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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歐盟互為最大的貿易和投資伙伴，經貿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度很高，占有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的1/3，以及全球總產出的近1/2。事實上，美歐簽訂自貿協議的想法由來已久，對當前金融危機下的美國和債務危機之下的歐盟而言，兩者的經濟復蘇均會進入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各自國內可以施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已所剩無幾，TTIP(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跨大西洋貿易投資伙伴協議;也簡稱為Transat-lanticPartnership，TAP)終于被再次提上日程。同TPP一樣，TTIP的談判規格也非常之高，美歐雙方領導人如今雄心勃勃，試圖大幅削弱兩者之間厚實的非關稅壁壘，統一監管標準。他們認為，該全面以及高標準協議一旦達成，將極大地推動美歐兩個地區的貿易和投資，并產生諸多嶄新的商業和工作機會。美歐的貿易和投資活動當前在大西洋兩岸支撐著1300萬就業崗位，該協議將在更大程度上促進雙方的就業、經濟發展以及全球競爭力。對美國來說，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美國欲借機推動本國經濟轉型，并重奪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即美國通過“一體兩翼(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軀干，外加TPP和TTIP的兩側聯動)”的兩洋戰略強力驅動美國全球政治和經濟布局，并最終再次實現稱霸全球。美歐兩個地區的意識形態類似，文化相通，社會經濟體制和國家法律制度均較成熟，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開放程度較高，市場規模巨大，且目前雙方都有強烈的政治意愿達成自貿協議，其未來前景看好。但是，由于談判過程的復雜性，以及雙方在歷史和現實上所存在的分歧，TTIP的達成亦難一蹴而就。

一、固本強基，多措力促“再工業化”

過去美國將大多數制造流程外包委托給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完成，國內則主要專注于掌握并升級核心的關鍵技術。2008年金融危機后，伴隨著制造流程的外包所造成的美國制造業持續萎縮，其服務業與消費無法完全填補制造業流失的空缺，美國產生了較大的就業機會缺口，其經濟增長動能大幅減弱;另一方面，中國等亞洲國家通過加工貿易和廣泛承接美國等發達國家外包的制造流程，通過“溢出”和“干中學”等效應，在本國的扶持和引導下，部分先進技術領域逐漸呈現出取代美國之勢。2009年11月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聲明指出，美國經濟要轉向可持續的增長模式，即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發出了向實體經濟回歸的信號。這表明在當前的金融危機背景下，美國已充分認識到不能依賴于金融創新和信貸消費拉動經濟，開始重視國內產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的發展。“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成為美國重塑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據此，美國積極鼓勵美國廠商回流或增加國內投資，并著力重新塑造美國制造業持續創新和發展的產業基礎，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法案和計劃。

高筑藩籬，雙重標準下奉行“貿易保護主義”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失業率屢創新高，社會不穩定因素劇增，美國國內許多人認為這是由于中國對美國巨大的貿易順差所引起的，還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造成對美國的不公平貿易，在國內各利益集團的游說和訴求壓力之下，美國對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奮起直追的高速發展倍感不安，“中國經濟威脅論”在美國迅速抬頭，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美國對華貿易保護政策與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背景，以及美國對外戰略關系緊密，美國越來越把中國視為競爭者和潛在對手。美國對華所實施的貿易救濟措施不僅數量眾多，產業范圍也日益擴大，其貿易壁壘更是日益多元和隱蔽，包括部門壁壘、綠色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知識產權保護、匯率政策、市場準入、勞工標準、“兩反一保”、“337”調查等。美國以“公平貿易”、“自由貿易”和“世界經濟均衡增長”等為由，奉行“雙重標準”，大力保護國內市場，對中國產品進行遏制。在投資方面，美國動輒依憑國家力量，以“國家安全審查”為由，公開實施貿易保護措施，阻止中國企業在美并購。此外，美國還拉攏其他發達國家利用WTO等多邊平臺對中國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管制施壓，以“尊重國際規則和程序”之名行“貿易救濟”之實。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其對華貿易保護政策具有廣泛的“示范效應”，將引發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浪潮，這對中國和世界貿易發展極為不利。

二、中美經貿發展面臨的挑戰

2012年上半年，美國已超越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同時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出口國和外匯儲備國，美國當前的對外貿易政策走向必然會對中國帶來更加深刻的影響，中美經貿發展面臨多重挑戰。

(一)戰略互信合意不足

競爭與合作是當今國家經貿交往的主要特征。但競爭必然伴隨著摩擦，要認識到經貿摩擦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中美間政治、經濟體制的差異是中美在貿易關系上不信任的根源，美國對中國“坐二望一”追趕態勢的焦慮，以及“中國崛起”對美國經濟地位的挑戰，成為美國頻頻揮舞規則大棒的重要原因。美國經濟勢頭不佳，而中國經濟仍以較高速度持續有力增長，中升美降的態勢將繼續凸顯。美國本著所謂國家安全和國際影響力維持的意圖，會對中國在與其實現競爭合作的同時，采取打壓和遏制。華為和中興的遭遇作為中美貿易爭端的一個縮影，凸顯了中美經貿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博弈，也折射出中美力量此消彼長態勢下美國的焦灼不安。美國政府對中國投資設置安全審查障礙，對高技術對華出口進行管制，以及炒作中國網絡攻擊等都是缺乏戰略互信的表現。

(二)規則體制分歧較大

美國認為中國現在實行“國家資本主義(StateCapitalism)”，即政府通過國有企業積極介入市場，中國是規則的破壞者，破壞公平的市場經濟規則。如對中國太陽能光伏案提起的“雙反調查”中，美國認為中國的國企補貼扭曲了市場，直接造成了不公平競爭。由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作為經濟主體在市場中追求支配性作用，強調政府的適當參與和干預，即依靠“看得見的手”，美國認為中國在金融、通信、汽車和能源等重要產業其大部分國有企業接受了政府有形或無形的支持，在國際競爭中則置美國企業于極為不利的境地。中美間圍繞中國政府補貼政策的貿易紛爭當前日趨激化。同時，國企問題也是TPP關注的焦點之一。美國冀望通過TPP構筑對華經貿包圍網，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窮追不舍，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基本問題，如國企和補貼、知識產權保護、自主創新與技術轉讓、服務業開放等，總訴求為“按規則辦事”，新規則制定將成為美國試圖規范中美經貿關系的主要手段，而由此帶來的貿易摩擦和貿易救濟可能加劇并呈常態化發展。

(三)貿易不平衡矛盾猶存

貿易不平衡問題是近年來中美經貿摩擦的焦點和核心問題。美國對華巨大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因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的階段性差異和兩國要素稟賦的不同所形成的經濟互補性，既是中美經貿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中美貿易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美國長期以來推行的低儲蓄和高消費經濟結構則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隨著國際產業轉移的迅速推進，美國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貿易替代效應日益顯現，這也成為中美貿易失衡的重要因素;同時，中美雙方統計口徑及方法上的差異也具有一定的關聯性。此外，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實施出口管制，使得具有互補性而非競爭性的貿易結構潛力未能得到釋放，更是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

(四)經貿分歧泛政治化

中美經貿分歧的產生，既有經貿本身的原因，也存在諸多政治博弈和訴求因素，而且伴隨中美綜合實力對比的變化，美國對華諸多經貿問題呈現出泛政治化趨向。特別是金融危機后，美國國內持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制造業的萎靡不振，使人民幣成為了美國政客和商人歸咎美國經濟不景氣的對象;同時，為了迎合利益集團的需要，許多貿易和金融政策考慮都超出了純粹經濟學視角，成為了彼此相互博弈的政治產物。從國際政治層面看，“人民幣匯率操縱導致美中貿易逆差”、“中國對美出口剝奪了美國制造業工人飯碗”等似是而非的經貿問題更多的是冷戰思維在經濟領域的延續，在很多情況下，美國總是試圖通過經貿的壓力達到經貿之外的目的。當前，美國頻頻以“國家安全”為借口，歧視性地設置貿易投資政治壁壘，如2012年10月8日，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在經過一年期調查后宣稱，中國通信企業華為公司與中興公司因其設備“可能被用來針對美國民眾進行間諜活動”而會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風險，使華為、中興在美業務拓展遭受挫折。

三、中國的應對策略

面對美國貿易政策的調整，中國必須理性審視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把握美國對華貿易新趨勢，積極作為，從容應對。

(一)求同存異，強化中美在全球范圍內的戰略共識和政策協調

伴隨中國貿易大國地位的確立和發展，摒棄“冷戰思維”，堅持合作共贏，在經濟領域構建公開、自由、透明的合作機制，應該成為未來中美經貿關系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性保障。同時，為了在G20范圍內協調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實現世界經濟復蘇以及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美國也需要中國的支持。中國應充分認識并處理好中美兩國關系，著力共同營造利益平衡的安全環境，更要通過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機制，加強政治互信和彼此尊重。當前全球經濟治理所遇到的“雙赤字(twindeficits)”源于體制不足和領導力不夠，因此中美兩國應該在國內、雙邊、區域以及多邊諸層面，積極發揮更重要的領導作用，加強在全球范圍內的戰略共識和政策協調，兩者的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應成為更具戰略性和更利于全球戰略協同與合作的重要平臺，為兩國共同應對各類傳統與非傳統全球挑戰、為本國和世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條件。

(二)互利共贏，不斷拓展中美兩國合作的新范式和新領域

中美兩國的經濟體制雖有不同，但貿易產品結構具有很強的內在互補性，經貿相互依賴程度較高且相對穩定。美國消費主導型的發展模式雖然在危機后有所調整，但根本趨勢不會有較大轉變，美國依然是全球消費大國。對中國來說，美國巨大的市場需求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等的重要出口目的地，直接關系到美國諸多產業的發展，對華出口增加也是美國扭轉其貿易赤字、實現經濟再平衡的重要戰略。針對當前美國“再工業化”導致的訂單減少，中國一方面要增加國內相關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努力提高對美出口的全要素生產率，構筑外貿發展新優勢。另一方面，應敏銳看到“再工業化”帶給中國的機遇，努力尋找中美高端制造業大致水平分工的、互補性強的全產業鏈合作。中國對美國投資重點應放在新興產業、替代能源、高端制造業等領域，同時，繼續吸引美國企業發揮其技術密集的優勢，助推中國利用外資結構的優化升級。通過相互投資，逐步改變中國以往簡單的貼牌代工模式，不斷形成在特定產品和領域的研發、生產、營銷和融資的新合作范式，不斷拓展中美兩國經貿合作領域的廣度和深度。

(三)正視矛盾，健全服務于中國對外經貿長遠發展的體制機制

當前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20%，中國經濟歷經改革開放30余年的積累，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但與此同時，也始終伴隨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困擾。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在歐美諸國不斷強化貿易保護主義、力推新規則試圖重新主導全球競爭格局的新形勢下，國內對外經貿發展亦面臨資源環境約束劇增、要素成本上漲、內外統籌壓力過大等新矛盾和新問題，實現經貿發展方式轉變已經刻不容緩。正視矛盾，中國必須充分認識、認真研判TPP、TTIP等新規則制定對我國可能帶來的挑戰，化危為機，以外部壓力為倒逼機制，進一步推動與外經貿有關的各項改革，牢牢堅持并不斷深化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明晰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市場能發揮作用的領域構建以市場經營者為主體，要素市場開放，競爭趨于平等、公平和中立的市場環境，進一步釋放企業和社會的活力，為外經貿的長遠發展構造一個法治完備、競爭公平的體制機制。這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實現從要素驅動轉向開放驅動和創新驅動的關鍵，也是我國以開放壓力為機遇，以創新挑戰為動力，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位階與外經貿總體轉型升級的現實選擇。

(四)積極有為，發揮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中的大國作用

現有的國際規則和全球治理機制主要是由美國主導建立的，是美國霸權利益和訴求的本質反映。金融危機之后，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總量從9%上升到20%，全球經濟發展呈現“東升西降”的趨勢。美國此時強勢推動TPP、積極談判TTIP，則是借其中所倡導的高標準和高規格對多邊貿易體制所具有的決定性影響，試圖繼續主導全球經貿規則的制定，最終將中國“裝進籠子里”。作為世界貿易大國和“負責任的相關利益方”，中國應以更加開闊和更為長遠的大國視野，從戰略高度來審視自己新時期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繼續積極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抵制以“糾正全球經濟失衡”為借口的貿易保護主義，通過擴大內需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通過貿易結構調整糾正全球經濟失衡。近年來，中國實施積極的自貿區戰略，目前已對外簽署并實施10個自貿協定，以及商建6個自貿區，共涉及29個國家和地區;并將繼續與日韓以及印度開展相關自貿協定可行性研究，密切跟蹤TPP和TTIP的最新進展;在當前自貿談判基礎上，不只關注關稅以及市場問題，知識產權、競爭政策、國有企業、環境、勞工等有關規則制定的議題也都要涉及，由以往被動地接受規則變為主導談判以及制定規則，在WTO、IMF、世界銀行和G20等多邊框架下，充分發揮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中的大國作用。

作者：畢晶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