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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西地處黃河流域，因其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得名。這片黃土地在歷史的積淀下，孕育出豐富的民間文化資源，逐步形成了三晉文化，被譽為“華夏文明的搖籃”。作為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省份，山西戲曲文化發展的歷史同樣源遠流長。傳統山西地方戲曲的藝術特色也具有鮮明的地域性、鄉土性、大眾性。

【關鍵詞】山西地方戲；藝術特色；地域性；鄉土性；大眾性

一、山西地方戲曲概況

1986年，在山西發現的《扇鼓神譜》證明了山西的儺戲至少在北宋時期就產生了，到清末山西劇種發展到44種。明清時期，雖歷經人口數量的巨大波動、自然災害等，但這一時期是山西戲曲劇種發展最快、劇種數量最多的時期。在此期間，由于人口流動頻繁，山西各地的戲曲活動更加普及了。除了占據主導地位的四大梆子之外還有潞安大鼓、上黨鼓書、臨縣道情、壺關秧歌、沁源秧歌、晉城秧歌等眾多地方小劇種。晚清至民國時期，山西地方戲曲劇種有50多種，如秧歌劇、道情戲、眉戶、落子戲、碗碗腔、二人臺、小花戲、羅羅腔等。現如今流傳最為廣泛的是“中路梆子”，即晉劇，因興起于晉中汾陽、孝義、祁縣、太谷及太原而得名。其流傳外地后，被稱為山西梆子，后改稱晉劇。中路梆子（晉劇）源于蒲州梆子，清道光、咸豐年間已盛行，流行于山西中部、內蒙、河北、陜西部分地區，發展過程中吸收晉中地區民歌、秧歌等民間藝術韻調，風格獨特，是山西地方戲曲的主流戲曲聲腔體。山西也涌現了許多著名的劇作家，特別是在中國戲曲發展的黃金時代——元代。如我們所熟悉的“元曲四大家——關漢卿、白樸、鄭光祖、馬致遠”，他們的作品在當今戲劇文學中有著極高的價值，除馬致遠之外，其余三位都是山西籍的劇作家，“明初賈仲明在《錄鬼簿》中記載了元雜劇作家107人，雜劇劇目415種。其中三晉的劇作家就包括關漢卿、白樸、鄭光祖、羅貫中等14人，他們創作的劇本達110多部，約占元雜劇總數的五分之一。”[1]“明清時期，三晉文脈、晉陽文化的代表人物傅山先生著雜劇三種，其中《紅羅鏡》是愛情故事，表現了爭自由的人文精神。明萬歷年間太原人徐見賢，著傳奇劇《彩虹記》。另外，還有明代太原人王介人著《紅情言》傳奇，共48出。清代介休人宋廷魁之《介山記》24折；平陽人徐昆《雨花臺》32出及《碧天霞》等劇目，至今都在上演；河津人范駒著雜劇《送窮》，太原人張錦著《新西廂》《新琵琶》兩劇，堪稱梨園界大作手。”[2]時至今日，很多傳統劇目仍在舞臺上進行表演，如《火燒綿山》《打金枝》《竇娥冤》《下河東》等經典劇目。晉劇一代宗師丁果仙與牛桂英、郭鳳英、冀美蓮等藝術家潛心從藝，以《打金枝》《空城計》《梵王宮》等佳作蜚聲一時，享譽全國。其中，晉劇經典劇目《打金枝》被搬上了大熒幕；1961年，王愛愛、田桂蘭、馬玉樓、冀萍等大批優秀演員進京匯報獻演，以整理改編的傳統戲《小宴》《殺宮》《算糧》《打金枝》《含嫣》等劇目進行演出，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山西地方戲曲歷史悠久，流派紛呈，名伶薈萃，人才濟濟，曾創下“九進中南海”演出的記錄。

二、山西地方戲曲藝術的本質特征

山西地方戲曲依托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優勢和濃厚的歷史文化背景，產生了豐富的戲曲文化資源，同時在山西地方戲曲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也漸漸體現出戲曲藝術的本質特征。

（一）山西地方戲曲的地域性

我國自古就有“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的說法。所以，地域性特征應該是所有地方戲曲的共同特征，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千姿百態的地方戲曲劇種。如地方戲的代表劇種，越劇。它發源于浙江嵊州，流行于上海、江蘇、浙江等南方地區，因此越劇就帶有南方獨有的溫婉典雅，劇目也多以“才子佳人”為題，極具江南靈秀之氣。還有我們所熟悉的河南豫劇，它發源于河南，流行于河南、陜西、甘肅、山西等地區，因此豫劇帶有北方熱情奔放的陽剛之氣，它的音調渾厚有力，充滿激情，有著中原人獨有的聲腔魅力。除此之外，廣東粵劇、安徽黃梅戲、臺灣的歌仔戲等，都承接了各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地方戲所擅長表現的題材、獨有的行當、獨有的身段、特色的主奏樂器、獨特的演唱形式等，也都能夠體現出劇種的地域特色。山西的地方戲曲山西梆子，擁有得天獨厚的地域文化，其滋養著山西地方戲曲不斷發展。據統計，山西地方戲曲劇種共54種，占全國劇種的六分之一，豐富的劇種來源于山西獨特的地域文化。山西曾被形容為“表里山河”，出自春秋時代的儒家經典《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無害也。’”山西外有大河，內有高山，有天然的山河天險作為屏障。由此可見，這是古人對山西地域特征最好的詮釋。山西由于高山峻嶺繁多，隔斷了地區之間的往來，所以，漸漸形成了各自的地域方言，有時在一個縣內，語言的差異也是極大的。由于地域不同，語言風格不同，這種帶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民間文化逐漸融入地方戲曲之中。山西地方戲的四大梆子就是以其發展的不同地域而命名的。“明朝末年，兩次大規模移民使大量晉南人遷居晉北。移民心戀故土，喜聞鄉音，使蒲劇在晉北漸漸傳播開來。在與當地語言和民間藝術的融合中，最終形成了以古代燕趙‘慷慨悲歌’的邊塞風骨遺存為基本特色的北路梆子戲。”[3]山西四大梆子中，蒲州梆子、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同根異枝，一脈相承。而上黨梆子起源于素有深厚戲曲傳統的古上黨郡澤、潞二州，由明清時期外地傳來的羅羅戲、卷戲和地方小戲俗曲，融匯晉南、晉中流入的梆子戲而成。獨特的地域創造了濃郁的地域文化，又不斷地孕育多樣的戲曲劇種，這讓山西的戲曲劇種刻上了地域的印記。

（二）地方戲曲的鄉土性

地方戲曲多數誕生于鄉土民間，充分融合了當地的風俗、語言、生活習慣等元素，所以地方戲曲劇種在選材上偏向于表現鄉村生活，或展現平凡人的思想，站在平凡人的立場來演繹劇目內涵，所以地方戲曲就擁有了鄉土性的特征。后來，來自鄉村民間的地方戲曲不斷向城市發展，也因地制宜將地方戲曲進行“雅化”，但是，這樣的改革并沒有徹底改變地方戲曲鄉土性特征，在劇目類型以及表演方式上，地方戲仍以民間的角度展現他們的所知所感，表達民間立場、傳播民間訴求、展現民間情味。如晉劇經典劇目《打金枝》，汾陽王郭子儀七十大壽之時，唐代宗女兒升平公主因其金枝玉葉之身而未去拜壽，幼子郭曖在壽禮上孤身一人，被兄弟嘲笑，一怒之下回宮打了公主。而后，公主向父皇母后訴苦，唐代宗謊稱要將郭曖斬首，公主見狀立刻向唐皇請求寬恕。后來唐皇與皇后好言相勸，促成二人和好如初。故事發生的背景是在平常百姓遙不可及的皇宮之內，但是所描寫的事情卻是夫妻二人間的小打小鬧，運用“平民化”“家庭式”的手法解決了一件帶有政治風險的宮廷糾紛，宣揚了“家和萬事興”的樸素民眾心理，這也是地方戲曲鄉土性特征的體現之一。

（三）地方戲曲的大眾性

山西地方戲曲地域性與鄉土性的特點，直接決定了其另一本質特征——大眾性。戲曲發源于民間、繁盛于民間，與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成為了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首先，戲曲作為一種群體性的觀賞藝術，是由大眾創造產生的，所以也必然離不開群眾的支持。在歷經數千年的文化體系中，人民大眾始終都是藝術門類的創造者，也是促使藝術不斷向前發展的改革者，所以，“地方戲曲的根本特性便是在當地一唱百應，人人耳熟能詳。”地方戲曲從來沒有離開過大眾的視野，它是屬于民間的藝術，百姓的藝術。其次，地方戲曲仍然是山西地方百姓的娛樂方式之一。從省內各院團的演出情況來看，戲曲院團主要的演出地點分布在山西各市、縣、村，主要在大型節日如春節、元宵節等傳統節日，用戲曲來烘托過節的氛圍。大眾還是離不開這一古老的藝術形式，老百姓可以在戲曲中得到心靈的慰藉，戲曲也是我國古代表演藝術中地位最高、擁有觀眾最多、最受大眾喜愛的藝術樣式。

三、結語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一地人群唱一地曲”，黃河流域熱情淳樸的民風造就了山西地方戲曲高亢、明亮的戲曲聲腔特色，方言化的戲曲念白更為山西地方戲曲貼上了“地域性”的標簽。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一切轟動當時、傳之后世的文藝作品，反映的都是時代要求和人民心聲。”[4]戲曲藝術源于民間，根植于民間，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新時代的傳統藝術必將發揮其光芒，我們應該繼續運用傳統戲曲講好山西故事，講好中國故事。

參考文獻：

[1]肖宜悅.三晉地域文化與晉劇研究[D].中國藝術研究院,2016:22.

[2]柴國珍.山西戲曲劇種文化地理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08:4.

[3]鄭向軍.上黨梆子與山西其它三大梆子[EB/OL].

作者:武衍君 單位:山西藝術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