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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生態系統退化、自然災害頻發全球氣候變化正在威脅人類整體生存；與此同時，金融海嘯余波不斷，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正在不斷尋求經濟復蘇的新動力和經濟持續發展的新增長點；并且，為了繼續維持對世界經濟的主導權，發達國家也更傾向于盡快形成規制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發展中國家持續強勁發展的新“游戲規則”于是，在多種原因交錯推動下，“低碳經濟”被迅速炮制并開始在全球推廣。客觀地講，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及其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僅就碳排放和全球氣候變暖或“溫室效應”之間的內在關聯而論，則始終是一個頗有爭議的科學問題。1896年，阿累利烏斯提出“化石燃料燃燒將會增加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從而導致全球氣候變暖”這樣一個科學假說。在這之后，一系列的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問題使人們開始越來越關注碳排放導致的“溫室效應”或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但是，對此并沒有形成共識。20世紀9O年代，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日益突出，為了提早預防和有效應對這一可能面向整個人類發展的環境風險，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關于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遏制全球變暖的國際公約。在1997年《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公約》實施取得了重大突破，締約方在日本京都通過了《京都議定書》，對減排溫室氣體的種類、主要發達國家的減排時間表和額度等做出了具體規定。但是《京都議定書》在其簽署和批準過程中一直充滿了爭議，并且，作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的美國拒絕簽字。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2007年前后，先后登場的英國政府的《氣候變化的經濟學：斯特恩報告》、美國副總統戈爾拍攝的《難以忽視的真相》以及由世界4000多位科學家共同完成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氣候變化第四次評估報告，眾口一詞地肯定了碳排放與全球氣候變暖的內在關聯，提出“只有到2050年將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2倍以內，才可能避免發生極端氣候變化后果。”至此，碳排放和氣候變化問題已經不再是一個科學假說，而開始上升為政治問題。對此，正如有的學者所評價的，“對于這樣一個結論，各方面說法不同，政治家們說‘氣候變化問題’已經得到了科學家們的證實，而科學家們又說科學的結論得到了政治家們的認同，就是這樣，科學家們和政治家們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了高度的一致。為此，200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關注這一問題的戈爾副總統和IPCC專家組。”①為了尊重“科學的結論”，更為了尋求自身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和新模式，一些發達國家開始陸續提出“低碳經濟”的發展戰略。早在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了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該白皮書從英國對進口能源高度依賴和作為京都議定書締約國有義務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和實際需要出發，著眼于降低對化石能源依賴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提出了英國將實現低碳經濟作為英國能源戰略的首要目標。”⑦

在這之后，英國政府于2006年1O月了《斯特恩報告》，對全球氣候變暖的經濟影響做了定量評估。《斯特恩報告》認為，氣候變化的經濟代價堪比一場世界大戰的經濟損失。應對這場挑戰，目前技術上是可行的，在經濟負擔上也比較合理。行動越及時，花費越少。如果現在全球以每年投入1的GDP，即可避免將來每年5一20的GDP損失。《斯特恩報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從而為“低碳經濟”的全球推廣提供了有效的“科學”論證。2008年3月，英國又頒布實施了《氣候變化法案》，使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適應氣候變化而建立具有法律約束性長期框架的國家。與此同時，英國還努力通過各種途徑推動“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全球化。在英國之后，日本、澳大利亞等主要發達國家都先后制定了自己的“低碳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美國，在掌握了低碳的相關技術并且為了振興疲軟的經濟，也改變了自己的態度，轉而鼓吹和支持“低碳經濟”，并且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呼吁”和“引導”世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拋棄傳統“高碳經濟”模式，轉向和接受“低碳經濟”的新發展模式。

與此同時，聯合國也利用各種途徑，不斷宣傳和推廣“低碳經濟”。特別是2007年12月3目，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12月15日正式通過一項決議，決定在2009年前就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新安排舉行談判，由此制定了世人關注的“巴厘島路線圖”。“巴厘島路線圖”確定了今后加強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領域，其為2009年前應對氣候變化談判的關鍵議題確立了明確議程，其“具體議題包括：適應氣候變化消極后果的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廣泛使用氣候友好型技術的方法，以及應對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措施進行資助。確認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其核心就是進一步加強《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重點解決減緩、適應、技術、資金問題。同時，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40。”④‘巴厘島路線圖”為全球進一步邁向“低碳經濟”發揮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同時，它也標志著“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已經在世界范圍內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意味著“低碳經濟”已經不僅僅是某些發達國家的發展戰略，而且，被迅速上升為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潮流和新規則。由此，在世界范圍內，“低碳經濟”浪潮洶涌，已成不可阻擋之勢。

二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對此，最近相繼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新的發展理念、發展思路、發展目標都不斷展現和標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協調，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整體構想。并且，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始終強調要把自身發展與推動世界發展協調起來，愿意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主動承擔更多國際義務，包括為了避免全球氣候變化而承擔減少“碳排放”的義務。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自覺接受并希望能盡快轉向“低碳”發展模式。

但是，這并不等于中國要完全接受和實施西方發達國家所倡導和推銷的所謂“低碳經濟”模式。事實上，“低碳經濟”的提出及其具體規則和實施時間表的安排自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掌控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是從對它們最有利的角度來考慮和設計的。換句話說，“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發達國家利用其發展優勢，更利用其嫻熟的媒體和輿論操控技術，在“后金融海嘯”時代，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為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未來發展套上的“碳枷鎖”。這對作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的中國，其所帶來的發展風險和挑戰更巨。首先，中國當前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高碳氣體排放的大量增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避免。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遠未實現，當前和今后很長一段時期，中國仍然需要以快速發展為主，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化、城市化等社會經濟發展態勢不可避免，這些，無疑都會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出巨大需求。從人類的整體利益和中國老百姓的長遠利益看，中國必然要走上“低碳”的發展道路，但是，就現實情況來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一旦如西方發達國家所倡導的“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在碳排放量上受到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嚴格限定，則必將影響和阻礙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并進而影響中國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整體持續提升，這不僅意味著中國現代化的經濟阻力，更可能制造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風險。在“低碳經濟”的大潮中，中國的未來發展還可能會面臨“碳鎖定”的威脅——“如果我們今天用比較高的碳技術或者低效技術去裝備基礎設施系統，也就是高排放的基礎設施系統，那么它將會持續幾十年，即未來中國幾十年排放的狀況不可避免地在最近幾年內被鎖定”④，而以后如果我們需要改變，則可回旋的空間將非常有限，甚至將造成經濟和社會成本投入的巨大損失與浪費。另外，在“低碳經濟”浪潮下，國際貿易格局和規則也可能發生變化，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努力取得的較為優勢的國際貿易地位可能發生逆轉。

一方面，在“低碳經濟”背景下，發達國家可能減少對化石資源的需求，同時將部分能源密集型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投資饑渴癥”，大都迫切需要外來資本，而對環境標準要求較低，如果“中國承接大量發達國家的重化工業，成為全球重化工產品的制造大國。這不可避免地加重中國的污染排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提高引進外資的低碳性與環境標準要求，會大大減少引進外資的數量與質量，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各發達國家為實現國內的減排目標采取的國內政策，如征稅、補貼等，都將影響國際貿易規則，對中國經濟出口造成不利影響。2009年6月26日美國眾議院通過的《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明確了所謂“碳關稅”條款，這引起了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而之前在歐盟和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由于減排導致的競爭力考慮，也一度對類似的“碳關稅”設想進行熱議。如果征收碳關稅的措施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被進一步合法化為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則“意味著可以根據產品生產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對進口商品進行區別對待，從而使能耗和排放強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面臨不利局面。發達國家由于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方面的優勢地位，將進一步擴大在國際貿易中的利益。”而且，“除了碳關稅這樣對國際貿易的‘硬約束’之外，自愿性的碳標簽也日益成為低碳經濟時代的貿易規則。

隨著低碳消費逐漸成為時尚，特別是在發達國家，消費者會根據碳標簽提供的信息，考慮所消費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⑥這些，都將使中國出口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必須盡快與“低碳”掛鉤，其不疑不利于中國以后的出口貿易和經濟的整體發展。其次，中國的能源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社會階層結構等的調整轉型都尚在進行中，無法在短期內完全迅速地接納和啟動“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此時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和要求強行實施“低碳經濟”，則恰恰可能激化中國現代化內在錯綜復雜的各種矛盾，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難以預料的風險。從能源結構上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中國轉向或應對“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長期制約性因素。“富煤、少氣、缺油”的自然稟賦和資源條件，決定了中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為主。在傳統經濟形態中，以煤為主可能具有成本優勢，成為貿易中的比較優勢，但在“低碳經濟”中卻變成了比較劣勢。如何改變這一局面，一個基本的出路就是進行“低碳”的技術創新和技術變革。然而，正如有的學者所分析的那樣⑦，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由“高碳”向“低碳”轉變的最大制約，恰恰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然而實際進展卻與預期相去甚遠。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存在距離，自己的研發能力有限，而發達國家又不積極行動轉讓先進技術，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得不依靠商業渠道引進技術，不得不接受西方知識產權轉讓的苛刻條件。

即便如此，由于中國作為一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存有差異的大國，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技術出口始終抱有敵意和警惕，這使得商業化的技術轉讓也會受到種種不確定因素的限制與阻礙。而依靠中國自己獨立研發，則完全形成產業化和大規模發展尚需一定時間。這些無疑都制約著中國低碳技術水平的提高，使中國在“低碳經濟”大潮面前面臨著更多的沖擊和問題。此外，雖經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調整，中國的產業結構仍不合理。目前，“我國一、二、三產業之間的比重仍然停留在1：5：4的狀態，中國經濟的主體是第二產業，決定了能源消費的主要部門是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比重偏低，發展滯后。”③適應“低碳經濟”發展要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不僅需要提高技術水平，而且需要發展觀念和現代化發展水平的整體轉變與提升，這些在中國當下顯然都不具備，而且短期內實現的難度也比較大。

而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區域間和不同社會階層間經濟發展與文化價值觀的差異與不平衡一直存在。由這些差異和不平衡也導致了對“低碳經濟”在國內不同人群中認知、感受、支持或者接受的差異。“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滲入，將有可能使國內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加速向西部內陸地區轉移“高碳”行業和產業，而西部的自然稟賦和發展水平也確實比較適合承接和發展“高碳”行業和產業，但是，長期來看，這可能恰恰意味著東部與中西部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從而影響中國區域經濟的整體協調發展。“低碳經濟”新的發展觀念和發展價值的滲入，也使中國不同階層的人群可能會產生進一步的分化，不僅在經濟地位，而且在環境倫理、文化價值觀上產生差異與對立，從而必然會在社會輿論和發展決策上對中國未來發展產生多維掣肘和各種難以預料和把控的影響。再次，“低碳經濟”的興起意味著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新“洗牌”，增大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外部風險與壓力。“低碳經濟”的提出，不僅是一個技術和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突出的國際政治問題，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圍繞發展權的重新博弈與角逐，是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優勢技術地位和先進發展水平，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關注人類整體命運為“噱頭”，搶占道義和輿論制高點，操縱話題，設定規則，既打擊限制新興發展中國家，又為自己在“后金融海嘯”時代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國際貿易優勢的“全球共謀”。

同時，“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提出，也加速了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問題上的內部分化。在2009年12月7日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77國集團的分裂公開化，源于發展中國家這頂帽子，已經掩蓋不住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之間的利益分歧。而且，氣候變化對各國的危險程度不一，首當其沖面臨亡國的島國如圖瓦盧和馬爾代夫，當然是熱鍋上的螞蟻，深受冰川融化威脅的高山國家，如拉美的玻利維亞，則對排放大國日益怨憤。”⑦再加上美國等發達國家利用其嫻熟的外交手腕和媒體操控技術，利用世界各地環保組織對“碳減排”的熱切期望，而故意制造矛盾，升級沖突，這些，無疑都會為當前的碳排放大國同時也是新興發展中國家代表的中國強加上更多的“碳枷鎖”和超出其自身承受能力的“碳責任”，這既不利于中國大國形象的塑造，更不利于中國現代化的持續健康發展。

三

“生態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對‘環境’的關心。‘環境’聽起來似乎是人類行動的外部情境，但生態問題之所以走向前臺是因為‘環境’實際上已不再外在于人類社會生活，而是受到了人類生活的徹底滲透和重新整理。如果說人類曾經知道‘自然’是什么，那么現在則不然。‘自然’之物與‘生活’之物完全攪在一起，對此已不能再想當然。與受傳統統治的生活的許多其他方面一樣，在人類必須進行實踐決策和道德決策之處，‘自然’便轉化為行動之域。”⑩現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已經不是一個環境技術問題，而是更意味著人類對傳統工業化發展理念和發展思維的整體反思，以及以此為中心而展開的全球范圍內的新一輪發展博弈和競爭。在此背景下，應對“低碳經濟”挑戰，就不僅要求中國在未來發展中要切實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⑩，以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同時，更要提升向“向世界說明中國”的能力和技巧，盡早整合自身的優勢資源和理念，盡快向世界清晰準確地闡發我們的發展思路和目標，以搶占世界發展“話語權”的制高點，從而在國際輿論和道義上獲得更廣泛的支持與理解。今天，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中國模式”、“中國特色”、“中國道路”越來越引起世界的關注，與此同時，有關“中國責任”、“中國氣度”、“中國形象”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特別是在全球氣候變化這一關乎人類整體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上，世界都在關注中國的態度和走向，這更需要我們要及時有效地闡明自己的發展理念，向世界清晰地描繪出自己的發展藍圖和思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特別是要在世界輿論面前消除某些國家對我們的不實指責、“詆毀”和有意的“混淆視聽”。具體而言，中國一貫提倡世界多樣化、包容性的發展思維，在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既強調要有全球整體的協同行動，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合理分配各國責任，也強調必須尊重各國實際，允許各國探索和開創適合自己的“低碳”發展模式。

為此，需要我們特別要在以下兩個問題上盡快予以明確并盡早向世界做出有效說明和闡釋：一是要對“低碳經濟”的內涵給予準確界定，在對內對外宣傳和解釋上要堅持統一的尺度和口徑。發達國家提出“低碳經濟”概念，其本意是在經濟發展中減少和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提高能效比，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核心指標是在經濟發展中“降碳”和“去碳”。但是，“人類經濟活動引起地球大氣溫室效應增強的問題癥結是碳失衡，一方面大量消耗煤炭和石油等能源，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另一方面大量砍伐森林，毀壞植被，引起碳匯顯著下降。解決問題的辦法是雙管齊下，即從降耗減排和增加碳匯兩個方向做出努力。后一個方面的作用不亞于前一個方面，對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應當有所側重。‘低碳’只反映了前一個方面，而未能反映后一個方面。雖然通過對低碳經濟內涵的寬泛解釋可以把后一個方面包括進來，但概念本身的構造方法畢竟是有缺陷的。”因此，中國在關注和強調“低碳”時，應特別注意不能只考慮減少碳排放，也應強調將增加碳吸收直接加到降低碳排放的計算中(這不是發達國家主張的碳匯交易，而是本國發展碳成本的重新計算)，這樣才更符合中國目前“低碳”發展的客觀現狀。這是在輿論宣傳中必須抓緊澄清的問題。此外，當前國內研究中還有一種不好的傾向，即背離發達國家的原意而對“低碳經濟”做任意擴大解釋，認為“低碳經濟”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認為其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綠色生態經濟，甚至認為它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方式、能源利用方式和人類生活方式等。

在這里，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發達國家提出“低碳經濟”是有其特定目的和意圖的，而且，“低碳”本身只是針對大氣變化的“溫室效應”，不能解決甚至刻意忽視了人類發展面臨的整體生態問題的其他環節和領域；其次，對“低碳經濟”的擴大解釋并沒有超出我們已經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建設以及“循環經濟”等概念、理路的范疇，反而有可能在輿論和公眾視野中“替換”這些已有的成熟理念，從而遮蔽中國現代化發展中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自覺協調發展的基本特色。二是中國可以審時度勢，加快升級生態文明建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整體發展戰略。自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在現代化發展戰略中相繼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建設等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現結合的發展理路，特別是2007年黨的十七大，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體系中明確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⑩這表明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始終重視生態環境問題，在發展思路和應對舉措上不斷成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公報中，則更明確強調“要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這已經明確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不是僅僅從“碳排放”的狹隘視角出發，而是更強調從有別于西方工業文明的新型現代化戰略的生態文明建設的全方位思維和視角出發來思考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在對待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中，不僅是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發展中去保護生態環境，當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相沖突時予以合理適度解決，而是更要強調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以自然生態環境的有效利用為重點去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戰略和模式。具體而言，當今中國在“低碳經濟”的沖擊下應該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在加快轉變經濟社會發展方式中加速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整體戰略和總體目標層次，形成以科學發展為基調，以生態文明建設為總體戰略和具體發展模式，以構建和諧社會為基本導向，涵有經濟、政治、文化、公共社會生活、節能環保等在內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發展戰略。以此，才能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推進中國和世界共同發展所開創的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理路的新的現代文明的發展模式，彰顯中國的大國形象和大國責任，從而更能獲得世界輿論和公眾的廣泛支持與理解，降低中國現代化的風險，更好地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大發展大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