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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燕凝單位：深圳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中唐，開始逐步實現本土化的進程，主要表現在其裝飾紋樣方面，融入了中華民族傳統的吉祥紋樣和表現方式。晚唐時期的金銀器皿的工藝體系非常成熟，以嶄新獨立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創造出了許多后人無法超越的金銀器皿，這些精美的金銀器皿所呈現出來的工藝之美令人嘆為觀止，其裝飾藝術主要體現在這些器皿的造型，工藝和紋飾三個方面，也正是這幾方面之間的完美配合才使唐代的金銀器皿被世人矚目成為可能。

1兼容并進----極富創新的造型

目前所知的唐代金銀器皿的器形，有許多在唐之前的陶瓷器，漆器，青銅器和琉璃器中就已存在，屬于中國的傳統器形。如豆、鐺、銚、盒、唾壺、熏爐等，還有一些特殊形制的唐代金銀器，如何家村龜紋桃形銀盤，鎏金雙狐紋雙桃形銀盤(圖1)，將盤的形狀制成桃形，是出自于中國古代對桃的特殊喜愛和熟悉，在中西亞的粟特或波斯薩珊金銀器中，從未見到桃形器或桃形裝飾，因此，這一器形屬于中國傳統工藝范疇。比如熏爐于盛唐以后開始流行，有爐蓋，爐身和底座三部分組成，制作工藝較為復雜。唐代早期的器物種類較少，受薩珊、粟特、阿拉伯等外來文化影響較多，有一些金銀器直接來自異域，有的或為異邦工匠在中國制作，“大有胡氣“的造型頗多。從唐代中期開始，器物種類明顯增加，金銀器在貴族階級中普遍使用，同時外來的文化因素被廣為吸收，金銀器的制作已逐步完成了中國化的過程。例如金銀帶把杯20世紀60年代在西安沙坡出土以后引起人們研究的重視，國內外學者認為其是7世紀到9世紀初流行于粟特地區的典型器物，隨著中外文化交流進入唐朝；還有長杯和海棠式杯碗，長杯又有“曲杯”之稱。與中國“耳杯”“羽觴”不同，是源于波斯薩珊王朝的一種器物，唐代已有較成功的仿制，而且有著杯體較深，敞口和高足的特點，并將其發展成為兩種不同系列的器物：一種是基本保持多曲的特點，但分曲是呈橫向分層樣式，不是直通到底，杯體更深，幾乎成為圓形碗的形態，呈喇叭形的高足，足部的棱已消失。另一種是將八曲改為八瓣，每曲形成的內凹線都是從杯口直通杯底，以后在進一步將八曲減少為四曲。

還有一類高足杯，口部外移，深腹，圓底，喇叭形的高足圈，有的杯身和圈足間有承接盤相接，有的沒有，圈足要不有圓箍一周。高足杯也不是中國傳統的器形，齊東方先生認為這是羅馬-拜占庭藝術的作品，及至唐代，又受薩珊和粟特文化的影響，而形成了唐代高足杯的風格特點。晚期的高足杯柄上類似“算盤珠“一樣的節點裝飾消失了，足柄也變得越來越寬大，由以前下移上收的柱狀，演變為如同倒置的喇叭般的中空筒狀足。碗盤洗等類圓器是日常生活的實用器，在初期，由于受外來文化影響，此類器物采用任意等分的裝飾方法，在器物外壁有九、十二或更多的分瓣，還見“S”“U”形的裝飾瓣，器物一般較矮寬，器腹較淺，帶圈足，進入中唐以后，金銀器完成了中國化的進程。碗盤類的容器的器腹、器壁大量采用六、八等分，比較規整，出現了多瓣，菱花，葵式等器口樣式。在盛唐，器物多采用六等分法，出現了海棠、龜背等器口，盤類器形變大，且多三足，到了晚唐以及稍后的五代就出現了高圈足，其裝飾面多采用四五等分，圓口器的數量減少。還有一種類比較少點器形為瓶、壺、罐類的金銀器，器形較大，加工工藝相對復雜；有一種雙魚罐在唐代中后期較為流行，整個器形似兩條魚結合在一起，瓶口做成魚嘴的形狀，到了后期發展成為穿帶壺。同期還有一種圓腹，外加三條或四條腿的帶足罐頗為流行。

胡瓶已被改造成中國的執壺，又稱柱子，其形體不再瘦削，而是趨向秀麗豐滿，流口不再出現在器身頂端的口沿部，而是演變為長形的管狀流，接在器身肩部[1]。中國工匠通過模仿和改造，使之變為極富中國傳統韻味的日用器皿。唐代的金銀器皿的造型對同時期的陶瓷器皿的器形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最早是在河南鞏縣窯生產的唐三彩開始模仿金銀器類型的器物。作為唐代主流的越窯和刑窯白瓷，以及長沙窯、耀州窯、邛窯等等其他窯場在陶瓷的造型藝術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仿效，從而豐富和發展了自身的陶瓷體系。金銀器皿對唐代的陶瓷影響是深遠的，不僅影響了唐代，并且對以后的五代、北宋的陶瓷發展都有著持續的影響。

2精湛細膩的加工工藝

《唐六典》提到14種金銀加工工藝：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砑金、披金、泥金、鏤金、捻金、戧金、圈金、貼金、嵌金和裹金，用現代技術術語表述為：鑄造、錘揲、鎏金、掐絲、炸珠、金銀珠焊綴、焊接、鏨刻、鑲嵌、金銀錯、金銀平脫、鉚接、切削和拋光，通過對目前已經出土的唐代金銀器皿進行研究，發現其加工技術極為精細復雜，許多器物的加工往往綜合應用了多種技術。其中范鑄是金銀器加工最早采用的方法之一，它源于青銅鑄造工藝，它源于青銅鑄造工藝，這種工藝相對于金銀質材料，既費料又費工，很難造出薄胎器物，不能很好發揮金銀柔軟，延展性好的特點，在錘揲技術廣泛應用后，減少采用。但在唐代早期金銀器皿多為皇室貴戚所有，對器物追求宏大華美，不計成本，如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銀器中，就有不少鑄造成型的器物，如金筐寶鈿團花金杯，伎樂紋八棱金杯、銀石榴罐等，胎體較為厚重[2]。我國早在商周時期就在金銀器工藝中采用錘揲技術，雖然當時這種工藝仍處于從屬地位，但并不像英國學者瑪格麗特在《唐代金銀器》一文中所認為的中國這種工藝是于7世紀從伊朗傳入，我國早在漢代就有錘揲技術。河北定縣漢中山穆王墓出土的龍形金飾片加工時就已采用這種工藝。到了唐代，受粟特文化的影響，在唐代的金銀器中錘揲工藝變得非常普及，除了造型采用錘揲技術，主題紋樣也常常是先錘出輪廓，然后進行細部雕刻，形成浮雕式圖案。在何家村出土的舞馬銜杯銀壺(圖2)，翼口牛紋六瓣銀盤中都有體現。還有鏨刻和掐絲焊也是當時較為常見的加工工藝，如西安沙坡出土的海獸紋十四瓣銀碗，在碗外鏨刻出如意云頭蓮瓣等。還有何家村出土的掐絲團花金杯，在器體腹部焊接有以金屬絲編成的團花四朵，每朵花邊緣焊接著小金珠，腹部上下邊沿及杯底都焊金絲編成的如意云。加工技藝相當精湛。這種工藝非常成熟，為現代所沿用。

3富麗堂皇的裝飾紋樣

唐代金銀器上的裝飾紋樣內容廣泛，素面者極少。人物紋、動物紋和植物紋是唐代金銀器紋飾中最為廣泛施用的題材。人物紋，唐代前期有許多直接反應現實生活的人物題材，如伎樂八棱金杯(圖3)，狩獵紋高足銀杯，鎏金仕女狩獵八瓣銀杯等，以狩獵紋和伎樂紋為主他們取材自帝王權貴的生活場景，不少人物還做胡相，到了唐代后期，受日益興盛的道教文化影響，開始出現一些典出經史的人物故事為主提的紋飾，如畫面上為逸者高士吹簫或吹笙的場景，面前的鳳鳥振翅而舞；或者是逸士撫琴，旁有仙鶴聞琴鼓翼作舞，其周圍各有疊石一座，空間再填以折枝萱草，整個畫面猶如一處花木蔥郁，疊石清幽的園林。這樣的景象，非常符合道家《列仙傳》里面的吹笙引鳳，吹簫能至鳳雀等神仙傳說[3]。這些畫面，頗為廣泛的運用到唐代金銀器的裝飾上，也體現了傳統裝飾主題的回歸。動物紋，唐代前期以寫實的手法用走獸做裝飾主題的較常見，如獅、鹿、馬、犀牛等，還屢見帶有濃郁西方情調的翼獸，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如鳳凰，孔雀，鴛鴦、鴻雁等中國傳統的瑞鳥紋樣的地位日漸重要，還有一些帶有仙緣靈氣或寓意長壽吉祥的瑞獸如龜熊狐虎等也成為裝飾主題，龜堅韌長壽，古人認為它能卜知吉兇，捍難避害，在中西亞的裝飾中尚未見有龜紋。古人認為夢見熊是生男的預兆，《詩經》中就有“吉夢維和，維熊維羆”。到了晚唐，這類紋飾已變得非常普及。

植物紋，唐代金銀器中的植物圖案也同樣豐富，其中蔓草、牡丹、蓮花、寶相花、菊花、葡萄、石榴最為常見，與動物圖案一樣，包含人們對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健康長壽的追求。如牡丹、寶相花象征富貴。蓮花出污泥而不染，而蓮蓬更是有“連生貴子”的寓意，石榴為多子植物，而石榴紋包含有“子孫繁衍”的美好寓意[4]。到了晚期傳統的龍鳳虎龜紋樣和新出現的寶相花、折枝花、纏枝花等紋樣巧妙地穿插組合，形成活潑清新，鳥語花香的唐代新風尚。這些精美的紋飾對同期紡織工藝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參考作用。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聯珠紋和魚子紋的出現頻率相當高，聯珠紋是中亞、西亞的銀器中極為常見的紋飾。在唐代金銀器上，通常用來間隔圖案，有時也會作為造型的因素，如出現在杯的足底和把柄上：而魚子紋（又叫珍珠地）則不同（圖4），它以鏨刻的手法做出，一般用作地紋，這種裝飾手法后來被宋代磁州窯系借鑒于瓷器裝飾上。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唐代金銀器皿無論是造型工藝還是裝飾紋樣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而且呈現出多種文化共存的特質；從唐代的金銀工藝中可以看到受影響中亞、西亞、伊朗等藝術的影響，也可觀察到希臘，拜占庭風格的痕跡。唐代是一個開放的時代，政府寬容的政策和廣泛的包容，使人們學習和創作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激發，同時又以極大的自信和獨立性進行改造、創新。唐代嶄新風格的金銀器皿藝術是唐代審美時尚、生活態度和精神面貌的折射，是積極進取、兼容并蓄的精神文明物化的體現，因而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古代金銀器藝術的頂峰的杰出代表，也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