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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是20世紀中國文化領域最重大的運動。文字改革運動是以“漢字落后論”為前提的，因此必然伴隨著不同意見的爭論。最激烈的兩次論戰分別發生在1957年和1986年以來的新時期。1957年的那次論戰，非學術因素的強行干預不僅窒息了民主空氣，還嚴重妨礙了語言文字理論研究的深化和文字應用工作的健康開展。新時期的論戰，則更多地帶有反思的意味。總結和重新審視文字改革的爭辯，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文字改革”的含義，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在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說：“我國人民已經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確的方向和目標。在1951年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又指示我們，漢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在實行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各項準備，這是文字改革的正確方針。”提出的“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說的是記錄漢語的文字要“改革”，由現行的屬于表意性質的漢字改變為表音性質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這是文字制度的改變。在實現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漢字簡化、推廣普通話和制定推廣漢語拼音方案。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確切含義就是記寫漢語的文字的“拼音化”。漢字簡化、推廣普通話和制定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屬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準備工作。其中漢字簡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實現之前“以利目前應用”的一種非長遠措施。推廣普通話的目的是為在全國實現拼音化掃除障礙。漢語拼音方案，起初是作為拼音文字來設計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許多技術問題并沒有解決，1954年改為“漢語拼音方案”，其功能相應地改變為漢語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漢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時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試驗。

文字改革論辯的根本問題是：記錄漢語的方塊漢字究竟有沒有必要改變為拼音文字。這個問題的根子出于對漢字和拼音文字兩種文字制度的比較。漢字在中國使用數千年，本來不存在褒貶問題，自從19世紀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較，出現指責漢字落后的言論，然后才有維護漢字的論爭，貶低在前而褒揚在后。在這個問題上出現的兩種相反的觀點，后來被概括為“漢字落后論”和“漢字優越論”。

漢字簡化工作，在要不要簡化，如何簡化的問題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對漢字的基本評價問題，這個問題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運動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五四時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從提出口號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實驗，再到實驗停止。第二個階段從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為國家語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過行政力量推行漢字簡化、漢語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輔助措施。第三階段從1986年轉入新時期，國家語文政策的基本方向從文字改革轉為語言文字規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發展的三個時期闡述，漢字簡化問題爭鳴作為附帶問題單獨闡述。

摸索階段：五四時期到1949年

五四時期，出于對中國落后狀況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把國力的落后歸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歸咎于漢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號。1918年錢玄同發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像是聲討漢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傅斯年（1919）也說：“凡些須懂得外國文的人，便知道中國文字和英法德等國文字的難易，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1923年國語研究會所編《國語月刊》出版特刊“漢字改革號”，對漢字發起了全面的批判。該期發表了錢玄同《漢字革命》、黎錦熙《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趙元任《國語羅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漢字改革說》等文章，大抵主張廢除漢字，并連帶研究詞連寫和羅馬字母拼寫等問題。錢玄同再次用強烈的言辭否定漢字，說“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這是有新思想的人們都知道的”；漢字不便使用，“足以證明”漢字“這位老壽星”“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該期封面把漢字畫成倉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殺得東躲西藏，一敗涂地。漢字改革專號的出版，標志著以廢除漢字和實現拉丁化為宗旨的中國新文字運動的正式發起。

1928年，在蘇聯的瞿秋白、吳玉章、蕭三、林伯渠等開始了創制中國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海參崴開幕。大會作出了《中國文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其中涉及對漢字的評價，認為漢字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現在的時代。提出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指漢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張廢除漢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發表過一系列抨擊漢字的激烈言辭。瞿秋白曾經提出：“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化必須羅馬化。羅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羅馬字母的意思。這是要根本廢除漢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階級性的思想，認為“漢字不是現代中國四萬萬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國遺留下來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國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魯迅也贊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廢除漢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說：“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作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國新文字研究會在上海成立。會議草擬了一個《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征求各界人士簽名。其中說到：“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是這教育大眾的工作，一開始就遇到一個絕大的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寫難學。……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沒有四聲符號麻煩的新文字，是解脫一個地方言的獨裁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是已經出現了。”這里說的“新文字”，指的就是當時僑居海參崴的中國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廢除漢字的理由，歸納起來主要有：一、漢字難學難寫難認，是普及教育的障礙。拼音文字只要記住幾十個字母，學習起來容易得多。二、漢字不是記音文字，不能跟語言完全結合，不便推廣白話文。三、漢字不便記錄來自歐美的現代科技名詞。四、文字是有階級性的，幾千年來漢字只為封建貴族服務，而不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為了代替漢字，于是設計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當時也有人不贊成廢除漢字。例如1936年吳俊升提出：“我們教育者實在不應也不必附和廢棄漢字的提議，而應在改良漢字的教學上多用功夫。第一，應該更適當的確定常用字匯，以為教學的根據；第二，應該就兒童學習的心理和漢字本身的體系，研究出漢字的經濟學習法。”（轉引自：王力1957）這是想通過改革教學方法來提高學習漢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發表由倪海曙執筆，陳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新綱領草案》。新綱領主張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對立刻廢除漢字的過左的主張”，同時“也反對把漢字看作萬古不變、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靈物崇拜的頑固主張”。

1940年5月24日，當時的教育部主管人員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認為漢字“歷史悠久”，有“六書之明體用”，而且“中華民族之所以巍然獨立于世界，綿延數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團結，實有賴于文字之統一”；說拉丁化新文字不標聲調，有很多同音詞，“欲易更難”。（紀事:85）這是對漢字價值的正面肯定，和對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學習的質疑。

1947年6月12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召開基本教育預備會，討論到拉丁化新文字問題。據《新聞報》載：會上“亦有人主張廢除漢字，提倡漢字拉丁化，多數專家反對，謂我國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勢必分化中國之統一。我國數千年來之歷史文化，悉以漢字記載，且國人學習漢字，幾無一感到困難者，倘一旦廢除，無異斷送我一脈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經農在《教育雜志》發表反對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見。他認為，一、中國數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漢字記載下來的，一旦把漢字廢了，將來中國人就無法閱讀古書、了解中國文化。二、中國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實在太多，用羅馬字拼起來，真不容易分別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讀音不同，個人照自己的鄉音用羅馬字拼出來，會變成完全不同的許多字。將來中國的文字，化為無數種不同的文字，沒有法子可以統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統一的文字與國家的統一有密切的關系，破壞數千年來文字的統一，將有不良的結果，不可不慎重考慮。（紀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從20年代末開始嘗試推行，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實踐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勞動大眾歡迎的說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識分子的推測和想象，在實際推行過程中會遇到許多難以預料和克服的困難。陸志韋在《五四紀念再談談新文字》（《進步日報》1949-5-4）的文章中說，“在老解放區，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開”，認為“過去的工作可以說是失敗了，至少沒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認為，是漢字的“封建性”阻礙了拼音文字的推廣。這種“封建文字的鎖鏈又是雙重的”，一是“只許寫文言文”，二是“只許用方塊漢字，不許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礙歸咎于漢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階級性認識的影響。

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訪問蘇聯期間，曾在跟斯大林談話時闡述這樣一個論點：漢字和漢語盡管不易掌握，但實際上是所有人都能學的，任何一個人都能學的，只要愿意學和不斷提高。（紀事:125）這個論點好像是針對當時流行的文字具有階級性、以及大眾難以掌握漢字的認識誤區而發的。

不同意見的對壘，使人們對漢字的認識逐漸深化和全面，諸如漢字可以立刻廢除，文字具有階級性的一些偏激認識也逐漸得到克服。

推行階段：1950－1985年

新中國建國以后，主席曾多次表示過贊成文字改革的看法。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會議上，在講話中提到：會上吳玉章同志講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贊成。在將來采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里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里頭，有些問題，中國怎么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以采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吳玉章同志在這方面說得很有理由，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20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么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講，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但是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數字，我們不是久已通用了嗎？（紀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國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協會（1949），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1952），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4）（這三個機構前后相承，下文簡稱為“文改會”）。文改會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試驗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點改為設計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主席關于“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歷史”的指示，首先進行漢字簡化工作，以便當前使用。

當時主流派對漢字的基本評價，是對于五四時期認識的延續。吳玉章為五四紀念談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時再次提到：“中國文字主要是漢字，有許許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為它太繁難：難認、難寫、難記，是中國教育普及、文化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紀事:128）羅常培（1952）說現代漢字“必須一個一個地學習字的讀音，必須一個一個地學習字的意義。這對于提高大眾文化是一有阻礙的”。（紀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現一些不同意見的爭論。《大公報》（1950-9-3、4）曾連載張銳光的《斯大林論語言學對于中國語文問題的啟示》，表達對漢字拉丁化的不贊成意見。李仁發表《拼音文字必須有類符》（《中國語文》1951-6），對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較全面的批評。反駁文章有曹伯韓《新語文運動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針對不同意見，就有關文字改革的六個問題發表了意見：一、反駁漢語同音異義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觀點。二、認為所謂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筆畫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達的語言。三、反駁沒有統一的民族語言，因而談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觀點。四、批評把文字改革看得過分容易的認識。五、反駁拼音文字不如方塊漢字易識易記的觀點。六、批評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認識。（紀事:151）仁言信（周有光）發表文章批評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說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敗’了，這都完全不是事實”。

1957年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鳴大放；下半年，學術問題成了政治問題，一些人因為在文字改革問題上發表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紙，以及《中國語文》、《拼音》等雜志陸續刊登了一些討論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對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見的文章。文改會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開文字改革問題座談會，多數參加者表達了自己對文字改革的意見。批評性的文章和意見，總括下來大概有這些觀點：

一、漢字是優秀的文字，并不見得那么難學難認。

唐蘭（1957b）：“從中國文字發展的歷史來說，我始終堅持中國文字有很大的優點，它的繁復難學等缺點是可以逐漸克服的。”他認為采用拉丁字母，勢必把“每個人民習慣了的形式全部撇開，重起爐灶，根據語言來造文字”；“這種移山倒海的氣魄是雄偉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這樣做，都還是要很好考慮的。”

陳夢家（1957d）：“漢字是有好處的。（一）漢字是統一的，超方言的，不論什么地方的人寫的東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樣。（二）漢字在辨認上容易。（三）漢字有注音成分在內，如松、柏。（四）漢字的筆畫很少，英文的one，漢字寫作一；英文的man，寫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這么一長串，漢字只“大學”兩個字。我們對漢字的評價應該是公平的，不要光說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國的語言都是變的，但文字不能經常變，文字要定型，不能隨便拼，不然就不能作為工具了。”“漢字雖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認識三千就可以了。……有了這三千字，就來研究怎么教。有人說漢字難學，我說不難，所以難，是教的人沒教好。”

駱瑛的文章說，一位五十余年從事英語研究的人切身體會到，漢字并不難學。還說，曾研究漢字三十余年的奧地利文字學家羅逸明，曾經把十種外國文字和漢字比較，證明漢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字都容易學。（杜松壽1957）

二、表意漢字是歷史的選擇。

陳夢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漢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觀原因。中國地大人多，方言雜，一種統一的文字可以通行無阻。漢語單音綴，有聲調，而各地聲調多少不一，同音語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許多問題。”

陶坤：沒有理由可以斷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沒有理由說“文字都要發展成為拼音文字”，“漢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發展成為拼音文字的例證”。（倪海曙1957）

關錫來信：〔說到漢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塊漢字符合漢語的條件，拼音文字絕不符合我們的語言。”（陳夢家1957c）

翦伯贊發言：“文字是歷史的產物，改變是歷史的過程”，“我激烈反對廢除漢字。要廢除漢字，除非決心把歷史文化遺產丟掉不要，從野蠻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報》對群眾來信意見的綜述提到漢字有優點，拼音化有困難：“漢字望文生義的優點，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沒有的。拼音文字則需要先經過音的階段，然后才能達到知意的階段”；“漢語中同音詞很多，拼音化無法克服這個矛盾”；“漢語的方言復雜，對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漢字大大地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感情”；“方塊字不難學”；“漢字不便于打字拍電報的缺點，是可以通過現代的科學技術來解決的”。（倪海曙1957）

蔣善國（1957）抽象地贊成文字要改革，但具體論證卻意在闡明漢語不宜采用純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內容極為豐富，歷史非常悠久的漢語言文字，不是單純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記音所能擔起這個千斤膽子。”

三、漢字還要使用。

陳夢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們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漢字還是很好的工具，是簡單而不復雜的，是和漢語語法相聯系的，是一種不必廢除的民族形式。”

唐蘭發言：“不應當忘記在今天漢字還處在當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還在未定之天，目前我們不能宣傳漢字必須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謹慎行事

陳夢家（1957b）：“在沒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漢字的死刑。”“主張拼音的人，不要過于簡單的認為全國大多數的人全贊成拼音，此事還得大家討論，包括反對的人在內。”“文字這東西，關系了我們萬萬千千的人民，關系了子孫百世，千萬要慎重從事。”

周祖謨發言：“沒有把文字為什么要改革這個根本問題提出來討論，對于如何來改革的問題也沒有好好地討論”，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點。（倪海曙1957）

《光明日報》群眾來信意見綜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獨鳴”，“已經形成一種壓力，似乎誰要對文字改革表示懷疑，就會被人扣上一頂‘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會被人加上‘反對中央實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實上在文字改革的宣傳中，已經出現過‘只有帝國主義分子和唯心主義者才反對漢字改革’之類的嚇人的論調。在這種形勢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寫反對意見的文章，也必然會遭到‘圍剿’。”“不贊成漢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數，但過去都沒有說話”。（倪海曙1957）

當時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問題。據說，“章伯鈞、羅隆基……說文字改革沒有經過全國討論，是幾個人關起門來搞的”；羅隆基說“是贊成拼音化的，這樣讓大家討論就很難發表意見了”；章伯鈞說（文字改革問題）“現在不是從法律程序上提出討論，而是把它作為根本性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杜松壽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問題較廣。其基本思想是：（一）“我們不但承認漢字在歷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認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將來有了拼音文字，漢字仍然要作為漢民族的古典文字為人們學習。”但是“漢字在今后作為全民交際工具是不適合的。”（二）“從文字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世界文字有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是：從圖畫文字經過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間還有音節文字和音素文字兩個階段）。跟表音文字來比，漢字在文字發展史上是比較過時的東西，不能把它的優點夸大，說得比處于文字發展高級階段的表音文字還好。”（三）“認為漢字是決定于漢語的特性這個錯誤論點的必然結論就是漢語不適于用拼音文字。漢字本身的發展歷史就否定了這個說法。”他所說的“漢字本身的發展歷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聲字為主的現象。（四）“漢字不是不能改動的漢‘民族形式’”。（五）“既然現在的文字有的是進步的，有的是比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質不過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語言都沒有必然的聯系，也談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當咱們為沒有文字的語言創立文字或是原來有文字而進行文字改革的時候，完全可以選擇世界上最進步的文字，也完全應該用政令來推行這種文字。這叫做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六）“我們主張文字改革的逐漸過渡是，漢字和拼音文字在長期共存中，逐漸走向以拼音文字為全民交際的書面語。”這篇文章立足于說理，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李振麟強調了從“圖畫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發展規律來看問題，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發展。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從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從音節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從只表輔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類的偉大發明，它用最少的符號寫出任何復雜的語言。從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發展史的第一次飛躍，從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發展史的第二次飛躍。”“任何一種語言，可以用繁難的符號書寫，也可以用簡易的符號書寫，可以用意音制度書寫，也可以用拼音制度書寫。更正確地說，任何一種語言，如果它的文字符號是繁難的，遲早要發展為簡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遲早要發展為拼音。這是落后讓位于先進的規律，決不因為語言特點和社會習慣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來有人指出，“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兩個最大的不同系統。認為西方的這個文字演進三階段也同樣適合于中國的漢字，這個結論，完全是靠理性判斷和邏輯推理的方法得出來的，并無事實根據。而且，以前和現在的所有論者皆無法提供足以證明這個結論的事實根據。”（劉光裕1985）

1957年的論戰，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終結，文字改革（漢字簡化）工作錯過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機會。從此人們噤若寒蟬。直到撥亂反正，學術上一般問題的爭鳴才開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到有關漢字前途的問題，他說：“漢字在歷史上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這一點上我們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至于漢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萬歲永遠不變呢？還是要變呢？它是向著漢字自己的形體變化呢？還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還是為另一種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不忙做出結論。”“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爭鳴，我在這里不打算多談，因為這不屬于當前文字改革的范圍。”這個提法是穩妥而合理的，對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新時期階段：1986年以來

新1985年12月，國務院將原來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教委和國家語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開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這個會議確定當前已經進入了以“四化”建設為重點的新的歷史時期。會議宗旨是在黨的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方針的指導下統一思想，明確任務。中央規定了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和當前的主要任務。關于漢字地位和文字改革問題，新的提法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須強調的是，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漢字作為國家的法定文字還要繼續發揮它的作用。現行的《漢語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幫助學習漢語、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漢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這是明確表明現行漢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漢語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質。這是對“漢字過時論”的否定。二、“漢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國能不能實現漢語拼音文字，什么時候實現，怎樣實現，那是將來的事情，不屬于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現在有不同的意見，可以討論，并且進行更多的科學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結論。”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當前的任務，有不同意見可以進行討論。

在“不同意見可以討論”的氣氛下，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和評價漢字優劣及文字改革運動的得失，出現不同意見的爭鳴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開展不同意見的爭鳴，才有利于學術發展和對語言文字工作認識的進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曉園任社長兼主編、北京國際漢字研究會主辦的《漢字文化》雜志創辦。這是一個明顯帶有學派氣味的刊物。該刊旗幟鮮明地鼓吹“漢字優越論”，反對“廢除漢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學術爭鳴的需要，《漢字文化》的誕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許多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和學者曾在該刊發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國際漢字研究會、江西師范大學、江西電視臺聯合攝制的電視系列藝術片《神奇的漢字》在北京舉行首映式。該片熱情贊頌漢字偉大的歷史功績和卓越的現實價值，對文字改革運動加以反思。其中對于漢字優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爭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文字應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師范大學召開《神奇的漢字》專家座談會，并以《〈神奇的漢字〉專家座談會紀要》作總結，對《神奇的漢字》予以較嚴厲的批評。隨后《漢字文化》發表文章《語言文字工作必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加以反駁。

新時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討論漢字問題的文章很多。下面摘錄80年代以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觀點（按時間為序；摘錄難以全面反映該作者的觀點，請閱讀原文）。

張志公（1984）：“漢字生命力之所以這么強，我想第一是由于漢字同漢語這種語言相適應。”又根據文化傳統的繼承性和教育的連續性規律，認為“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漢字不能廢除，也廢除不了”。

高家鶯（1986）：“文字是記錄語言、傳遞信息的視覺符號系統，它的基本職能是供閱讀。據統計，現代科學研究有30％～40％的時間是花在閱讀文獻資料上。隨著人們閱讀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閱讀速度問題就變得突出起來。”她從“四個方面對方塊漢字和拼音文字的閱讀速度進行了比較。比較結果表明：方塊漢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視覺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間小，有利于提高閱讀速度；雖然方塊漢字的感知單位與語言單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響了閱讀速度，但就總體來說，方塊漢字的閱讀速度還是比拼音文字快。”

許嘉璐（1989）：“現在擺著兩條路。一條就是繼續沉浸在漢字落后論中，冥想著一個世紀、兩個世紀，或者更多世紀之后，實現拉丁化。因為漢字也是約定俗成的，也是進入了民族的觀念和意識之中的，一朝之間改，天下大亂。恐怕得隨著一代一代人的辭別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幾個世紀。可是時代不等人呀。這一條路就要拖我們四個現代化的后腿，拖我們迎接挑戰的后腿。另外一條路，就是大家一起來研究漢字的特點、漢字的優勢，充分利用它，發揮它的優勢，來迎接挑戰。”（轉引自：《漢字文化》1996-3:1）

周祖謨（1991）：“過去很長時間，很多的學者認為漢字難認，難念，難寫。其實呢，對于漢字的性質，以及它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沒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對漢字而言，第一我要說它是科學的，第二是容易學。關于容易學就是指的剛才講的教學方法要有科學性的安排。”

袁曉園（1992）：“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證明，所謂表形→表意→表音的人類文字發展的共同規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這個不存在的規律的基礎上的‘漢字落后論’、‘漢字難學論’、‘拉丁字母萬能論’是錯誤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錯誤的。”

蘇培成（1992）：“漢字是漢族人民創造的自源文字，在歷史上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正在發揮著重要作用，今后還要繼續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認為漢字的習得效率應該說是比較低的（與拼音文字比較）。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基本符號數太大。二是類推率太小。“盡管如某些人所說的，漢字有許多獨特的優點，但是習得效率低的這個大缺點是無論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現實的辦法就是采用漢語拼音作為輔助文字工具，來彌補漢字習得效率低的缺點”。

王開揚（1992）：“百年來的漢字改革運動史表明，無論是改良漢字，還是改革漢字，其動機都是從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出發的，而不贊成的人都是從少數人的方便和好惡出發的，兩個陣營劃然有別。”

伍鐵平（1993）：“既然我們現在和可見的未來用的是漢字，教的是漢字，自然應該歌頌漢字。如果我們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魯迅、吳玉章等）那樣貶低漢字，或者像當代個別人有個時期那樣，宣稱‘漢字拖了四個現代化的后腿’，并在課堂上這樣教學生，學生還會好好學習漢字嗎？愛國主義教育中包括熱愛祖國的語言和文字，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閱過的文獻來說，我國大陸40多年來很少進行熱愛漢語和漢字的教育，這是嚴重的失誤。我實在不理解，為什么某君對‘贊美漢字’如此反感，說它是‘一風吹’是‘為少數人著想’。”

侯一麟（1994）：“哪種語言用哪種文字，決不是隨意的，是由這種語言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的，是經過了幾千年的自然選擇、適應、修正過程的。一但用了一種文字體系，又會在某種程度上受其影響和制約，漢字源遠流長，已經對漢語有巨大的影響，并業已成為漢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僅從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角度講，漢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蘇培成選編的《科學地評價漢語漢字》（1994）選輯了一批討論漢字評價的論文，其中較多是批評“漢字優越論”的文章。《漢字文化》發表了一些比較系統地總結和反思“漢字落后論”的文章，如湯云航的《“漢字落后論”評議》，謝暉《走出漢字改革的誤區——漢字落后論批判》等。

平心而論，新時期關于漢字問題的討論，從語言文字學專業水平來看，持漢字優越論的作者群當中非專業人士相對較多。不過，專業水平較低，不見得眼光也一定較低。當年陳夢家（1957c）曾說：“群眾對于語文的知識，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說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確的，但不一定象專家那末有成見——那些可能是對的成見，也可能是極錯誤的成見。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漢字的人的事，群眾都有說話的權利；他們說的話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錯的。”所以，對于非專業作者的意見宜從大處著眼，而不應糾纏于細枝末節問題。

我們注意到，討論文章有的還存在感情用事的缺點，或火氣較大，或語含譏諷，有的還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場”問題。但是總體上看，這是一場思想解放以后出現的學術爭論。這些爭論將有助于語言文字建設的健康發展。我們相信，只要本著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觀、理智、科學地看待漢字評價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檢驗，人們對漢字的認識必將越來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漸接近認識的一致。

漢字簡化問題

1950年，根據主席關于文字改革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歷史，應首先辦簡體字的指示，文改會開始著手漢字簡化的工作。漢字簡化是漢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經過數年的醞釀修訂，《漢字簡化方案》于1956年由國務院公布。

在1957年有關文字改革問題的“鳴放”中，一些專家和群眾還就漢字簡化方面的問題發表了不同意見，簡要摘錄如下：

陳夢家（1957d）：“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關錫來信：“文改會僅僅是為了簡化而簡化，單純地把漢字筆劃減少了而已，所以這個工作變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來的漢字難學難認了。”（陳夢家1957c）

楊晦發言“現在小學生學簡體字，實際上是雙重負擔，因為我們不能把小孩子看的書都印成簡體字”。（倪海曙1957）

葉圣陶（1957）主張：“漢字簡化采取約定俗成的原則”，“盡量采用群眾已經通用的簡體”，而“不要隨便創造簡體”。“還不到約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給某個字一個新任務，讓它代替同音的另一個字，我都不贊成。”

《光明日報》綜述群眾來信意見提到：“簡化漢字工作做得不夠好，已經在青年學生中造成了不良影響，有許多人任意生造簡化字，隨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傳的影響，認為將來漢字必廢，就不認真地學習現行的漢字”。（倪海曙1957）

施蟄存《倒繃孩兒》（《文匯報》1957-4-26），以雜文形式反映簡化漢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閱讀困難。（倪海曙1957）

有關漢字簡化問題的不同意見，應該說大多是中肯的，遺憾的是，隨著“反右”斗爭的展開，那些意見都沒有被接受。這表現在1977年12月發表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簡，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響了文字的穩定性，加重了社會用字混亂的現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在漢字簡化工作問題上有兩個重要決議：一是宣布廢除《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漢字簡化應持極其慎重的態度，使文字在一個時期內相對穩定，以利社會應用”。據傅永和的報告，在“需要不需要繼續簡化漢字”的問題上，當時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有的主張“需要繼續簡化漢字”。理由是：1、簡化字“給人們的認讀和書寫帶來不少方便”，但“簡化的字數并不多”，“筆畫簡得還不夠”。2、“從印刷銅模刻制，手工檢字、刻字，工業產品名稱的漏鑄，以及信息處理交換用漢字點陣字模的設計等方面遇到的困難來看，也需要繼續簡化漢字。”3、“從漢字的演變看，漢字字形演變的總趨勢是簡化，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我們不能違背這一規律，人為地停止簡化漢字工作。”

有的主張“不需要繼續簡化漢字”，理由是：1、“如果繼續簡化漢字，有許多實際問題不能不考慮：簡化漢字，實際增加了現行漢字的數量。青少年學的是簡化字，被簡化的繁體字有好多不認識。當他們閱讀簡化以前出版的書籍時，碰到不認識的繁體字，就需要花費時間去學習，這樣，他們就需要學習兩套漢字。這不僅加重了他們的學習負擔，而且也影響了閱讀效果。如果繼續簡化下去，簡化字的數量就會越來越多。而簡化字的數量越多，青少年的負擔就會越重。”2、“從語文工具書及其他專業工具書的性質來說，它們的用字應嚴格遵守文字的規范。但大型工具書的出版周期長，使用的時間長，不可能一兩年一變。如果漢字不對簡化，為了保證工具書用字的規范，就要不斷改版重印。但是，從我國目前的印刷技術條件和財力來看，是達不到上述要求的。這樣，勢必出現國家公布了新的簡化字，但在已經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書中仍然使用被簡化的繁體字的局面，從而造成社會用字的混亂。”3、“從有利于目前計算機的漢字存貯考慮，也不需要再繼續簡化漢字。”

在新時期，漢字簡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對于簡化字和繁體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識到簡化字帶來的一些問題。他說：“簡化筆畫，不是有利而無弊的。筆畫越簡，近形越多。新造聲旁，聲調難準。同音代替，意義易混。筆畫簡化如果造成讀音繁化、意義混亂、形體難辨，那就得不償失。”“一個重大問題未能解決：學了簡化字，能否不學繁體字？能否使小學生和中學生只接觸簡化字，不接觸繁體字，等到進入大學以后再接觸繁體字？沒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眾知道：不能！教科書以外，簡化字讀物少，繁體字讀物多；一進圖書館，幾乎是繁體字的世界。漢字的特點是：死而不僵，廢而仍在。簡繁并存，簡繁都學，是否增加了負擔呢？”

吳小如曾對青少年不識繁體字的后果感到擔心：“流傳了幾千年的繁體字在我們青少年中還需不需要認識？如果可以不識繁體字，則本世紀（按指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種報刊雜志和圖書典籍將有無法查閱使用的可能，這對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報》1996-1-19）這個耽憂不是沒有道理的。

簡化字客觀上形成海峽兩岸用字的不統一。袁曉園在1988年提出“識繁寫簡”的口號。這個口號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評。

詹鄞鑫（1991）曾指出簡化字中不合理的問題：“由于不能任意類推給學習和使用帶來的不便幾乎足以抵消由于簡化帶來的方便。用字不規范現象，相當一部分是由于類推錯誤所導致。”（p305）后來（2002）又從信息處理的角度對漢字簡化歷史作反思：“如果我們要對簡化字作評價，并不是簡單地把簡化字跟繁體字作比較，而應該是對整個漢字體系，也就是增加了簡化字的漢字體系，跟還沒有增加簡化字的漢字體系作比較。這樣就會發現，簡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漢字的總數。這不僅增加了漢字學習的負擔，對計算機的漢字處理尤其不利。”“簡化字（偏旁）類推原則勢必造成計算機字符集的嚴重膨脹而且還不能應付使用。如果取消類推法，又將造成漢字偏旁體系的混亂和不統一，顯然也是行不通的。”“在電子文本簡化字和繁體字相互轉換的時候，由于簡化字和繁體字并非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就不能實現完全的自動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檢查逐個判斷處理。這就給計算機處理的效率提高帶來極大的障礙。……這是簡化字帶來的又一個嚴重后果。”

對于關系億萬人民日常應用的漢字問題，出現爭論不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從來就不害怕不同意見的爭論。我們相信，經過歷史的沖刷，真理必將越來越明。讓我們引兩段話作為結尾：

張志公（1984）：“漢字有功勞，有它特有的長處，并且凝聚著強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許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華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識分子，想通過科學來挽救祖國的命運。他們感到，我們國家之所以落后，……漢字難是很重要的原因。從這種感情出發，他們急于要改革漢字。這兩種感情，一種要愛護漢字，一種要改革漢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對立的，其實都是一個出發點：愛祖國。兩種感情都是可愛的，都是可尊敬的，這正是從兩種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問題，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實際上是統一的。所以在客觀地探討漢字的問題時，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學地加以考察，漢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個人偏見，不帶任何感情，這樣才能實事求是。”

蘇培成（1994）：“對漢字的前途，現在還不能做出結論，有待今后繼續深入研究。近幾年圍繞漢字開展的學術討論，加深了我們對漢字的認識，促進了漢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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