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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發展論;國策論;避免論;統籌論;全面參與論;生態文明論等進行講述,包括了發展是解決環境保護問題的根本途徑、國家就把環境保護確立為治國理政的基本國策、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環境保護工作在國際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關鍵詞】環境保護思想體系經濟發展
【論文摘要】30多年來,中國形成了以發展論、國策論、避免論、統籌論、全面參與論、生態文明論為主要標志的環境保護思想體系。“六論”以“發展論”為核心,以“國策論”為基礎,以“生態文明論”為未來導向,形成了一個以這幾個方面互為補充面向未來指導中國環境保護的思想體系框架。
30多年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環境保護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可以簡稱為“六論”,指引著中國環保事業的不斷發展。所謂“六論”即發展論、國策論、避免論、統籌論、全面參與論、生態文明論。
一、發展論
發展是解決環境保護問題的根本途徑。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中華民族具有特別強烈的發展愿望,因為中華民族百年屈辱的歷史和未來生存挑戰都極大地強化著全社會的發展意識。發展,是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關鍵任務,要發展就不能不重視環境問題。鄧小平同志說,發展是硬道理;同志說,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同志則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他們的思想,一貫之地反映了執政黨把發展作為解決環境保護問題的根本指導思想。這就決定了中國環境問題就是發展問題,就是發展與代價問題,就是如何處理環境與發展和發展方式問題。當前中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的問題仍很突出,需要把環境保護作為經濟發展的約
束性條件,實現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
二、國策論
改革開放不久,國家就把環境保護確立為治國理政的基本國策。在1983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確定將環境保護作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提出了“經濟建設、城鄉建設、環境建設要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統一”的戰略方針。這是我國第一次在戰略高度上確定環境保護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方針。1997年,在中央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工作座談會上再次重申: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都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十七大報告強調,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關系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
三、避免論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從1984年到1988年,是我國環保工作實現重要轉變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國家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不能走發達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鄧小平的話一言九鼎,他說:“如果不解決污染,功不抵過”。以為總書記的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多次強調,決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總理在2006年3月回答記者提問時再次堅定地表示:中國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給子孫后代留一片青山綠水。無論從資源供給能力與發展成本、國際環境約束,還是從污染現狀和趨勢、公眾健康和建設和諧社會看,中國都沒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這條發展經濟的資本和條件,也決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這條路子。
四、統籌論
2002年十六大報告把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寫入了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早在1996年就斬釘截鐵地提出:“經濟發展,必須與人口、環境、資源統籌考慮,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后代著想,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決不能走浪費資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國人大、政協會議期間召開的“中央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更名為“中央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工作座談會”,使環境保護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稱為“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此時,中央高層已將人口、資源、環境三者作為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來統籌考慮了。2005年,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經濟增長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質、高效利用資源、減少環境污染、注重質量效益的基礎上,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再次強調,要堅持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這可以看作是黨和國家已把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統籌考慮作為一項重大的環境保護戰略思想和原則固定下來的標志。
五、全面參與論
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環境保護工作在國際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與聯合國計劃署、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以及同美國、日本、加拿大等40多個國際機構和國家,開展了廣泛的環境保護領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發表的《中國的環境保護(1996-2005)》白皮書顯示,中國已參加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和《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等50多項涉及環境保護的國際條約,并積極履行這些條約規定的義務。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發展中的大國,國家整體上仍沒完成工業化,經濟建設面臨的環境、資源、人口增長以及能源的壓力巨大,節能減排任務異常艱巨,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國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為此,中國始終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堅持環境責任必須與發展中國家發展權利相一致,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來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的參與原則,以積極和負責任的態度參與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加強國際環境合作,在環境保護中履行相應的國際責任和義務,有效緩解了環境問題方面的國際壓力,從而樹立起了在全球環境保護中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六、生態文明論
生態文明既包括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革,也涉及協調人與自然關系、調整經濟結構、改變發展方式和消費模式。當2020年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社會時,我國將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將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這就是說,生態文明已經上升為執政黨的治國理念,生態文明建設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務。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就應把生態文明作為新的社會價值基礎,把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全面解決環境與發展矛盾沖突的總戰略。生態文明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精神,必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贏得更加廣闊的空間。
在以“六論”為標志的這個中國特色環境保護思想體系中,“發展論”是指導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根本思想,因為作為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只有靠發展來解決環境問題。“國策論”是國家對中國環境保護的基本定位,“避免論”、“統籌論”、“全面參與論”是“國策論”的擴展。進入新世紀,黨和國家面對經濟增長資源環境代價付出過大的問題,就今后中國環境問題提出了生態文明作為指導思想,標志著國家對“發展論”和“國策論”認識的深化,“生態文明論”為探索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道路提供了理論基礎。“六論”以“發展論”為核心,以“國策論”為基本,以“生態文明論”為未來導向,形成一個互為補充面向未來的指導中國環境保護的思想體系框架。有這個思想體系做指導,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才有保障。
改革開放30多年,上述六個方面的思想已經日益影響中國各級政府和社會公眾。在中國特色環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環境意識已經顯著增強。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中國環境形勢仍然異常嚴峻,環境惡化的總體趨勢仍沒有得到全面遏制,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方式有待更好協調,有些部門有些單位不重視環境保護的局面還有待改觀。總之,中國特色環境保護的思想和道路仍需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