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意志形態誕生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意志形態寫作以其堅定的知識分子精英立場，以其思想上的先鋒性、技術上的探索性、審美上的前衛性區別于意識形態寫作的衛道、宣道，意象形態化寫作的消閑與娛樂，它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意志，突現知識分子作為獨立于體制和大眾的第三種力量的獨特的文化操守，展現知識分子獨立的思想立場、審美趣味以及永不妥協、永不停止的探索精神，因而它代表了一個時代文化的精神品位。但是上述意志形態的誕生并不是沒有前提的，之所以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當代中國不存在意志形態，就是因為當代知識分子的主體條件不具備。本文試圖探討此一問題。

一

知識分子應是體制和大眾之外的第三種力量，但是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沒有找到自己的這個位置。結癥何在？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生產以及傳播的市場化不夠，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文化生產者和傳播者，他們一方面是傳統文化的批判者、反思者，另一方面是新文化的呼喚者、建設者，他們應當是文化市場當然的生產主體，他們的位置應當在這里。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性，使他們能當起人類總體歷史的“道”，成為自覺的文化建設者。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沒有把這個位置找準。他們大多以高居廟堂，成為帝師王佐為自己的目標，進入體制，作為體制的一部分說話－－成了他們人生得意的標志。

這些人的老祖宗是孔子，孔子一生的絕大多數精力都花在了尋找體制、與體制結合上。他的這個目的失敗了才去教書，但是實際上他教的依然是治術－－他試圖通過他的學生來實現他未竟的高居廟堂的理想。而后世就是將這個孔子（研究治術的人）當成了圣人，錯誤地將他的治術當成了“道”。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成了孔門中人，他們追隨孔子，以術當道，致力于向體制某術，忘記了自己本來的使命－－專業的文化批判與建設，這才是真正的“道”。從這里看莊子要好得多。《史記》上說：“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以及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莊子算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知道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體制是污，是羈。

實際上孔子有兩個。一個是疾呼“估之哉，估之哉，吾待善賈者而估”以及“吾與點也”時的孔子，這個孔子還有可愛之處，說了一些人話。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愛上這個孔子而是愛上了一個叫“圣人”的孔子。圣人孔子不過是一俱僵而不腐的尸體而已，他以述代作，卻慌稱述而不作，其實是借《易》、《書》、《儀》……以自重。他就這樣把自己塑造成了偉人，結果是孔子以后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不敢“作”，只敢“述”。這種情況《論語》是個征兆。《論語》中包含了一個嚴格的等級制度，處于頂端的是孔子（全部稱“子”），其次是孔門一代弟子（除曾參外其余只偶爾用“子”或干脆用姓、字或名），再次是假想的隱身的“受教者”──大眾。《論語》中包含了大量的對話，但這種對話不是建立在主體平等基礎上的對等交流，而是一種問答關系，其實是孔子的一元話語的獨語，《論語》用得最多的句段就是“子曰：……”式的獨語，獨語使子路、公西華、冉有等成為問道者（前文我們已經指出其實是問術），降而為釋解者，再降而為傳道者（其實是傳術），在《論語》構架中，只存在三種角色，一種是獨語者，擁有無可置疑的權威，一種是問術者，位居于話語的邊緣，但他們可以通過解釋獨語者的話語而進入次中心，第三是沉默的聽者，對于《論語》體系來說，這種人是沒有必要出席的，因為他們只是圣人思想的接受者，無權質疑圣人的思想，因而也無權參與元話語的建構，他們在《論語》之外背誦《論語》就行了。《論語》是一本偽“對話”書，實際上是一本孔子個人語錄。

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文化生產的方式大多是顯性的或者隱性的《論語》式結構，要么直接傳述圣人語錄，要么間接傳述圣人語錄。中國知識分子就這樣用幾千年時間成全了一個圣人孔子－－中國最大的獨語者，而消滅了自己。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對于中國傳統來說最典型的話語文本是語錄。在語錄體文本中只有一個話語中心，話語權力集中在獨語者手中，獨語者的話語專制成為其世俗權力專制的一個重要基礎。這樣的社會只有一種話語，一個聲音，其他人都只能是聽眾（話語容器）或傳聲筒（話語解釋者）。期間語錄、魯迅語錄的出版就是如此。

二

當然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中也有不為體制所用的異稟，如籍康、阮嵇、李漁者，但是不成氣候。多的，還是那種以治圣人語錄為業的尸蟲，他們的理想和孔子一樣，那就是得到體制的賞識，進入體制，成為官方正統。這些尸蟲的核心恐懼是人微言輕，所以他們爭道統，爭著成為“正道”，所以他們總是借圣人說話，想想康有為為什么弄出個《孔子改制考》來？解放以后為什么那么多知識分子對語錄本頂禮膜拜？他們至今還在認真地學“圣人”講話，又為的是什么？經常地習慣性地靠圣人語錄說話，借用圣人語錄，拉大旗做虎皮，漸漸地他們自己就不會說話了，甚至有一天他們以為圣人的話就是他們自己想說的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但這還是表面。這里真正的悲劇是中國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地方說話。向著體制說話，在體制中說話當然要說體制允許的、體制喜歡的，當然就要小心翼翼，在說話前為了說好話當然就要學習體制指定的“圣人”語錄了，然后說一些注解的話或者模仿的話。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說話大多顫顫巍巍，因為他們說話的地方是朝堂，他們跪在皇上的面前，低著頭，聳著肩。顯然這不是什么自由說話的地方，跪著說話實在太殘酷，說得好聽還可以，說得不中聽，掉了腦袋更是滿門不幸。

現在知識分子似乎多了一個說話的地方，那就是藏身在大眾中以大眾的身份說話。但是向大眾拋媚眼，搔首弄姿不是知識分子的正途，知識分子將自己降到大眾的水平，以大眾的樂為樂的標準，以大眾的歡為歡的極致，想一想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曾見到某年長學者被請到電視直播節目中，他先是被要求玩一種綁腿踩氣球的游戲，接著被要求用扇子扇一只毛絨娃娃，然后他又被領到一臺磅秤上和一個小姐比了一下體重以證明那位小姐減肥成功，最后他被要求對今天的活動發表講話，他說：“今天我很高興。”這樣的場合一個知識分子能做什么呢？他不如一個歌星、一個影星、一個球星……，在制造大眾口味方面知識分子遠遠不是媒體明星的對手。

三

那么，哪里是知識分子說話的地方？

知識分子真正能說話的地方是文化市場。因此必須構筑一個真正的獨立的文化市場，只有這樣才能養育真正的知識分子。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文化市場的不健全，其中有過多的非市場因素。例如，知識分子身份的國家所有制，這樣，知識分子都被國家包養了起來，他們無法在文化市場上自由地流動，作為文化市場中的勞動力要素，無法和文化生產資料有機地自由地結合。事實是作為文化生產真正的主體，他們卻被剝奪了文化生產的資料，例如書刊號，書刊號是文化生產中的無成本資源，從數學理論上說書刊號是無限的，但是現在書刊號卻被以計劃下撥的方式平均地分配給了出版社等“單位”，經過這些“單位”轉手，書刊號成了一種壟斷資源。它們對于真正的文化生產主體卻反而是封閉的（關于這一點我已經在題名為《知識分子分化與文化資源配置》的系列論文中作了說明，讀者可以參見《求是學刊》1997年第1期、《花城》1998年第3期）。文化勞動力不能和文化生產資料通過市場自由結合，他們和文化生產資料之間隔著種種人為設置的環節，一種非市場的因素在不合理地阻隔著文化勞動力和文化生產資料的合理流動，使他們無法按照文化市場的要求進行自由的配置。

我非常贊成錢理群先生的一個觀點，現代知識分子的誕生以及命運和現代出版業的誕生密不可分。可以這樣說，現代知識分子是現代出版業的產物。陳思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是先有了現代出版事業，才會有波瀾壯闊的現代文學和文學思潮。”也是這個意思。失敗，張元濟逃到上海創辦商務印書館，是一個象征，就象它的名字一樣，它意味著從此印書和商務結合了起來，出版成了一項市場化的文化生產行為，它將文化生產納入到市場軌道中，用市場這根弦將文化市場的生產者（知識分子文化人）與文化市場的生產資料（書刊印刷）以及文化市場的消費（書刊發行）聯系了起來。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誕生了中國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文化市場上自由生產主體，而不是過去的帝師王佐，受體制豢養的仕。

四

我這里說的文化勞動力，專門指那種以狹義的文化的生產以及傳承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我這里所說的文化生產資料也是指狹義的文化生產的有形條件，不是指知識分子進行文化生產時所利用的精神資源。因而我這里談的問題不是知識分子自身的內問題，而是一個知識分子如何獲得外部條件，如何理順文化生產的生產關系的外問題。

我所找到的方法是建立文化生產的市場化機制，解除文化生產的計劃體制，這其實是一個文化生產力的解放問題。

解放生產力，是一個富于時代感的口號，在這個口號的感召下，十年，甚至幾年前我們不敢想象的觀念、事物突然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它帶來了思想的巨大解放。解放生產力，我們首先遇到的是勞動力要素以及生產資料要素的市場配置問題。

傳統中國，以“語錄體”為文化生產方式的時代，我們自然遇不到這個問題。因為那個時候文化生產關系是以知識分子對體制的人身依附，進而是精神獵屬為特征的，文化消費也不是一項市場行為，因為它不以消費者的自覺自愿為基礎，人們無權選擇文化產品。

那個時候文化的生產處于體制的嚴格控制之中，文化產品的生產是指令性的、計劃性的，文化產品的消費也是指令性的、計劃性的。社會對文化產品的分配方式是指令性計劃為主，他的目的是對社會群眾進行文化“灌輸”，思想“教育”。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看到這種文化生產方式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需要了，隨著越來越多的自由撰稿人的出現，這些從事文化生產的自由勞動者對文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提出了要求。二來，經濟領域的市場化，產生的不僅僅是物質消費品市場上的自由消費主體，同時還產生了文化市場上的自由消費主體，他們不僅有進行自覺自主的文化消費的經濟實力，而且有這樣的愿望。文化上的計劃生產已經不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總體上說我們的報紙和雜志還不習慣于將自己的當作一種社會化的生產方式來加以對待，他們還沒有將自己當作一個企業來經營，一個商家不敢在顧客面前做的事情，他們敢作，他們沒有顧客的意識。他們大多數還是習慣于將讀者當成受教育的對象，將自己當成灌輸的工具，他們不是為他們的消費者服務的，他們對待自己的消費者的態度是有問題的，他們不是真正地站立在它們的消費者一邊，他們沒有真正的民間立場。讓他們成為市場行為中的獨立主體，讓他們成為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讓他們按照文化資源市場的機制來運作，有一天，它們會發現只有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上講話，代表了消費者的心聲、愿望、要求，消費者才能信任它們。它們也才能生存。出版社。30萬元可以注冊成立一家公司，那么30萬元在中國到底能不能注冊成立一家出版社？出版體制的改革，只有競爭，允許社會力量辦出版社才能得到徹底的改觀，市場將淘汰那些質量差的出版社，到那個時候就不再需要政府為養這些出版人員而付錢了，而是相反，政府從出版企業中得到豐厚的稅利收入。市場將為我們管理文化資源的配置，文化事業的發展也將因此而導入一個良性循環。

五

歷史告訴我們生產力要素的有序流動必須由市場這只無形的巨手來操縱。現在人們對物質消費品生產、分配的市場化，人們對物質生產的要素，如勞動力、生產資料等資源的配置的市場化已經得到了共識，但是對文化市場，文化再生產的要素，如文化勞動力的市場化配置，文化生產資料的配置的市場化，文化消費品分配的市場化的認識還不足。

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的文化生產關系至少有這樣一些弊端：一、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文化產品的銷售的脫節。生產的不是消費者需要的，消費者需要的又不能生產。二、文化產品生產者以及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市場的保護，文化產品的版權、品牌權、文化生產者自主權，文化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等等得不到真正的落實。三、勞動力浪費。因為計劃體制，文化產品單一，模式化、公式化，生產者只能按照一定的圖式生產，不能發揮其思想的獨創性，又因為不能多勞多得，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化產品的生產者缺乏積極性，他們被體制豢養，養尊處優，缺乏進取心。他們習慣于對體制負責，而不是對整個社會負責，對時代負責，對歷史和人類的總體命運負責。

我們總是說我們缺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我們的文化藝術缺少天才的產品，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清楚地看到天才在悲憤中生活，無處容身，無處說話。而這之中的根本原因不是我們的漢文化已經到了他的老年期，也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生產者智力水平有欠缺，而在于我們的文化生產的生產關系沒有理順，文化生產力要素沒有得到市場化的配置。

當然對市場的調節能力一定有人會懷疑，這種懷疑無可厚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誕生之初不是也有人對市場經濟是屬于社會主義還是屬于資本主義的爭論不休嗎？市場對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發展的調節能力在人們的懷疑中得到了發展，市場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調節能力也會在這些人的懷疑中得到發展，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它應當有的貢獻。消費者，文化市場的受體，他們會決定一個出版社，一家報紙，一份刊物他們在市場上的命運，他們有能力這樣做，因為只有他們最清楚他們所要的是什么？低級的、黃色的、粗制濫造的、反動于時代的文化產品必然會為消費者所識破，這些產品的生產者也必然會破產，它們的假知識分子面目也一定會被揭穿。

問題是我們相信不相信我們的人民，他們作為文化市場上的消費者的自覺自決自主的能力。如果我們將他們當成封建時代的臣民看待，用封建統治者那種眼光看他們為愚民、賤民，那么，我們的某些人自然就會“不放心”，免不得要為他們失去“文化牧師”、“文化哨兵”的地位而難過。如果我們將它們看成是市場經濟時代的自由自覺自主的消費主體，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