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經濟學就業流向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我國當前所存在的一系列制度如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高校畢業生的預期凈收益，從而影響著高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以及再就業決策。隨著高校擴招，畢業生快速增加，他們初次就業流向很不均勻，大都向沿海地區以及大城市流動。再就業時流動成本很高，流動的難度加大，這又反過來影響他們的初次就業決策。要改變沿海地區和大城市人才相對過剩以及西部和農村地區人才匱乏的現狀，就要改革一系列妨礙高校畢業生流動的制度，為他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使得人才能夠充分自由流動。

[關鍵詞]制度因素；高校畢業生；預期凈收益

近幾年我國高校持續擴招，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338萬人，而2006年達413萬人。這些年國家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如此多的高校畢業生究竟流向哪里呢?教育部《中國大學生就業》雜志針對30余所高校的兩萬多名在校大學生進行了“中國大學生就業首選企業”問卷調查。在大學生就業的城市選擇上，大學生的目光依然集中在上海、北京、東部沿海地區、廣州、深圳。同時還表明，大學生對進小城鎮就業依然存在疑慮。出現這種現象與我國特殊的制度環境有很大的關系，我國的很多制度因素都影響了畢業生的初次就業以及再就業，從而影響了他們的流動。基于此，本文擬對這些制度因素影響畢業生就業流向的機理進行探討。

一、高校畢業生流向的一般理論分析

高校畢業生的流動是勞動力流動的一種特殊形式。國內外對勞動力流動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托達羅(Todaro，1969)的城鄉預期收入假說。托達羅假定農業勞動者遷入城市的動機主要在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差異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用模型表示為：

模型中M表示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的數目，d表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0表示人口流動是預期收入差異的增函數。農業部門預期收入等于未來某年的實際收入，現代工業部門的預期收入則等于未來某年的預期實際收入與城鎮就業概率的乘積。這樣，城市預期收入差異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ω表示城市實際工資率，π表示就業概率，r表示農村實際收入。

但是很多學者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該假說應用到我國有諸多缺陷，如周天勇認為托達羅模型不符合二元結構轉換的實踐，特別是不符合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情況，并提出了中國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容量擴張的思路。周立新等人認為還要考慮人力資本的流動成本，且認為制度性障礙所產生的制度性成本是其流動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楊云彥等把就業變量引入模型，而收入變量仍然是勞動力流動的一個解釋變量，他們通過分析就業增長在地區之間的差異，論證了就業替代、就業轉移對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重要影響。蔡日方通過引進制度變量對現實中流動與城鄉差距的同時擴大做出理論解釋，討論制度障礙阻礙了勞動力的遷移，導致勞動力流動不能相應縮小城鄉差距，并提出改革以戶籍制度為首的一系列制度，創造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

在高校畢業生流動的研究方面，賴德勝認為在主要市場就業壓力大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特別的障礙，很多畢業生會先到次要市場去就業，等有合適的機會再轉移到主要市場就業。但是，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及其所導致的高流動成本，使得畢業生不惜暫時失業也要想方設法留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文東茅也認為由于勞動力市場的多重分割，勞動力在不同地區、行業、所有制單位之間的流動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礙，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時大都不愿到西部和農村地區，擔心一旦在這些地方就業將很難再回到東中部和城市。

本文在以上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從經濟學的角度，用成本一收益法來分析我國高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和再就業時的流動情況，并引進制度變量來具體的分析我國目前的制度因素是如何影響高校畢業生的流動成本與預期收益，以至于影響他們的就業決策。

二、制度因素對高校畢業生就業流向的影響

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和遷移能夠實現人力資本價值及人力資本價值的增值。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對成本和利益的考慮是決定人們是否遷移和流動的基本動因，高校畢業生是經濟理性人，他們在流動中也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及成本最小化。

1．制度因素對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流向的影響

本文把針對高校畢業生勞動力市場統分為主要市場和次要市場：沿海地區、大中城市、機關事業單位、外企、高新技術企業、國企等可看作主要市場，而西部地區、經濟欠發達地區、中小企業、農村等可看作次要市場。

對于初次擇業的高校畢業生來說，他們的初次就業流向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到主要市場就業，二是降低要求先到次要市場就業。不管他們到哪里就業，未來的預期收入可以表示如下：

在(3)式中，r(t)表示在未來的工作中所獲得的預期凈收入，ω(t)表示未來的實際收入，(t)表示在主要市場和次要市場的就業概率，c表示找工作所花費的成本，包括交通費、安家費、搜尋費用等。

高校畢業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勞動者，只要他們愿意去次要市場就業，基本上都能找到工作，也就是上式中的就業概率為1，這樣會提高他們的預期凈收入。如果他們到主要市場搜尋職業，就業概率就小很多，因為這幾年高校擴招，主要市場在短時間內不能吸收如此多的高校畢業生，這樣他們在主要市場搜尋的時間或許就會長一點，搜尋費用也要多一些。但從長期來看，如果畢業生能在主要市場就業，其實際收入足以彌補尋找工作所花費的成本。一個突出的事實是，高校畢業生在主要市場的貨幣收入明顯高于次要市場。然而，在計算預期收入時，他們不但會考慮從新工作中獲得的貨幣收入，也會考慮非貨幣收入，而非貨幣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特定的制度因素有關。

首先，產生于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戶籍制度不僅限制著人民的遷徙自由，還牽涉到個人的實際利益。我國的戶籍制度與很多社會福利和權益相關聯，如勞動就業、醫療保險、住房補貼、退休養老，這些無不影響個人未來的收益。我國目前的戶籍制度改革還存在著重重障礙，如果畢業生選擇了到農村地區就業，要想再返回城市就難了。在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中，與“戶口”聯系最為密切的一個詞是“生源”，它直接關系到畢業生就業地區的選擇。畢業生進入某些地區就業落戶還受到“指標”限制，就業協議的簽訂很大程度上也受戶籍制度的制約。在高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中，就業協議與勞動合同銜接得不好，引發了許多矛盾和糾紛，這無疑會影響他們的就業成本。

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解決畢業生的后顧之憂。在我國的城市中存在著明顯的二元體制：計劃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前一部門的用工制度由政府嚴格限制，工資或收入由制度決定，良好的福利待遇和較好的工作穩定性使得一部分畢業生偏向于在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就職。在市場主導部門中，很多外企、大型合資企業、合作企業的保障體系如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等比較完善，很多畢業生都愿意去；而我國的大部分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目前還沒有普遍建立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畢業生的收入。“上海大學生就業取向”調查結果顯示：“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金融保險業”分別以29．3％、28．8％、18．6％位居前三。黨政機關作為大學生傳統的主要就業領域，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幾乎每個學科，包括理工科，有20％以上的在校生選擇到機關就業；在接受調查的畢業生中，對福利待遇感到煩惱的占28．4％，居首位。

總之，綜合考慮貨幣收入和非貨幣收入，主要市場的預期凈收益明顯高于次要市場，由此引致高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流向很不均勻，大都向沿海地區以及大城市流動。

2．制度因素對高校畢業生再擇業流向的影響

一般來說，若與流動相聯系的預期收益現值超過了與之相聯系的貨幣成本和心理成本的總和，便會發生流動。反之，如果流動成本很高昂，即使新工作的潛在收入大于目前工作的收入，人們也會認為不值得而選擇不流動。因此，預期凈收益現值就是對勞動者的流動起最終決定作用的因素。預期凈收益現值可用公式(4)表示：

其中VP為凈收益現值，E2為第n年新工作所得，E1為第n年原工作所得，N為預期新工作的年限，i為年利率，n為成本和收益變動的年份，C為第n年由于流動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貨幣費用，Z為流動所帶來的凈心理成本減去心理收益。

我國傳統的檔案制度與人才的自由流動發生沖突，現有的檔案制度不僅增加了流動成本，也限制了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我國的檔案在人事調動、選拔人才、評定職稱等事務中具有很大的參考作用。如果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時降低就業期望選擇了西部地區、農村或經濟欠發達地區，當他們想再換工作時，這些地區由于缺少人才，就想方設法予以挽留，扣住檔案不放，這些人為了把檔案從原單位調走，就必須得付出一定的成本，而且這也會衍生出“制度”交易等腐敗現象。此外，我國的檔案保管機構眾多，但比較分散，且專業性的檔案管理機構很少。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時檔案隨他們到單位，如果超過規定的時限還沒找到單位，學校就會把檔案放到戶口所在地的人才交流中心。放到人才交流中心的檔案在提取時要收取一定的保管費，這又會增加流動的成本。

此外，我國次要市場的很多單位在接收畢業生時對服務期有嚴格的規定，一般為三年或五年，期滿后才準離開再就業，否則就要支付很高的違約費用。而在沿海地區，就業者和用人單位擁有雙向選擇的權利，就業者可以隨時準備離開。而且，流動的難度增大也會大大增加流動的心理成本。如果勞動者遷移或流動時，他們在心里就覺得到另外一個地方工作或生活很難，即心理成本偏高，那么這無疑會影響他們的流動。

綜上所述，制度因素使得高校畢業生再擇業時流動困難。他們畢業時如果選擇在西部或農村就業，或許很難離開，而只能呆在原地繼續接受低收入工作，先前的人力資本投資得不到預期的回報。為了避免這種預期后果的出現，高校畢業生往往寧愿在主要勞動力市場進行職業搜尋，不愿到次要市場就業。由制度因素所帶來的高校畢業生再擇業時的高昂的流動成本反過來又加劇了高校畢業生初次擇業流向的不均勻。

三、進行制度改革，為畢業生流動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我國近幾年來在廣大西部地區和基層急需人才的情況下，在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卻出現了人才相對過剩現象，造成了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為了改變這一不合理狀況，必須降低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和再擇業的流動成本，提高他們的預期凈收益，從而增強其流動性。因此，要為畢業生到農村和西部地區以及非公有制單位就業或自謀職業、自主創業提供方便，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1．徹底改革戶籍制度

首先，將戶籍制度改革為人口登記制度，使戶口與一系列福利制度脫鉤，這樣，高校畢業生流動時就不必考慮沒有戶口所帶來的損失，消除了他們擇業和再擇業時的顧慮；其次，進一步完善高校畢業生的戶口遷移制度，高校畢業生入學時戶口可以根據本人自愿，遷入學校或放在原籍。

2．改革檔案制度

必須實現人事檔案的契約化、社會化、電子化、法制化，消除人才流動的壁壘。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要求人才與用人單位的關系僅僅是契約關系，就業與用人通過雙向選擇來實現，檔案不再是單位的附屬物，畢業生流動時不會因檔案受制于單位，單位也能快速地獲取求職者的信息。

3．改革社會保障制度

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消除流動勞動者后顧之憂和保障其權力的基礎，使高校畢業生不管流動到何處都能及時方便地得到保障。應該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建立覆蓋全國各地和各行業的社會化保障體系；普遍建立企業年金和最低養老金制度，最低養老金制度有利于解決養老待遇差距過大的問題，而企業年金對于提高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待遇，縮小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待遇差距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總之，引導和鼓勵大學生到西部地區和基層去的政策和制度設計要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應當允許畢業生充分自愿選擇，采取來去自由的原則，著力為他們到基層以后的發展營造更大的空間和脫穎而出的制度環境，從而使去西部和基層就業變成高校畢業生的自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