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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的關系；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相背離的情況分析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對經濟效益的理解不僅實踐中比較混亂，而且理論界的觀點也很不統一、完全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壟斷市場、動態長期等，具體資料請見：

內容摘要：本文回顧了經濟效益產生的歷史過程和經濟學家對這一概念的理解，指出了對經濟效益的理解中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從社會整體以及動態效率的角度對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做了詳細的分析，從而指出經濟效益這一概念的內在邏輯矛盾。本文認為，經濟效益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在實踐中會產生錯誤的結論和政策。主張用經濟效率來代替經濟效益的使用，樹立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經濟效益經濟效率動態效率多重均衡

傳統經濟理論中沒有經濟效益這一概念。20世紀60年代，以孫冶方為代表的我國少數學者曾探討過經濟效果問題。1986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大辭典》（商業經濟卷）雖然有了經濟效益這一范疇，但認為經濟效益就是經濟效果。

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的關系

一直以來，對經濟效益的理解不僅實踐中比較混亂，而且理論界的觀點也很不統一。必須指出，考查企業經濟效益的最終目的是評價經濟效率。但是理論界對于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的理解卻有分歧。

這些觀點大體上分為兩種，一種觀點認為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之間沒有一致的關系。經濟效益的概念在傳統經濟理論或市場經濟的歷史經驗中都沒有基礎，與經濟效益聯系的指標沒有規范性意義（托馬斯•G•羅斯基，1993）。另一種觀點認為兩者存在著一致的關系。認為效益的實質在于效率（異同，1993）。經濟效益中的效益應解釋為效率與收益，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張先治，1996）。經濟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是經濟質量的靜態描述，而經濟效率是動態的過程（劉濤、黃強1997）。

從以往的相關文獻來看，“經濟效益”這一說法存在很多問題：

理論上，一般認為經濟效益的提高等同于企業效率的提高。實踐上，仍舊用利潤（收益）來衡量經濟效益。財政部1995年頒布的工業企業經濟效益的評價指標體系包括十項指標，其中前三項銷售利潤率、總資產報酬率、資本收益率主要靠利潤來衡量，并隨企業利潤的上升而上升。同時，最后兩項指標社會貢獻率、社會積累率兩個主要衡量指標最終可歸結為企業的收益。由此可見，新的企業經濟效益評價指標體系仍舊把利潤（收益）作為衡量企業經濟效益高低的主要指標。本質上，考察的是企業的利潤（收益），而不是效率。

從局部而不是從經濟整體來理解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的關系。個別企業利潤的提高可能是以社會整體利潤或福利的損失為代價的。同時當從社會的角度出發來觀察問題的時候，我們發現壟斷、競爭、普及新產品和專業化的例子都表明經濟效率和經濟效益常常以相反方向運動。而代表著局部利益的“經濟效益”概念，明顯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只從靜態來理解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的關系。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的關系不僅僅是靜態上的關系。經濟效益考察的是短期企業經營狀況的好壞，而經濟效率從本質上講是一個長期動態的概念。從靜態的觀點來看是最優的選擇，在動態的角度來看可能不是最優。但是，迄今為止，關于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的考察都是從靜態效率的觀點出發來考察兩者之間的關系。

忽視了可持續發展問題。經濟效益指標過于關注企業的利潤，而無視企業的生產活動所造成的其他外部性影響。由于經濟效益的概念沒有考慮到企業活動的外部性，可能意味著企業生產規模的不合理擴大或縮小。在實踐上，導致企業的污染水平會超過社會最優污染水平，而通過庇古稅、污染交易許可證、明確產權、合并企業等辦法來治理污染是不合適的。因為這些措施無疑會減少相關企業的利潤水平，從而惡化企業的經濟效益指標。這也與“以人為本”、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新發展觀是矛盾的。

本文中的經濟效率是指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優，即已經不可能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使任何一個人處境變好，而同時不致使另一人的處境變壞。經濟效率分為生產效率和配置效率。對于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我們認為在計劃經濟背景下或是市場經濟尚末建立的初期，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遠遠偏離帕累托最優狀態。因此存在經濟效率提高的同時，經濟效益同時也提高的改進空間。與經濟效率概念相比，由于經濟效益的各項指標更明確和具體，在實踐上，用經濟效益指標更加便于對企業運行效率進行評價。因此，經濟效益這一概念在提出的初期，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使用，對提高整個經濟運行的效率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市場經濟逐步走向成熟的歷史背景下，并不存在資源配置改進的廣闊空間。這時，一個企業利潤的提高很可能是以整個社會的效率損失為代價的。經濟效率和經濟效益的內在矛盾就變得突出起來。經濟效益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如何科學的理解經濟效益，不是單純的概念之爭，而是從什么樣的角度來衡量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發展的問題。本文的目的就是全面考察對經濟效益的理解，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以動態的視角來分析以利潤（收益）為主要衡量內容的經濟效益指標與企業的經濟效率之間的矛盾。從而指出經濟效益是個錯誤的概念，其指標既不能正確考察企業運行的效率，也不能合理評價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在實踐中會帶來極大的危害。主張更加嚴格科學的使用經濟學的術語，用經濟效率代替經濟效益的使用。

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相背離的情況分析

提出經濟效益的初衷是用來衡量經濟運行效率的高低。但是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之間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正相關性。本文試圖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對兩者的背離進行研究。從微觀層面來看，我們對完全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和壟斷市場中效率和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以說明效率和效益背離的各種條件和情況。

（一）完全競爭市場

主張經濟效益的經濟學家通常認為講求經濟效益就是用盡量少的勞動消耗取得盡量多的有用成果，認為經濟效益是投入（通常指勞動消耗和勞動占用）與產出（符合社會需要的勞動成果）的比較，一定的投入獲得的產出越大越好（石云龍，1994）。單純從技術的觀點來看，這并沒有錯誤，但是具體到企業的生產，這卻是一個錯誤的認識。傳統經濟學理論假定企業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不是投入產出比最大化，不是追求“一定的投入獲得的產出越大越好”。實際上，在完全競爭市場中沒有企業會按照投入產出之比最大化來從事生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短期，理性生產者不會在勞動的平均產量的最高點（投入產出之比最大）進行生產，只會在勞動的平均產量最高點（勞動的平均產量曲線和邊際產量曲線相交點）與勞動的邊際產量等于零（總產量達到最高點）這兩點之間進行生產。而平均產量的最高點只是這一可行的生產階段的起始點。至于究竟在這一階段其中的哪一點進行生產，必須結合生產成本，市場需求才可知道，因此，單純從技術效率的觀點，認為經濟效益僅僅是投入產出之比最大，即認為生產是在平均產量最高點進行是錯誤的。

進一步分析，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觀點，完全競爭市場的經濟效率是最高的，市場中的企業長期利潤為零。在這一市場中，市場價格等于邊際成本。這也部分證明了，效率和利潤以及主要用利潤來衡量的經濟效益之間的矛盾。由于完全競爭市場中企業的長期利潤為零，因而按照新的企業經濟效益評價指標來判斷，三個主要的經濟效益指標銷售利潤率、總資產報酬率、資本收益率很低，企業的經濟效益很差。對單個企業來講，這種低指標也許是生產效率低下。但是從完全競爭整個行業來看，這種下降卻恰恰說明了行業效率的提高。因此對于完全競爭市場，經濟效益的指標往往不能很好的判斷社會整體效率的改進，并且還會得出相反的結論。必須注意的是，對完全競爭市場來說，單個企業效率的提高的確會帶來利潤的增加，以及相應的經濟效益指標的提高。但是一旦從單個的企業轉向整個行業，經濟效益的指標就不能判斷社會的效率是否改進。

（二）寡頭市場

與完全競爭市場不同的是，在寡頭市場經濟效益的提高不但不能說明整個行業效率的提高，甚至也不能說明單個企業經濟效率的提高，企業可以通過降低生產效率來提高自身的利潤。

本文的分析從經典的Cournot模型開始。這一模型的特點是，兩個企業都天真地假定對方不會改變原有的產量，以求自己的利潤最大化。Cournot均衡滿足供求相等這一要求之外，在均衡時，參與博弈的雙方都達到了最大的滿足。在均衡時，當事人對自己的對手策略被證明是正確的。

Cournot均衡顯示，企業以超過邊際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Cournot均衡不是社會有效率的。在Cournot模型中，競爭的雙方進行的是非合作的博弈。但是在博弈重復無窮次的條件下這一博弈有可能轉化為合作的博弈。這是因為在無限期博弈的情況下，參與博弈的雙方可能通過實行以牙還牙策略實現一個新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如果對方采取合作的策略，選擇高價，那么在以后的博弈中，他同樣選擇高價。但是如果對方一旦選擇低價，那么他在以后的博弈中將選擇低價到永遠。很明顯，這個策略形成一個新的子博弈完美均衡（高價，高價）。當博弈雙方勾結起來選擇“高價”時，類似于聯合利潤最大化的張伯倫模型，合作的結果對雙方都有好處。實際上，正如Chamberlin（1933）指出的，當競爭的雙方都是老練的廠商，競爭雙方能夠根據市場的相互依存性找到一種妥協的辦法，以求雙方聯合利潤最大化。很明顯，在企業相互合作或者是相互勾結的情況下，總產量減少，市場均衡價格上升，廠商的利潤增加了，用利潤作為主要衡量指標的企業的經濟效益提高了。在企業層面和社會層面上，經濟效益和經濟效率都發生了背離。因此，從Cournot模型來看，當企業經濟效率提高時，經濟效益指標卻可能下降。更進一步，在Cournot模型的假設下，當企業個數無窮多時，市場結構趨于完全競爭。每個企業的利潤趨向于零，即趨向于完全競爭市場所達到的競爭均衡。整個行業的效率提高了，同時單個廠商利潤減少，總利潤也同樣減少。因此由利潤來衡量的企業經濟效益和行業的經濟效益都出現下降。以Cournot模型得出的結論是，在效率提高時效率和效益同樣也是背離的。因此，經濟效益不能作為一個衡量寡頭市場效率的合理指標。

總之，只要市場是寡頭市場，在長期競爭博弈過程中，企業有充分的激勵達成一種長期的妥協均衡。這種合作無論是以產量競爭的形式，還是以價格競爭的形式來進行，最終都是通過無效率的產量和價格控制來無償地攫取消費者的利益，從而提高企業個體利潤。因此無論從企業個體或者是社會整體來看，勾結的市場行為都是以消費者和整個社會的損失為代價，以犧牲市場效率為代價，以換取個別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

（三）壟斷市場

在壟斷條件下，企業利潤的上升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效益指標的改進并不意味著企業效率的提高。正相反，在壟斷條件下，效益指標的提高往往是由于企業經濟效率的下降引起的。

一般來講，壟斷者通過壟斷定價來獲取利潤，其做出的定價及產量策略是私人最優的，壟斷者獲得了最大利潤。但是，壟斷者所收取的壟斷高價及相應的產量很顯然都不是社會最優的。其收取的價格高于邊際成本，產量低于完全競爭市場的產量。壟斷者以高于邊際成本的價格銷售產品會產生社會扭曲，當消費者面對價格提高，只是稍稍地減少其需求時，價格扭曲就較大。特別是當一個行業由于壟斷程度的增加而獲得高額壟斷利潤時，其經濟收益指標會隨之上升，但是這并不代表企業效率的提高。一個企業壟斷程度的提高伴隨的是產品總產量的下降和市場價格的上升，伴隨的是企業和社會效率的雙重損失。

進一步來說，由于存在成本扭曲和尋租，用壟斷利潤進行經濟效益的衡量，會過高的估計壟斷者的經濟效益指標。理論和實踐都表明，當企業在產品市場擁有壟斷力量時，企業所有者很難對其成本保持控制。因此，壟斷者會以高于競爭性企業的成本去生產給定的產品，例如Hicks（1935）指出“最好的壟斷利潤是平靜的生活”。Machlup（1961）認為，當產品市場是不完全競爭時，經理偷懶才可能存在。Leibenstein（1966）認為壟斷的存在可能使企業生產存在“X－無效率”。因而依靠經濟效益指標是無法衡量這一潛在的效率損失的。

而且壟斷租金會在幾家為獲得它的企業中間引起競爭。這種競爭會造成資源的浪費性支出，消耗了壟斷利潤。因此，壟斷利潤不應該全部算在效益指標中。企業為了獲得壟斷利潤，會傾向于花錢并付諸努力來獲取壟斷地位；一旦確立了這一地位，他們會繼續花錢并努力保持它。Posner（1975）在尋租行為的極端例子中，得出了所有壟斷租金都應該算在壟斷成本上的結論。同時，由于對專利的獨占是企業維護自己壟斷地位的一個常用手段，因此，企業有強大的激勵去保護自己的技術獨占以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甚至對一些最核心的技術并不進行專利的申請，這無疑不利于知識的傳播和復制，影響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因此，對壟斷企業來講，經濟效益的提高并不意味著經濟效率的提高，相反，它甚至意味著效率的降低。

（四）動態長期

宏觀經濟層面上，我們將給出一個簡單的動態多重均衡模型來說明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之間的矛盾關系。同時這一模型也比較清晰的顯示了經濟效益對外部性的忽視所產生的后果。

我們假定政府是鐵路是否投資的決策者，鐵路建成后有兩種類型的企業使用：高成本企業投資F2以實現工業化，低成本企業投資F1以實現工業化，且只有兩個企業都進行工業化投資才能支付鐵路建設的成本。在沒有進行工業化投資的情形下，兩個企業都使用規模報酬不變的技術，沒有使用鐵路擴大銷售市場的必要，且此時兩類企業利潤都為零。由于企業不同的固定成本不可觀測，因而鐵路不能在這兩類企業中進行價格歧視。鐵路部門確定的價格能夠收取高成本企業而不是低成本企業的所有利潤，鐵路投資因此產生了正外部性。顯然，鐵路被修建的一個必要條件是：鐵路對每個企業收取的使用費等于高成本企業的利潤時，鐵路能夠補償其建設成本。此時，高成本企業的利潤π2為零，低成本企業的利潤為π1=F2-F1。但是如果政府使用以利潤為核心的經濟效益指標來評價投資的可行性，在下面兩種情況下，即使修建鐵路對整個經濟來講是有效率的，鐵路也不會修建。

第一種情況是，低成本企業和高成本企業的利潤總和大于鐵路修建的成本π2+π1＞R，但是，當2π2＜R時，投資鐵路不能收回成本，鐵路不被修建。價格歧視的不可能性產生了這個結果，由于鐵路不會修建，企業也不會進行工業化投資，工業化不會發生。即使是修建鐵路和工業化是有效率的。

第二種情況是，即使是π2+π1＞R鐵路投資也不一定進行。這是由于不能確定潛在的鐵路使用者，是否會進行固定成本投資并因此變成實際使用者。鐵路投資后，如果兩個企業都進行了工業化投資，并成為鐵路的實際使用者，鐵路投資者收回投資成本，最終均衡是高水平的工業化均衡。但是如果鐵路修建后，面臨的是一個沒有工業化的“壞”的均衡，那么鐵路投資帶來的就是巨大損失。基于經濟效益判斷的政府會拒絕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鐵路不會修建，工業化不會發生。因此在面對投資具有正外部性和未來均衡不確定的時候，從單個投資的利潤（效益）來考察基礎投資項目，往往會造成基礎設施投資不足，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從這個意義上講，用經濟效益這個指標衡量企業投資項目的好壞與我國早期經濟發展過程中基礎設施發展滯后的情況可能是有一定聯系的。

結論

綜上，經濟效益作為衡量企業經營好壞，效率高低的指標是錯誤的，在經濟生活中會帶來極大的危害：

用經濟效益（利潤）來衡量企業效率的高低會損害企業間的競爭。用經濟效益判斷企業效率的高低，意味著政府鼓勵寡頭之間的合謀和勾結，損害企業競爭。特別是對于企圖獲得壟斷地位的廠商來講，經濟效益指標的政策推論是鼓勵壟斷企業通過“掠奪性定價”迫使其競爭對手退出市場；同時鼓勵企業通過游說政府來尋租，通過犧牲社會利益來獲取企業利益。同時政治創租和抽租的存在，又增加了尋租活動的普遍性和經常性。尋租破壞了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使人們對市場機制的合理性和效率發生了根本懷疑。

從局部來理解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的關系會帶來壟斷范圍的無限擴大。經濟效益指標鼓勵壟斷企業通過對稀缺知識的過度保護來維護壟斷地位，鼓勵壟斷企業采取過度投資、擴大企業的規模、威脅其他廠商進入等策略性行動來保持壟斷利潤。

從靜態來理解經濟效益與經濟效率的關系會造成基礎設施投資短缺。通過動態多重均衡模型表明，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政府出于經濟效益的考慮，不能提供足夠的社會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從我國早期的經驗來看基礎設施投資的不足一直是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之一。基礎設施的供給缺乏可能使得經濟增長路徑出現波動，以經濟效益指標來衡量經濟運行的效率，可能是造成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原因之一。

經濟效益概念不利于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危害可持續發展。一般來講企業的生產都是有外部性的。由于這些外部性是由社會而不是由企業自身來承擔，因此企業有擴大污染、提高利潤的沖動，其污染水平往往超過了社會最優。用單純的經濟效益指標，會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這和我們追求的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是相矛盾的。同時對于有正外部性的產業，比如教育，又往往投資不足，從長遠來看，同樣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本文主張用經濟效率這一科學術語來代替經濟效益這一錯誤的概念，樹立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