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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涉及海洋環境保護的立法現狀與缺陷

1.立法思想存在偏差從我國刑法立法方面可看出，只有在公民財產、身體等受到嚴重侵害時才適用刑法，即只有當侵害發生后，才能受到刑法的調整。而我國刑法對人類未來權益的保護，比如說環境遭受的持續性侵害或者對未來有重大影響的違法行為缺乏必要的調整。立法只注重對已知結果的懲罰，忽略了行為對未來的影響，對未來造成的不可預知的后果無法調整。只有將環境法益的損害作為評判的起點，才能體現對公民在環境中所享有的權益保護。相關環境保護法中缺乏具體實施細則現存法律中關于犯罪行為程度的界定較為模糊，配套法規長期得不到補充完善，比如說，造成“重大事故”、“重大損失”等字眼經常在有關環境污染案例中出現，而在環境污染，特別是海洋環境污染中“重大事故”、“重大損失”該如何去界定呢?當污染物排放到海洋中，可能現階段所能看到的災害只是冰山一角，對應目前狀況所作出的處罰是否對未來損失缺乏評價，這種模糊的、主觀的、難以量化的處罰標準難以真正保護海洋環境。

3.法律體系不完整首先是處罰力度過輕，在各類海洋污染犯罪中，無論罪行大小，所造成后果嚴重程度，均用行政法或者民法來調整，但是以罰金為主顯然力度不夠?，F行刑法中，雖然實行雙罰制，但是法定刑最高也不過7年，這樣的處罰配置對海洋污染犯罪行為很難起到震懾作用。其次，刑罰種類太過單一，僅依照《環境保護法》第91調第三款，以及刑法338、339條對污染后果進行量刑法律依據太過單薄，既使確定污染后果適用刑罰，也只能靠自由刑和財產刑來調整，這樣的法律體系面對越來越多的海洋環境污染行為日漸乏力，缺乏像俄羅斯、英國、日本、新加坡等海洋大國刑法種類多樣的特點。

二、國外海洋污染刑法建設分析

設立污染海洋罪。作為海洋大國，俄羅斯向來注重海洋環境的保護，從前蘇聯時期就對海洋污染行為作出了較為有針對性的規定。后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其對海洋污染的相關立法愈加嚴厲，例如1974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了關于“以有害人們健康和有害于海洋動物資源的物質污染海水要加重責任的”的通令，對海洋污染犯罪行為從重處罰。而后時代變遷，《俄羅斯民法典》第252條對海洋環境污染的方式、處罰方式都有詳細的規定。同時設立污染海洋罪，刑罰種類多樣且有針對性。設立專門資格刑?！抖砹_斯民法典》中將污染海洋單獨定罪，在多種多樣的處罰方式中，包括剝奪行為人擔任一定職務或者從事某種活動的權利，這在全世界刑法中是少有的，這一刑罰能更深一層的對海洋污染犯罪行為進行處罰，起到了良好的二次預防作用，將刑法的特殊功能展現出來。英美法系以新加坡為例立法有針對性。之所以用新加坡作為案例，是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地理位置迫使新加坡加重對海洋污染犯罪的處罰力度。其中，新加坡的《防止海洋污染法令》特別詳細地列舉了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污染物種類，對不同的污染行為根據具體情況追究不同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并存。對污染海洋的犯罪行為規定為行為犯。在1971年《防止海洋污染法令》等新加坡相關立法的具體法條來看，新加坡對污染海洋的犯罪行為規定為行為犯，只要是實施了法律禁止行為，對海洋環境安全造成威脅即構成犯罪，且處罰力度連年加重，特別是排污方面的量刑。

三、從刑法視角看我國海洋污染法制體系完善

1.突破傳統刑法立法觀念反觀從前，人們對犯罪的普遍觀念是造成他人或社會的人身、財產損失，并且這些損失有明確性和即時性，大多數為已經發生的行為。而環境污染特別是海洋環境的污染具有特殊性，單純的污染行為可能對整個海洋生態環境系統的危害是巨大且有隱蔽性的，其危害在現階段所適用處罰也僅僅限制在已造成的破壞。但是，污染行為對海洋環境生態系統后續造成的損害難以量化，因此，海洋污染犯罪是一種特殊的犯罪行為。人們在處理海洋污染犯罪時，不能僅考慮明確即時的損害后果，應認識到對人類共同利益帶來的后續損害，所以，應擺脫傳統的刑法立法觀念，對后續損害后果有一個科學的預測，對海洋污染犯罪行為施行持續性的懲罰措施，直至災害完全消除，從源頭上對海洋污染犯罪行為進行防范。

2.調整刑罰結構從刑罰結構這一角度來看，西方國家刑罰結構的變遷生動地體現了海洋刑法的不斷進步和完善，對我國有很高的借鑒價值。從以前的只有自由刑，到自由刑與財產刑并重，再到以財產刑為中心，資格刑等多種其他刑罰措施相互配合。立足現實，很好地適應了時代的發展，對海洋環境的保護提供了法律支撐。我國在海洋環境保護方面仍然以自由刑為主，財產刑并沒有得到重視，資格刑等其他刑罰基本處于空白狀態。在海洋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這樣落后的法制建設使我國海洋發展處于極為不利的狀態。因此，調整我國海洋環境的刑罰結構，是完善我國海洋立法的重要一步。首先，以自由刑為主，雖然海洋環境污染帶來的危害較大，但筆者認為仍不適用死刑，因為死刑會使從事海洋經濟活動的風險成倍擴大，不利于海洋經濟的發展。其次，將財產刑大規模引入海洋污染犯罪的刑罰中，提高懲罰力度，擴大財產刑的使用范圍，特別是對主觀過失的量刑。最后，建立多種刑罰相互配合的刑罰體系，學習西方國家立法經驗，立足我國實際情況，辨證的將資格刑等刑罰引入我國海洋環境刑罰體系。

3.對海洋污染犯罪適用嚴格責任原則雖然說嚴格責任原則是一項規則原則，只存在于大陸法系中的民法與行政法領域，刑法一般不承認嚴格責任原則的存在，而英美法系的刑法中嚴格責任原則的存在卻有現實意義。嚴格責任原則概念。《布萊克法律辭典》解釋為:“因違反維護某種案例的絕對義務而應承擔的責任，這種責任并不以傷害的故意或重大過失為條件，通常應用于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或產品責任的案件中，又可以稱為絕對責任(ab-soluteliability)或無過錯責任(liabilitywithouttfault)”;《牛津法律指南》解釋為:“實際上是一種高于通常的合理注意的責任標準，責任產生于應該避免的傷害事件發生之外，不論當事人采取了怎樣的注意和謹慎，只要發生損害就承擔責任，但它不是由某些制定法設定標準的絕對責任，即使承擔嚴格責任，當事人仍然可以進行某些有限的責任抗辯，不過己經盡到合理注意不在其列”。

4.適用嚴格責任原則的背景。在危害海洋環境的犯罪行為中，大多數所造成的后果對公眾有很大影響。但是如果要證明責任人是否處于故意是很困難的，因此，如果以犯罪意圖做為犯罪的構成要件，則不能使責任人受到應得的法律懲罰，許多虛假的辯護也會因此成立。目前，我國關于海洋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以及刑事立法中并沒有對環境犯罪適用嚴格責任原則。而在實踐中，要證明責任人對行為后果有過失的確有很大困難，我國追究刑事責任有適用的過錯原則，法律實際產生效果達不到立法期待效果，導致很多污染行為逃脫法律制裁。適用嚴格責任原則的理由。我國法學界對于嚴格責任原則的爭議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側重行為人的主觀心理，另一種則是側重行為后果。筆者更傾向于后者，因為無論行為人主觀心理是否處于故意，其后果已經造成，刑法側重的是結果的危害性，所以，行為人主觀心理是過失還是故意，都不影響海洋已遭受污染事實的形成。在我國刑事立法中考慮引入嚴格責任原則，借鑒了西方國家的立法模式，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出于目的論，符合刑法目的，可以對海洋環境安全起到保護和預防作用。二是符合刑法中罪刑相適應原則，如果說難以確定行為人主觀方面就不追究刑事責任，那就違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則，使公眾利益難以保障。三是有助于司法機關解決實際問題，嚴格責任原則的引用，使處理污染犯罪行為人難以確定的因素方面有了處理依據。四是有利于提高涉海企業或個人的責任心，使其從保護自身、避免刑罰出發減少海洋污染行為的實施。

四、增設海洋污染罪

1.增設海洋污染罪的意義。首先，法律存在空白性，特別是我國海洋立法在各個環節都有待完善，增設海洋污染罪有利于填補此方面的空白，為后續法律的完善提供前提條件。其次，國際上對于海洋的權利與義務已有相關規定，增設海洋污染罪有利于保障我國的合法的海洋權益。最后，增設海洋污染罪有利于從根本上保護海洋環境，合理的利用海洋資源，對海洋污染犯罪行為實行準確的刑法懲罰。海洋污染罪主體。我國對于污染海洋環境的處罰，造成的后果與承擔的責任嚴重不符，因此污染犯罪行為屢禁不止。我國很多學者對于海洋污染罪的定義特別是污染主體的限定極為狹隘，該罪犯罪主體只限于涉海企業或團體，而并沒有具體到個人。換句話說，如果法律只針對團體或涉海企業，那么其他企業或個人的行為造成的污染后果則會逃脫法律處罰，這種大網捉小魚的形式對保護海洋環境極為不利。因此，為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也為更好地保護我國海洋環境，定義海洋污染罪的犯罪主體應突破局限性，將違反海洋環境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的，其活動直接或間接的危害海洋環境，可能或已經造成海洋環境污染的行為，應承擔與其犯罪行為相對應的法律后果，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

2.污染海洋罪的刑罰。目前我國學者對海洋污染罪的處罰有著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該罪應該根據海洋環境污染的程度和責任人的主觀心態分別量刑，還有的學者認為應該根據環境污染事故來量刑。但是，我國現行法律中的法定刑與實際造成的危害不符，雖然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深入，法院會根據綜合情況實施處罰，但是處罰結果也僅限于法律框架之內，因為對于該罪的法定刑罰較低，即使法院認定是重罪，那么在此框架中，也很難作出與之行為后果相適應的處罰。按照刑罰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應在處理該問題時設立必要且科學的刑罰幅度，同時加重罰金，對海洋污染罪的刑罰力度應大幅度提高:對違反《海洋保護法》以及其他法律的相關規定，向海洋中排放污染物，直接或間接的引起海洋污染，造成嚴重后果的，應處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對于污染后積極采取行動挽回損失的，并且處理結果經有關部門認定，未造成后續污染的，可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罰金。

3.設置資格刑資格刑就是對犯罪人從事某項活動的權利進行剝奪，也就是從未來的角度對其進行約束，對未來的犯罪行為有很好的防范和杜絕作用，筆者認為對于海洋污染犯罪行為，資格刑也有較大的適用空間。將資格刑引入刑法，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對自然人適用的資格刑，另一種是對企業、單位適用的資格刑。前者主要是剝奪其擔任一定職務或從事某個專業領域的活動的資格，同時應包括負有監察責任的公務人員等擔任該職務的資格。后者主要是針對企業和單位，首先對其污染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后果的不同，酌情適用，可分為一段時間內剝奪該項經營活動的權利和永久性剝奪該項經營活動的權利。設立資格刑，一方面可以強化刑法功能，彌補現行刑法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還可以從現實角度對海洋環境進行持續的保護，達到最佳的預防、保護作用。

五、結語

因為我國特殊的經濟體制，有些刑罰措施的執行仍存在阻力，但隨著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建設的深入，以及國家對海洋環境的重視，眾多法律人才的共同努力，人們一定可以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出路。當前，我國海洋環境面臨巨大挑戰，海洋犯罪現象十分突出，如何能夠貫徹國家海洋戰略的同時，做到合理開發，積極保護，為子孫后代保留一片凈海，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筆者認為只有通過健全法制建設特別是刑法體系的建設，讓犯罪人受到民事和刑事的雙重處罰，提高違法犯罪的成本，方能從根本上杜絕污染事件的發生，維護海洋生態環境安全，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共贏。

作者：譚珂周學鋒單位：浙江海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