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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我們的里，“日常生活中詩情的消解”似乎愈演愈烈。別的不說，即便在被看作人類文明圣殿的大學校園里，在這本該是詩情薈萃的大學文學院、中文系里，又還剩下多少詩情呢？

早年，文學史中記載下的那些文學的精靈、詩歌的魂魄，如沈從文、朱自清、郁達夫、徐志摩，其實又都是大學的教授，或北京大學的教授，或南京大學的教授，或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的教授……他們一邊做教授，一邊也寫詩，寫詩一般的散文、詩一般的小說，從他們的傳記看，他們個人的生活也幾近于一首情深意濃的詩。那時，即使在兵荒馬亂、顛沛流離的西南聯大的日常生活中，也仍然不乏詩的激情、詩的意緒。而在現在的大學里，起碼在我曾經工作過的一些大學里，“詩人教授”已經絕跡，校園詩情越來越稀少淡薄。

眼下，在號稱文學殿堂的大學文學院、中文系里，詩情沒有了，詩歌沒有了，詩人沒有了。時值歲尾，我突然發現，充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竟然是層出不窮的數字和表格：年度教學工作量統計表、年度科研工作量統計表、年度崗位聘任考核表、博士指導教師簡況表、科研項目進度表、橫向科研調查表、國內外學術活動登記表、獲獎登記表……和朱自清、徐志摩們相比，別的我們比不上；但我們一年里填寫的表格，他們一輩子恐怕也不曾填過。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詩歌”變成了“表格”。

“表格”，不可小覷。我想起了兩位朋友的遭遇。

一位是較我年輕一些的朋友，寫詩，寫詩評，也從事中外詩學的比較，在中國當代詩歌界擁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言，只講了30分鐘，一些名牌大學的研究生聽完之后竟感慨地說：“三年研究生白讀了！”就這樣一位“詩人學者”，卻遲遲不能解決“教授”職稱，更當不上“博士導師”。原因是，他的那些詩歌和隨筆式的詩評上不了“權威刊物”，他的那些獨辟蹊徑的詩學研究總也拿不到“國家項目”，因此也就總填不滿教授、導師的“評審表格”。

一位是較我年長一些、已經年逾花甲的朋友，她以當代作家批評，尤其是女性文學批評享譽國內文壇，并且有幸早早躋身“教授”、“博導”行列，為她所服務的那所大學做出了杰出貢獻。去年，由于年度工作量統計表上的某些數字不足，其本來已經相當微薄的“崗位津貼”立馬被扣除1/3，真是“宰你沒商量”！現任校長是她教出來的學生，面對那一張數字不足的“表格”，也愛莫能助。

“表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文學生涯中，竟是如此的至高無上，如此的冷漠無情，如此的斤斤計較。一方面它成功地阻止了詩情畫意往高等的流入，一方面它也有效地窒息了詩情畫意在大學校園的萌生。于是，即使在大學的文學院系里，也不再會生長詩人和詩情。

“日常生活中詩情的消解”，也曾經是前《上海文學》雜志的主編、現上海大學教授蔡翔先生的一部著作的書名。蔡先生以充分的事例，論述了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文學如何迅速地由寫“大河”、“林莽”、“黑駿馬”轉換到寫“青菜”、“豆腐”、“蜂窩煤”。他認為“日常生活中詩情的消解”是一種“文化的困窘和精神的退化”，是“理想主義的受挫和烏托邦激情的衰落”。

我想，蔡翔先生說得不錯，理想的破滅和激情的頹敗是事實，但或許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在民間，比起“吃糠咽菜”的生活來，“青菜豆腐”有時也會成為一種理想和激情；此類理想和激情也還會推動生產力的、社會的進步、民眾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青菜、豆腐、蜂窩煤很快就會變成牛奶、面包、手機、電腦。但是，從已經開始普及的牛奶和手機中，仍然看不到一絲一毫詩意充盈、文學繁榮的跡象。

責任恐怕也不僅僅在于作家們一廂情愿的選擇。任何選擇，必然是在一定背景、社會環境之中的選擇。“好風憑借力”，時轉運來，“一地雞毛”也可以“平步青云”；“時不利兮騅不逝”，西楚霸王也無計可施，于是，張承志們的“英雄路”上就不能不是一片滿目凄涼的“荒蕪”。

在于，為什么在短短的幾年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國的文壇會呈現出如此突兀的轉折？而這又恰恰正是中國開始啟動市場、國民的錢包，包括大學教授們的錢包開始鼓脹起來的同一時刻。問題究竟在哪里？難道“生活中的詩情”與“市場”、“金錢”之間真的還存在著一個“不相容原理”？

我記得很早以前有一個說法：“少女可以歌頌她失去的愛情，財主卻無法歌頌他失去的金錢”，這算不上文學，但是，在世界的文學名著之林中，倒真是很少有以歌頌市場和貨幣為題材的作品，德萊賽的《家》寫了市場和貨幣，但市場和貨幣并沒有取得正面的意義。電視劇《大宅門》寫了中國醫藥商人們的悲歡離合，但并沒有真的去寫市場和貨幣，其賣點還在七爺白景琦那豐富而又混亂的男女關系。

從另一方面講，市場和貨幣也從來不理會文學的詩情畫意。自19世紀以來，在所謂“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一浪高似一浪的批判、討伐聲中，市場的開拓與貨幣的增殖所向披靡，反倒把文學完全地擠兌出局，現在，連摘取諾貝爾獎的文學作品也很少有人問津。在任何一個城市，走上街頭看一看，銀行不但比書店多，比廁所也多。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唯一景象，是文學向金錢（即所謂的“暢銷”、“票房”）的妥協、臣服、倒戈、寄生。

那么，金錢，或者貨幣究竟又是什么呢？

這個問題也已經越來越不好捉摸，在以往的社會里，貨幣可以是金條、銀錠、銅板，更早一些還可能是石頭、貝殼、牲畜、布帛，后來就統統變成了紙幣或支票，現在則更進了一步，連紙也不紙了，變成了“錢包”，那其實就是“卡”上的一串或長或短的數字。然而，你如果擁有了這串足夠的數字，你別的什么都不必費心，您就可以擁有你想要擁有的一切東西。

在當前社會里，貨幣正在奠定它在人類社會中從未有過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說在以往的社會中，貨幣之上還有皇帝、總統、國家、政府，那么新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已經在勸說國家、政府進一步減少對于國計民生的干預，讓銀行取代政府，讓貨幣自行其事，以貨幣的流通操縱社會的發展規律。

在以前的那些社會形態中，金錢的地位固然也很重要，即所謂“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上也曾上演過“秦瓊賣馬”、“楊志賣刀”、“楊白勞賣閨女”那樣凄涼又悲慘的故事。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貨幣的價值成了唯一的價值，在人們的內心，“貨幣從一種純粹的手段和前提條件成長為最終的目的”。金錢，或者說金融，已經完全支配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及全部進程。

用齊奧爾格•西美爾（georgsimmel，1858—1918）的話說：“金錢成了現代社會的語法形式。”

西美爾的深刻，在于他從一開始就憑自己的直覺洞悉到貨幣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和意義，并且從的、心理社會學的乃至美學的意義上做出了解釋。

與馬克斯•舍勒一樣，西美爾也是最近幾年來才被介紹到中國學術界的一位德國哲學家。在當時的德國學術界和教育界，西美爾也是一個“另類”。作為一個哲學家，他研究的課題大都比較奇特，如飲食、交際、性別、、冒險、憂郁、奢侈、膩煩、招魂術、貿易展等，以及選擇心、文化學的視野研究貨幣。他的著述多為率性之作、隨筆文體，不合高等學府的學術規范，因此他始終申請不到一個“教授”的位置，只能在柏林大學做一個“編外講師”。將近一個世紀過后，人們才漸漸發現，在對于資本主義的學術探討中，沒有人能夠繞過這個“編外講師”，人們甚至把他看作是與“革命的馬克思”、“保守的韋伯”鼎足而立的第三勢力，一些名聲比他大得多的哲學家，如盧卡契、布洛赫、舍勒、本雅明，都直接受到過他的。國內目前僅只有四種西美爾的翻譯著作刊行，即《橋與門》（上海三聯書店1991版）、《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學林出版社2000版）、《的哲學》（文化出版社2001版）、《貨幣哲學》（華夏出版社2002版），西美爾是用一種“悲觀主義”的、“寂靜主義”的、“審美主義”的、“浪漫主義”的姿態從事他的文化哲學研究的，因此，他的文字就更容易引起我的共鳴。

與以往的一些經濟學家不同，在西美爾看來，現代的貨幣體制是絕對理智的、邏輯的、運算的，以貨幣為核心的“市場經濟”推崇并強化的心理能量是理智和算計，現代精神變得越來越精于算計，而不是傳統社會所推重的血統、情感和意愿。西美爾說：“現代風格的理性主義特征顯然受到了貨幣制度的影響”：

現代人用以對付世界，用以調整其內在的——個人的和社會的——關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稱作為算計（calculative）功能。這些功能的認知理念是把世界設想成一個巨大的算術題，把發生的事件和事物質的規定性當成一個數字系統。[1]

我們時代的這種心理特點與古代更加易于沖動的、不顧一切的、更受情緒影響的性格針鋒相對，在我看來它與貨幣經濟又有非常緊密的因果關系。貨幣經濟迫使我們在日常事務處理中必須不斷地進行數學。許多人的生活充斥著這種對質的價值進行評估、盤算、算計，并把他們簡化成量的價值的行為。貨幣估算的闖入，教導人們對每一種價值錙銖必較，從而迫使一種更高的精確性和界限的明確性進入生活……雖然它們對生活方式的高尚風格的形成并無補益。[2]

讀了這段話，我們大概可以明白了，我們之所以沒完沒了地填表，原來是由于一種量化的、算計性的東西進入了我們的校園生活，進入到我們的文學院和中文系。表格后面是貨幣，是一種貨幣制度，教授及其學術生涯都已經通過那些“表格”被裝進了貨幣經濟的天羅地網。在貨幣體制嚴格管理下的校園里，詩情難以再呼吸到鮮活的空氣，詩人終于成了明日黃花。

西美爾的貨幣哲學還認為，金錢無特性，貨幣夷平了差異，“金錢的權力產生了任何其他文化因素都無法比擬的擴張，這種擴張給生活中最針鋒相對的趨勢以同等的權利”。[3]“貨幣本身是對事務價值關系的機械反映，對任何人的用處都一樣，因此，在金錢交易中人人的價值相等”，——就像金錢在妓女那里夷平了嫖客們的價值一樣，你不能說我是文藝學教授，我少付一點錢吧。在古代的李香君那里或許還可以通融，在市場經濟已經深入人心的今天，妓女行列中不再生長李香君——“這不是因為人人都有價值，而是因為除了錢別的都毫無價值。”[4]“貨幣通過其廣泛的影響，通過把萬事萬物化約為一種相同的價值標準，它拉平了無數的上下變動，取消了遠近親疏……”[5]在成熟的、嚴格的貨幣體制下，“合并成生活形式的精確性與準確性的相同因素已經相互融合，成就了一種最缺少個人色彩的結構”。[6]

早先，人們喜歡說金錢是污濁的、血腥的、骯臟的。在西美爾看來，金錢恰恰是純凈的、透明的，像蒸餾水一樣。金錢不但自己沒有特性，它甚至還具有清洗事物特性的功能。商業社會中的人相信，一切事物，都可以在貨幣那里找到其對應的確切價值。凡是不能被貨幣價值加以表達的那些東西，包括人們心靈深處那些豐富細微、靈動奧妙的東西，都會被貨幣價值干干凈凈地過濾掉。西美爾說貨幣可以“洗心”，在當代社會中，人心已經“匯入貨幣的大海”，而“從貨幣的大海中流出的東西也不再帶有流入的東西的特點”，[7]經過貨幣洗禮的心靈再也不會是原來的心靈了。

總之，在現代社會里，貨幣的價值體系與其他形形色色的價值體系相比，它是“非人格”的、“無色彩”的、“平面化”的、“齊一化”的。

相對于事務廣泛的多樣性，貨幣上升到了一種抽象的高度；它成為一個中心，那些最為對立者、最為相異者和最為疏遠者都在貨幣這里找到了它們的公約數……因此，貨幣事實上提供了一種凌駕于特殊性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對其無所不能的信心。[8]

就這一點，貨幣成了上帝，一種無形無跡卻又無處不在的統攝力量。西美爾說，“正是因為這種非人格性和無色彩性，這種無特性，貨幣才做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9]在當下社會里，貨幣正是憑借著它的“非人格”、“無個性”才勢如破竹地取代其他的一切價值；但也正因為如此，被貨幣占領的人類的生活界也越來越變得“非人格”、“無色彩”。金錢的法則與詩情的法則相對立，詩情的法則屈服于貨幣的法則，西美爾認為這就“可以說明為什么一個具有純粹審美態度的個性人物會對現代深感絕望”。[10]西美爾在他的《貨幣哲學》一書中還多次悲哀地指出：個體文化中的靈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縮，現代貨幣制度下，再也容不得一個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個歌德。

感性、情感、直覺、個性、人格色彩、獨創精神以及心靈深處那些幽微奇妙的震顫悸動，該是文學之所以是文學、詩歌之所以是詩歌的基本的、內在的屬性，或者套用一下佛家的用語，即詩的“自性”。在現代社會里，一個強大而又嚴密的貨幣體制從釜底抽薪，抽去了文學和詩歌的賴以是其所是的“自性”，詩歌的生命枯萎了，這很可能是詩情在當代日常生活中漸漸消解的更為深刻的原因。

時展了，社會進步了，文學藝術反而趨向于消亡——這是黑格爾當年做出的一個判斷，曾被稱作文藝美學中的“黑格爾難題”。

按照黑格爾的說法，消解的不僅是詩詞這種文體的形式，還有生活中的那種“詩情畫意”。在黑格爾看來，詩情在人類現代社會（他稱作“市民社會”）的消解，是由于理性取代了感性、取代了蒙昧的結果。這里，盡管黑格爾對于“科學”、“理性”的理解以及對文學藝術的理解存有自己的局限和偏見，但他對文學藝術在現代社會中的命運的判斷大抵不錯。

在文學藝術與科學技術的第一輪較量中，正如同黑格爾預言的那樣，文學藝術已經失敗。用西美爾的話說則是：“個人文化之發展遠遠滯后于物質文化的進展。”[11]

海德格爾不甘于這一失敗，曾寄希望于“貧乏時代的詩人”。然而，直到21世紀降臨，詩人們并沒有能夠挽救時代的精神的貧乏，也未能給生活注入更多的詩意。繼科學技術對人類日常生活的“框定”之后，貨幣——而且是在微電子技術裝備之下的貨幣——對人類日常生活的“平面化”、“齊一化”，將進一步有效地清洗掉人間殘留的任何詩情。

拯救的希望或許還會存在，那該是在“貨幣體制外求生存的詩人”，還有，從貨幣網羅中突圍的民心。

12

[1][德]g•西美爾：《貨幣》，第358頁，華夏出版社2002版。

[2]同上書第359頁，并參照了劉小楓編譯的g•西美爾：《金錢、性別、生活風格》，第39頁，學林出版社2000版。

[3][德]g•西美爾：《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第33頁，學林出版社2000版。

[4]同注1，第348頁。

[5]同注1，第404頁。

[6][德]g•西美爾：《的哲學》，第190頁，文化出版社2001版。

[7]同注3，第15頁。

[8]同注1，第166頁。

[9]同注3，第3頁。

[10]同注3，第73頁。

[11]同注1，第4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