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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說明，是科學哲學中的一個爭論十分激烈的領域。從亨普爾和奧本海姆開始到現在，科學哲學家們提出了各種關于科學說明的觀點，彼此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討論。特別是本世紀50年代之后，這個問題更成為人們大顯身手的爭論對象。

根據威士利·薩爾蒙（W.Salmon）的最近研究表明，現代科學哲學對科學說明的研究及其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薩爾蒙是從概括科學說明研究的方法論背景開始的。他認為，現代關于科學說明的觀點萌發于邏輯經驗主義的最大代表卡爾納普。因為卡爾納普強調了理論的“解明”（explication）作用，主張哲學通過使用其它概念來代替模糊不清的觀念而取得進步。自此開始，科學說明的研究便進入其當代史了。

科學說明研究的第一個階段，開始于亨普爾和奧本海姆的《說明的邏輯研究》（1948）。亨普爾的科學說明模式，是現代公認的科學說明的經典理論。他在《自然科學哲學》一書中，對科學說明作了詳細的闡述，對他以前的科學說明觀點作了簡單的概括。亨普爾認為：“說明物理世界的現象，這本是自然科學最初的宗旨之一”[①]，科學是解釋世界的，甚至任何理論、假說包括人類早期的話、隱喻等都是如此。但是，科學說明必須符合兩個特定的要求：說明的相關性要求與可檢驗性要求。相關性要求表明，所引進的說明資料必須有堅實的基礎，因此使人們充分相信被說明現象在現在發生過或在以往發生過。這些引證的說明資料包括：科學理論（如定律）和輔助的事實知識。但是，相關性要求并不是說明的充分條件。例如氣壓表下降，風暴即將來臨；如果大氣壓正常，那就定會如此。然而，只有風暴來臨時，才能說明氣壓表的下降。于是，就要求第二項標準，即可檢驗性標準。

根據這兩個要求，亨普爾提出了說明現象的“覆蓋率模型”，即把所有要說明的現象都歸之于理論定律的范圍。這就是說，根據這個模型，事件的發生可以在下列情形中得到描述，即對事件的描述可以從論證中形成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本質上至少在其前提中包含著一個普遍規律。例如：

所有的烏鴉都是黑的（普遍規律）

有一只烏鴉，

所以，這只烏鴉也是黑的。

這是一種形式化的說明理論。這種形式化的說明理論包括四個方面：

（1）說明個別事件的演繹—律則（D—N）理論；

（2）說明個別事件的歸納—統計（I—S）理論；

（3）說明規律性的演繹—律則（D—N）理論；

（4）說明規律性的演繹—統計（D—S）理論。

亨普爾和奧本海姆企圖用一階謂詞邏輯對科學說明的本質作出精確的說明這種努力是無效的，他們得出的結論也是無關緊要的。事實上，在亨普爾之后對規律性事件的說明并未得到發展。相反，卻發展了那些對個別事件的說明的觀點。

科學說明研究的第二個階段是從亨普爾的批判開始的。這個批判分為兩個方向：一是斯克里文和漢森等人試圖拋棄亨普爾的“覆益率理論”，另一是布郎姆伯格（Bromberger）、舍夫勒（Scheffler）和普特南等人試圖在批判的基礎上對亨普爾的觀點加以修正和完善。普特南等人認為，相關性標準是不完善的，在實際的科學實踐中，進化論說明一種現象，通常只是表明：如果給定這種條件，那么這種現象就會產生。這種說明靠的是建構一個發展模型。在牛頓萬有引力理論說明天體現象的情形中，也是如此。如果給定某種宇宙由物質的可能分布狀況，那么天體就確實會象萬有引力所說明的那樣運動。斯克里文則以偏癱作為例子，說明了亨普爾理論的不完善性，布郎姆伯格則用旗桿的例子解釋了說明的相關性。斯克里文在1959年起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批判了亨普爾的理論，他認為，說明的任務是把“新的現象”納入知識結構中，使不理解的現象變得可理解。但是，為達到此目的，并不一定需要把待說明者納入已知規律中。例如，“橋倒塌是因為在其附近爆炸了一顆炸彈”，這就是說明，但卻無須引進普遍規律作為說明的前提。斯克里文認為，在行為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特別是工程學等較模糊的領域里存在著大量這樣的現象，這些都不是“覆蓋率模型”所能說明的。

由于許多人的批判，對科學說明問題的理解就出現了形式的、非形式的和半形式的多種理論并存的局面。

在科學說明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是亨普爾以及內格爾等人試圖完善自己的理論。在這個十年中，歷史主義者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以及《必要的張力》兩本著作已出版，他的批判大大地影響了亨普爾。

庫恩認為，“覆蓋率模型”“無論其在最初提出的領域中有多少優點，卻完全不適用于歷史”[②]。“規律無論給歷史敘述增添多少內容，它們對歷史的說明力也不是必不可少的”[③]。根據庫恩的觀點，說明依賴于個人的科學世界觀、依賴于范式。庫恩的觀點使得亨普爾不得不考慮認識的相對性，考慮說明的相對性問題。

在這個時期，薩爾蒙的科學說明觀豐富了此問題的討論。他在1970年、1971年對統計的相關性（S—R）問題作了詳盡的闡述。這種統計的相關性模式意味著：一個說明就是把單一事例賦予與被說明項結果的概率無關的同質指稱的類，而反對把高概率賦予被說明項的歸納論證。薩爾蒙在其與杰夫雷（R.C.Jeffrey）和格瑞諾（J.G.Greeno）的合著《統計的說明和統計原相關性》一書中指出：“統計的相關性在這里是必要的概念，它可望用統計上相關的而非統計上不相關的方式縮小參照的類。當我們選擇了一個參照的類用于指稱一個特定的單一事例時，我們必須問是否存在統計上相關的方法去細分那個類”[④]。此外，杰夫雷和格瑞諾也對統計的說明作了不同的分析。

這些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亨普爾。1986年，他寫了“概率說明中的最大特性和似定律”一文，全面考慮了最大化特征條件與卡爾納普全面的證據要求之間的關系。因為，卡爾納普的全面的證據要求堅持了一個歸納論證是基于所有相關有效證據之上的原則。所以，亨普爾準備既保留高概率的要求，也吸收相對性認知特點的合理成分。從而使其強形式化說明模型向弱形式化說明模型轉變。

第四個階段即1978年之后，科學說明理論基本上是朝著幾個不同的方向發展：（1）作為論證的認知說明觀；（2）作為展示必然性的模態說明理論；（3）作為植根于因果作用的本體論說明觀。

在這個最新時期，有許多作者對科學說明理論作出了貢獻，根據現有的資料，我們大概知道這樣一些人：一是PererRailton他在博士學位論文中提出了說明的演繹—律則概率模型。他堅持認為，偶然發生的事件應當偶然地說明。二是Fetzer和Nute在1979年發表了合作“句法學、語義學和本體論”一文，闡述了所謂“概率的因果演算”。三是由范·弗拉森和阿欽斯坦所創立的“說明的語義學”，特別是阿欽斯坦1977年在《美國哲學季刊》上發表了“說明的語用學”的著名論文，基本上形成了這個獨特的理論。這個理論把以往對現象原因的客觀性尋求轉向了以人類為中心解釋事物的隨心所欲。從而把科學說明的重要性大大地降低了，科學無所謂說明，“科學中沒有說明”，“說明的確是一件好事，但比不上以人類為中心解釋宇宙事物的快樂”。[⑤]

對科學說明的最新研究，除了阿欽斯坦外，范·弗拉森也作了有力的探討。1977年，范·弗拉森在“說明的語用學”中，對以往幾十年的科學說明理論作了評價，認為這幾十年的科學說明理論爭論的歷史是“有偏見的歷史”，1980年，他在《科學的形象》中進一步詳細敘述了這個“有偏見的歷史”，通過對這一歷史的反顧與批評性探討建立了自己的“說明的語用學”。

范·弗拉森認為，按照傳統的觀點，理論與現象之間存在著兩種關系，即描述現象與說明現象。描述與說明是不同的，說明往往高于描述。例如，波義耳定律描述了壓力、溫度和所容納的氣體體積間的關系，但卻沒有說明它，運動理論則說明了它。描述是一種包容，把事實包容在理論中。說明是一種回答，是要對“為什么P這種情形呢？”的回答。所以，說明必須要求科學去獲得有關現象的信息。范·弗拉森認為，“說理論說明了某個事實，也就是斷言這個理論與某事實之間有一種關系，它是獨立于作為整體的實在世界是否適合于那個理論這一問題的”。[⑥]范·弗拉森對實在論的說明觀作了批評，認為理論解釋事實是相信理論為真的根據之實在論觀點，是十分不可能的。說明是相當實用的東西，它是與應用理論的人對它關心相聯系的，而不是關于理論與事實相符合的新發現。

語用學的科學說明觀主張：說明的非對稱性問題，是形成說明的語用學之最基本的因素。在許多情形下，說明往往都與世界產生的原因毫無關系，對“為什么—問題”的回答出乎意料之外，完全取決于語境。例如，有一個人裝飾房間，他父親看到走廊上的燈亮著，于是就問：“走廊上的燈為什么亮著？”，結果他兒子卻說：“我在等待一位朋友的來訪”。這里的答案不是“因為走廊上開關開了，所以電流通過開關進入燈泡”，如果他兒子的回答果是如此，那么他父親反而會哭笑不得、莫名其妙了。

語用學的說明觀認為，第一，說明是一個語用的概念。基本的說明關系是“對于人P來說，X說明Y”的形式。當然，對人P而言，究竟什么可以說明Y，將依賴于P對Y知道或不知道什么、想知道些什么等等。可見，理解與說明是同一的。因此，理解也是一個語用的概念。

第二，說明不是論證，因此，說明的理論與科學理論是有別的，首先，科學理論只是一個關于實在世界的大體模型，當我們解釋科學時，我們可以把它作為真或假。但是，我們應用理論對實在現象加以說明時，則不存在類似問題了。正因為理論是一個模型，所以，說明不是命題、不是論證。其次，理論作為模型，包含著對可能世界的認識，而說明則針對具體現實的現象。再次，如果理論是使用規范語言或邏輯，把實在世界作為其摹本，那么說明則是使用自然語言的，是與使用這種語言的場所、語境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理論由命題構成，這一命題依賴于邏輯的力量為真或假，而說明中的命題則隨語境和使用場所的轉變而轉變。

第三，說明然是對“為什么—問題”的回答，但是“為什么—問題”的產生是依賴于語境的。問題在語境中產生，因此對問題答案的評價也顯然離不開問題的語境。所以，盡管說明針對某一實際現象，但由于語境的不同，答案也不同。于是，答案就是一組依賴于語境的“可能世界”，所有語境都選擇這組可能世界的一個命題與它相適應。

語用學的說明觀揭示了科學說明的相對性，把說明看作一項理論、事實與語境之間的關系中的活動。這比起概率統計的說明觀，有了較大的改進，它對理論的應用者的目的和應用對象的具體條件引起了充分重視，體現了它的全面性。但是，由于相對地重視語境的作用，以致使科學說明出現以下情形：即語境是一個變化的量，是一個自變量，而說明過程卻成了一個因變量，所以，這種強調實用主義方法的說明觀是過于主觀主義的。

【參考文獻】

[①]亨普爾：《自然科學的哲學》，陳維杭譯，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53頁。

[②][③]庫恩：《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6頁。

[④]W.Salmon:StatisticalExplanationandStatisticalRelevance,Pittsburg(1971)P42.

[⑤]范·弗拉森：“說明的語用學”，載《哲學譯叢》1988年第5期。

[⑥]VanFraassen:TheScientificImage,Oxford1989,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