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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美國科技本身的歷史發展、科技共同體及其他人對科學、技術和工程等范疇的“純科學信念”、“工業研究信念”等基本觀念及其相互之間爭論的歷史演變為背景,考察萬尼瓦爾•布什如何使用與此相關的基本概念建構工程的“科學”地位與工程師的“研究者”身份,以及如何建構美國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層級模式的科技文化和科技組織模式;這種研究把話語分析與建構論相結合,著重考察行動者如何通過建構文化來建構社會,這表明該方法在科技史學方法論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萬尼瓦爾•布什;美國;科技文化

在美國科技史上,萬尼瓦爾•布什(1890—1974)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不僅在數學、電力工程和計算機技術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為美國科技組織的發展確立了新方向。在國內,已有一些關于布什的研究,但學者們主要集中于布什的科學組織活動,而對他組織美國的科技模式背后的思想觀念缺乏關注［1－3］。換言之,我們只關注了布什的思想觀念帶來的美國科技體制化這一歷史結果,而對布什關于科學技術的觀念以及為這些觀念辯護的話語形式則缺乏研究,這反映了我們對美國科技發展背后起作用的科技文化缺乏理解。

那么何謂文化?如何研究文化?根據當代文化理論,“文化”是指使得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顯得與眾不同的符號的創造與使用活動及過程;“文化研究”的根本含義在于:探究人們在日常生活實踐活動過程中如何生產和表達、體驗和重構符號及其“意義”。以此為方法論,為理解美國科技體制背后的文化,本文以美國科技共同體及其他人對科技范疇的基本觀念及其爭論的歷史為背景,對布什借助相關的基本概念來建構美國科技文化和科技組織模式的歷史過程展開話語分析;最后指出該方法論對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一、用工業研究信念為工程

研究辯護布什早年就讀于塔夫茨學院,畢業后受聘通用電氣公司,擔任試驗檢驗員;隨后在塔夫茨姊妹學校教過數學,在海軍船廠當過檢驗員;但1915年他來到麻省理工學院(MIT)攻讀電氣工程學博士學位,從此與MIT結下不解之緣雖然他1916年回母校塔夫茨任教,但1919年他就又回到MIT電氣工程系任副主任。自從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尤其是擔任副院長并和院長卡爾•康普頓一起試圖加強該校的工程研究時,布什就大力為工程研究的社會地位辯護。此時他采用的是自一戰開始就在美國逐漸流行的工業研究信念(theidealofindustrialresearch);這種信念與自19世紀初以來美國人關于科學與技術關系的爭論聯系緊密。我們先考察這一背景。

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在美國,人們創造了“純科學”、“應用科學”、“工業研究”、“工程研究”等概念作為辯護話語,圍繞著科學與技術的關系問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論爭。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這場論戰反映的不僅是美國科學與技術本身的發展及其相互關系的演變,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科技共同體社會地位的變化,以及他們為爭取一定的社會資源、名望、地位和身份而進行的競爭與協調。換言之,這場論戰實際上是科學家、工程師及其他相關群體建構社會地位與身份的話語實踐。本文正是在這種思想與社會背景中來考察布什如何使用一些基本概念來為工程研究辯護,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本文認為布什的話語實踐建構了美國科技文化。

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純科學和應用科學都取得了很大進展,純科學家采用“所有應用科學都只是純科學的直接應用”的論戰策略,已經在19世紀末的“純科學信念”(theidealofpurescience)運動中為他們爭取到了較廣泛的社會承認和文化權力［4］。同時,技術的發展已由原來的工匠藝術(art,craft)逐漸產生了一些可稱為“應用科學”的學科領域,如機械力學、材料力學。于是從一戰到二戰之前這段時期,由于美國工業實驗室猛增,大批科學家和工程師進入工業研究實驗室,一種新的科技職業群體即工業研究群體就壯大起來。這樣,通過工業研究者的努力論戰,“工業研究”作為一種與“純科學”一樣的原創研究也獲得了科學共同體及更廣泛社會的承認［5］。那么科技共同體中剩下的“下里巴人”就是“工程研究”了。

工程研究的落后狀態阻礙著獲得這種社會承認的努力。這主要表現為,雖然自19世紀末物理學和工程開始職業化以來,一些工程師就希望社會承認工程是一種原創科學研究,并賦予他們從事這種研究的科學家身份以及獨立的職業地位,但是,由于工程教育和工程研究本身發展不充分,而且從事工程“研究”的職業群體也相對弱小,所以工程一直被人們認為僅僅是“純科學”的應用,是從屬于“純科學”和“工業研究”之下的應用性的“手藝活”。比如直到1912年,美國電氣工程師協會會長加諾•鄧恩(GanoDunn)還認為,“工程不是科學,因為在科學中沒有實用這一觀念的地位?！こ淌强茖W的侍女,它雖然追求科學的榮譽和情感,但是做的卻是日常家務”［6］。

1915年布什到MIT攻讀博士學位時,他所學的電氣工程學尚在襁褓時期,但自1919年他回到電氣工程系任副主任之后,他就開始努力加強該學科的研究與教學。1922年他與同事合編了《電氣工程學原理》;同時他開始負責并大大加強了該系的研究生培養工作,1921年該系僅培養了4名碩士生,而到1922年就有37人,自1922年開始的10年中,該系每年平均授予51個碩士學位。到20世紀30年代康普頓任MIT院長時,布什升任副院長,他們進一步加強了研究生制度的建設,加強了基礎科學的教育,并加強了工程的理論“研究”,從而促進了工程研究的發展。于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工程研究進入快速發展時期,這主要是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帶動下,美國許多大學、學院和研究所都開始加強基礎科學教育和工程研究。正因此,工程師們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要為他們的社會身份努力論戰;而在從一戰結束到二戰爆發期間,他們普遍繼承了工業研究信念的那種抹殺與純科學之間界限的做法像工業研究者抹殺純科學與工業研究的界限那樣,工程研究者試圖抹殺純科學與工程研究的界限［6］。正是在此歷史情境下,布什也采用了工業研究信念來為工程研究辯護。

工業研究者曾爭辯說,工業研究和純科學在研究題材和研究方法上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只是研究動機,即純科學是研究者的追求知識的一般愿望和研究興趣的自主選擇,而工業研究則是出于商業利益和實際應用。作為為工程研究辯護的工程研究與教育者,布什也采用了這種抹殺界限的做法。比如1933年,在一次題為《向伊萊休•湯普遜教授致敬》的演講中,為強調工程研究的“科學”性質,他試圖抹殺二者的界限。他稱贊湯普遜“既是一位教授,但同時又很實際”,并論證說,“科學研究和工程研究(在研究題材和方法上)都有許多共同之處,以至于它們除了動機的區別(非商業的對商業的)以外,并沒有其他不同”。當然他也不否認科學對工程師的作用,他接著表示,工程師中“最不幸的一種是:他不懂得為了將科學的成果應用于人類的利益,不只是必須掌握科學的原理,還必須知道我們為之服務的那些人的需求和設想、可能性和弱點”［6］。這表明他承認科學原理和科學成果的優先地位,但他又試圖讓工程不僅僅只是隸屬于“純科學”。這正反映了當時工程師的尷尬地位。一方面他們不得不支持科學對工程的應用的觀念。因為工程研究本身的發展還不夠充分到足以為工程實踐提供完整的理論基礎,他們最初加強工程教育的實踐就是加強純科學的理論教育;而且他們確實必須借助于純科學已經建立的社會聲望來強調“工程”的科學性質,因為工程原來是被當做“技藝”而與處于學術傳統中的“科學”無緣的。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必須論證工程是一個獨立于“純科學”的原創研究領域。這是因為,在當時“純科學信念”的語境中,承認工程應用了科學,就往往等于承認“一切技術革新都是純科學的直接應用”,而不是像我們現在理解的那樣還有許多中間環節,這樣就會將工程隸屬于科學之下,成為“科學的侍女”。概而言之,工程研究必須借助于“純科學”的聲望,但又必須對抗“純科學信念”。

二、建構“基礎科學—應用科學”

話語雖然布什和其他一些從事工程研究、教學和實踐的人都使用了上述策略來表明工程的自主性和原創性,但總體而言,二戰之前,工程研究的發展并不充分,這妨礙了工程師們去塑造一種強的措辭方式比如“工程科學”這樣的話語來對抗純科學理想。這表現為有許多的工程領導仍然堅持純科學理想,通過原有的“純科學”、“應用科學”等來表達工程就是科學的應用的觀點,試圖以依附“純科學”的策略來使“工程”脫離“手藝”的低下社會地位。實際上,“工程科學”這個概念更能清晰地表明工程的獨立性和原創性。但是在二戰以前,“工程科學”這個術語在杰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措辭中并不常見,“工程科學”還沒有成為一個日常話語。

不過到了二戰期間,戰備的需要促進了美國科學研究進一步地轉向應用領域,使工程研究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二戰時期,布什組建了戰時科學研究與開發局(OSRD),他征召美國科學、工程和工業為戰爭服務,并實現了政府與它們的廣泛合作?？茖W家共同體和工程師共同體的合作造就了更廣泛意義上的研究—開發共同體,以及政府—工業—大學的合作雛形。前文我們已粗略介紹了科學家和工業研究者的情況,下面我們著重考察工程研究者的社會分布。

工程研究者一般稱為工程師。到20世紀上半葉,其實已存在這樣幾種從事不同性質工作的工程師。第一類是工程研究和教育家,他們主要在理工院校工作,受過良好的科學和工程教育,在大學里一面從事理論研究,一面講授工程實踐知識,如康普頓和布什等。第二類是工程研究和實踐家。他們大都在公司里工作。有一些是在工業研究實驗室里與科學家合作;有的公司建立了工程實驗室,一些工程師就在這里工作。他們大都畢業于工科院校,受過良好的工程訓練,也具備基本科學素養。他們在公司中負責新產品的設計開發并解決生產問題,還負責對新產品進行檢測和改進等。還有一類工程師是老一代的工匠工程師,在19世紀末他們在工程師群體中占優勢,但到一戰以后,這類工程師已不多。前兩類工程師都受過良好的科學教育和工程訓練,在實踐中,他們的工作體現出“研究”的性質。所以,我們可以把他們稱為“學者”型工程師,這與傳統的那種依靠學徒訓練和經驗積累成長起來的“工匠”傳統的工程師有顯著區別。正是他們的研究、教學和實踐,使工程“科學化”,從而擴展了技術的領域;他們把自己的領域稱為“工程研究”、“工程基礎研究”或“工程科學”,試圖以這種話語來爭取“科學”地位與職業身份這種話語可稱為“工程研究信念”。

另外我們還要談及一個群體,即一般技術人員。為了論述需要,有必要說明以下幾點。第一,一般來說技術員所受的科學和工程教育的程度要比上兩類人低。當時美國迅速發展起來的工業技術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就是在培養這類技術群體;他們包括實驗技術員、繪圖技術員、機械師等等。第二,隨著美國工業的迅速發展,工業中這類技術員迅速增加,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技術群體,他們分布在公司的各個部門,包括在工業研究實驗室和工程實驗室當助手。隨著該群體的增長,工業研究者和工程師們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因此,后兩個群體急切地試圖把自己與技術員群體區分開來,以突出他們的“學者”地位。

科技群體的上述變化表明,科學技術在社會結構和知識結構上都產生了層次性。在社會結構上,科學技術這個大群體已分化為院校中的“純科學家”、工程研究者,工業中的工業研究者、工程師、技術員等。在知識結構上,則包括了“基礎研究”、“工業研究”、“工程研究”、產品開發與工藝,以及技術員所掌握的技術和基本技能等不同的知識層次。科學技術知識結構的層次性和社會結構的層次區分,為科技職業的劃分、社會身份的確立和社會地位的爭奪提供了動力。

正是在這種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布什通過與“純科學信念”、“工業研究信念”、“工程研究信念”等復雜的科技文化的“協商”(本文是在技術建構論的意義上使用“協商”概念的),從而建構了應用科學話語的一些基本范疇。這些基本范疇主要體現在布什向羅斯福總統提交的《科學無止境的前沿》報告中。在這份報告中,布什提出了“基礎研究”(“基礎科學”、“基礎科學研究”)、“應用研究”、“工業研究”、“研究”、“開發”等基本概念［7］1－22。

出于對戰后美國純科學發展的資助來源的擔憂,在報告中布什著重強調了基礎研究的重要性,關鍵是擴大了“純科學”的外延?！凹儭边@個詞往往帶有如“純潔的”這樣的道德暗示,似乎把那些與純科學相對的“應用科學”都貶低為“動機不純的”。出于這種考慮,布什用“基礎”這個詞來代替;而最關鍵的是他擴展了“基礎科學”的含義,從而為“工程研究”爭取到了“科學”身份。

布什說:“基礎研究將導致新的知識。它提供科學上的資本。它創造了這樣一種儲備,而知識的實際應用必須從中提取……,今天,基礎研究已成了技術進步的帶路人,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明確了……,一個在新的基礎科學知識方面依靠別國的國家,其工業發展將是緩慢的,在世界貿易競爭中所處的地位將是虛弱的,而不管它的機械技術如何。”［7］51為了從組織上給以保證,布什建議成立專門支持純科學研究的國家科學基金會。布什之所以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是為了“加強主要是學院、大學和研究所的基礎研究中心。這些機構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于新科學知識的創造和最少受到要求立即得到確實可用的研究成果的壓力這樣一種環境”［7］34。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以看出,特別強調的是“必須保障探索的自由”,他強調“我們必須去掉我們在戰時曾不得不實行的硬性控制,恢復探索的自由和為擴充科學知識前沿所必需的那種健康的科學競爭精神”［7］42。

在強調基礎科學重要性的話語中,布什構建了一個有層次的“技術的應用科學”模型,即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到開發新產品的線性發展模式。他論證說:“新產品和新工藝過程并不是生來就完善的。它們依賴于新的原理和新的觀念,而這些新原理和新觀念本身又是來自于基礎研究的。基礎科學研究是科學的資本?！保?］34一些歷史學家在批判“技術的應用科學模型”時認為,正是布什的報告把工程和技術放在從屬于科學的位置上。但是,根據布什的報告,筆者認為,布什對“研究”的定義是非常寬泛的,包括了科學、工程、醫藥和武器方面的那些基本原理的研究,即包括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而“基礎研究”(也包括“基礎科學”、“基礎科學研究”)概念則主要是突出了以自由探索為目的的研究,即他要強調的學院、大學和研究所的基礎研究中心的研究。這樣,布什實際上就建構了科學技術的層次體系,最基礎的是以增進自然知識為目的的自由探索,即學院、大學和研究所的基礎研究中心的研究(它們廣泛地包括科學、工程、醫藥和武器方面的基礎研究),然后是針對工業、工程、醫藥和武器等實用問題開展的實用定向的應用性原理的研究,然后是開發、生產等新產品和新工藝。這樣,布什至少達到了兩個目標:建構了分層次的科技體系,為工程研究爭取到了“基礎研究”的地位。

可以看出來,布什對這些研究進行劃分的主要依據并不是這些研究所針對的對象、所產生的知識的基本形態特征、認識方法等,而是這些研究所涉及的社會群體及他們的職業劃分;而這又與他們的經濟來源、社會地位和身份相聯系。這表明布什的“基礎科學—應用科學模型”不是針對科學、技術、工程的知識性質進行區分,而主要著眼于建構科學技術共同體的社會結構層次,以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本文認為布什關于科學與技術、工程的關系的討論是試圖建構一種科技文化,這種文化試圖建構科技共同體的社會層次,并突出基礎科學群體的社會地位。

三、創建科層制科技運作模式

試圖把戰后美國科技組織體系的形成都歸于布什的思想及其活動的影響,這是非歷史的敘事,本文反對這種做法。事實上,戰后在許多方面,美國科技組織方式已超越了布什的設想,而本文的工作則在于在這些歷史中尋找布什建構的科技文化的影響的蹤跡。

在擔任OSRD主任之前,布什已致力改組了華盛頓卡耐基學會的科研資助體制,并掌管著美國國家航空咨詢委員會(NACA)。這事實上方便了他為工程研究爭取“科學”名望和地位。到面臨戰爭時,為了把科學、工程研究和工業的力量征召到戰爭中來,1940年6月,布什提交給羅斯福總統一份建議,請求建立全國國防研究委員會(NDRC),使其能為即將到來的戰爭征用所需的科技資源。NDRC獲準成立并在一年后成為總統執行辦公室中OSRD的一部分,布什任主任。在任期間,布什的工作開辟了政府同大學和工業領域直接簽約而不是與科學家個人簽約的資助方式(以前基金會和工業對科研的資助主要是與科學家、工程師個人簽約);開辟了償付全部工作費用,也包括間接費用的資助路徑;對非盈利性研究機構的資助則創立了“無虧損,無盈利”的原則;還允許研究機構保留專利權以促進工業研究。布什對全國科技力量的有效組織為美國打贏戰爭作了重要貢獻,最突出的證明就是原子彈的研發成功。這種成功也為布什思想的進一步貫徹提供了支持。

當然,布什的以上做法也招致一些民主人士的批評。人們擔心布什的精英政治,擔心OSRD的合同都集中在好的大學和公司里,擔心這些公司會利用專利權控制市場。吉爾戈就是這樣的一個參議員。1944年他帶頭呼吁成立由政府控制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由基金會來統一安排政府的資助,以促進戰后的基礎和應用研究以及科學培訓事業的發展,特別是解決資助的公平分配問題［8］。

而布什則敏感地意識到,吉爾戈的建議將國家在未來科學發展中的作用從當時的OSRD移交到另一個主要由政治家組成的政府組織手中;而在這個組織中,科技共同體不再有領導權;并且這個組織會侵犯科學的自主性;而布什甚至在戰爭的嚴峻形勢下也不曾放棄這種研究的自主性這是美國科技文化的核心。于是布什立即著手準備并于1945年6月提出了《科學[CD2]無止境的前沿》報告。該報告反映的是,布什及其委員會的根本宗旨在于,在戰后政府能夠大幅度減少因為戰爭需要而對研究實行控制的前提下,能夠使聯邦政府繼續支持科學與工程研究。在報告中,布什采納了建立NSF的想法,建議建立一個規模與OSRD一樣大的NSF來主要用于負責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的資助工作;該基金會由科技共同體選舉的董事會負責;基金會主任由董事會選舉產生而不是由總統任命;基金由聯邦預算支付。這樣,基金會一旦成立,就會把政府對基礎研究的資助交由一個具有組織領導權的科技共同體來掌管,從而維護科學的自主性。

布什的報告沒有立即得到批準,其中最關鍵的一點也正是在于,戰后第一任總統杜魯門及其國會抵制這種自主性掌握在科技共同體手中而幾乎脫離政府控制的基金會。而到1950年獲得批準時,國家基金會的主席還是必須由總統提名并交參議院批準。在報告未批準期間,布什極力敦促海軍部和陸軍部及早地成立了聯合研究開發部并由他擔任部長,這個開發部成為戰后軍方聯系大學、組織科研的重要紐帶。而且布什還通過與海軍部、戰時科學研究與開發局下轄的T部的負責人圖夫(Tuve)等方面的磋商,促成了應用物理實驗室的成立,這對戰后美國應用研究的運作模式的建構產生了重要影響［9］。

這樣,通過NSF的建立、軍方聯合研究開發部的建立和美國應用研究的運作模式的建構,布什就建構了一個與他的科學技術的層次體系思想相對應的科技科層制資助模型。這個資助模型又進而建構了美國戰后科技共同體的社會層次,建構了科學家、工程師和其他技術共同體的社會地位與身份。

四、結語:話語與文化建構

本文采用話語分析和歷史研究方法,考察了布什使用科技范疇的一些核心概念來建構美國科技組織模式、資源流向與權力分配以及科技共同體的社會層次、地位和身份的文化實踐歷史過程,從而得出以下結論。

科技話語和科技文化具有社會建構性。通常人們認為,文化是由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決定的“第三層次”,然而,本文圍繞科技范疇的一些基本概念展開的話語分析表明,科學技術的表現形態和所包含域的大小在歷史上經歷了復雜的演變,這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們對此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但是更重要的是,人們正是通過建構某種話語和文化來建構科技本身的發展路徑,以及更廣泛的科技組織模式、資源流向與權力分配,科技共同體的社會層次、地位和身份等。因此本文的建議是,那些試圖利用科學、技術、工程領域的基本概念來討論三者關系的學者需要超越概念—事物的“本質反映論”,所需注意的是,人們關于這些基本概念的觀念,經歷了復雜的歷史演變,而追究相關動因,應該說科技人員的社會地位、身份、群體利益等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換言之,身份和權力參與了科技領域的基本概念的建構和科學、技術、工程之間關系的建構,它們從根本上影響了歷史個體在具體歷史情境中采取某種立場,表述它們的關系;反之亦然,文化也同時建構著科技的發展路徑以及社會結構。這樣建構起來的關于科學技術的觀念,進一步影響公眾對科學技術的看法,甚至影響哲學等思想領域,這就是科技文化的建構過程。因此,正是在此意義上,本文認為,對于科學、技術、工程等范疇及其關系的思考,采用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的視角才是一個有效途徑［10］。

參考文獻:

［1］朱建紅.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成立背景述評［J］.自然科學史研究,2003(2):173－184.

［2］扎卡里PG.無盡的前沿布什傳［M］.周惠民,譯.上海:上?？萍冀逃霭嫔?1999.

［3］斯托克斯ED.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4］HounshellAD.Edisonandthepurescienceidealin19thcenturyAmerica［J］.Science,1980,207(8):667.

［5］CowanSR.AsocialhistoryofAmericantechnology［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69－91.

［6］KlineR.Construing“technology”as“appliedscience”［J］.Isis,1995,86:194－221.

［7］萬尼瓦爾•布什.科學無止境的前沿［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8］凱夫勒斯.國家科學基金會與關于戰后科研政策的辯論:從政治上對《科學無止境的新領域》的解釋［J］.張大衛,譯.科學史譯叢,1989(2):42－45.

［9］陳玉林.研究信念的沖突:對美國應用物理實驗室的歷史的一種解釋［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4,21(3):118－120.

［10］吳士余.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M］.上海:三聯書店,20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