、藝術風格史、藝術類型史、藝術接受史、藝術傳播史、地域藝術史、民間藝術史、藝術考古等等。這是兩門最主要的藝術學基礎理論學科，也是目前藝術學理論學科研究生主要選擇的研究方向。作為應用理論研究，藝術批評、藝術管理也可以涉及多方面領域，包括古代的、現代的，研究領域所涉的內容也十分豐富。在史與論、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之間，我們不能只注意專業方向之間的差異性，而忽略它們的相互關系。否則，將它們孤立對待，只能作繭自縛，致使研究思路受到很多限制。再進一步說，如果我們僅著眼于二級學科之間的差別性，這些專業方向看起來很細碎、很繁雜，但實際上，它們是密切聯系的，是我們研究同一藝術問題的不同觀照側面。同樣以藝術家及其藝術創作活動為對象，藝術理論側重于觀念體系、范疇體系、方法論體系的研究，雖然比較抽象，但卻是靠藝術史研究支撐的，是從藝術史研究中抽繹出來的。藝術史側重于對已經發生的歷史現象的研究，從中揭示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發展規律，這樣的研究顯然也離不開藝術學理論研究的支持。而藝術批評、藝術管理作為直接干預藝術創作和藝術活動的研究，更是以藝術理論與藝術史的把握為根據的。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依據對藝術學理論研究與藝術門類研究的關系的認識，從總體上把握我們研究生學位論文命題的性質，確保其屬于藝術學研究界域;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認清藝術學理論各專業方向的各自側重及其相互關系，使我們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既有明晰的專業方向的指向性，又不至于割裂地看問題，而能綜合運用藝術學理論各二級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展開史論結合、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結合的研究。關于藝術史研究，有必要多說兩句?，F今西方的藝術史研究，大多放在歷史學的門下。研究的對象主要是造型藝術史，除繪畫外，建筑、雕塑和陶瓷等工藝美術及其他造型藝術都包括了。這相當于我國在美術與建筑、設計分家之前的美術史范疇。我們可以把它稱為狹義的藝術史。前面我已經提到，造型藝術史之外，包括音樂史、舞蹈史、影視藝術史在內的表演藝術史研究，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狹義的藝術史呢?西方的藝術史似乎不包括它們;我國現在設置在一級學科藝術學理論中的二級學科藝術史，與西方現存的藝術史最大的不同，是不僅將造型藝術作為研究的對象，也把音樂、戲劇戲曲、電影電視等作為研究對象。概括來說，視覺藝術史、聽覺藝術史、表演藝術史都涵蓋了，我們可以稱之為廣義的藝術史。我們如果注意到藝術史研究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就應該根據研究者的學術背景的不同，對其研究范圍的廣、狹采取包容的態度。要一位藝術學理論學者什么門類藝術都懂才能做研究，無異于天方夜譚。但是，我們可以要求研究者能夠將一般落實到特殊、在特殊中抽取出一般，能夠將研究的廣度與深度統一起來，將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融匯起來，將史、論研究結合起來。那么，什么樣的命題才是藝術史的研究對象而有別于常見的門類藝術史的研究對象呢?我提出如下幾點僅供參考:1．以藝術門類的歷史素材為研究對象，但研究宗旨是討論藝術本質、藝術分類、藝術起源、藝術形式的發生與演變等問題。2．以兩個和數個藝術門類的歷史素材為研究對象，研究宗旨是討論它們之間共同的規律性問題。3．以歷史上重大藝術現象為研究對象，而這些藝術現象并非局限于某一藝術門類，而是多種藝術門類共有的表現，研究宗旨是討論它們之間共同的規律性問題。4．以歷史上某門類藝術的藝術現象、藝術作品、藝術家為研究對象，運用社會學、歷史學、倫理學、人類學、文化學、語言學、圖像學、經濟學、政治學、考古學、民俗學、宗教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抽繹出其中與其他藝術門類具有共性的規律。5．以歷史上某一藝術流派、團體或藝術家為研究對象，討論其與社會之間產生的多種相互影響，揭示其藝術思想、風格、傳播等在社會歷史中的發展規律。6．以上諸種研究的交叉研究。總之，不論是從兩種或數種門類藝術素材出發，還是從一種門類藝術的素材出發，藝術史的研究，在總體上表現為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徑，它可以做微觀的研究，但必須回到宏觀的宗旨上來;它可以深入地剖析研究對象，但必須揭示某個具有共性的藝術規律問題。從一般到特殊，再從特殊回到一般。在這里，我要再次強調的是，藝術學理論研究必須從特殊上升到一般，上升到“藝術一般”。如果我們的研究僅僅滿足于從特殊到特殊，僅僅在某個自己熟悉的藝術門類中兜圈子，不去思考或者沒有能力從自己的特殊研究中抽繹出藝術一般規律，我們就無法真正建構起藝術學理論研究的框架，而只能永遠停留在藝術門類研究的層面上，這同樣是對藝術學理論學科的扼殺。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