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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診所式法律教育自美國引入我國后，其發展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仍面臨著移植我國的可行性問題、定位問題、經費問題、師資問題等。要探討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發展和完善的突破之路，首先須明確診所式法律教育目標的取向，接著進一步探討診所式法律教育具體困難的突破機制，最后構建高校尤其是非重點院校法學院系推廣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方案。

[關鍵詞]診所式法律教育困境突破

診所式法律教育自美國引入我國已有將近9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各具特色的專門性診所逐步形成，推進了國內外教師間進行診所教學交流，診所教材專著譯著論文相繼出版等。然而，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仍然面臨諸多尷尬與困境，阻礙著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發展。

本文對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遭遇的困境及其突破作初步探討。

一、診所式法律教育及其在我國的發展歷程

“診所式法律教育”由英文的clinicallegaleducation翻譯而來，也叫“診所法律教育”、“法律診所教育”等，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法學院興起的一種新的教學方法。美國法學教育理念的轉變、律師組織的推動以及19世紀70年代興起的貧民法律援助活動等因素均促進了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產生。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歷程，到20世紀末，診所式法律教育已在美國得到廣泛推廣，“差不多在全美每一所法學院都能找到診所教育的痕跡”，“技能訓練課程的發展和與之相關的診所教育的成熟已被公認為二戰之后法學教育最重大的成就”。

診所式法律教育在美國的繁榮顯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并逐步向世界各地傳播開來，目前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智利、波蘭、哥倫比亞、墨西哥等國均已建立診所式法律教育。2000年9月，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我國的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學院和復旦大學開設了診所法律課程，成為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先行者。

2002年7月28日，經中國法學會批準，北京大學等11所院校成立了“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簡稱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截至2009年3月12日，已有89所高校正式加入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通過推進高校間交流、召開學術研討會、興辦網站擴大影響等諸多活動，積極推動了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的發展和推廣。

二、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本土化進路———困惑與困境

（一）移植必要性、可行性之惑目前，仍然有不少人對診所式法律教育持懷疑或否定的態度。我國的法制、法學教育及文化等背景均與美國有相當大的差異，許多人據此持否定的態度，例如左衛民、蘭榮杰等認為：美國診所有其特殊的司法、教育、文化和政治背景，這是中國法學院所缺乏的。第一，美國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發展建立在普通法的基礎上。“普通法司法過程的經驗主義基礎決定了案例教學的優先性，在此基礎上，基于真實案件操作的診所模式就具備了當然的合理性”。而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更注重的是概念、邏輯等法律理論，經驗主義在我國并不受青睞。第二，我國法治發展起步晚，也遠未成熟，法律職業共同體也并未真正形成，在這種環境下，法科生實踐能力的培養缺乏強大的推動力量，而診所式法律教育也就無法迅速發展。

第三，我國現行法學教育還是以“學術教育”為主，教學理念上仍然趨于傳統，這與美國教學理念革新的共識有很大不同，這也使傳統的法學教育、教師對診所式法律教育持懷疑或敵視態度，如威廉·平克斯所言：“‘診所的’是一個令傳統的學術界教師望而生畏的想法。”第四，我國法學本科教育與美國JD教育模式的不同使得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受眾在年齡、能力、經驗上有所差異，影響診所教育在我國的發展。種種懷疑表明，診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國發展近9年，卻仍然面臨著無法完全被“正名”的困境。

（二）在法學教育及社會中的定位之惑

1．在法學教育領域的定位。我國傳統的“以教為本”的法學教育模式雖然飽受批評，卻其也有與我國教育背景相適應的地方：我國法學采本科教育模式，法科生年齡、心智尚不夠成熟，法學本科教育接下來還有更多深造、實踐機會，等等。傳統法學教育雖然不斷在尋求改革和創新，不斷加入實踐課程的元素，但是，其在我國法學教育的主導地位依然穩固。診所式法律教育至今也只是處在法學教育的“邊緣地帶”，如何在法學教育體制中定位，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研究診所式法律教育在美國的發展歷程會發現，診所式法律教育也曾面臨著相似的困惑，探討過相似的問題：在1979年10月美國佛羅里達州舉行的法律職業責任教育大會第二次全國大會上，會議的四個議題分別是：第一，“法學院和法律實踐社會學”。第二，“大學中的法學院：在學校中學習理論還是遠離專業實踐？”第三，“法學院、美國律師協會還是法院：該由誰來說明在取得律師資格以前，法學教育該做說明？”第四，“大學四年加上法學院三年：學生實踐應該代替七年之癢嗎？”這四個議題某種程度上正是我國目前所需要回答的。

2．在高校與社會的定位。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發展不僅需要教育工作者們的積極努力和付出，也需要法學院乃至整個高校的支持和扶持，同時需要社會各界的認可和支持。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診所式法律教育已成為法學教育界與實務部門廣泛聯系的平臺。甄貞認為：“診所法律教育所具有的教學理念之一就是突破大學校園辦教育，倡導診所學生向社會學習、向實踐學習。”診所式法律教育推進社會正義的功能也得到廣泛關注。但是，在其多重的價值功能中，診所法律教育究竟是更側重“技能之學”還是“正義之學”？應當更倡導其社會價值，還是更堅守其教育功能？在廣泛的社會舞臺上，診所法律教育的學生們是否只是“小打小鬧”、“不成氣候”？診所式法律教育推進社會正義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一種教育的方式進行，它的主體是正在求學階段的學生，同時，它還需要厘清與國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以及與立法、司法、行政等部門的關系。在社會正義推進事業以及法律援助事業的框架內，診所式法律教育的角色難以定位，也就難以獲得社會更高程度和更廣泛的支持。

（三）高校實踐教學中的困難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越來越多的高校推行，其實踐中也遇到許多困難和問題，其中經費問題、師資問題尤為突出，嚴重制約著其在高校的普及和推廣。

1.經費問題。診所式法律教育天然地是一種高成本的教育模式，從其自身的特點來看，診所式法律教育比傳統法律教育需要的成本明顯大很多，如師生比例更低，基本的設施投入和維護費用，管理費用，學生實踐所需的交通、通訊、餐飲等費用，診所教師的工資，等等。診所式法律教育在美國的發展過程中也曾面臨過經費緊缺的問題，而成本難題則在我國尤其凸顯。目前，我國高校診所式法律教育的開展很大程度上是來自福特基金會的支持和贊助，但是，目前我國幾百所法律院校中，只有17所“精英院校”接受了福特基金會的資助，而更多的則是在拮據的狀態下艱難地在開展診所式法律教育。正如診所式法律教育工作者也指出的，單純依靠福特基金會等外國基金的資助不是長久之計，如不能盡快解決這個問題，診所式教育將很難普及，在非重點院校，這更是一個限制診所式法律教育發展的首要問題。同時，有學者也指出：“沒有長期的經費支持，建立會產生對當事人的責任的真實當事人診所是不負責任的。”

2.師資問題。師資問題是診所式法律教育普及過程中的另一個很大的障礙，從目前來看，師資問題主要包括質量問題、數量問題以及教師的定位和待遇問題。一是質量問題。由于學生自身法學知識、職業技能的缺乏和社會經驗的不足，“無論學生身在何處，他們必須置于教師的管理和引導之下”，這使得診所式法律教育的老師顯得尤為重要。診所式法律教育對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讓一些傳統法學教育的教師望而生畏，甚至望而卻步。二是數量問題。從數量上看，診所式法律教育由國外引進而來，其所需要的教師還有待培養，目前我國較為專業的診所法律教師非常缺乏。三是教師的待遇和定位問題。美國的診所法律教師隊伍構成基本上是從法學院原有的教師隊伍之外另行聘請有豐富實務經驗并熱愛法學教育的律師，而且大部分診所教師是專職的。而在我國，目前的診所法律教師基本上都是從原有教師隊伍中產生，診所法律教師除擔任診所課程外還兼任其他傳統課程，這使得診所教師工作量十分大，耗費大量時間精力，也間接影響到其自身的學術研究及職稱晉升。同時，診所法律教師付出的大量隱形的工作難以計算，也常常使其面臨相對不公平的待遇。如果診所式法律教育對教師沒有培養和激勵機制，那么，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未來不容樂觀。

三、對我國診所式法律教育發展的思考和建議

（一）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可行性診所式法律教育移植我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直有否定和質疑的聲音，筆者認為，我國的確與美國的背景有許多方面的差異，但是，這不能成為否定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理由。第一，作為成文法國家，我國也與美國一樣需要培養大量法律職業人群，也需要提高法科學生的實踐技能、培養其職業倫理，雖然沒有成熟的職業共同體的推動，但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可行的，也能夠反過來促進職業共同體的形成。第二，我國法學采本科教育的模式，學生的平均年齡比美國低，心智不夠成熟，但是，我國大學生基本上都已成年，年齡在18到24歲之間，已有足夠的能力進行法學實踐，承擔社會責任。

而且，筆者從學生的角度觀察，大學生普遍具有強烈的愛心、正義感和極大的實踐熱情，法學專業的學生尤其明顯，這使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有著很大的需求和發展潛力。第三，轉型中的我國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革之中，社會問題更為突出，且存在著數量較多的貧困人群、弱勢群體。雖然我國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但法律援助供不應求的問題十分突出，診所式法律教育以其獨特的社會正義功能而有其存在的社會價值。

（二）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目標取向結合我國的背景，我國診所式法律教育目前來看更側重于培養學生職業技能的目標，對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探討也更多的是在法學教育改革的層面進行的，這與美國對診所式法律教育社會正義價值的極大關注有很大差異。當然，我國并非不需要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服務，也并非有很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但是，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服務和促進社會正義實現的功能發揮方面有著制度、觀念等各種各樣因素的制約，很難成為診所式法律教育的主導目標。基于以上分析，診所法律教育在我國主要還是以職業技能培養為主要的目標較為合適，更適應我國的實際情況，能夠在彌補高校法學教育缺陷需求的同時，通過提高學生的職業技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社會正義的實現。

（三）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困境突破要突破診所式法律教育面臨的困境，前提是對其自身作明晰的定位，根本上則需要獲得政府、司法界、教育界等社會各界更高程度的認可和支持。學者趙珂分析指出：“只要我們能善于利用這些優勢（診所法律教育對教育改革的重大意義、診所的教師和學生的極高熱情等等），努力做好法律診所教育的品牌，使社會都認識到診所教育的益處和教育界對其的需求，診所教育目前所面臨的困難便會迎刃而解，這才是法律診所教育在我國發展的最好出路。”

對于經費問題的突破，筆者建議：首先，診所式法律教育要獲得長遠的發展和延續，需要獲得所在學校和學院的支持。其次，筆者主張診所式法律教育與高校的法律援助工作結合起來開展，用同一筆經費，形成雙重的效果，從而達到效益最大化。因此，筆者有一個創造性的提議———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可以分設一個高校法律援助基金，對高校的法律援助進行資助。這樣不僅可以充分發揮高校的社會責任，而且可以很好地解決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經費問題，達到法學教育的超越與社會正義的推進雙重效果。

有了官方制度化的支持，診所式法律教育的經費來源則會有長期的保障。再次，拓寬資金渠道，獲得各種來源的經費支持———繼續獲取福特基金會等各種基金會、非政府組織的支持，并獲取社會各界的資助，從而能夠在制度化的經費之余起到補充作用，有時還能解決許多暫時的困境。超級秘書網

對于師資問題的突破，首先，對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師進行定位。從我國情況來看，專職的診所法律教師的模式并不十分適合我國，而兼任傳統法學課程與診所課程的模式更容易為教師所接受，也更貼近我國國情，因此，采用綜合型教師模式較為適合。在此基礎上，法學院可以積極呼吁律師界的參與，并獲取法官等的支持，讓法律職業共同體充分參與到法學教育中來，這同時也是對我國未來法律職業共同體建立的一種推動力量。其次，加強對診所法律教師的培訓，以及診所式法律教育工作者之間的交流和學習，以培育更壯大的診所法律教師隊伍，解決診所法律教師的質量問題。再次，建立對診所法律教師的激勵機制：對診所式法律教師的工作進行合理公正的評估；加強診所法律教師的工資晉升待遇，如使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工作成為教師職稱評定的一個加分點等；還可以考慮設置一個或多個診所法律教師專項獎，獎勵那些為診所式法律教育作出突出貢獻或獲得良好評價的教師和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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