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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分析宗教的社會功能

當今世界很不安寧，從紐約、倫敦先后遇襲，到巴黎、悉尼相繼騷亂，恐怖主義肆虐，社會矛盾激化。宗教作為人類的精神家園，也紛爭不斷，甚至有人將文明沖突歸咎于宗教。人們不禁要問：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宗教的社會功能究竟是什么？

對此，目前國際上主要有三種代表性看法：一種是以亨廷頓為代表的“文明沖突論”。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文明沖突是國際沖突的主要根源，而宗教文明，是劃分世界文明的歷史標志，因而宗教沖突往往成為國際沖突的導火索。

另一種看法是以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為代表的。他認為，宗教是多種人類文明的生機源泉，既能挽救西方的危機，又能拯救東方的困境，還能賦予人們力量，去明辨和克服嚴重威脅人類生存的、以貪欲為首的多種罪惡。“把人類組成一體，去解決從現在到將來的一切問題。”（《展望二十一世紀》）在他看來，宗教就是拯救未來世界的救世主。

第三種看法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馬克思認為，“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具有“苦難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社會功能。這一觀點逐漸成為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一直在積極進行理論創新。中國政府鼎力支持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就是最好的證明。

實踐證明，宗教的地位和作用，既不容忽視，也無可替代。我們應當科學分析和認識宗教的社會功能，使宗教為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服務。

二、宗教具備促進和諧的獨特優勢

佛教的理念重于“和”，修行重于“和”，既是“和”的宗教，又是“心”的宗教：講究“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見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強調“不昧本心”，“直指本心”，“明心見性”。佛教聯結“心”與“和”，智慧心、慈悲心、平常心、寬容心，正是通往和諧世界的心靈通道，具有促進和諧的獨特優勢。我認為，佛教有促進社會和諧的三大優勢：第一，佛教文化的兼容性優勢。佛教傳入中國后，吸收了中國儒家和道教的一些觀點，主張三教并存。儒、道、釋三教合流，聯結“成圣”、“成仙”、“成佛”的人生目標，融合“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的社會功能，在“三教同心”中，佛教實現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水乳交融。歷史上，許多文化名人都廣泛汲取三教文化養分：南北朝名士傅大士，“道冠儒履佛袈裟，會成三家作一家”；元代書畫大家趙孟也自稱是“三教弟子”。這種文化的兼容性是促進社會和諧的文化基礎。第二，佛教倫理的寬容性優勢。佛教的寬容倫理和“眾生平等”的理念、“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己他兩利”的均利價值觀，使佛教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獨斷專行。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沙門不敬王者、不拜至親的禮儀之爭中，佛家以出家、在家為劃分，允許居士敬王者、拜至親，求同于中國倫理，以寬容化解沖突。而寬容倫理是構成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第三，佛教修行的社會實踐性優勢。《壇經》主張“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居士就號召，發揚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凈化自己，利樂人群，建設國家，服務社會。

佛教的三大優勢，使其有資格在構建和諧世界的歷史使命中發揮獨特作用。但要承擔起這項光榮使命，佛教自身也必須進行改革、創新，使佛教真正成為普遍性的世界宗教。

佛教是由人類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佛教的改革、創新也必須以滿足未來人類社會的需要為旨歸。要用鮮明活潑的現代語言對古老佛法進行詮釋，把佛法從藏經樓里請出來，在弘法實踐中，變換出適應未來社會需要的新形態。在這方面，港臺地區在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上，已經做出了表率和突出貢獻。

筆者自1996年參觀西安法門寺后，對佛學產生了興趣。十年來，我讀了幾本佛教的書，但大部分都不得要領。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佛陀“最后的遺教”一文，才心有所悟。文中說，“當我們的心被邪惡引誘，被欲望俘虜時，我們應當予以抑止。不要隨心，應做心的主人。”佛法講的是如此通俗易懂，精煉概括。與那些晦澀難懂的佛學經典形成鮮明對照。我想這可能就是佛教改革需要反思的起點。

三、正確處理兩個“自由”的關系，共建和諧世界

信仰是人類精神的寄托，言論是感情和思想的表達。信仰和言論，無不受“心”的控制和支配。“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是人類的基本人權，也是現代文明的兩大要素。建構和諧世界，必須從“心”開始，正確處理“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關系。

“信仰自由”體現宗教價值，“言論自由”體現媒體價值。“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宗教和媒體的關系。美國學者溫姆?胡瓦認為，“媒體完全可以為宗教服務，完全可以真實、客觀地反映宗教的精神和思想”，善用媒體為宗教服務，代表基督教世界的主要理念，反映基督教與西方媒體的積極協作關系。西方媒體一方面甘當西方國家的工具，不遺余力地為美英利益服務；另一方面又“把穆斯林丑化為恐怖和暴力分子”。這反映出西方媒體與伊斯蘭教的消極對抗關系。

在這里，我想講兩個典型案例。一是去年發生的丹麥漫畫風波。這次由媒體刊登有辱伊斯蘭先知的漫畫，引起的經濟外交戰，甚至騷亂，不僅再現了西方媒體與伊斯蘭文明的消極對抗關系，也引發了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觀念之戰”。二是佛指舍利赴港瞻禮祈福大會。2004年，香港佛教聯合會與大公報、鳳凰衛視通力協作，在國家宗教局的全力支持下，迎請西安法門寺佛指舍利赴港供奉，100多萬人參拜，引起轟動。這次活動使香港社會化戾氣為祥和，真正起到了促進社會和諧的輝煌效果，成為媒體與宗教積極協作的范例。

正反兩方面的事實證明，媒體社會責任的弱化，引發了文明沖突，宗教寬容倫理的缺失，加劇了文明的危機。它告訴我們，“自由”不是絕對的，不能以一種“自由”，去侵犯另一種“自由”。不同文明必須學會和平共處，互相學習，彼此尊重。宗教與媒體要以雙贏為目標，以寬容和文明尊重為原則，媒體不能因過分強調“言論自由”而喪失社會責任，宗教不能因過分強調“信仰自由”而喪失寬容倫理。只有正確處理兩個“自由”的關系，才能確保文明的多元共生與協調發展，才能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文明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