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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相參———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目標可持續發展思想要求尊重、實現和維護自然價值,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進的崇高境界,建立一種人與自然互利共生和諧發展的新型關系,可謂可持續發展生態倫理思想的深邃之處。荀子正基于對生態價值的正確認識,提出“天人相參”的生態倫理目標,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描繪了一幅美好藍圖。荀子曾說“天地與人相參”,荀子的“參”與“莊子”萬物與我為一的“一”不同。參既表明天與人相區別,又相互聯系。荀子參的概念很重要,是因為“天地與人相參”直接導致荀子“天有天常,人有人治”的思想,牟宗三說:“荀子只言人道的治天,而天則無所謂道,既有道亦只是自然之道也?！盵3]214這句話很中肯。荀子曾說:“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天論》)。“明于天人之分”生態思想的提出,是“天人相參”生態倫理目標的直接反映。荀子認為,天地人三者是并立而存的,天有天職,人有人事。荀子說:“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天論》),天只是治天之事。荀子又說:“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深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論》),人只要治人之事。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強調天和人各有其職分,天職屬于自然,天沒有意志,而人職屬于社會,社會是有意識的人的活動,在天人關系上,他所強調的是人能夠認識天,即人能夠認識自然規律,利用自然界,更多注重天人關系的理解,尤其以“人最為天下貴”為基本落腳點,強調人的能動性,主體性,“序四時,裁萬物,而兼利天下”(《王制》)?？沙掷m發展倫理思想要求人尊重自然的內在價值,就是承認自然存在的合理性,同時,突出人的主體性,也是確認人利用自然的權利,荀子在這里把尊重自然規律和利用自然很好地結合起來。荀子在此提出的觀點,對于今天限制人類中央主義對自然的肆虐,以及對于解決尊重自然內在價值和自然規律與人對自然開發利用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荀子將“人”從天的桎梏中徹底解放出來,破除孔子所宣揚的“天命論”,從而牢固樹立人對于自然的主體地位?？鬃影讶耸峦疤烀碧摶玫芈撓灯饋?鼓吹“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認為社會的治亂,國家的興亡,人的生死富貴,都是由天命所主宰決定的。因此必須認識“天命”,敬畏“天命”,這完全是自欺欺人,實際上只能導致聽天由命的宿命論。荀子認為天是按照其自身固有規律運行變化的自然界。沒有任何主觀的私怨和私德,因此,天事不能干預人事,自然界的規律不能決定社會的變化。相反,社會的人應發揮主觀能動性,“官天地,役萬物”(《王制》)。

可見,荀子是不主張“天人相分”的,在天、地、人關系上,荀子認為,人與自然緊密聯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人是自然而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時,人又能治理天地、造化萬物,人和天地一樣,具有重要的作用。人可以理天地、統禮義,合理安排天地人秩序,合理統籌萬物生長,因此,荀子明確指出:“君子者,天地之參也”(《王制》)。天地人關系,是生態倫理的基本關系,如何處理這個關系,是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重要課題,荀子基于對自然與人的基本認識,明確提出“天地與人相參”的重要命題,可是,他并不主張把天和人截然分開,而是極力提倡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疤?、地與人相參”的生態倫理目標是人類至善的生態道德追求。對于“天人相參”的理論構架,荀子進而又作出了詮釋,“天有其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天論》)。在此,荀子描繪了天地人和諧運行的宏偉圖景,天地人各盡其宜,人與自然相和相諧,從而達到《詩經》所云的“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天論》)的理想生態道德境界。如何實現“天人相參”的生態倫理目標?荀子繼承和發揚子思以誠溝通天地的思想。子思認為,人類假如把握天生的“誠”,發展人的本性和萬物的本性,就可以贊助天地、萬物的變化和生長,可以實現天、地和人三者和諧發展,而荀子十分推崇禮,并把禮看作溝通天人并將二者聯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則。荀子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禮論》),禮是荀子倫理思想的核心,它不僅指人類社會的原則,也是宇宙自然的法則,荀子以為天人共同依據禮而存在變化,表現為某種共同的秩序性和規律性,因而是“天人相參”的依據,也是天人相參的準則。只有通過禮才能實現荀子所描繪的人類美好的生態美景?！疤斓匾院?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以上說天)”《禮論》;只有通過禮,人類的生態行為才能達到“天人相參”的道德境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以上說人)”(《禮論》)。既然禮在溝通天人之間,促進天人相諧有如此重要作用,因而荀子感慨道:“萬變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論》。如此,荀子不僅為人類提出“天人相參”的生態倫理目標,描繪了天人相諧的生態美景,而且提出實現“天人相參”的原則和方法———禮。荀子是主張“有為”的,而要實現生態目標,完成生態美景繪就,實現禮的真正貫徹,最終要靠人的努力。因而,荀子對人的道德修養也提出了至高的要求,“用心一致,思索孰深,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禮論》)。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客觀認識,提出“天人相參”的生態倫理目標,構建天地人相統一的生態倫理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內,又通過禮把天地人聯系起來。荀子既重視尊重自然的生態價值,又重視人的主體性意識,對自然的利用,并主張加強人后天日積月累的道德修為,積極進取,從而實現“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二、天行有常———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價值觀承認并肯定自然具有不依賴于人的內在價值,寫作論文是可持續發展生態倫理思想的基本要求和前提。先秦諸子突破西方哲學對事實與價值分離的傾向,明確肯定自然本身具有內在價值。《周易》曾對自然的內在價值作了深刻闡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說,“生生之謂易”。荀子進一步發展了《周易》所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從自然的進化角度,明確提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王制》)。荀子以氣為萬物生成的基礎,從無機物到有機物,從植物、動物到人,從低級到高級逐層論述自然的價值變化,并以氣、生、知、義作為自然價值評判的標準,因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而最為天下貴?？梢钥闯?荀子的生態價值理念,是以他的“天人相分”為基礎的。和《周易》的萬物生成理論相似,荀子認為“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禮論》)。變是自然創化的本質,是自然的事實;而自然的創化又是自然生生之德的實現,這是自然的價值。荀子以為,同是一個自然,從事實的角度講,其本質是永恒的變化,從價值角度講,其意義在于生生不息的創造活力。對自然本身來說,這兩者是事實與價值,實然與應然的合二為一,從而荀子的生態價值理念在此更為彰顯。那么,荀子的生態價值理念如何體現出來?荀子解釋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論》)。荀子認為,天(即自然)是有其固定規律的,而自然的內在價值,生態倫理意識,也象天一樣,有規律可循,并蘊藏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之中,生態價值在自然萬物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和相養,相生相成中而得以體現;在自然不息之變易之中,以和促生,以養促成而不斷發展,不斷實現,不斷創新。因而荀子說:“列星隨旋,日月逆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施博,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天論》),郭沫若先生認為“誠于變化之謂誠”。[1]188他說,變化是自然的真誠品質,也是自然真誠品質的詳細表現。誠,真實無妄。荀子也試圖通過“誠”的心智修養,把他的生態價值理念突顯于天人關系之中。他說:“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不茍》),荀子不僅指出天行有常的生態價值事實,而且指出,這些事實是通過天地四時和人的關系而表現出來,而生態價值又在于“夫其有誠,以至其誠者也”(《不茍》)。自然的價值均因天地有誠而變化,天地有誠,變化代興,謂之大德,倘若人們以誠心謹修大德,謹慎其獨,則能使天地造化萬物,使圣人教化萬民,這樣,通過“誠”,把“天地”與“圣人”聯系起來,把自然“誠”的價值理念顯現于天人之間。荀子進一步指出:“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不茍》)。荀子在此把“誠心”作為守仁行義,自然變化的基本價值原則。對此,孔繁評說:“其實荀子這里已將誠作道來看待,他所說之誠與《中庸》之誠和孟子之誠已無多大區別,荀子所說誠即仁義,……,誠便成為天道了”[2]277荀子這里強調修心養性,致仁致義,在于把他的生態價值意識,以“誠”為中介,從天道指向人道,從而把天與人緊密結合起來,并彰顯變的生態價值品質,以它作為生態道德修養的基礎。因而荀子說:“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不茍》)。荀子從“天地合,陰陽起”,萬物之生生不息之中,禪悟自然的生態價值,并以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對生態價值層次進行闡述,其生態價值意識又從“天行有?！钡奶斓剡\行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列星隨旋,陰陽大地之間展現開來,最后,荀子的生態價值意識又通過誠,而顯現于天人之間,為天道向人道的過渡指明了方向。

三、“制天命而用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實踐意識

可持續發展思想認為,人不僅要尊重自然的內在價值,而且確定人在世界中的卓越地位,明確人在實踐中的主體性,也必然要認可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正當性,如何調解這兩方面關系,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呢?這就涉及到人對自然的權利和義務問題,即生態實踐的思想。荀子明于對“天人之分”的認識,明確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態倫理實踐觀。臺灣聞名學者蔡仁厚說:“道家的自然是形而上的,而荀子的天為自然,則根本是實然的,而不是形而上的。荀子則言‘天人之分’,不但無所謂‘法天’,‘法自然’,而且以天為物,而主張“制天用天”[4]369。所說很有見地。那么,荀子如何主張“制天用天”呢?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慮于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天論》)。在荀子看來,與其高喊“惟天為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看作自然的物質而控制它,與其順天從命而歌頌它,不如把握自然規律而利用它,與其仰望天時而等待天的恩賜,不如因地制宜地制用天時,與其消極地聽任物類的自然增多,不如積極地施展人的才能而促進物類的化育繁殖。總之,天不會滿足人;人應該相信自己的力量,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地利用自然規律和自然條件,去控制、改造,征服自然向自然界奪取財富,增加生產,對于“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態實踐觀,有些學者曾作了激烈的批評,“生活在古代的荀子沒有意識到,僅僅強調征服自然,不注重順應自然,不注重與自然相調解,是片面的觀點”,[5]109其實,這是對荀子生態實踐思想的一種誤解。從前面對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生態思想的可析中可知,荀子是非常尊重自然規律的,并且還提出了“知天”的任務,而這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前提。怎樣才算是“知天”呢?荀子認為“圣人清其無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天論》)?？梢?荀子的生態倫理實踐思想,是要求人正確利用自己的認識器官,發揮人的能動作用,認識自然,適應自然規律,達到治理天地,役使萬物,使自然界為人類的需要服務。而這種“知天”,是唯物的“知天”,是人對自然界及其規律的正確認識和利用,而并不是人類中央主義所主張的“征服自然”,更不是某些學者所持的某種偏見。對此,郭沫若先生給予中肯的評價:“制天命則是一方面承認有必然性,在另一方面卻要用人來左右這種必然性,使它于人有利,所以他要‘官天地而役萬物’。這和近代的科學精神頗能合拍,可惜在中國卻沒有得到它的正常的發育”。[6]187其實,在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態實踐觀中,他非常注重對自然萬物的調和,并因地制宜地提出治理天地萬物一些生態實踐原則:“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應時而使之”;“能而化之”。無疑,這些具有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生態倫理實踐觀,對于人正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若人類違背這些實踐原則,暴殄天物,就要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天論》)。同時,在生態倫理實踐中,荀子一方面極力主張“有為”,“不可以怨天”,“怨天者無志”(《天論》);另一方面,主張采取實是求是的生態實踐態度,“唯圣人為不求知天”(《天論》)。荀子認為,人們雖然能夠看到自然界和社會的某些必然性和因果性,但是,這些規律本身和能夠觀察到的現象以外的世界,仍舊屬于未知的領域,因此,對于未知領域采取慎重態度是正確的。故應當“無用之辯,不急之察”(《天論》)。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荀子“制天命”是與“知天”和“敬天而道(《不茍》)為前提,“而用之”也是有它的可持續發展目的———“長慮顧后而保萬世”(《榮辱》)。荀子認為“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富國》)。在此,荀子明確指出生態倫理實踐的目的———物盡其宜,為人所用。因而人類應該積極認識萬物之用,即內在價值,“盡其養致其用”(《天論》)。為人類的繁榮與幸福服務。至此,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態倫理實踐意識已更趨明朗:既要順應自然的變化,使之為人類服務,又要盡人類之力保持其持續生態繁殖,不能滅絕;既要合理地利用資源,又要不能浪費而使其枯竭;既要根據四時因地制宜安排生產,又要合理貯藏而保持萬物持續成長?？梢?荀子的生態倫理實踐意識,處處閃耀著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光芒。不僅如此,荀子還提出了生態倫理實踐的原則、目的、態度,對于我們今天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生態平衡,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總而言之,在荀子看來,自然本身有其有用性,這是它的使用價值,人應當改變自然為人所用,這是人的權利,人之為人的根本。但他同時又認為,自然本身又有其規律性,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且也是人所無法企及的,故而人應當尊重自然,這又是人的義務,是人類不可推御的責任。因此,所謂“制天命而用之”只是在不以人對自然的工具主義態度為前提下,要求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使自然不利于人的方面變得有利于人的發展,從而在“制天命”的生態實踐中,實現人對自然權利與義務的辨證統一,這是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基本要求。

四、謹其時禁———可持續發展的生態道德責任觀可持續發展思想認為,生態道德不僅反映了人與社會的對話,更反映了人與自然的對話,是人類邁向生態文明社會的需要和要求,也是道德進化的必然。應該履行對自然的道德責任與義務。荀子不僅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態實踐觀,并提出了愛護自然、保護生態的道德原則,這樣,把利用和保護有機結合起來,辯證地體現了荀子生態倫理思想。其實,在荀子之前,古人已認識到環境與人之間的某些聯系,管子說:“凡草土之道,各有各道,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凡彼草木,有十二衰,各有所歸”(《管子·地員》)。荀子進一步認為,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他說:“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川淵深而魚鱉歸之”(《致士》)。“樹成蔭而眾鳥息焉”(《學而》),否則“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致士》)。荀子已意識到良好的棲息環境對生物的成長繁衍是極其重要的,并且根據上述知識背景,提出一些生態道德原則:尊重自然植物和動物的生長養育規律,不妨害它們的生長,物盡其用,謹其時禁,不失其時。荀子說:“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黿鼉、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王制》)。荀子在此提出了對植物、動物及谷物的道德原則及其保護措施,構建了一幅農業社會完整的生態保護思想體系,荀子為了人類的利益,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因地制宜地提出“謹其時禁”,“不失其時”的生態道德原則,從而使自然生命“不夭其生,不絕其長”,對于維護生態平衡,促進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荀子把這些道德原則,通過托古喻今,假圣王之制而固定下來,成為人們普遍遵守的規律制度。評心而論,荀子的生態思想,既是主張“制天命而用之”的,更是提倡對自然萬物的關心愛護,荀子繼承了儒家的“愛物”思想。孔子曾說:“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孟子也曾就動植物發育生長的生態規律,主張“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斧斤依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而荀子則更是從制度層面,系統地闡述總結了儒家“取物以順時”的愛物觀念,并作為道德準則規定下來,其所蘊含的可持續發展的本質,對現代社會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當今世界,正是由于人們違背自然法則,不取物順時,肆意掠奪自然,使森林資源銳減,礦產資源枯竭,動植物種類滅絕,導致生態平衡失調,生態危機嚴峻。而中國政府面對著日益惡化的生態形勢,也不得不在近年制定一系列的環保法律,相繼提出“退耕還林”、“封山育林”一些保護措施,并加大生態環保的監管和獎懲力度?？梢?荀子的生態愛物思想及道德原則對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啟示性。荀子非凡重視生態道德的政治意義。他說:“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王制》)。荀子把六畜興旺,草木繁盛,百姓一,賢育服,歸依為君主的善群,并希望君主正確處理,調解人與自然的關系,使各種自然萬物和諧生長,興旺繁衍,這反映了荀子遵循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傳統,借君主的名義來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荀子是主張推行禮制王道的。王道主張以德服人,以德治國,因為生物資源得到有效保護,使百姓財物充裕,溫飽富足,是實施王道的基本條件。因鑒于此,荀子才把他的生態道德寄于政治理想之中。

荀子還將他的生態道德原則運用于他所提出的一套“人妖”理論中。他說:“物之已至者,人妖則可畏也。耕傷稼,枯耕傷歲,政險失民,因穢稼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禮義不修,內外天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并至,夫是之謂人妖。妖是生于亂,三者錯,無安國”(《天論》)。在荀子看來,“天地之變,陰陽之化”不可畏,而人妖則可畏也。所謂人妖,就是人為災禍。荀子認為,田園荒蕪,米貴民饑,路有餓殍,農業荒廢,與人為破壞自然的生態系統平衡有直接關系。人類禮義不修,政令不明,生態道德缺失,愛物觀念淡薄,才是帶來人妖的主要原因。而縱觀人類生態歷史,環境污染,物種銳減,土地沙化,氣候變暖,臭氧層破環……,難道這不是人襖帶來的嗎?焦國成教授說:“幾個世紀以來,人類關注自身力量的加強;而忘記了自己所不斷發生的魔力對于整個世界會有什么影響!人類謀求各個方面的現代化和超級的生活享受,卻忘記了對自己與自然外界的關系進行倫理的思索;人類關注于今天的所謂‘事業’,卻忽視了人類未來的命運”。[7]人類正是過分重視自己的“欲望”,而忽視自然及生態的平衡,人妖產生難道不是必然的嗎?禮義規章制度的制定與實施難道不是必需的嗎?顯然,荀子明顯意識到實施可持續發展,保持天人和諧,實現資源利用持續性的重要性,他說:“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于已長慮顧后,幾不甚善矣哉!”(《榮辱》)可持續發展思想認為,當代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滿足的基礎上,也要給子孫后代留有發展的機會。荀子在此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措施:節約用度,抑制欲望,注重收藏,蓄積物資,以使保持供給不中斷。其可持續發展的生態道德意識,倫理責任,急切之情躍然紙上,催人警醒!荀子把可持續發展生態道德的踐行,寄希望于“圣人之制”。荀子認為,圣人具有高貴的品質,既有剛強的意志,適應能力強,而且能夠為天下人長遠考慮,顧及天下人的長遠利益,從而保天下人世代平安。荀子說:“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錯于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行,神明博大而致約。故曰:一與一是為人君,謂之圣人”(《王制》)。荀子認為,圣人的作用,上能明察于天,下能安排好土地,他的作用布滿了天地之間,影響推廣于萬物;他既神明博大,又極其簡約;圣人始終以天下為己任,明察秋毫,體察民情,因而能夠“制禮樂,起法度”,“理天地,裁萬物”,勇于踐行生態道德原則,追求“天人相參”的生態倫理目標,促進人與自然可持續平衡,保持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康有為曾評說“孟子智慧高,荀子功夫深”,可見其思想恢宏磅礴,博大精深。尤其是對于天人關系,荀子更逆反先哲孔孟“尊天而命”的形而上的價值思維和唯意志論,而賦于天以自然的、純粹的本性,客觀、辯證且又理性地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問題。其生態價值意識、生態實踐責任、生態道德追求,彰顯而閃耀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光芒,在今天仍熠熠生輝。批判、繼承,領悟、運用荀子的生態思想對于解決生態危機仍具有一定的價值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