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馬氏文通批評經(jīng)傳釋詞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王引之《經(jīng)傳釋詞》（以下簡稱《釋詞》）是一部關(guān)于虛詞訓(xùn)釋的重要著作，自問世以來，就以其創(chuàng)意的獨特，材料的豐富，尤其是說解的精辟而受到世人的贊賞。然而，瑜中有瑕，其中也確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后人對《釋詞》有所批評也是可以理解的。

《馬氏文通》（以下簡稱《文通》）中有關(guān)虛詞的部分，繼承了《釋詞》以及其他諸如袁仁林《虛字說》、劉淇《助字辨略》等的學(xué)術(shù)成就，但在同時，對前人一些不盡妥當(dāng)或者至少馬建忠本人認為是不妥當(dāng)?shù)奶撛~解釋直接予以批評。其中《文通》對《釋詞》的批評據(jù)筆者統(tǒng)計，涉及到的古漢語虛詞有二十一個，如“之”、“所”、“焉”、“也”等，這種批評在《文通》全書中共約二十五處之多。書中“高郵王氏”、“王氏”等所指不言自喻，而那些“經(jīng)生家”、“經(jīng)學(xué)家”等字樣也多是指王念孫父子或《釋詞》而言。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觀察分析《文通》對《釋詞》的批評，那么可以看到，“在大多數(shù)情況，他（馬建忠）的批駁是有說服力的”［1］，是言之成理的、正確的；而有些是批錯了的；有些則屬王、馬皆有所申說，但我們卻都不敢茍從的。

舉例如下：

一、《文通》正確的：

（1）……又僖公二十三年云：“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經(jīng)生家皆謂所引傳語各節(jié)，首句皆間“之”字，而下以“若”字對之，故“之”與“若”互文耳。不知凡起詞坐動有“之”字為間者，皆讀也。而凡讀挺接上文者，時有假設(shè)之意，不必以“之”字泥解為“若”字也［2］。

《釋詞》卷九：之，猶“若”也。

我們今天一般看法是：“之”助詞，插在主謂之間，使這個主謂詞組不構(gòu)成句子而構(gòu)成分句，表示語義未完。這一認識同于《文通》，不同于《釋詞》。

（2）“與”字于助動后，無司詞者常也。

論子罕：子曰：“可與共學(xué)，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quán)。”“可與共學(xué)”者，言“可與之共學(xué)”也。“之”者，以指“可與共學(xué)”之人，下同。“可”，助動也。此等句法，動字往往解為受動。……有謂禮中庸云：“可與入德矣。”論語陽貨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易系辭云：“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史記袁盎列傳云：“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諸“與”字作“以”字解，而引史記貨殖傳云：“是故其智不足與權(quán)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與漢書楊雄傳云：“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諸句，以“與”、“以”兩字互文為證。不知古人用字不茍，其異用者正各有其義耳。況助動后“與”實有本解。如漢書陸賈傳云：“越中無足與語。”若云“無足以語”，則不詞矣。書籍中“與”字往往有不可解之處，釋詞所擬之解，頗可釋疑，然不敢據(jù)為定論也［3］。

《釋詞》卷一：與，猶“以”也。

很明顯，《文通》的說解優(yōu)于《釋詞》。

（3）古人用字，各有其義，不可牽混。且假設(shè)之詞，有不必書明而辭氣已隱寓者。如釋詞引呂氏春秋知士篇劑貌辯答宣王曰：“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刪涿視，不若革太子，更立衛(wèi)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泫而曰：‘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zé)o今日之患也。”又去尤篇曰：“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兩節(jié)，謂“且靜郭君”云者，齊策“且”作“若”，而“且組則不然”者，亦與“若”同義。不知“且靜郭君”一句，原是假設(shè)之事，而“且組則不然”者，申明事理，并無假設(shè)之意，何以強解為哉［4］！

《釋詞》卷八：且，猶“若”也。

在此，《文通》的駁正是有理有力的。

（4）又孟子萬章下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一節(jié)，經(jīng)生家以“而”字作“如”字解。左傳襄公三十年云：“子產(chǎn)而死”一句，則以“而”字解作“若”字，又雜引他句，“而”字解作“乃”字。不知“而”字之解“若”、“如”等字者，非其本字，乃上下截之辭氣使然耳［5］。

對于這個問題，《文通》還有論述：

（5）夫“而”字解如“若”字之義亦通，然將兩上截重讀，接以“而”字，其虛神仍在。

……論語述而云：“富而可求也”句，必將“富”字重頓，而云“富之為富而可求也”，則下句“雖”字已躍然矣。左傳宣公十二年云：“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猶云“且為一國之君而逃臣”云，如是上截頓足，則下截跌進更有力。若惟云“君若逃臣”云云者，則無余音矣［6］。

《釋詞》卷七：而，猶“如”也。而，猶“若”也。

《文通》或從“辭氣”角度，或從修辭角度來說明問題，勝于《釋詞》之泥解。

二、《文通》批錯了的：

（6）經(jīng)生家皆以“何則”二字連讀，愚謂“何則”二字，亦猶“然而”兩字，當(dāng)析讀，則“則”字方有著落。且“則”字所以直接上文，必置句讀之首，何獨于此而變其例哉［7］？

《釋詞》卷八：何則，“何也”也。《墨子·尚賢》篇曰：“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損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巳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曰：“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

上下比較，《釋詞》所解更為文通字順，而《文通》則有點膠柱鼓瑟。

（7）惟史籍中有時“唯”字與“即”字同解，而經(jīng)生家以“唯”、“雖”兩字同韻，往往以“雖”字解“唯”字，拘矣［8］。

《釋詞》卷三：惟，獨也，常語也。或作“唯”、“維”。家大人曰：亦作“雖”。

古漢語中表示讓步假設(shè)，用“唯”、“雖”或“即”，意義相同，《釋詞》所解無誤。楊伯峻《古漢語虛詞》同《釋詞》。王力評價《釋詞》此解“確不可拔”［9］。

三、王、馬所解都不能令人滿意的：

（8）經(jīng)生家謂經(jīng)籍內(nèi)有“也”、“矣”兩字互相代用者。論語先進云：“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以為“也”代“矣”字。論語里仁云：“其為仁矣。”又以為“矣”代“也”字之證。蒙謂“皆不及門也”者，決言同時之事，“也”字為宜。至“其為仁矣”之讀，夫子自嘆未見好仁者之真惡不仁者，故追憶真惡不仁者之曾已為仁之時，直使不仁者不得加乎其身云。此似追記已事，助“矣”字為宜。夫“矣”“也”兩字皆決辭，有時所別甚微。若非細玩上下文義，徒以一時讀之順口，即據(jù)為定論，此經(jīng)生家未曾夢見文通者，亦何怪其爾也[10］。

《釋詞》卷四：矣，猶“也”也。“也”“矣”一聲之轉(zhuǎn)，故“也”可訓(xùn)為“矣”，“矣”亦可訓(xùn)為“也”。

《文通》的說解雖然費力不少，但大多只是臆測之辭，不能說服人，而言辭上還有點盛氣凌人；《釋詞》只從語音上推敲，也有缺漏。其實，就一般情況而論，“也”用于判斷句，“矣”用于敘述句，它們各有適用范圍；這兩個字有時混用，但這是少數(shù)情況（參看王力《古代漢語》第一冊和楊伯峻《古漢語虛詞》）。此種混用情況，筆者以為，是由于古書傳寫時不同的人用字規(guī)范與否的原因造成的，或許也是上古語法發(fā)展演變到一定歷史時期的一種反映（它們均不見于甲骨文和西周金文，而是在這之后才出現(xiàn)并使用起來的）。

（9）列子力命：“仲父之病疾矣，不可諱，云至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云至于大病”者，謂或至于大病也。“云”者謂也。此句有“則”字為承，有假設(shè)之辭，不必以“云”字強解“如”字也，蓋假設(shè)辭氣，可不言而喻。而釋詞注引禮檀弓：“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之句，以證“云”作“如”字之解，究屬牽合［11］。

《釋詞》卷三，家大人曰：云，猶“如”也。

《文通》與《釋詞》各言其是，各有所據(jù)，然孰是孰非，一時難以確定。

楊伯峻《古漢語虛詞》有解“云”為“如”，同意《釋詞》，但同時又說：“‘云’作假設(shè)連詞，極罕見”。可見這亦非通例。

《文通》對《釋詞》的批評，多數(shù)頗有道理，起碼是可以自圓其說的，其中也不乏精采之處。如：

（10）禮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云云，“能盡其性”者，猶云“設(shè)如能盡其性”也，經(jīng)生家即以“能”字有假設(shè)之意。不知凡挺接之句，或重疊其文，如“能盡其性”之類，皆寓有假設(shè)之語氣，不必以用“能”字為然也［12］。

《釋詞》卷六：“能，猶‘而’也。……《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

在實際語言環(huán)境中，表示假設(shè)關(guān)系等語義關(guān)系，可用關(guān)聯(lián)詞語，也可采用“意合法”，現(xiàn)代漢語如此，古代漢語亦如此。《文通》的作者比較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王引之《釋詞》頗可破解古文之疑惑，然在此卻忽視了漢語語義連接方式的多樣性特征。

諸如例（10）這樣的論述，我們還可找到一些。

《馬氏文通》之所以可以在前人虛字訓(xùn)釋的基礎(chǔ)上有很大的開拓和進展，從而廓清《經(jīng)傳釋詞》虛詞解說在客觀上所造成的一些迷惑，原因在于：

第一、馬氏具有更具科學(xué)性的頭腦，他在先進的語言理論的指導(dǎo)下，把對虛詞的認識納入語言的整個系統(tǒng)中來進行。

首先，他分析研究古漢語虛詞，注意從系統(tǒng)的角度來觀察，即不但從語音方面，從詞匯方面，而且還能從語法的組合和聚合兩方面來考慮問題，認識虛詞——當(dāng)然這yì①不等于說彼時的馬建忠已經(jīng)具備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xué)的觀點——這樣較之單純地從語音，或者僅從語音、詞匯角度去認識分析虛詞，其視野會更加開闊，其結(jié)論也會更加準確。

郭紹虞先生曾對《釋詞》作過一個概括而中肯的評論：“《經(jīng)傳釋詞》雖則是研究重在配置意義的虛字的書，但是稱之曰‘釋’，可見只是訓(xùn)詁學(xué)方面的著作，稱之曰‘經(jīng)傳’，更可見得此書是重在解釋經(jīng)傳之詞，為讀古書服務(wù)，亦不是為寫作服務(wù)的。所以對虛字的解釋也只是求它的個別意義，亦不重在求它的配置意義。盡管他的方法，是歸納了很多同類的句型再去推求它的意義，但是目標所在，只是這個虛字在語句的組織配置中的個別意義，亦不重在配置關(guān)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分別［13］。”

從體系的角度說，《馬氏文通》是我國漢語虛詞研究進入現(xiàn)代語言學(xué)階段的一個標志，而在它之前的有關(guān)虛詞研究的著作，包括《經(jīng)傳釋詞》都仍屬于傳統(tǒng)訓(xùn)詁學(xué)的范圍（某些詞，《釋詞》歸之于“詞”〔虛詞〕，而《文通》則歸之于實詞，其原因也在此）。在這方面，《文通》表現(xiàn)出迥異于前人著作的風(fēng)格，表現(xiàn)出一種時代的高度。今天的人們評論《文通》，說它模仿拉丁語法也好，說它尚有許多自相矛盾、不嚴密的地方，因而不夠成熟也好，卻都無法否定《文通》的時代意義與開創(chuàng)之功。

其次，在具體批評《釋詞》過程中，馬建忠非常注意從虛詞的語法特征角度來闡述自己的意見。他所選取的角度與我們分析研究虛詞的角度基本一致，他批評《釋詞》往往是從虛詞的語法位置、句法功能以及語法類別等方面入手，這就抓住了問題的關(guān)鍵。舉其中的“焉”字為例。

《文通》曾在五個地方對高郵王氏父子有關(guān)“焉”字的解說進行了批評：

（11）—Ⅰ：禮月令：“天子焉始乘舟。”猶云“天子于是始乘舟也。”……惟高郵王氏必以“焉始”兩字連續(xù)，似牽合耳［14］。

（11）—Ⅱ：古書多有疊用兩字同意者，高郵以“焉慮”連續(xù)，解作“亡慮”者，未免牽合。……而“大抵”“大要”“大歸”亦寢用矣[15］。

（11）—Ⅲ：高郵王氏引呂氏春秋季春篇云：……不亦固哉！［16］

（11）—Ⅳ：“焉”字助字，與助讀同。……而始有其意存焉也［17］。

（11）—Ⅴ：統(tǒng)考所引，無論為讀……故統(tǒng)謂之助字者近是［18］。

在這里，例Ⅰ、Ⅱ是從虛詞的位置與組合角度來討論問題，例Ⅲ是從虛詞的作用、位置方面闡發(fā)己見，批評《文通》的錯誤，例Ⅳ、Ⅴ則是對虛詞語法功能或語法意義進行總結(jié)，同時指出《釋詞》的錯誤及其根源。經(jīng)過這番闡述，人們對于虛詞及其語法特征便會有一個相當(dāng)全面的理解。

《文通》特別注意結(jié)合句法功能來審訂前人對虛詞的解釋，而不單單局限于語義的貫通。如：

（12）“不”字有代“無”字者。漢武五子傳贊：“不一日而無兵”。又枚皋傳：“凡可讀者不二十篇”。詩王風(fēng)：“不日不月。”周官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諸“不”皆可解作“無”字，以其先乎名字故也。故釋詞謂論語先進“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句，“不間”當(dāng)作“非間”者，失之矣。以“間”字為動字故也［19］。

《文通》注意抓住每一類虛詞的句法特征來說明問題。這是其對《釋詞》之批評本身的特點之一。濮之珍《中國語言學(xué)史》指出：“從馬氏對助字的解釋來看，他提出助字有‘濟夫動字不變之窮’的作用，這是前人沒有說到的，是他的創(chuàng)新。”［20］“馬氏能指出漢文介字這種濟實字之窮的重要作用，是他比較漢文西文，亦能聯(lián)系漢語實際的結(jié)果。”［21］在《文通》中，馬建忠對虛詞的語法意義作了相當(dāng)精確的概括，這種概括構(gòu)成了其虛詞說解的基礎(chǔ)，同時也成為馬氏批評《釋詞》的根本依據(jù)。

從細小的方面來說，比如對某些助字，馬氏很注意從語用角度來分析，如上面對“也”、“矣”的解釋，這種解釋本身正誤暫且不提，至少他的研究方向是值得借鑒的。對某些連字，他又能不囿于句子或詞組的范圍，從句群的角度來研究，如前述對“且”的說解。

所以，《文通》把虛詞納入整個語法乃至整個語言系統(tǒng)之中進行分析與研究，從語法功能角度對虛詞進行分類，而后在虛詞“類意義”的統(tǒng)攝下，再對各個虛詞進行橫向的比較，尋找甄別其異同，這就避免了以往虛詞說解上存在的頭緒不清、幾呈散沙一盤情況的再現(xiàn)，同時使自己對《釋詞》的批評更具有理論高度，更能切中要害，更富于條理性，也更為有力。我們今天分析虛詞，其依據(jù)最主要還是虛詞的組合功能與虛詞在語句中所表現(xiàn)出的一定的語法意義，這一點與《文通》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兩相比較，假如我們再考慮到馬建忠當(dāng)時尚處在封閉落后的封建社會，考慮到在他之前尚沒有誰對漢語虛詞進行過真正意義的語法研究，那么我們就不能不佩服馬建忠的遠見卓識了。

其三、馬氏有一個信念，他認為，“古人用字不茍”，“古人用字，各有其義，不可牽混”（見例（2）、（3）），因此，只要從字面上可以講通，就不向通假或其他方向去理解。在具體說解時，他非常堅定甚至有時近乎固執(zhí)地抓住虛詞各個不同用法之間在意義上的聯(lián)系不放，對各個虛詞的或復(fù)雜或簡單的不同用法，他都試圖從字面上尋求最為合理的解釋。他用這個作武器來反對王引之等在語音上隨意穿鑿聯(lián)綴，這是他的優(yōu)點，然而也是造成其某些錯誤的根源。反過來看，王引之精通音韻，觸類旁通，能依聲破字，不過這一乾嘉學(xué)派的法寶用于古漢語的虛詞研究，其效用遠遠比不上對實詞的研究，因為虛詞問題主要還是語法問題，而非詞匯問題。

第二，《文通》在闡述虛詞意義時，還注意從修辭角度來考慮問題，為我們研究虛詞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如上例（5）即如此。再如：

（13）禮文王世子：“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釋詞謂兩句內(nèi)“為”與“謂”互文同解。照注內(nèi)云，“為”下當(dāng)有“之”字脫去。愚以為兩句內(nèi)“為”、“謂”兩字當(dāng)作原解，于意更順。蓋爺子天綱，凡父在不能不得其子，故“為”字作斷詞解。至君臣之倫，不若父子之重，故云君在而后稱之曰臣，則詞義稍緩。“謂”字仍作“稱謂”之意，而“為”后“之”字非脫落明矣［22］。

類似的說解，《文通》中還有不少。虛詞既是語法學(xué)所要關(guān)注的對象，同時又是修辭學(xué)所應(yīng)該涉及的問題。馬建忠注意結(jié)合修辭來討論問題亦批評《釋詞》，表現(xiàn)出其過人的識見，顯示出其開闊的視野與活躍的思維，而這一點恰也是王引之等人所忽視了的，并且是導(dǎo)致其錯誤說解的原因之一。

第三，《馬氏文通》超越前人的地方還在于，它能廣羅例證，以豐富的材料為基礎(chǔ)來說明道理。其所羅列的例句多達七八千個，其中有關(guān)虛詞的例句約占一半，在其前后幾乎沒有哪本語法學(xué)著作能夠收集亦分析如此之多的例子。《文通》一方面廣泛占有材料，另一方面，它既注重一般意義的歸納，又注重特殊意義的分析，因而得出的結(jié)論更為全面，更有說服力。較之《文通》，《釋詞》更多地注重難解詞語的訓(xùn)釋，對于虛詞的一般語法意義，則常常以“常語也”而一筆帶過。這固然與其書體例有關(guān)，但也給人一種各個義項互不關(guān)聯(lián)的印象，客觀上影響我們對各個虛詞語法意義的全面認識。

對于《文通》的其他方面，前人之述備矣，故不贅言。王力先生說：“在當(dāng)時的歷史條件下，馬建忠的著作算是杰出的。”［23］這個評價一點也不算過分。《馬氏文通》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它在中國語法學(xué)說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注釋：

（1）《呂叔湘文集》第三卷456頁，商務(wù)印書館92年7月版。

（2）《馬氏文通》249頁，商務(wù)印書館83年9月新一版（以下只標書名和頁碼）。

（3）《馬氏文通》271頁。

（4）《馬氏文通》279頁。

（5）《馬氏文通》295頁。

（6）《馬氏文通》289頁。

（7）《馬氏文通》74頁。

（8）《馬氏文通》317頁。

（9）王力《中國語言學(xué)史》164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10）《馬氏文通》347頁。

（11）《馬氏文通》156頁。

（12）《馬氏文通》184頁。

（13）郭紹虞《從〈馬氏文通〉所想起的一些問題》，見《復(fù)旦學(xué)報》1959年3期。

（14）《馬氏文通》55頁。由于篇幅所限，此處及以下4例只作略引。請詳參原文。

（15）《馬氏文通》87頁。

（16）《馬氏文通》357頁。

（17）《馬氏文通》358頁。

（18）《馬氏文通》360頁。

（19）《馬氏文通》239頁。

（20）濮之珍《中國語言學(xué)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466頁。

（21）濮之珍《中國語言學(xué)史》466頁。

（22）《馬氏文通》155頁。

（23）王力《中國語言學(xué)史》1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