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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都在自然世界的舞臺中演出――當然不一定每一個自然的演員，都有自己的表演受眾。只有在“社會”中演出，即在一種相互聯絡的有機群體中的演出，才是一種具有交流作用和文化性質的演出?！跋嗷ヂ摻j的有機群體”，不是隨機性存在、缺乏社會聯絡關系的無機群體，它或者就是齊美爾所認定的、意義確定的“社會”。只有有機性存在和組織的社會，才有共同劇場，才有確定的受眾，這樣的劇場，是表演者激情和才情的施展場所，是任何社會戲劇得以不中斷演出的必備條件。從“戲劇論”解釋社會活動，社會就是各種戲劇演出的重疊表演過程，一個劇情不中斷的過程―――表演中斷，意味著“社會”的組織模態將發生變化。這是指社會的共同劇場或者發生了非共同化，或者受眾發生了解散等等情況。任何社會的整合者的義務和責任在于，維系共同劇場的存在和保持受眾的參與，從而將社會活動有效安排，將劇情不斷地展開。

法律剛好是社會戲劇的組成部分。法律的社會戲劇性，乃是特定的社會演員對“法律正義”的集體演出。國家立法者、國家法院的法官、原被告、律師、法學家、鑒定人、證人、法庭的旁聽者，或許還有蒙面法警、陪審員這樣一些社會角色，集體演出“法律正義”。

一個有機社會，法律戲劇和其他社會大戲一樣，應是一種劇情不斷發展，表演不中斷的過程――這樣的演出，名曰“有效的社會演出”。反而觀之，如果法律戲劇“劇本”存在問題，表演者技藝低劣，勢必導致演出的中斷，這就是共同劇場的失敗，從嚴重程度上講，它會危害到社會的整合過程。從法律術業的語言來說，“劇本”的連貫性，或者就是法律規則本身是自洽的，相互不矛盾和露餡的，是“憲政統一的”，“有唯一解釋”的。如果法律規則自身具有不統一的解釋意義，那么法律正義的戲劇，就表現出表演者的自我矛盾。同時，法律戲劇的連貫性，也是所謂的法律程序的“自治性”的展現。法律戲劇的連貫性，要求立法和司法制度和習慣這樣的“劇本”因素，是一種有意識創作出的文化產品，要求法律程序具有自治質素。如果有這樣的演出――

（情景一）：

立法者：公民具有完整的土地使用權。

行政官：禁止公民行使地上權，不得在土地上樹立廣告標牌。

公民：請求法官保護土地使用權。

律師：土地使用權包含著公民享有地上權，公民訴求合法。

法官：維持行政官決定。

“情景一”中立法者和法官，出現了沖突性的演出，證明法律正義的“劇本”寫作，存在嚴重的問題。它會導致社會受眾，即與本案無關的社會角色，對立法者和法官角色權威和社會魅力，產生懷疑，甚至不再期待“法律正義演出”的重復性生產。

（情景二）

原告：……

被告：……

律師：……

證人：……

法官：宣告休庭。

（幕后：

法官：請對本案指示。

不明身份者：我意此案如此判決……）

“情景二”中的法官和不明身份者在幕后的演出，損壞了法官在社會戲劇程式中的角色地位，導致法律戲劇的角色出現了混亂。這種情節導致法律正義不是一種連貫性的“演出”，破壞了法律正義是由法官一氣呵成的、社會文化條件下生成“正義”的內在品質。連貫性演出，產生社會文化產品，如書法家的藝術作品的一揮而就——那種斷斷續續的描字，寫得再好也不叫藝術，法官不能自治的判決，再“公正”也不是法律的社會文化產品，法律正義是法官自為自治的社會表演過程的產物。法律正義是連貫性的“演出”，它發生在會共同劇場，需要必要的受眾，接受法律正義的“劇本安排”。如果劇本是雜亂的，演出是非連貫的，必然受眾對法律戲劇情節產生哄笑、退場、私議等等“受眾反應”。飽受哄笑、退場、私議等等“受眾反應”的戲劇，是戲劇安排者的失敗。中國足球聯賽與許多法律戲劇一樣，同樣因為缺乏演出的連貫性，受到社會受眾的排斥。當足球運動員不能按照競技原則安排自己的行為，消極比賽，或者隨時關心其他場次情況來決定比賽行為，擔當其他經濟賭博角色，它就喪失了自身角色的正義，最終導致失去比賽自身的正義――社會共同劇場的參與者，必然對失去角色認知的社會戲劇，失去興趣，進而采取排斥態度。

社會戲劇在社會有機組織中吸引力的下降，是社會共同劇場結構消弭的原因。從劇場效應分析回歸到社會學的社會整合視角，我們不得不認為，法律戲劇的演出失敗，對“社會”的影響很大，這種影響大于對法律當事人自身的影響――它涉及到社會共同劇場安全問題。關注法律運作的社會影響，是法律制度、文化得以保持社會承認的重要事務，是生成、維系“法統”的必要行為。法統和法律傳統總是在法律正義的連貫性演出中形成的，而法統和法律傳統的喪失，總是社會演出不斷失敗的結果累積。

法律正義的戲劇，是“社會”中十分重要的戲劇，此種戲劇和社會中發生的權力支配劇作、經濟競爭和成果分配劇作，是社會戲劇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戲劇的獨特性在于，它可能在規范、簡潔、明快的劇本基礎上，由較高質素演員，按照固定演出節奏和程式安排，按部就班達到受眾的觀賞高潮。這本來就是法律戲劇優于其他戲劇的一個特征，克服了權力戲劇和經濟戲劇演出中的“結果不確定性”。如果法律劇場能夠在一個好的劇本劇本基礎上，由好的演員演繹，總是“好戲”不斷，斷不至于向權力和經濟戲劇那樣，一不留心就整體演砸。

現代法律戲劇的舞臺設計，是現代人類文化進步的結果。沒有一個社會舞臺，有法律舞臺那樣具有正劇劇場的精巧設計――法官的權威及法庭的肅穆莊嚴，即社會戲劇的魅力化，是具有保障的，也是不可能輕易破壞的。我們甚至可以用社會圖騰徽記、威嚴的法警、制服、法槌，來保障法律正義產生的加魅背景。但是權力和經濟戲劇，時常不具此種優越條件。權力和經濟的正劇化表演，一旦被社會受眾和同臺演員戲虐，它的正劇效果很難保障，于是時常提前收場，演出中斷化成為常見現象[1].偶然人物和臺詞的出現，會巨大性降低政治舞臺的正劇效果。然而，在法律舞臺上，這種非正規演出是被禁止的，我國一位學者寫作的《法庭擷趣》中，記錄法庭上法官打鼾垂涎、在腳板撓癢那種情節，是非劇本性的安排，是不合程式的表演，系屬法律劇作的“表演意外”。

只有有文化的“社會”，才會產生關于法律的“劇本意識”，同時著力控制演出效果。法律規則的整合，法律程序的自治性賦予，法律表演角色分配的現代化，是演出法律正義的必要安排。一個法律正義戲劇不斷上演、重疊上演、滾動上演的“社會”，凝聚的共同劇場，是社會整合成功的標志。人生如戲，社會更如戲——法律正義亦是一種社會戲劇演繹。

「注釋」

[1]這些事例筆者不大加枚舉，以免引發政治歧義，僅僅舉一個必要的學理例子――兩岸和平一國化本來是一個嚴肅話題，社會戲劇安排十分成功，甚至有贈送熊貓的精彩情節出現；但是，一個不可控制的演員，臺灣所謂“副總統”這個不請自到的演員，說了下面的臺詞――“對建交送熊貓，歡迎、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