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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歷史可追溯到近代。張之洞、康有為、蔡元培、胡適等近代著名學者曾圍繞高等教育問題發表過不少名篇佳作，但當時高等教育研究并未引起廣泛關注，成果很少。新中國成立以后，高等教育研究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50年代，高教界翻譯了大量蘇聯高等教育著作，并對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建設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但1957年開始的“整風”、“反右”、“”等政治運動使高等教育研究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對“教育革命”的宣傳。60年代上半期，高等教育研究有所恢復，對高校教學工作的研究成為重點，但1966年“”的爆發使這一切都毀于一旦。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之后，有關高校招生工作等問題開始受到關注，可當時的高等教育文章仍然以政治批判為主，“一株亂教的大毒草”、“一份假左真右的反面教材”之類的文章仍不時見諸報端，高等教育研究依然處于沉寂狀態。中國第一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于廈門大學的。

1977年底，廈門大學黨委為了貫徹“抓綱治國”的方針，提出把學校逐步辦成“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綜合性大學”的發展目標，并決定恢復和新建一批文科科研機構。當時學校數學系一位教師向時任教務處長的潘懋元建議，把“”前撤銷的教育學教研組恢復起來，為學生開設教育學課程，也研究一些學校的教改問題。但潘懋元更傾向于創建一個高等教育研究的專門機構。于是，他把這個想法向校黨委書記兼校長曾鳴提出來，得到了他的支持。不久學校辦公會討論通過了潘懋元的建議，于1978年1月成立了“廈門大學高等學校教育研究組”（以下簡稱“高教研究組”），作為當時學校9個文科研究機構之一。

高教研究組由4名兼職人員組成，潘懋元被指定為負責人。根據廈門大學當時制定的一份計劃，學校打算每年給高教研究組撥款1000元，專職研究人員數量計劃在1980年達到3人、在1985年達到5人[1]。潘懋元回憶：當時廈門大學的各項工作尚在恢復之中，各方面事情千頭萬緒，高教研究組雖然成立了，但因為沒有專職人員，幾乎沒有開展工作。盡管如此，這次組建高教研究組的實踐進一步增強了潘懋元創建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信心，為后來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的誕生打下了基礎。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這為我國科學和教育工作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潘懋元敏銳地意識到：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發展機遇終于來了！于是，他再次向廈門大學黨委提交報告，建議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機構——高等學校教育研究室。5月17日，為了貫徹全國科學大會的精神，廈門大學黨委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學校的科研工作問題。會議通過了一項關乎后來廈門大學科研發展的重要文件——《關于恢復、擴建、新建十六個科研機構的決定》。該文件采納了潘懋元的建議，決定以“”前停辦的教育學教研組為基礎，成立直屬的高等學校教育研究室，潘懋元為主任。十天以后的5月27日，在廈門大學隆重召開的第七次科學討論會上，校領導宣布了校黨委這一重要決定。

高等學校教育研究室的成立，使58歲的潘懋元備感振奮，煥發出比年輕人還充沛的活力。盡管在這一年潘懋元被任命為分管教學和科研的副校長，行政工作更加繁忙，但他仍然抽出相當一部分精力來精心規劃研究室的建設和發展。

一是確立了研究室的目標。潘懋元明確提出把編寫中國第一部《高等教育學》、宣傳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學科作為研究室的首要目標。為此，在研究室成立后不久，他建議把“高等學校教育研究室”改為“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以下簡稱“高教研究室”），以充分表明這個嶄新的機構以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為己任的態度和追求。同時，潘懋元意識到研究室剛成立，依據現有的人力、物力和資料的情況，本“應當先埋頭苦干，學習，搞資料，不要急于出頭露面”，但研究室首先要站住腳，尤其要在學校站住腳，若“不出頭露面，搞點對學校有用的東西，就不被承認，不會受重視”[2]。因此，探討高等教育改革、為學校教改服務成為研究室的另一個主要工作目標，這與曾鳴校長希望研究室“多為學校發展做貢獻”的思路不謀而合。

二是招募專職研究人員。潘懋元認為，專門的高教研究機構一定要有專職的研究人員，否則只能像原來高教研究組那樣有名無實。在他和學校有關部門的努力下，陳汝惠、王增炳、張曼因、羅杞秀和他一起成為研究室最早的成員，不久又從福建師范學院調來吳麗卿。這是一個并不年輕的集體：六位成員平均年齡超過五十歲，最年長的陳汝惠（研究室副主任）已過花甲之年，最年輕的羅杞秀（研究室秘書）也已四十有三。他們雖皆教育學“科班出身”，可多年的政治運動和屢次轉行，使他們大多快要淡忘自己本來的專業，但這并未妨礙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集結在一起，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最早的專業人員。

盡管有了招牌和人員，但高教研究室的最初發展仍舉步維艱，畢竟高等教育研究在當時中國還是一個新生事物，理解者和支持者寥寥無幾。據1978年下半年調入研究室的吳麗卿回憶：當時學校除曾鳴校長和個別教師外，不少人對高教研究很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熱諷——“教育研究是師范大學的事情，綜合大學搞什么教育研究。”也許因為這個原因，高教研究室雖是學校批準建立的16個研究機構之一，但難以享受到與其他研究機構同等的“待遇”，工作條件之簡陋，令人難以置信。高教研究室成立之初的幾個月連一間專門的工作室都沒有，每次開會只好在潘副校長的書房里進行。后來，經過多方爭取，才借用了學校化工廠一間廢棄的實驗室為工作室。這間工作室臨近校外街道，非常嘈雜，徒有四壁，連一個訂書機都沒有，也沒有多少書刊，更沒有電話，有事情與外界聯系，只能跑到化工廠辦公室借用廠里的電話。無論條件多么艱苦，無論別人怎么不理解，作為研究室主任的潘懋元始終非常執著地堅持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目標。在他的感召下，研究室的教師們很團結，始終一心一意地開展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吳麗卿回憶道：當時研究室的家當就是幾張辦公桌，平時上班辦公桌是分開的，到了開會的時候大家就把桌子拼在一起，成為一張大桌子。正是在這張拼起來的大桌子周圍，中國最早的幾位高等教育研究專業人員暢談著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的許多重要問題，憧憬著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美好的未來。

1978年8月3日，研究室召開了第一次工作會議，正式把研究室的名稱定為“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討論和確定了研究室的工作目標。同年10月，研究室創辦了外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專業刊物《外國高等教育資料》，這也是“”后創辦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專業刊物之一。不久，為了彌補研究力量的薄弱，也為了帶動廈門大學各部門高等教育研究的開展，研究室在校內聘請了一批有經驗并熱心高等教育問題研究的教師和干部作為兼職研究人員。兼職研究人員的加入，充實了研究室的隊伍，活躍了學術氣氛，使廈門大學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氛圍。

1979年4月，在全國第一次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暨中國教育學會成立大會上，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被建議列為全國高等教育的重點研究基地。從此，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開始走出校園、走出鷺島，逐漸為國內高教界所關注，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的旗幟和先鋒[注:1984年2月、2004年4月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先后更名為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

二

在追溯中國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早期創業史的時候，也許有人會問：70年代末的中國有眾多高校[注:統計，1978年全國有普通高校598所，成人高校10395所。見教育部計劃財務司編《中國教育成就統計資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39頁.]，其中不乏在教育研究領域有很好基礎的大學，但為何偏偏是孤踞東南一隅的廈門大學在建立高教研究機構方面“搶得先機”？筆者認為，這看似偶然，實則必然。

“機遇只偏愛那些有準備的頭腦”。用這句名言來回答上面的問題恰如其分。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廈門大學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先鋒的地位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初見端倪。1957年，時任廈門大學教育學教研組主任的青年學者潘懋元就在中國教育界第一次提出，要重視高等專業教育在教育學上的重要地位，建立一門高等學校教育學[3]。同年，在潘懋元的主持下，廈門大學教育學教研組編寫了中國乃至世界第一部《高等學校教育學講義》，在建立高等教育學科方面進行了初次探索[4]。由于政治運動的原因，這本講義未能修改出版，擱置達二十年之久。這期間，潘懋元曾調動工作，也曾一度中斷高等教育研究，但建立高等教育學科的愿望始終沒有泯滅。“板凳敢坐十年冷”是潘懋元堅守的信條。為了建立高等教育學科，他整整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無論條件多么艱苦，環境如何變幻，他從來都沒有放棄等待、放棄思索、放棄準備。在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潘懋元和教育學教研組的同事們依然默默無聞地堅持高等教育研究。他們結合當時教學改革的實際，對高等學校教學理論進行了專門研究，僅潘懋元一人就發表了《試論理論聯系實際的教育原則》、《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的矛盾和統一》、《少而精教學原則初探》等多篇在當時高教界有一定影響的論文。筆者認為，從五六十年代廈門大學教育學教研組的工作內容和成果看，它已經完全具備了一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雛形。特別是該教研組創建高等教育學科的探索，在當時的高教界獨樹一幟。這些工作為“”結束后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建立打下了至關重要的基礎。“”結束后，揭批“”破壞高等教育的罪行成為高教界的首要工作，潘懋元也積極投身其中，他連續撰寫了多篇文章，批判“”詆毀“高教六十條”的謬論。但歷經新中國高等教育風雨和坎坷的潘懋元此時顯示出了一個教育家的眼光和理性。他認為，高等教育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靠寫政治性的批判文章是不夠的，必須有更深層次的理論研究和反思。對于“”禍害高等教育的謬論，應該從高等教育理論上批判其錯誤實質。“如果只是擺普通中小學教師的事實，說普通教育學的理論，未必都能打中要害，批得透徹。必須擺高等教育事實，說高等教育理論，才能打中要害，說得具體，透徹”。因此，只有研究高等教育理論，才能撥亂反正[5]。同時，潘懋元深知，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項科學研究工作，不是像寫批判文章那樣臨時拼湊一個寫作班子就可以搞好的，必須以穩定和專門的學術機構為依托進行長期的研究。特別是對“”結束后高等教育恢復和重建中許多重要問題的探討，靠幾個研究者的“單打獨斗”是不行的，必須把一批熱心高等教育的教師干部組織起來共同來研究。基于上述考慮，潘懋元萌發了創建一個高等教育研究專門機構的設想。

1978年的中國，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帶來了“科學的春天”，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高等教育事業逐步走向正軌，高等教育實踐對高等教育研究的客觀需求日益顯現……這一切都意味著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機遇已經到來。等待和準備了整整二十年的潘懋元抓住了這個機遇！盡管當時廈門大學的教育研究力量和水平無法與各大師范院校的教育系相比，但潘懋元再次發揚了當年“敢為天下先”、編寫第一部《高等學校教育學講義》的精神，毅然把“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的牌子率先在中國的大學里掛了起來。1979年7月，潘懋元曾向來訪的上海師范大學（即現華東師范大學）高教研究會的研究人員談起當時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情形：“我們幾個人志同道合，還舍不得搞了幾十年有感情的教育理論，認為湊起來還能做點工作。至少做點大喊大叫的工作，引起國內對高教研究的重視。所以，不自量力，把招牌掛起來再說。”[2]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廈門大學主要校領導的支持也是促成高教研究室建立的重要因素。據潘懋元回憶，“粉碎‘’之后，高教問題（主要是校內的問題）很多，黨委認為有必要搞一些人當理論上的參謀，（同時）也需要有人寫批判文章或總結經驗的文章”[2]。因此，學校對建立高教研究室持支持態度。特別是當時廈門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曾鳴對高教研究室的建立起到了關鍵作用。“”結束后，曾鳴在潘懋元的協助下為《紅旗》雜志撰寫過高等教育文章，對開展高等教育研究、按教育規律辦學的重要性有明確認識。當潘懋元提出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時候，作為學校黨政“一把手”的曾鳴欣然贊同，使這一意見在黨委會上順利通過。

由此可見，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的創建過程，即使從1977年底籌建高教研究組算起也只有半年左右的時間，但實際上，廈門大學潘懋元等學者已經為此整整準備了至少二十個春秋。正因為“二十年磨一劍”，拔劍出鞘的舞劍者才抓住了機遇，走到了時代的前列。

三

三十年前，當廈門大學黨委會通過設立高教研究室的時候，也許并沒有幾個人能意識到這個研究機構的價值和意義，更無法想象到一個屬于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輝煌時代此時已悄然拉開帷幕。三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們追憶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創建過程的時候，仍然需要站在歷史的高度，才能充分認識和理解當時這一創舉的意義。

首先，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

通過前文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歷史的回顧，我們不難做出這樣的判斷：1978年以前的中國高等教育研究雖然有所開展，但處于極為薄弱的狀態，既無法與當時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相提并論，也難以和同一時期的中國教育學研究同日而語。毋庸置疑，沒有形成專門的研究領域是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

從社會科學的發展史看，形成專門的研究領域是社會科學研究能否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形成專門的研究領域，社會科學研究才有可能獲取穩固的基礎，得到持續的發展。一個專門研究領域從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是一個研究制度逐步完備的過程。所謂研究制度就是規范研究行為的準則體系和支撐研究發展的基礎結構體系，通常包括研究的機構、人才、刊物、著作以及圖書文獻中心、學術會議、課題管理、研究經費、人才培養、學術規范、學術評價等各種要素。其中專門研究機構是這個“基礎結構體系”中的“基礎”，是匯集研究制度體系各要素的樞紐，是各要素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組織依托。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其他諸要素難以出現，即使出現也是偶發現象，無法演變為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化、專門化的研究。以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為例，盡管1978年以前中國一直有不少學者、官員、教師關注高等教育，撰寫高等教育文章，但由于中國沒有專門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這些高等教育文章的“撰寫者”只能“散落于”各種各樣的機構與組織中，其身份無法以專門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員”來稱謂，其研究行為也主要是自發的。不難想象，這種僅僅體現為“散兵游勇”自發行為的研究，即使產生了一些成果，也無法納入專門研究領域的行列，更不可能得到什么發展。

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雖然這個研究室很小，卻是中國第一個以高等教育研究為工作任務的研究機構；雖然這個研究室的人員很少，但他們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為工作職責的研究人員；雖然這個研究室的建立在當時并非驚世駭俗之舉，卻標志著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從此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其次，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的成立對中國其他高教研究機構和組織的建立起到了帶動和示范作用。

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成立當年的9月，北京工業大學成立了工業教育研究室。翌年，上海師范大學、華中工學院、蘭州大學、北京大學、吉林師范大學、武漢師范學院等十多所高校先后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組或研究會。上海師范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八所上海地區高校聯合成立了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會。同一年，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北方交通大學、武漢地質學院、吉林工業大學、武漢建筑材料工業學院、北京航空學院、西南師范學院、青海師范學院、北京鋼鐵學院、山西大學等院校也成立了高教研究機構或組織的籌備組，計劃在近期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機構或組織[6]。

雖然中國早期的高教研究機構和組織的建立，不一定都受到了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的直接影響，但作為國內第一個高教研究機構和當時中國教育學會評定的“全國高等教育的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開風氣之先，其示范性和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第三，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的成立直接促成了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誕生。

眾所周知，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既是中國第一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也是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發源地，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顯而易見。50年代，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的前身——教育學教研組，曾經為建立高等教育學科進行了初次探索，為后來高等教育學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礎。二十年后，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潘懋元和他的同事們重新踏上了創建高等教育學科的新征途，他們發揚“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篳路藍縷，勇著先鞭”[7]，進行了一系列開創性的工作，最終建立了嶄新的高等教育學科。

1978年底，潘懋元連續發表了《開展高等教育理論的研究》和《必須開展高等教育的理論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學科芻議》兩篇著名的論文，時隔二十年后再次發出了開展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學科的呼吁；1979年，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第一次倡議建立全國性高等教育研究組織，并在其后幾年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宣傳和籌備工作；1981年，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招收了國內第一個高等教育學專業的研究生；1984年，潘懋元主編的中國第一部《高等教育學》正式出版；1986年，廈門大學高教研究所成為國內第一個高等教育學博士學位授權單位；1988年，廈門大學高教研究所建成國內第一個高等教育學國家重點學科……

不難看出，沒有高教研究室的建立，廈門大學幾乎不可能完成此后一系列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第一”；也正因為廈門大學創造了包括創建高教研究機構在內的一系列“第一”，才促成了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誕生。可見，創建廈門大學高教研究室的意義絕非僅僅在于她的“標志性”和“示范性”，更在于她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當之無愧的先鋒，為這一嶄新事業的創立和發展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廈門大學高教研究所潘懋元教授、吳麗卿副教授為本文撰寫給予了悉心指導，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此深表謝意！）

［參考文獻］

［1］廈門大學文科科學研究機構概況表［Z］.1978-01.

［2］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簡介——向上海師大代表團談話提綱（手稿）［Z］.1979.07.

［3］潘懋元.高等專業教育問題在教育學上的重要地位［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1-14.

［4］廈門大學教育學教研組.高等學校教育學講義［M］.廈門大學，1957.

［5］潘懋元.必須開展高等教育的理論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學科芻議［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20.

［6］李均.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史［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6-108.

［7］閔維方，等.北京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賀信［A］.王偉廉，楊廣云.潘懋元與中國高等教育科學［C］.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399.

0［摘要］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是中國第一個高等教育研究專門機構。它的創建，體現了中國第一代高等教育科學工作者“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標志著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同時，它的創建對中國其他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和組織的建立起到了帶動和示范作用，并直接促成了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誕生。

［關鍵詞］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