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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亞投行的建立和人民幣被納入SDR成為其第五種籃子貨幣，人民幣國際化進入了新的階段。本文主要從匯率制度及其形成機制與貨幣國際化之間的關系，以及面向國際化的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兩方面進行研究，以期正確認識人民幣匯率政策與其國際化間的關系，并針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匯率政策；改革

自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美元始終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為主導貨幣存在。伴隨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的迅速增長及其在全球貿易額中比重的不斷增加，國際經濟格局逐漸發生了改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金融及貨幣體系，人民幣國際化勢在必行。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及形成機制，對人民幣匯率政策與其國際化之間關系進行研究便顯得尤為重要。

1匯率政策及匯率形成機制與貨幣國際化的關系

1.1匯率制度類型與貨幣國際化的關系

匯率制度類型不是貨幣國際化的決定性因素。以美元為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確立了其與戰敗方及戰勝方間的三角債關系后，美元始終是處于國際金字塔尖的貨幣。自一戰至今，美元雖然經歷了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兩個階段，但其國際貨幣的地位卻從未動搖。其具體做法是，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官方會持有更多的美元并以之來彌補國際收支赤字，直到貨幣政策得以執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官方即使不再像固定匯率時有保持美元特定持有量的需求，但仍然會有一定的官方干預來應對經濟波動，以緩和其對真實消費水平的沖擊。在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后，雖然全球官方美元持有余額有一定減少，但與此相對的是，私人對美元的需求有所上升，因此，美元的需求總量并未下降。在兩種匯率制度下，美元始終能夠在國際上保持高持有量，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國際貨幣具有慣性特征，使用美元作為載體貨幣進行私人交易或官方干預是符合效率原則的；第二，美國在世界經濟分工中一直非常重要，將美元作為載體貨幣和干預貨幣具有很大的便利，其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與價值的穩定性證明了美元的良好前景。因此，匯率制度類型未必影響到貨幣國際化，它不是貨幣國際化的決定性因素。由此可以得出，匯率制度類型的改革不應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動力。

1.2匯率形成機制與貨幣國際化的關系

匯率形成機制是貨幣國際化的基礎。對于當前定義下的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履行國際貨幣職能，其基本條件便是滿足其他國家對于該貨幣的普遍可接受需求。而匯率形成機制，則是影響該條件的重要制度因素。因為只有匯率水平能夠反映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貨幣的價值才真實可信，這樣的貨幣自然會受到國際市場歡迎。同時，匯率形成機制亦影響著資本賬戶的開放，從而間接影響著貨幣的國際化。當一個國家推行貨幣國際化時，若缺少靈活性高、彈性適度的匯率形成機制，貨幣政策的推行將會在獨立性與有效性上受挫，那么，作為調控的結果，資本賬戶的開放也將受到影響。從國際經驗看，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應具備的一個重要屬性便是貨幣價值的穩定性。這是因為一國貨幣若成為國際貨幣，其現在及未來的價值應該保持足夠的穩定，人們才能對其價值有一個基本穩定的認識，對其持有才會有足夠的信心。而且，一國貨幣要想實現經常項下的支付結算以及資本項下的投資交易貨幣職能，客觀上也需要穩定的匯率價格。當初日元國際化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匯率大幅升值，且升值的速度過快，日元開始實施完全自由浮動。匯率的劇烈震蕩反而限制了日元在結算和交易環節的使用，阻礙了日元在國際貿易和資本項下的交易計價和結算貨幣功能的實現。而穩定的匯率價格則離不開穩定的匯率形成機制。一個穩定的匯率形成機制，能夠有效地避免各種原因造成的短期內劇烈的匯率波動，從而穩定貨幣價值，增強人們對于貨幣價值的信心，以推動市場增加該貨幣的持有和使用量，推進貨幣國際化。由上述分析不難看出，相較于匯率制度類型，匯率形成機制才是匯率政策中影響貨幣國際化的主要因素。

2面向國際化的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

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匯率應當在保持靈活性與彈性的同時保持穩定性，這就要求人民幣匯率政策必須結合國際經濟形勢，進行高效率的改革。

2.1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

自由浮動狀態是人民幣匯率的最終狀態，只有達到自由浮動，人民幣才能達到國際化的最終目的，即成為世界貨幣。然而，這需要以中國更加成熟的金融市場和更加健全的金融體制為前提條件。因此，在制度建設尚未準備好之前，中國是無法實行自由浮動匯率的。為實現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這一目標，中國應當繼續堅持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原則，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充分利用貨幣籃子的“縮小器”作用，并根據國際經濟形勢及中國自身需要，按一定頻率對貨幣籃子的組成根據貿易加權進行調整，如減低美元占比等。同時，匯率制度改革也應當參照國內金融市場、金融體制的改革進行調整，隨著國內金融體制的逐漸完善相應地增強匯率制度的自由度，減少干預，以提高非居民私人及官方人民幣持有者的信心，提高國際人民幣需求總量。

2.2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正確方向，應是市場化。我國在改革開放后實施的是出口導向型對外經濟政策，時至今日，這種以出口導向為目的的偏離市場供求的匯率政策，已不再適應中國參與國際范圍內資源配置的需求。匯率市場化，將使進出口更多地反映本國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使我國外部經濟發展具有可持續性；配合以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制度，并隨著金融業制度的不斷改革放開，將增加居民的投資選擇，大幅減少國家層面的金融風險。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和健全外匯市場。中國應當增加交易品種，發展外匯遠期交易、期貨及其他交易方式，為投資者提供合理的避險手段，增強投資者對于持有人民幣進行交易及保值的信心，從而拓寬外匯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同時應逐步放開對金融機構，尤其是境外金融機構進入外匯市場的管制，在國內外匯市場上形成競爭，使匯率水平充分反映市場供求，從而形成合理的匯率水平。中國也應當對外匯交易二級市場進行改革，放寬外匯購買條件，使二級市場活躍起來，更加準確地反映人民幣的真實水平。一個合理的、漸進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要求資本項目更加開放。可以說，加快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外匯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國應當選擇性地加快資本項目開放，以對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形成外部壓力，著力發展離岸市場，增強“離岸———在岸及離岸———離岸”循環。資本項目開放應使用“先流入，后流出”策略，盡快放開境外人民幣回流的限制，以支持實體經濟，對沖資本外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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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5年）[R].2015.

作者：侯彥麟 單位：山東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