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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現狀

目前，制造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導部門和經濟轉型的基礎，也是中國城鎮就業的主要渠道和國際競爭力的集中體現。如美國68%的財富就來源于制造業，日本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約47%也由制造業提供。在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中，約有1/4的人口從業于制造業，在非制造業部門中，又有約半數人員的工作性質與制造業密切相關。中國制造業的高速發展，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2010年中國制造業總產值超過70萬億元，占全球制造業總量比重約20%，位居全球第一。由此表明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著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而努力。

1．1制造業價值鏈分工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以來，國際分工模式經歷了由產業間國際分工到產業內國際分工，再由產業內國際分工到產品內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歷程。隨著國際分工的逐漸深化，制造業國際分工的邊界逐漸由產業部門間轉移至產業部門內，從垂直分工發展到水平分工，再從水平分工發展到網絡化分工。當代制造業國際分工的邊界則表現為價值鏈，制造業價值鏈上不同環節的分工，成為當代制造業國際分工的主流。制造業價值鏈是指一項產品(或服務)從概念的提出、到進行研發、再經歷不同階段的生產制造、加工裝配、銷售及售后服務、廢物處理再循環等環節在內的整個價值創造過程。正是由于這種一體化的生產體系導致在特定部門或特定產業中，核心跨國公司或跨國壟斷巨頭對全球該產業或部門的控制加強，使國際分工超越了產業和國家的邊界，轉向產品內部，處于世界不同地區的制造業企業通過全球價值鏈構成了一個有序集合的價值創造網絡。以價值鏈解構和重整為特征的制造業全球生產網絡的構建，為廠商尋求進一步的比較優勢和在不同價值鏈環節尋求更大的經濟收益成為可能。在這樣的內在激勵作用下，發達國家既重視把位于產品生命周期中較后期階段的標準化產品階段的產品“整體性”地向其他國家轉移，又重視將在生命周期中處于較前期階段易于進行標準化生產、規模經濟效益顯著或對生產制造過程中的工資成本比較敏感的生產制造環節向其他國家轉移。從產業價值鏈理論來看，在某一產業全球價值鏈的眾多“價值環節”中，并不是每一個環節都創造等量價值，價值鏈條內部具有價值等級體系特征，按照各個價值環節增值能力可以把整個價值鏈條劃分為若干環節或片斷，那些高附加值的價值環節一般就是全球價值鏈上的核心環節，整個價值鏈條的全球治理規則也是由這些核心環節所決定的(如圖1)。而且，按照增值能力不同而區分出來的各個價值環節，其對勞動、資本、企業家能力等的稟賦要求和回報也是不同的。正因為如此，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至今，制造業的國際轉移才會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在全球范圍興起。

1．2中國制造業主動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隨著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逐漸形成，中國各地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利用其區位優勢和國家政策，積極吸引國際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實施生產外包和服務外包等方式，使得一大批勞動密集型的、附加價值較低的、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制造業得到快速成長。中國制造業各行業迅速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這種融入的過程主要是通過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以及產業內貿易IIT指數等三個指標來反映。一是中國商品出口貿易占國際市場的份額。從1990年至2011年，中國商品出口總額逐步增加，2011年商品出口貿易額達到18986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大幅提高。圖2顯示，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在1990年和1995年分別為1．80%和2．88%，與當時韓國水平相當，但遠遠落后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國際市場份額。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1年11月加入WTO以來，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穩步提升。從2000年～2010年，中國商品出口貿易占國際市場的份額分別為3．87%、4．29%、5．03%、5．86%、6．48%、7．31%、8．20%、8．90%、9．60%、10．4%。盡管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在2011年還未完全消除，但中國商品出口貿易占國際市場份額的比重達到了11%，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分別高于美國2．6%和德國2．7%。此外，在商品出口貿易占國際市場份額方面，中國從2004年～2011年，已經連續8年超過日本、韓國、法國和英國的份額。二是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的變化。RCA指數是用來衡量一國總出口中某類產品所占份額相對于該產品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反映一國某種產品在世界出口貿易中的競爭強度。國際經驗表明，若一國RCA＞2．5，則具有超強的競爭力;若RCA在1．25～2．5之間，則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若RCA在0．8～1．25之間，則具有一般的競爭力;若RCA＜0．8，則競爭力較弱。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制造業的RCA指數在2002年之前都低于1．25，這說明中國制造業在國際上只具有一般競爭力，從2003年～2008年，中國制造業的RCA指數一直都是高于1．25，總體呈現上升的趨勢，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巴西的RCA指數一直在1．00以下，而印度的RCA指數一直在1．00左右波動，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和印度其制造業RCA指數的總體水平不如中國。從2005年開始，中國的RCA指數既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一直高于韓國等新興發達經濟體，這表明中國制造業整體水平呈現出了一個加速趕超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趨勢。三是產業內貿易指數IIT的波動。產業內貿易指數是用來測度一個產業的產業內貿易程度的指數，是指同產業中雙方國家互有不同質的貿易往來，在統計數據上顯示同一類同時存在進口和出口的商品數額，表明在該產業有著互補性的貿易需求，并且越是高位的分類顯示出的產業內貿易指數越有說服力。ITT的取值范圍為［0，1］，IIT=0時，表示沒有發生產業內貿易;IIT指數＞0，意味一國同時出口和進口該行業的產品(行業內貿易);界于0～0．25之間為高度垂直分工;界于0．25～0．50之間為垂直分工;界于0．50～0．75之間為水平分工;界于0．75～1．00之間為高度水平分工;IIT=1時，表明產業內進口額與出口額相等;IIT值越大說明產業內貿易程度越高。從表2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制造業產品對主要貿易伙伴的IIT指數在2001～2003年均呈下降趨勢，從2004～2008年，除了對歐盟的IIT指數除外，都呈上升的發展趨勢，2008年與東盟、日本、韓國貿易伙伴的IIT數值分別達到0．99、0．87、0．79，界于0．75～1．00之間，說明中國與它們之間的水平分工程度較高;與美國、歐盟的IIT數值分別達到0．66、0．62，界于0．50～0．75之間，說明中國與它們之間的水平分工程度相對低一些。國內穩定的政治環境和政府的優惠政策，使得中國事實上已成為制造業國際轉移的最大受惠國。

截至2010年9月，中國累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約10600億美元，利用貸款累計3400億美元。中國吸收的外商投資，占世界外商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一以上，占發展中國家外商投資的三分之一以上。與制造業生產環節的大規模移入相伴隨，跨國公司正在將其“頭腦”功能的某些部分移入中國，在華設立研發中心的速度也不斷加快，聯合國國際貿易發展委員會會議的研究顯示，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跨國公司海外研發的首選地。截至2010年底，跨國公司在中國各地設立的研發中心超過1200家，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廣州等一線城市。至2012年11月底，僅上海市已經認定的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和地區總部分別達到了350家和393家。通過對國際產業轉移的積極吸納，中國的制造業己深深地融入了全球價值鏈體系。從實際情況看，發達國家企業是大多數全球價值鏈的領導者，占據著大多數全球價值鏈上的戰略性環節，支配和治理著全球價值鏈體系。表3反映了中國部分制造企業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地位狀況，無論是裝備制造業的汽車、飛機和計算機還是傳統的建筑陶瓷、紡織服裝、家用電器擬或集成電路等眾多行業，從中可以發現大部分產品價值鏈核心環節都掌握在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手中。相對而言，由于缺乏對關鍵核心技術和品牌的控制以及對核心業務的擁有，中國企業不能圍繞自己并以己為主地組建全球價值鏈，只能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下游，輔助價值生產環節。由于制造業國家價值鏈尚未形成，尤其是具有領導地位的跨國公司數量少，從而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被迫處于一種從屬、被支配的地位，因而制造業競爭力嚴重不足，使得中國制造業發展盡管有30多年的發展基礎，但大部分產品價值鏈核心環節仍然掌握在發達國家企業手中，中國企業只能被動地接受發達國家企業領導，為其“打工”，在嵌入全球價值鏈條中只能處于低端徘徊的水平。

2中國制造業國家價值鏈構建面臨的障礙

如前所述，在全球價值鏈中，附加價值環節高的研發設計、品牌銷售等環節已經為發達國家所占據，而中國則位于附加價值低的加工組裝等環節，要實現價值鏈的攀升和制造業國家價值鏈的形成，既要正視當前來自發達國家的干涉和封鎖，又要面對中國的政府行為及政府間利益沖突所帶來的影響。

2．1發達國家主導的封閉式價值鏈阻止中國制造企業的進入30多年的對外開放，中國制造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數量大而且分布行業廣，但在嵌入全球價值鏈過程中，中國本土制造業很難融入到外來資本所主導的封閉式價值鏈，尤其是外資企業核心產品的關鍵環節。盡管國內一些對外開放較早且有條件的如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通過實施產業鏈招商引進了完整的產業鏈，但由于政府的招商往往忽視了本地企業的價值鏈建設，導致招商越多而本地企業就越處于孤立境地的局面。例如中國各地在大力招商引資過程中，蘇州市在20世紀90年代初引進明基企業落戶時，就帶來了臺灣20多家配套廠商，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向昆山轉移。外資企業構成的完整的產業鏈變成了飛地經濟，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利用成本優勢獲得產業升級，本地企業則面臨較高的升級障礙，難以得到有效提升。Hatani從全球價值鏈和外資對制度約束的反映視角層面，對在華日資汽車業技術溢出展開了相應研究，結果發現中國本地企業很難參與到全球供應鏈中，形成與跨國企業的有效聯系。導致中國小汽車企業在以市場換技術的今天，并沒有掌握小汽車的核心技術，只能把大量利潤拱手讓給發達國家的汽車企業。正因為國內很多制造業未能進入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大量招商引資帶來的只是工業總產值增加、GDP增加和就業數增加等，而行業技術水平很難得到大幅度提高，更談不上國家價值鏈的形成。

2．2發達國家頻繁的對中國制造業實施技術控制和封鎖在參與國際分工中，融入到全球價值鏈的中國制造業有些能夠通過進入價值鏈來提高高技術產業的份額，但若想通過這種方式來持續提高企業自身的創新能力確實很難。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中，提供技術的跨國公司往往會把關鍵的技術提前“解構”，通過有計劃地打散完整技術，讓引進技術的企業只能生產一個環節，而無法掌握完整技術。例如蘋果公司就是為了防止核心技術外溢，將產業鏈的各個零部件環節全部打散，使本土代工企業只能生產其中的一個環節，無法掌握其產品的全部流程。iPhone是蘋果公司近年來創新的一種新式手機，迄今已打敗了全世界所有的手機。幾乎每一款iPhone手機的背面，都有一段很小的“蘋果公司設計、在中國制造”的文字，這足以表明中國可以生產出世界上最先進的移動電話，但并不等同于中國的企業(包括臺灣富士康公司)已經掌握了其中的先進技術。在這樣一種生產分工體系下，參與生產的代工企業不僅無法分享先進技術，而且處在被“俘獲”的地位，即便企業引進了最先進的技術，也只能生產產品的價值鏈中的一段。不僅企業不愿意轉讓技術，政府也嚴格限制本國企業的技術擴散，近年來日韓政府和中國臺灣地區都嚴格限制向中國大陸轉讓技術，哪怕這種“轉讓”只不過是到大陸設廠。因此，如果國內制造企業僅僅滿足于從事簡單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在技術上往往容易形成路徑依賴，如果當地企業不能通過自身努力突破路徑依賴，往往會固化在產業鏈低端，難以做出有效的升級和國家價值鏈的實現。

2．3中國各地方政府間的利益沖突中國以財政分權為核心內容的財政體制改革，推動了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不同程度上嵌入全球價值鏈。由于東部地區的區位優勢和國家賦予的優惠政策，在參與全球化分工中獲得了迅速發展。然而，這種財政分權體制事實上已經成為阻礙國內價值鏈構建的重要因素，并通過以下兩個方面來體現:一是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雖然會給中、西部地區帶來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機遇，自然會受到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的普遍歡迎和支持，但對于東部地區地方政府而言，在產業升級不能隨著產業轉移迅速形成，從而產業升級帶來的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不能彌補產業轉移造成的損失時，產業轉移就會對東部地區地方政府的政績和財政收入帶來不利影響。二是構建中國制造業價值鏈會影響東部地區企業在研究與開發、設計、加工、制造、營銷渠道建設、品牌發展、售后服務等多個環節的跨區域分離。但是，中國當前現行的征稅屬地化政策卻不允許上述生產、經營分離現象的出現。于是，中國制造業價值鏈構建過程就涉及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之間在促進經濟增長、保護稅收來源、稅收管理及財政收入等方面的競爭，阻礙了中國制造業價值鏈的構建。

2．4中國政府對各級領導政績觀考核的手段單一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各級領導干部的考核比較側重于GDP這一重要經濟指標。為官一任的領導干部為完成這個和自己職務晉升有著莫大關系的指標，可謂是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招商引資，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明確發文，要求所有在轄區范圍吃財政飯的工作人員都必須加入到政府的招商引資大軍中，為的是共同完成政府給領導所定的任務。在這個政府全面招商的時代，地方政府普遍認為，只要招商能引導資金就行，而不管這個項目是否適合本地的發展要求。如在招商引資工作中，以前的政府一直比較重視制造環節的招商，而忽視對本地孤環或斷環企業價值鏈接通的考慮，結果招商越多，對外資企業依賴越多，而本土企業受冷落越多等。與此同時，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或明或暗的展開各種形式的競爭，直接形成區域市場的進入壁壘，提高了市場整合成本，影響了中國制造企業利用本國市場空間來構建國家價值鏈的發展空間。此外，各地區的地方政府出于晉升政績指標競爭，對招商引資的外資或本國企業實施各種“隱形”補貼，人為扭曲了企業的生產要素投入成本差異與投入比例。這些政府行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國制造企業憑借貼牌代工方式的出口成本，也就擠壓了中國制造企業構建國家價值鏈的激勵空間。

3構建中國制造業國家價值鏈的思路和建議

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過去30年來對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發揮了較大作用。然而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沖擊，昔日這駕輝煌的馬車已經顯得萎靡不振、軟弱乏力。盡管中國制造企業一直以來較為“熱衷”于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但面對國際經濟復蘇依然未見明顯好轉的情形，實現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須轉而依托于擴大內需的發展戰略。在加快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時代，實施擴大內需的發展戰略要高度重視中國制造業國家價值鏈的構建，通過國家價值鏈的建設來帶動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

3．1充分發揮政府在中國制造業國家價值鏈構建過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既是市場經濟規則的制訂者，又是比賽的裁判員。雙重身份使得中國各級政府在制造業國家價值鏈重構過程中，應進一步規范市場秩序，嚴厲打擊以次充好、假冒偽劣、欺行霸市等行為。今年以來，廣東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圍內開展的“三打兩建”活動，對于廣東省構建良好市場秩序和社會信用體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就是最好的例證。此外，各級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辦展會或論壇等形式加強優勢企業的推介和宣傳，改變人們心目中中國是低質量產品和假冒偽劣產品生產國的國際形象，積極培育民族文化認同感和自信心，加大宣傳國內的流行文化，糾正對國外流行文化的過度崇拜心理。

3．2政府要切實降低本國制造企業構建國家價值鏈的制度成本市場經濟在中國多年來的發展，市場化水平盡管超過了70%，但由于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普遍缺位，誠信的市場經濟并未全面建立。相對于國內市場銷售而言，出口國外市場具有眾多的優勢，如預付貨款、付款及時、設備供應、學習效應、批量大且市場穩定等，這就激勵了企業熱衷于轉向選擇國外市場銷售。另外，市場經濟法治型的特點要求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然而，在國內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或執行機制缺位的制度環境下，大量同行企業采用挖關鍵技術人員或者“逆向工程”的模仿和復制行為，以低價格甚至惡性“殺價”方式與研發企業進行競爭。這兩個方面的制度因素已成為阻礙中國企業構建國家價值鏈以及由全球價值鏈向國家價值鏈轉化的重要因素。

3．3規范地方政府競爭行為的導向中國制造業國家價值鏈的構建離不開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而繼續實施以GDP作為惟一考核的重要指標的做法必將加劇各級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最終導致中國經濟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必須改變過去對地方政府以GDP增長作為“政績晉升”考核的單一指標。我們認為，對領導干部政績觀的考核要堅持全面、實踐和群眾的觀點。用全面的觀點看政績，就是既要看經濟指標，又要看社會指標、人文指標和生態指標;既要看城市變化，又要看農村發展;既要看當前發展，又要看發展的可持續性;既要看經濟總量增長，又要看人民群眾得到的實惠;既要看經濟發展，又要看社會穩定。用實踐的觀點看政績，就是重實干、辦實事、求實效，各項政績應該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和歷史的檢驗。用群眾觀點看政績，就是要傾聽群眾呼聲，忠實履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追求政績的根本目的。其次，國家要出臺相應制度和政策，進一步規范并逐步健全政府對招商引資的企業實施各種“隱形”補貼的行為，切實為企業開展公平競爭、構建國家價值鏈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3．4促進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加工貿易企業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有著數量較多、經濟效益不高的特點。正是這種特殊性決定了中國進行國家價值鏈重構的重點應在加快加工貿易企業的轉型升級，加強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注重品牌和分銷渠道的建設，搞好售后服務，并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當前，中國加工貿易企業進行價值鏈重構首先應積極采取措施向產品的研發設計環節轉移，注重產品專利的申請與保護，促進研發成果的轉化。其次，應注重品牌和分銷渠道的建設，搞好售后服務，由貼牌生產(OEM)向委托設計(ODM)和創建自有品牌(OBM)轉型，通過努力最后打造一批世界級的知名品牌(IBM)。同時，在某些具有良好基礎的產業，鼓勵企業依托國家的優惠政策和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積極構建新的全球價值鏈，建立自己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以獲取更多的分工利益。

3．5加快中國中等收入階層的培育依托本國中等收入階層的文化和市場，培育本國的世界品牌，是世界品牌在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初始階段的基本特征。現階段中國持續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和“啞鈴型”的需求結構，難以對品牌形成規模龐大的需求空間，在這種市場環境中無法培養出國家價值鏈中的關鍵環節的領導型企業。尤為重要的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本國市場中有限的高端需求市場，面臨外資企業或跨國公司高質量、高性能品牌產品的競爭替代。這種情形下，企業就會喪失依托本國市場來培育國家價值鏈中的領導型企業的空間，從而使得中國企業構建完整國家價值鏈的內在動力缺失，轉而選擇低成本競爭的出口戰略就成為其最優理性行為。中等收入階層是中國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也是本國企業在國內市場實現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國制造業國家價值鏈構建的消費主體。因此，中國制造業國家價值鏈的構建，必須健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收入，積極培育本國的世界品牌，重視中等收入階層的培育，以快速形成一支對中國制造業國家價值鏈構建具有重要力量的群體。

作者：楊書群湯虹玲單位：中共佛山市委黨校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