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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才與專才的平衡

郭秉文認為：我國傳統教育“不為實際與日常生活而設，乃為官吏之養成”』，其目的過于狹隘。新教育應，“以農業、工業及其他生活之預備為其目的”_jJ，為社會培養多種類型人才。因而，一所學校既要設置文、理等偏重于學理的“正科”，又要設置農、工、商、教育等偏重于應用的“專修科”。“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視應用；“專修科注重專才教育”，但不忽視基礎。既通過普通學程為學生提供寬廣的知識面，又通過專業學程使學生對專業知識有精深的掌握。“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一個綜合大學的好處，在于通才與專才互相調劑，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專才不致流于狹隘。大學生都應該成為平正通達的建國人才。”在學科設置上，郭秉文主張高校應是多種人才的培養基地，應當設多種學科。在他的主持下，南高除了“注重通才教育”的國文、理化部的本科之外，還陸續增設了“注重專才教育”的體育、英文、教育、農、工、商等專修科。這樣一來，南高既有注重通才教育的本科，又有注意專才教育的專修科，基礎與應用相輔相成，“學”與“術”相互支撐，彼此影響，有利于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和學科的特點選修相應的課程，從而獲得“通”與“專”相結合的培養。在教學制度上，南高、東大實行選科制，其學程的分配與選擇上也體現了郭秉文“通”與“專”平衡的辦學思想。如東大選科制學規中不僅有“必修之專科學程”的要求，還有“必修之普通學程”的要求；不僅有“選修之主系學程”的要求，還有“選修之輔系學程”及“任選學程”的要求。為了進一步落實“通”、“專”平衡，避免學生“營養不良”，東大還把要修的學程劃分為不同的小組，每個小組里面有2至4個學程，要求學生必須從每個小組中選修至少1個學程；并規定如果某一小組中有學生所屬的主系的學程，那么，學生必須避開，在其他學程中選修。郭秉文這種“通才與專才的平衡”的思想還體現在“寓師資于大學”辦學實踐中。“南高”本是培養中學教師(屬于“專才”)的師范學校，郭秉文依照其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兼辦師范學院的辦學模式，提出“寓師范于大學”的主張，力圖打通“基礎”與“應用”的分野，使“通才”與“專才”的培養有效結合，遂將高師升格為大學，在大學里面培養師資；并強調大學對教師的培養須同時注意兩種標準，一是學業標準，其要求不應該低于大學，一是專業標準，需要加以另外專業訓練才可以達到。對此，張其昀解釋說：南高改組為大學，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升格，或好高騖遠，而是他(指郭秉文)的教育理想的實踐。他對師資的問題，具有真知識，他認為中等以上的教師，應是雙料的學士、碩士和博士。這話怎說，師范生的學業標準完全要與大學一樣，并且希望能出類拔萃，有過之而無不及。另外還須加工加料，具備兩種修養，一是教材教法的精研，一是器識抱負的培養。因此，他認為教師來源，不必局限于師范學院，應廣求人才，著眼于全國大學的優秀青年，再加上一番訓練和熏陶才好。

二、人文與科學的平衡

郭秉文批評中國傳統教育只偏重于人文學科的做法，認為“(我國)數千年之教育性質，皆偏于文學、哲學與道德方面，而近世所謂實驗教育，則百不得一焉”。。為了改變這種狀況，郭秉文認為中國教育必須“有關系于受者之生活問題”；在注重文、史、哲等“文字教育”的同時，還應“翻然變計，注重實用教育’’。首先，在學科設置上，南高突破了一般高師重心偏于人文社會科學的結構模式，創建了一批奠基在現代科學之上的科系，形成了科學與人文相平衡的學科格局。這種格局到東南大學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文”有國文、外文、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理”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學、心理；其余四科，社會科學方面有教育科與商科，自然科學與技術方面則有工N-和農科。其次，在人才培養上，郭秉文強調既要掌握科學知識，又要增進人文素養。如在文理科學生培養的學規設計中，必修課除國文、英文外，要求學生在5組科目中，每組選修4至8學程；其中，甲、乙兩組是人文社會科學科目，丁、戊兩組是自然科學科目，而丙組則兼有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科目。為了學生人文與科學素養的結合，東大還把心理系兼屬于教育科與文理科；生物系兼屬于農科與文理科。南高、東大的學生由于同時受業于人文與科學大師，很多人后來都成為人文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方面的大家。最后，在人文與科學的平衡這一辦學方針的指導下，南高、東大又擔起了弘揚、光大民族文化和傳播、發展現代科學的雙重使命。事實上，南高、東大當時既是中國最大的民間科學團體，以發展科學為職志的中國科學社的“大本營”，又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潮流中別樹一幟，以“闡明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己任的“學衡派”的策源地。

三、師資與設備的平衡

郭秉文認為，我國傳統教育重科舉而輕學校，致使學校的師資建設與設備建設處于無序狀態。新教育制度下，“大學教育當然以師資為第一，但物質條件亦不容忽視”；因而，辦學者既要注重延攬人才，搞好師資建設，又要注意加強學校建設，改善辦學條件，從而把兩者結合起來，既注重“筑巢”又注重“引風”，使學校獲得良性的發展。首先，在辦學過程中，郭秉文時時刻刻都想著延攬優秀師資，并為此不遺余力。在當時的中國高校校長中，“郭秉文先生專拉、能拉好教授出了名的”j。“東大所設文史地部、數理化部、教育專修科、農商業專修科，皆極整齊，尤以所延教授，皆一時英秀，故校譽鵲起”l。其次，在延攬師資的同時，郭秉文又千方百計謀求辦學條件的改善。“采取公家撥款、獨資捐助、個人贊助、校董會集資、銀行投資、外國基金會捐資等多種渠道”，為東大募集到大量的資金，教學設施與科研設施(如圖書、儀器、標本等)、生活設施、體育與休閑設施等配備齊全。此外，為了改善商科的辦學環境，便把東大的商科辦在上海，因為上海是中國的經濟、金融中心，更有利于獲得人才和資金；其教學實習、科研活動的進行也更加方便，并能及早接觸到國際、國內的前沿問題。為了改善地學系的辦學條件，郭秉文爭取到北極閣中央觀象臺江寧測候所，作為地學系師生實驗、實習的場所。為了改善農科的辦學條件，郭秉文把玄武湖建成了東大農科的水生植物和魚類試驗池，并建立了總共近4000畝的農業試驗場。優良的設備、高水平的師資使南高、東大的辦學業績蒸蒸日上。“南高、東大辦理優良的呼聲，幾乎浸被于中華教育界。而南高之善，尤過于北大，所以一般學子先生們，都均用全副眼光來注重，人人都有‘一瞻仰門墻’之愿。”

四、國內與國際的平衡

郭秉文認為：“自宗教、政治而外，尚有一物，大影響于吾國之教育者，日‘好古心’是也．以為時代愈古，文明愈甚崇拜古之圣賢，其一言一動，后生所矜式而唯恐不及。”E”這種“好古心”容易局限人們的視野，令人畫地為牢，為我國教育的一大“障礙”。新教育制度下的大學校長，必須克服上述弊端，具有寬廣的辦學視野和強烈的國際意i．R，把中國教育置于國際教育的大背景中來把握其未來的發展——既關注國內，又放眼世界。在師資聘任上，郭秉文不僅聘請到了國內許多學術名家，同時還把眼光投向國外，親自走訪尚在留學的中國學生，商請歸國后在南高、東大任教；或者直接聘請外國專家、學者。據20世紀20年代《國立東南大學教員履歷》統計，在222名教員中，有國外學習和研究經歷的中國學者及外籍教師共有143人，占教員總數的64％。其中，理科、工科、農科中歸國留學生所占比重都在80％以上。在籌集辦學資金上，郭秉文在發動國內政府、銀行、企業等組織以及個人集資的同時，還把眼光投向國際。20年代初，郭秉文爭取到了美國卡內基基金會的支持。該基金會為東大在蘇浙兩省所作的“心理知識測驗”捐助1萬美金，用以購置設備，開中國大學接受#1-國基金會捐助之先例。郭秉文還通過孟祿爭取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幫助。1923年東大“口字房”毀于大火，郭秉文則以此為契機，向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尋求捐助。該基金會派孟祿博士等專家前來調查，認為東大在師資設備及科研力量上實力最雄厚，于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向東大捐助建筑費10萬美元；科學館建成后又捐助了儀器設備5萬美元，并派專家前來講學。在合作辦學上，20年代初，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想在中國物色一所適當的大學合辦工科大學，孟祿博士遂推薦東南大學，東南大學校董、外交部長王正廷也極力支持。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便派代表麥洛埃來東大考察、洽談，達成《中美合辦工科大學之計劃》。該計劃已經東大校董會討論通過，并經郭秉文、麥洛埃、孟祿草簽。后因連續兩年的江浙戰爭，省庫羅掘一空，上海工商業亦凋敝衰退，美方也失去積極性，致使計劃落空。在學術交流上，南高、東大首先是國內學術研究的中心，它不僅是中國科學社的大本營、學衡派的策源地、中國新教育的中心、史地研究會的所在地，還是國內學術交流的中心，每年都有許多著名學者來東大講演或講學，其舉辦的暑期學校馳名全國。其次，南高、東大又是國際學術和文化交流的窗口，每年都選派留學生、資送教師出國考察，邀請各國的名人、大家，來東大參觀、指導、講演、講學甚至是授課。郭秉文還參與國際教育事務的管理，連任三屆世界教育會副會長，負責亞洲教育。在人才培養上，郭秉文以國內與國際視野兼具的人才為目標。在培養方式上，郭秉文提出了包括交換教師、交換學生、交換訪問、交換出版物，建立聯合的教育事業，開設有關外國文化與國際問題的課程，組織國際大學聯盟等。在教育功能上，郭秉文認為教育不應僅僅為本國的發展服務，還應為促進整個世界的和平服務。對于郭秉文的這些努力，朱斐在《東南大學史》一書中評價說：“在20年代的國際科教文舞臺上，國內似沒有比郭秉文更活躍的了”_J。

五、學術與事功的平衡

郭秉文認為我國傳統教育僅僅是作為統治階級選拔官吏的工具，根本沒有意識到培養人才、科學研究與服務社會的三大職能。而新教育則把培養思考的能力與培養行動的能力結合起來，把科學和服務結合起來，講求學術與事功的平衡。大學不僅要服務于知識、服務于學術，還要服務于學生的生活，服務于當下的社會；不僅要注意傳授、研究學理，還要注意其實際的運用；不僅要注重理論科學的教學與研究，還要注重應用科學的教學與研究；不僅要重視學者的培養，還要重視各行業專門人才的培養；不僅要注重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的職能，還要注重服務社會的職能；不僅要注重大學學術與事功的功能，還要把兩者結合起來，即學術是以事功為導向的學術，事功是以學術為基礎的事功。事實上，郭秉文以“應社會需要”為宗旨，統籌兩者之間的關系，把學術與事功平衡的方針貫徹到南高、東大辦學的各個環節。在培養目標與學科設置上，南高為師范性學校，最初僅設有國文、理化兩部和一個國文專修科，其目的是盡快為普通中等學校培養師資，以滿足東南社會的需要。郭秉文長校后，突破了南高師范教育的框架，以邁向綜合性大學為目標。在原有系科的基礎上增設英文、體育、農、工、商等專修科，不但為普通中學而且為職業學校培養師資，以應社會的亟需。更為重要的是，南高在發展的過程中進一步突破了師范的框架，開始培養具有一定技能的職業人才和具有一定學術研究能力的專門人才。這樣一來，所有系科的人才培養目標都具有“學術”與“事功”的雙重任務：如文科、理科既具有為中學培養師資的“事功”的一面，還具有培養從事理論研究學者的“學術”的一面；農、工、商、教育科既有培養職業人才與師資的“事功”的一面，又具有培養從事農、工、商、教育等研究的專業人才的“學術”的一面。在教學活動中，南高、東大不僅注重知識的掌握，還注重技能的學習和學識水平的提高，以養成學生運用知識技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南高、東大文、理兩科多是做純理論研究的，“事功”的因素主要體現在理論的“應用”上，如鼓勵文科學生多聯系實際撰寫文章、理科學生多做實驗，反對死讀書、讀死書；并鼓勵學生在“撰寫畢業論文”時，學術與事功兼重。對于農、工、商、教育等專修科，南高并入東大后，其“學術”的一面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同時，郭秉文強調教育要“關系生活”，“以應社會需要”。南高、東大“一方面根據本國情形，及在本國驗試所得之方法施諸教育，一方面采取歐美先進良法”，終于找到了專修科中“學術”與“事功”的結合點，實行研究、教授、推廣或實驗“三結合”的辦學模式，使得專修科的教育，不僅僅注重新理論或新技術的發明，更注重研究結果的及時推廣和應用，“以期收東南數省農、工、商業上之最重要問題逐漸解決”，從而把“學術”與“事功”很好地結合起來。追求“學術與事功的平衡”，還使得南高、東大把社會服務融入到學校日常活動中來，大學在知識、技術上服務社會，社會在經濟、政策、輿論上支持大學，學術與事功“相互為用”。需要指出的是：“平衡”是基礎，“和諧”是關鍵。實際上，平衡作為一種理想所能夠實現的程度是和當時的教育、文化、政治、經濟、人事等密切相關的，因而，不能一味地為了追求“平衡”而失卻了“和諧”，否則就難以發展。郭秉文把東大的商科辦在上海，本為求得“師資與設備的平衡”，但在此過程中卻未與當時的商科主任楊杏佛相協商，以至于招來許多“不和諧”的聲音。還有，郭秉文為了糾正中國傳統教育過分注重文、史、哲的偏向，而大力發展農科、教育科，以求得“學術與事功的平衡”，但在此過程中卻忽略了對理科在資金和宣傳上的支持，以至于招來厚此薄彼的“不和諧”的怨言。1925年，由于政治原因，教育部不給任何理由而強行罷免郭秉文的校長職務；本來憑著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是可以協調與化解此事，然而，上述的“不和諧”使得學校內部分裂為“倒郭”與“挺郭”兩派，相互爭執，終于釀成了長達兩年之久的“易長風潮”，嚴重影響了東大的發展。“發展”是目標，是一切努力的出發點、歸宿地。當今教育的問題并不是因為不重視發展，反而是由于過分追求發展。雖然發展是硬道理，但也不能為了發展“不顧一切”，因為這樣的發展多是盲動冒進、不可持續的“自戕式”發展。實際上，急切渴望發展的沖動卻往往使人們急于求成。郭秉文在追求東大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由于鋪的攤子太大而資金鏈斷裂的情況，萬般無奈下只能裁減工科。可見，“發展”必須以“平衡”、“和諧”為基礎，脫離了“平衡”與“和諧”的“發展”終會出問題，難以長久。總體上看，郭秉文的教育發展觀與當時的教育實際相契合，從而使得南高、東大在1915年至1925年間迅速崛起，與老字號的國立北京大學南北對峙，隱隱然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兩大支柱，時人遂有“北大南高”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