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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正義范疇的來源對認識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范疇的來源很有幫助。它作為正義范疇的一個組成部分，起源于對人類分配物質財富、職位和榮譽等資源所產生的糾紛的倫理認識與評價，來源于人們追求自己應得的部分資源的堅定而恒久的愿望及對各種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分配行為的憤懣之情。它意味著人們在某些方面應該平等，如果這些方面不能平等分配則會給人們的身體與精神造成傷害。正如恩格斯所說:“公平則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現。”［5］212倫理學意義上的分配正義不是像蒲魯東所說的:“來自心理學原理、來自原則，而原則就是我們對本身的價值和本身的品德的認識。”［6］162人類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政治經濟制度不斷變革，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方式也不斷演變。

倫理意義上分配正義指涉的基本問題

倫理學意義上的分配正義所指涉的主要問題是對物質財富、榮譽、自尊的基礎等分配行為和分配制度的倫理正當性評價與訴求，具體體現在如下4個方面:

1．對分配的對象的倫理認識與評價亞里士多德主張財物、政治權利，榮譽等東西應該納入分配的范疇。他認為分配正義分為兩類:“一類是表現于榮譽、錢物或其他可析分的共同財富的分配上(這些東西一個人可能分到同等的或不同等的一份)的公正。另一類則是在私人交易中起矯正作用的公正。矯正的公正又分兩種，相應于兩類私人交易:出于意愿的和違反意愿的。”［7］134亞當•斯密認為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包括靠美德和幫助朋友、鄰居和親戚等而贏得地位和榮譽的權利。現代思想家羅爾斯、布坎南等人認為分配對象是人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以及榮譽、自尊等精神需求層面的東西。

2．對分配主體的倫理認識與評價不同時期的分配主體不同。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政治權利、榮譽的分配主體主要是國家權力的代表。在日常生活中，奴隸主、封建地主是物質財富分配的主要承擔者，有時也承擔救濟貧民的義務。這一時期，老百姓希望統治階層能夠清正廉明、輕徭薄賦;希望富人樂善好施、生財有道、致富有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國家在經濟生產、分配領域應該扮演一個“守夜人”的角色，保護市場主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但不能干預市場的運行;人們也不可能要求政府承擔消除貧困的義務。20世紀以后，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維護人權，保障人們的基本政治經濟權利，縮小兩極分化等成為時代的呼聲。國家成為倫理意義上分配正義的重要主體，人們對國家在分配社會資源中所起作用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不承擔扶助弱勢群體、消除貧困義務的政府被視為不稱職的政府。

3．對分配方式的倫理認識與評價在專制政體中，物質財富、權力、榮譽等的分配通常采用法律或以暴力為基礎的強制措施來實現。那時候，人們希望法律、法令合乎大多數人的利益，統治者用公平、人道的方式實現分配正義。在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存在著以市場為主導的初次分配、以政府為主導的再次分配、以社會慈善機構為主的第三次分配等多種分配方式，社會輿論對這些分配方式的合理性都會做出相應的倫理評價。倫理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通過自己的作品表達自己對分配問題的見解，從而影響人們的分配正義觀，進而影響法律規章制度的制定、運行，使某些法律規章制度能夠在某種程度超越部門、集團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人民群眾的利益。

4．對分配標準的倫理認識與評價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主要是依據人們的出身、貢獻等來分配物質財富、權位、社會榮譽。亞里士多德的以美德為標準來分配社會資源的觀點帶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說:“人們大家都承認［政治權利的分配］應該按照各人的價值為之分配這個原則是合乎絕對的正義［公道］的。”［8］235但他心目中的美德主要是指貴族的出身、政治技能及取得的成就，奴隸的辛勤勞動是為人所不齒的，不值得稱道。商人在經濟合作中所產生的利益是以他們的出資額、貢獻為基礎按照數量平等、或比值平等的原則進行分配的。這一標準也是我國封建社會人們對分配對象、分配結果進行倫理評價時占支配地位標準。到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這一分配標準受到第三等級的人的激烈反對，最終被廢止。在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大多數人要求最基本的物質生活資料實行平等分配，但基于努力、天賦上的差異而引起的收入、地位的不平等則被認為具有倫理上的某種合理性。與前現代社會不同的是，貢獻與能力上的差異成為社會資源占有量不同的主要原因。用羅爾斯的話來說:“在某些制度中，當對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沒有在個人之間作出任何任意的區分時，當規范使各種對社會生活利益的沖突要求之間有一恰當的平衡時，這些制度就是正義的。”［9］5

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的主要特征

與經濟意義、法律意義的分配正義相比，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具有如下特征:

1．屬于一種彌補性的品德。我們認為仁愛是利他的、自律的，因而就有無條件性。而分配正義則是人們在物質生活資料不能滿足人們需要，缺乏足夠的仁愛心時所表現出的一種品德，介于利他與利己之間，是彌補利他精神不足、過分利己主義所帶來的弊端而采取的補救性行為。分配正義既不反對利己主義，也不要求人們追求他向價值，只要求人們在追求自我價值時采取為當下公認合理、應當的手段，在追求個人利益時遵守當下所公認的形式平等及互不傷害原則。對分配正義的這種特性，斯密說:“我們感到那種力量可以最恰當地和受人贊同地用來強制我們遵守有關正義的法規，但不能強迫我們去遵循其它社會美德的格言。”［10］98像“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以恩報怨”等品德屬于利他主義的要求，超出了倫理意義上分配正義的范疇。

2．兼有自律與他律的特性。從道德心理學的視角來看，當某人侵犯了受分配正義規范所保護的個人利益時，人們往往會產生憤懣、義憤等道德情感，而他本人往往有負罪感［11］58。有正義感的人不會肆無忌憚地追逐一己之私利，他會確保別人得其所應得。但一個人是否認同并遵守分配正義規范，不僅取決于他自己是否認同并遵守這些規范，而且取決于別人實際上也認同和遵守這些規范。對分配正義的這一特性，亞當•斯密說:“對它的尊奉并不取決于我們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力強迫人們遵守。……我們感到遵奉正義會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受到束縛，限制和約束。”［10］97－98哈貝馬斯也承認分配正義具有他律性［12］245。現代社會生活中，由于人們的政治經濟地位經常發生變化，再加上社會意識形態的反復作用等原因，分配正義有時呈現純屬自律的表象。然而就其產生與發展的全過程而言，它兼有他律與自律的特性，其中自律使人趨向于正義，而他律則使人止于正義。

3．體現了同一性與差異性的統一。在同一社會、同一歷史時期，不管人們的立場、觀點、方法有多么大的差異，他們都有某些共同利益，能夠就這些問題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如，對“等利害交換”的原則、“得其所應得”的原則都是公允的。這是分配正義的同一性。不過，在不同社會、不同的歷史時期或者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由于人們的價值取向的偏差，對分配正義的內容、主體、評價標準、實現途徑等問題可能有不同的觀點，不可能完全統一。恩格斯說:“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壞這種道德而不受懲罰，它就加以破壞。”［13］240就是說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具有差異性，不一致性，它是同一性與差異性的統一體。

4．內容與形式不可或缺，內容重于形式。法律意義上的分配正義重視程序、形式，在某個時候，程序、形式甚至優先于重于內容;經濟學意義上的分配正義重視內容，忽視形式。但是在倫理學意義上的分配正義中，內容與形式不可或缺，倫理價值要以事實為依據，追求真、善、美三個維度的有機結合。在大多數情況下，內容似乎比形式更重要。另外，有些經濟行為合乎法律正義(形式正義)卻違反倫理正義(實質正義)。如，依據法律規定:超過法定訴訟期限，債務人就可以不再償還所欠債務。這一規定合乎法律正義，但卻違背了倫理意義上的交換正義。因為從道德上來看，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父債子還也是應當的。人們常說“久得日子，少不得錢”，就是這個意思。就其思維方式而言，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兼有主體性思維與客體性思維的某些特性，致力于事實與價值的有機統一。

倫理意義上分配正義的基本功能

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屬于一種軟實力，但在實現社會的分配正義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覷。具體表現在如下4個方面:

1．有利于制止自私自利的行為。迄今為止，物質財富相對于人類的需求而言一直處于稀缺狀態，在大多數人的原始的心理結構中，最先關注的往往是自己的親人、朋友、熟人，對陌生人往往缺乏足夠的熱情與興趣。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有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為自己與親人謀私利的可能，只有分配正義的品德才能夠控制約束利己的情感，制止自私自利的行為，確保別人的利益不受傷害。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通過揚善抑惡，制止政治、經濟分配領域中的非正義行為，防止這些行為造成的不良影響在全社會內擴散。

2．增進社會和諧。就個人而言，有分配正義感的人不會不顧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會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前提下考慮別人的權益，確保別人得其應得、得其本分，但也不會超越分配正義的要求去滿足別人的需要。就整個社會而言，在一個等利害交往關系得到充分保障的良序社會，人們可能逐漸淡忘善意的相互性基礎，以為彼此的善意是自發的、無條件的。而這種錯覺又反過來維護和鞏固貌似自發的相互善意的表象［11］237。“這種秩序把人們的行為調整得使所有人都感到滿意，也就是說，所有人都能在這個秩序中找到他們的幸福。對于正義的期望是人們永恒的對于幸福的期望。這時人作為孤立的個人不能找到幸福，因而他就在社會中尋找。正義是社會幸福。”［14］6一個社會之所以充滿了混亂、紛爭，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主要原因是利益沖突，是社會資源分配失衡，遠離公正。

3．維護人們的自尊與尊嚴，免受不正當的心理傷害。從某種意義上來看，自尊、自由等無法分配，它依賴于一個人的自我價值感，而自我價值感則依賴于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收入份額。分配非正義所損害的不僅是人的物質權益，同時也損害人的自尊、自由等情感。鑒于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處于利己與利他之間，與利己、利他都不矛盾，因此，它能夠維持人們的尊嚴與自尊，補償人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易受傷害性，使人們免受不公正的心理傷害。

4．倫理學上的分配正義為經濟學、法理學意義上的分配正義的實現提供輿論引導與辯護。經濟學、法理學、倫理學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各有其側重，但是，人類生活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人們同時生活在三個領域之中，需要同時享受這三種涵義上的分配正義。倫理意義的分配正義為經濟學、法理學意義上的分配正義提供一種完美理想狀態的價值引導與關懷，因此，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等倫理價值在這兩個領域中也必須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出來。此外，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彌補經濟學重事實輕價值、法律學重程序而難以顧及實質的弊端，促進分配領域中的事實與價值、形式與實質的有機結合，使這兩個領域受到非正義待遇的人能夠在倫理生活領域得到某種精神上的鼓勵、慰藉，達到心理上的某種平衡。

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的實現途徑

合乎分配正義原則的各項規章制度有利于培養人們的公正品德。如果人們對分配對象、分配主體、分配方式、分配標準形成了某種最低層次的共識，就會產生某種共同的正義觀、正義感。對別人的各種非正義的行為會產生憤恨、義憤，對自己的非正義行為產生負罪感。當人們遵守分配正義規則由外在規約、刻意行為而變為人們的互惠互利行為習慣，再由行為習慣而發展為自然時，人們踐履分配正義的相互性就會隱退，在人們的心底里就會產生一種“錯覺”:踐履分配正義是無條件的絕對命令。這樣分配正義就變成了純粹的、具有的獨立價值的行為動機，就會得到社會的倡導，正義規則就道德化了，最終變成人們的心理真實［11］244。在這種心理的指導下，人們必然會化德性為行動，自覺地與各種非正義的行為作斗爭，局部的非正義行為不僅不會擴散，反而會逐漸縮小。當然這一過程是漫長的。它遠遠不及法律意義上的分配正義那么樣立竿見影。同時由于不同階級、立場的人很難就分配正義的對象、方式、標準達成一致，因此，在與強大的敵人進行斗爭時，僅僅訴諸正義感就遠遠不夠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道德就是‘行動上的軟弱無力’。它一和惡習斗爭，就遭到失敗。”［15］255然而，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分配正義所不具有的優勢，如果人們能夠就分配問題形成某種倫理共識，就能夠從源頭上杜絕產生某些非分配正義的行為。目前，我們要減少分配改革的阻力就必需形成某種倫理意義的分配正義的共識，而形成倫理共識的前提是確保改革開放的成果為全體勞動者所共享，改革開放成果與每個人的利益呈正相關性。

還有，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往往追求十全十美，有可能把要經過長期奮斗才能實現的目標當作當下的行動綱領，因此，往往給人超越客觀條件、曲高和寡、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但是，當客觀條件出現有可能實現某種先進形式的分配正義時，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意識能夠起到催化劑、加速器的作用，促成其早日實現。總之，作為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其實現途徑依賴人們的正確的道德情感、堅定的道德意志、果斷的道德行為，依賴于對分配問題的正確輿論導向、道德評價，依賴于人們對分配問題的道德自覺。通過以上對分配正義所指涉的基本問題、主要特征、基本功能、實現途徑等方面的探究，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倫理意義上的分配正義是人們以分配對象、分配主體、分配方式、分配標準等因素為參照系對分配社會資源時所出現的問題的倫理認識與評價;它是自律與他律、同一性與差異性的統一，介于利己與利他之間，屬于一種彌補性的品德;對抑制自私自利的行為，維護人們的尊嚴，促進社會和諧具有積極的作用;主要依賴社會的道德輿論以及人們的道德覺悟、道德行為等途徑來實現。

作者：朱春暉單位：湖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