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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自然法是什么這個問題，富勒和菲尼斯分別從各自的理論體系出發給出了自己的獨特回答。富勒用法律的內在道德性即合法性的八個原則回答了這個問題，菲尼斯用人類七個基本的善以及達到這些基本的善的九個實踐理智性的基本要求回答了它。富勒認為“法律的內在道德注定基本上只能是一種愿望的道德”，①他又同時認為“法律便是義務的道德最近的表親，而美學則是愿望的道德最近的親屬”。⑦從這里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富勒在他的理論基礎之上仍然堅持著傳統自然法理論中自然法與實在法的兩分法，認為自然法高于實在法，實在法應該服從自然法的指導，把與自然法相違背的實在法稱為法律是荒謬的，“就好像說一份無效的合同仍然可以稱得上是某種合同一樣”。③菲尼斯對自然法與實在法的區分遠沒有富勒那樣徹底，菲尼斯指出：“自然法理論化的傳統不涉及縮減實在法的范圍和確定性或作為法律問題之解決方法的實證淵源的一般能力。”④因此他顯然會避免說違反自然法的實在法根本不是法律這類絕對化的言詞，而是說“這個傳統走得如此之遠，甚至于說可能存在著遵守某些惡法的義務，以便維持對作為整體的法律體系之尊重”。⑤我們從菲尼斯的這種觀點中看到，隨著世界范圍內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合作和交流日益密切，全球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這一趨勢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法學界，西方法學的各個流派也在互相靠攏和融合。比較富勒在20世紀中葉的新自然法理論的立場與菲尼斯在20世紀后期的新自然法理論的立場，新自然法理論不斷地從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那里吸取養料，正如后者也不斷地從前者那里引入新的觀點，為己所用，以捍衛自己的存在一樣。在菲尼斯和哈特的理論中這個融合趨勢表現得都很明顯，同樣地在作為老一代新自然法學家的富勒和新一代新自然法學家的菲尼斯的理論中表現出來。

富勒把自然法具體分成實體自然法和程序自然法兩種，他認為這樣的劃分有利于澄清由“自然法”這個含義模糊的術語所帶來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富勒把法律的內在道德稱為程序自然法，以別于其他自然法理論家(如菲尼斯等)所稱的實體自然法。他認為，“‘程序’這個詞從總體上說非常適當地顯示出我們在這里所關注的不是法律規則的實體目標，而是一些建構和管理規范人類行為的規則系統的方式，這些方式使得這種規則系統不僅有效，而且保持著作為規則所應具備的品質”。①雖然富勒在自然法的一些基本問題上的觀點很接近自然法理論的傳統觀點，但與傳統觀點有很大不同的一點是富勒更關注程序自然法。傳統的自然

法學家關注的則是“通過法律規則來實現某些恰當的目的”，他們往往忽略了法律的道德性要求。富勒反過來認為程序自然法影響并限制著可以通過法律來實現的實體目標，把自然法的理論重心放在了被那些傳統的自然法理論所忽略了的地方，從而提出了一種雖然與傳統自然法理論有著密切聯系，卻與其又有顯著差別的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新自然法理論，這是富勒理論之“新”的一個特點；與富勒相比，菲尼斯主要從構成共同體生活的一些實體性目標出發為自然法奠定理論基礎，在人的本性中尋找人類完善的各種價值，更多地關注實體自然法。雖然菲尼斯對程序自然法也給予了一定的注意，比如他所提出的法治就是專門針對程序自然法問題的，但它畢竟在菲尼斯的理論體系中處于次要的位置。富勒認為實在法只要符合了法律的內在道德，它的實體性目標就不難達到了，正如其所言：“政府對法律的內在道德的尊重從總體上看有利于導致對法律的實體道德或外在道德的尊重。”

從另一方面看，富勒也不是全然不顧實體自然法的要求，但他不會同意把人的存在只歸結為一個或幾個目的(人類的善)。富勒批評了哈特所謂的“自然法的最低限度內容”，認為將其歸結為人的生存目的很值得懷疑。我們同樣可以推測，富勒將反對菲尼斯的人類基本價值論。在富勒看來，所謂實體自然法的那種東西——大寫的自然法——的無可置疑的核心原則存在于這樣一項命令中：“開放、維持并保護交流渠道的完整性，借此人們可以彼此表達人們的所見、所感、所想。”③富勒特別強調了人類交往的重要性，認為這才是人們過善的生活的保證。他說：“過美好生活不僅需要良好的意圖，哪怕這種意圖得到普遍的分享；它需要得到人類交往的牢靠底線的支持，至少在現代社會中，只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才能提供這種底線。”①菲尼斯對這種觀點肯定不會同意。因為菲尼斯把交往或友誼僅僅看成是人類基本的善之一種而非全部，它和其他人類基本的善是同樣基本的，并不能把其他的基本價值都歸結到這個單一的價值中，并且把它看作是獲得幸福的唯一的保證。由此，菲尼斯認為富勒對法治優點的論述還是有紕漏，即那種不是基于對實踐性原則的合理掌握而生出的對法治、合法性和法律的理想會給野心家通過法律的形式攫取權力提供機會，⑦他基于這種考慮只給法治原則以次要的地位，著重在論述自然法的實體性目標。雖然菲尼斯和富勒對自然法性質的關注方向不同，從他們各自的論述中，還是很容易看出理論歸向上的一致性。菲尼斯也信奉富勒如下的觀念：“人是或者能夠變成一個負責的理性行動主體，能夠理解和遵循規則，并且能夠對自己的過錯負責。”③基于這個信念，菲尼斯突出強調了實踐理智性的基本要求在自然法理論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