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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初期職業教育和培訓發展與女性人格的關系

清朝末年，甲午戰爭失利之后，“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實業救國行動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和朝廷權臣的主要選擇。在這樣的社會現實和思想背景下，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女性作為社會另一主要力量，其創造性和生產力長期以來被嚴格地禁錮于“傳宗接代”、“相夫教子”的家庭附屬角色之中，從而無法得到充分利用，造成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維新派的代表梁啟超即認為“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民智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國女學之不講久矣。女子不學，則無以自立，而一切倚男子而生存，乃不惜嬌柔涂澤，以求容于男子婦女不學，其以掣男子之肘、敗男子之業者多矣。而害于人種尤巨，遺傳也，胎教也，蒙養也，何一不關女權者此種姓所以糜，而政治所以腐敗也，正本清源，自女學堂始”。因此，在“富國強兵”、“實業救國”的思想激勵之下，興辦女子實業教育的呼聲日益高漲，成為近代中國女子職業教育的濫觴。最早明確提出女子職業教育觀念的，是早期維新派鄭觀應，他主張在職業教育制度上學習西學，“泰西女學與男丁并重：人生八歲，無分男女，皆須入塾訓以讀書、識字、算術等事。塾規與男塾略同”。

在通覽了西方世界在女性職業教育方面的成果之后，鄭觀應主張中國的“女塾章程必須參仿泰西，整齊嚴肅”，“庶他日為賢女，為賢婦，為賢母，三從四德，童而習之，久而化之；紡繡精妙，書算通明；復能相子佐夫，不致虛糜坐食”。但即便是倡導維新變法的梁啟超，其“生利分利”的女子職業教育觀最終目的也是培養“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保種”的“賢妻良母”。清末女性職業教育思想的弊端很快被人們認識到，到了民國初年，隨著女性自身主體意識的覺醒，廣大婦女要求進入社會、爭取其“女國民”資格的呼聲日漸高漲，她們強調女性在社會中所擁有的獨立性，以及其作為和男性一樣的社會個體所承擔的責任和相應的權利。但在我們細致考察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女性職業教育在內容和宗旨方面的變遷和差異之后，就會發現其在爭取女性獨立和女性解放等方面，存在著相似的問題。就其女性職業教育的宗旨而言，清末的“相夫教子”帶有強烈的封建男權色彩，而民國初年“實用主義”也僅僅是以可量化的金錢財富作為女性解放的重要標準，也就是說所謂“實用”對社會而言是財富的創造，對女性自身而言是求生技能，對于女性自身身份的建構及女性意識的覺醒而言，則缺少必要的思想啟蒙和理論指導。

在從女性職業教育的內容來看，當時針對女性自身的特點開設的教育科目多局限于醫學、護理、紡織、烹飪等方面。這樣的職業教育并沒有賦予女性“社會人”的身份角色，無論是護理、紡織還是烹飪，都只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承擔的諸多家務勞動之中的一部分，只不過將勞動地點由家庭搬到了工廠，其從事勞動的內容仍舊是傳統觀念中女性在家庭中所應完成的勞作。由此可見，清末民初的女性職業教育，所改變的只是女性的工作地點，其本質上仍舊是女性家庭身份的延伸，它并未幫助女性完成其女性社會身份的架構。因此，在這一階段的職業教育實踐，一方面，為傳統的中國：性提供了經濟獨立的現實手段，為女性解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沒能打破傳統觀念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身份定位，也就難以完成女性人格的完整，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女性解放。

二、現代社會職業教育和培訓對女性人格的影響

那么，職業教育在中國的發展已有百年，這是否意味著，一個世紀之后的今天，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內容、應用領域上的突破，完成了女性解放的目標，實現了女性人格的完整呢?在女性主義的視角下，針對女性進行的職業教育和培訓與針對男性的教育有著極大的差異，它在培養謀生技能的同時，被賦予了建構女性主體功能的期望。因此，對女性職業教育制度及內容的思考，就不應只考慮到就業前景是否廣闊或所創造財富的多寡等現實“細節”問題。毫無疑問，現代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專業設置和內容，一方面要考慮當下的社會需求和行業發展方向，同時，它還需符合社會環境中人們關于專業和內容對學生性別要求的文化選擇。例如，在初等職業教育培訓中，尤其是幼兒園和小學教師的培養中，女性學員所占的比重更大，而在與機械相關的汽車制造與維修行業，女性往往少得可憐。這種職業教育培訓對性別的選擇大多基于性別的生理特點：女性的記憶力更好，情感更為豐富，語言表達能力更強，但相應地邏輯思維和空間辨識能力則有所欠缺。因而女性其在服務性的技能培訓中，更能體現出其優勢。

在漫長的社會演進中，“人類通過建構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刻板印象有效地實現社會管理，并將勞動性別分工合理化，實現一套社會性別關系秩序”。與此同時，“性別陳規頗具持久性，甚至當職業的性質以及它們所需要的技能因為技術變遷而被徹底改變時，技能的性別劃分也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于是在性別的生理差異和傳統觀念雙重作用之下，人們更傾向于認為男性更應該掌握某種可直接應用的技能，并且這種技能須不斷更新，以保證與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相同步，確保其能夠時時參與到社會生產中去；而女性的職業教育培訓則以“服務技術”為基本導向，強調女性所特有的情感親和與服務執行的能力，這就意味著針對女性的職業教育培訓在方法和內容的更新速度上更為緩慢，科技含量更低。在這樣的文化導向和教育期待之下，許多職業學校在專業設置上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從了教育和用人市場的性別邏輯，推出了不少“女性特色”的專業，諸如文秘、服飾、財會、護理、幼教、旅游、公關、銷售、禮儀服務、美容等專業。

一方面，這樣的專業設置的確讓更多的女性接受到現代職業教育，但另一方面，這些“女性特色”專業所面對的職位，除了對專業技能的要求，還有針對女性年齡、相貌等附加條件，這就造成了女性職業教育培訓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女性青春職業教育”。所造成的后果是多樣的：第一，其對傳統的性別職業觀念有極大的強化作用；第二，它大大限制了女性在以后的職業生涯中對自身職業的選擇；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這種職業教育培訓使女性處于經營管理的末端，即命令的服從者和細節的執行者，妨礙其以平等、獨立的身份參與到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來。但現在的情況正在往好的方向轉變，至少全球化進程為女性大大拓寬了職業范圍，在大型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中，越來越多的成功女性進入到我們的視野之中。同時，現代專業人才的選拔方式，將不同層面的管理人員所應具備的能力進行了量化，使得抽象的素質變為可操作的數字，為不同行業的中高級人才制定了相應的客觀選拔標準。職(執)業資格證書就是這一發展趨勢的典型表現。職(執)業資格考試為女性提供了一個可與男性進行公平競爭的平臺，使她們得以從事通常由男性從事的行業，發揮著與男性專家相同的作用，甚至更為出色，如建筑類的建造師、建筑師執業資格考試。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針對職(執)業資格考試的社會培訓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它的周期更短、受眾更多、實用性更強，同時報考條件又保證了培訓內容的專業性。

由此可見，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培訓已經成為職業教育的必要補充，在女性人格的進一步獨立和完善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畢竟，人們對女性解放的期望已經從最初的獲得獨立生存的能力，提升至女性獨立、自信、穩定的人格養成，這樣的變遷不僅僅關系到女性在職業生涯中獲得的金錢報酬，更關系到女性社會身份的建構和社會角色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