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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尤其是冷戰后)，世界貿易飛速發展，國際投資大幅增長，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實行對外開放的國家遵守和參與修訂“游戲規則”。總之，世界各國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日益加深。目前，世界上出現的共同性問題愈來愈多，而且這些問題非單個國家或幾個國家所能解決，必須靠全球范圍內所有國家(不分國家大小、不分國力強弱、更沒有南方和北方之分)聯合行動、共同努力，才能收到成效。這就是全球化時代。

在這個時代，全球化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但正在向政治、軍事、法律等方面擴展，甚至涉及文化取向、價值判定等意識形態方面。全球化問題不僅是當今的熱門話題，更是決定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走向的決定性因素，并對今后南北關系產生重大影響。

一、南北相互依存進一步加深

眾所周知，殖民時期，亞非拉國家經濟依附于殖民地宗主國；即使在政治取得獨立以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由于發達國家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絕對多數份額以及控制和操縱著國際經濟機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依然嚴重地依靠發達國家。這種非對稱性的相互依存主要表現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進出口貿易的2／3以上依靠于發達國家；現代科技的進步使得貿易條件的變化愈發不利于南方國家，從而導致南北雙方的談判地位和能力的不對稱；此外，國際直接投資的3／4流向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所吸收的外資只占19％(況且，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2／3集中在亞洲的新興市場國家)；還有，新發明和新產品的開發與應用基本上把握在發達國家手中。

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這種不對稱性的相互依存正在發生變化。據統計，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制成品中的份額已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23％上升到21世紀初的29％。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中的比例也從80年代初的1／4上升到21世紀初的1／3。世界銀行統計，1999年110個非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出口額占世界總出口額的20％。發展中國家(非凡是新興市場國家)已成為發達國家極其重要的市場。可以肯定，由于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達國家不斷將夕陽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參與國際大循環、大流通，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還會上升。這樣，將有利于南北雙方非對稱性的相互依存的改變。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全球性貿易往來、資金流動和科技進步，正在推倒各國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壁壘，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一個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整體。發展中國家經濟作為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錯綜交織，互相影響日漸增大。

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國際資本流動。世界銀行預計，今后20年金融資本的供給將進一步擴大，且主要來自發達國家的養老金和共同基金。預計，全球此項資產到2025年將高達13．7萬億美元。估計資金需求的增長即使不超過供給的增長，也會與其持平。這些資金必將在全世界到處尋求高額回報。而發展中國家正是國際社會普遍看好、具有極大吸引力的潛在回報的地方。從1980年以來，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凈外國直接投資規模增長了12倍。據報道，目前新興市場國家股票指數上升了10％以上，債券發行量達到了4年來的最高水平，2002年凈資本流入金額接近亞洲金融危機前的1997年水平。自1985年以來，吸收外資1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從17個增加到51個，而且將近一半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跨國直接投資的增長必將進一步密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聯系，促進各國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形成。

二、南北間國際分工向水平方向轉變

全球化與技術革命“正在共同創造一個新的網絡時代。”“工業時代是圍繞垂直一體化的組織，以高額的通信、信息和交通費用構造而成的。網絡時代則依靠橫向的網絡而建立，各個組織都把精力集中在自己富有競爭力的獨特領域。這些新的網絡跨越各大洲，其中心遍布四海，從美國的硅谷、巴西的圣保羅直到南非的豪登和印度的班加羅爾。”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與發展，西方發達國家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重要措施之一，即在發展高新技術和產業的同時，改造傳統產業，將一部分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夕陽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如紡織、能源、化工、冶金以及機器和電子產品的組裝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客觀上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單一經濟結構的改變。

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轉變，也是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發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目前，跨國公司制定經營戰略均從全球性的目標出發組織其經營活動，即從全球的范圍去合理配置各種資源，不是僅考慮本國的比較利益，而是在全球范圍謀求經濟利益；從而改變了以往攫取殖民地的廉價原材料和勞動力，產品主要用來返銷母國或出口的跨國經營模式。“全球性公司(總部往往設在北美、歐洲或日本)如今通常都在若干個國家設有研究機構，并且把產品交給各地的工廠來生產。”發展中國家以低廉價格為諸如IBM、微軟、惠普、AT&T等公司生產電腦軟件。這種“以世界為工廠、以各國為車間”的跨國生產模式，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向多樣化方向發展，也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參與水平方向的國際分工。

冷戰后，越來越多的國家公布實行開放政策，實現貿易自由化，鼓勵外國企業到本國建工廠、雇勞工、加工生產或組裝，直到將產品運往第三國銷售。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初，所有制成品貿易(約8000億美元)中有1／3是組件和部件。這種新型國際交流模式形成了不斷擴展的全球生產網絡。例如，美國通用電器公司在全球(包括發展中國家)招標，世界各地的企業競相投標提供產品。20世紀90年代，美國就把10個發展中國家(地區)列為今后出口和投資的重點。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對新興工業化國家)顯示出濃厚的愛好和重視。

從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四小龍”開始實現產業的升級換代，以生產標準化產品和利用“成熟技術”為主，向高技術、高增值的方向發展。同時，東盟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急起直追，利用勞動力低廉的優勢，大量接收日本、“四小龍”

移的成熟技術和標準型產品生產。馬來西亞現已成為僅次于日本、美國的世界第三大半導體生產國。亞太地區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和轉移，是世界范圍的國際產業分工由垂直向水平發展的一個縮影。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這種國際分工將進一步深化。

三、相互妥協是南北雙方的必然選擇

在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已成為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南北雙方只有保持和諧、平衡的發展，世界經濟才能得以健康地運行。這是南北雙方從幾十年的實踐中取得的共識。發達國家開始熟悉到要從根本上解決商品市場、資金出路和原料供給的問題，越來越依靠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不愿意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其結果必然是拖世界經濟的后腿。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日益貧困、落后的情況下，發達國家也不可能長期保持本國的經濟增長和穩定。墨西哥和東南亞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就是例證。

冷戰結束后，發達國家一度把援助與民主化、人權聯系起來。美國宣稱，實行多黨制是美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前提。國際社會說，把提供援助與受援國的人權狀況聯系起來的做法與日俱增。但是，面對貧困化日益加劇，在國際輿論的壓力和發展中國家的抵制下，西方國家不得不對這種“掛鉤”政策有所收斂。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在南北關系問題上也開始采取靈活、務實的立場。由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石油等初級產品依靠程度降低，而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等方面愈加有求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逐步放棄了一些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要求，緩和與發達國家的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聯合國主持下召開的國際性專門會議愈來愈多，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涉及全球范圍的問題。比如，1990年和2002年舉行的最不發達國家問題大會、決定減免最不發達國家的債務和增加援助等問題；1992年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通過了《21世紀日程》，2002年以“拯救地球，重在行動”為宗旨的約翰內斯堡“地球峰會”，又通過了《執行計劃》和作為政治宣言的《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承諾》，表明南北雙方在環保問題上取得了更多的共識。非凡是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會議失敗后，新一輪貿易談判成為人們關心的焦點。2001年11月，世界貿易組織多哈會議(卡塔爾)以協商一致的方式決定啟動新的多邊貿易談判。多哈會議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就關于知識產權與公共健康問題達成妥協，答應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仿制價格昂貴的外國專利藥(如防治艾滋病、結核病等流行疾病的藥品)。在多哈會議上，經過討價還價，歐盟還放棄了原先拒不同意就減少并逐步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進行談判的立場；與會部長們通過了一項呼吁貿易談判著眼于“逐步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的聲明。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形勢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促使南北雙方在涉及雙方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做出相互妥協的選擇，以免一方遭殃波及另一方。

四、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主權構成挑戰

在自然經濟社會里，各國的政治、經濟活動一般局限于一國領土范圍之內，這樣，土地與主權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家主權在國內享有至高無上的威信，在國際上又是獨立的象征。如今，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滲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經濟全球化沖破了國家界限，擺脫了國家疆域的束縛。“一個國家已不再可能與世隔絕地執行本國經濟政策，政府也不再有能力像往日那樣控制本國經濟。”“技術的迅速進步加快了互相依存的程度，根本不管什么國界或距離。”現在，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發生的問題或采取的措施，其影響往往越過疆界甚至波及全球。墨西哥金融危機是這樣，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這樣。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國家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國際社會認為，21世紀名義上的政治主權仍然存在，但經濟上的邊界將會消失。

亞洲金融危機以后，西方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以比危機前低60％-80％的價格大批收購銀行、工廠、電視臺、電話系統、零售網絡、經紀公司、保險公司等。據統計，泰國35家金融公司中已有9家被外資接管。按泰國商業銀行的增資規定，至少有半數銀行的大多數股份為外國資本持有。為此，泰國輿論圍繞是否將淪為經濟殖民地展開了激烈爭論，甚至有的報刊說，“全球化帶來新型殖民地”。

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原本完全是一國所獨有的權利，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利，各國的經濟活動也越來越多地遵守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獨立性、自主權必然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約，對內、對外事務的最高行使權難免遭到侵蝕。這將是全球化時代南北關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同時，也應看到，雖然隨著全球化加強以及資本、信息、技術在全球的跨國流動，民族國家的某些功能弱化了，一國的行為不可能不考慮國際社會的反應，但是無視國際法、國際慣例去追求國家利益越來越難以成功。例如，全球資源是以民族國家為這一合法形式界分其產權的，美國的產權就是美國的，歐佩克成員國的產權就是其成員國的，不存在產權不明問題。國家依然是行使產權的組織。在現階段以及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至少在21世紀前半期，民族國家的職能還不可能消亡，民族國家依然是國際關系的合法行為的主體。經濟全球化“繼續深入持久地影響著各國經濟，在其對外方面繼續高度依靠著國家。”“技術發明補貼、工廠建設、促進出口、勞工控制、財政處罰等多國公司增長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仍是由國家制定的。”國家對市場經濟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更為重要的是，當今世界各國都是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根據國際法，主權的讓與是以對等為原則，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就不會讓與。因此，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主權構成威脅并不是關鍵問題，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應爭取與發達國家享有平等的地位。

五、南北矛盾不會發展到嚴重對抗

冷戰后，南北關系總的形勢是趨向緩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聯合國主持下召開了一系列有關經濟與合作問題的國際性會議，討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其中規模大、影響深的大會，如1992年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里約熱內盧)，2000年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和2002年約翰內斯堡“地球峰會”等。至于區域性南北之間的會議，更是頻繁，有的已制度化，

如亞太經合組織、歐盟與拉美里約集團部長級會議、歐盟與非加太部長理事會和聯合議會、亞歐會議以及東盟與對話國外長會議(即103)，等等。

盡管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已引起全世界各階層人土的廣泛重視，但是南北間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嚴重存在，有時還相當激烈，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1)發展中國家批評發達國家的發展援助政策，指責某些西方國家不是按照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要而是出于政治考慮給援助附加政治條件，要求發達國家盡快達到聯合國制定的官方發展援助應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7％的指標；(2)發展中國家要求采取有效的多邊行動減少發展中國家(非凡是最不發達國家)的債務，債務的償還應與債務國經濟的支付和增長能力掛鉤；(3)發展中國家指責發達國家對出口的農產品實行補貼，壓低發展中國家出口原材料在國際市場的價格；(4)發展中國家反對西方國家壟斷國際技術市場，并利用知識產權制度對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5)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投票權的比重，改革現行的國際經濟體系；(6)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發展中國家要求協調南北關系，不應要求發展中國家放棄發展的權利；(7)在裁軍、人權以及制止非法販運等問題上，尊重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以種種借口干涉別國內政。

上述分歧，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有些問題將得到緩解(如債務、援助等)，有些則會趨于激烈(如貿易保護主義等)。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界政治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必然與發達國家控制的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發生沖突。

總之，南北矛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將表現在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上。但是，現今的發展中國家都是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決不會聽命于大國的“擺布”，更不答應西方大國對其內部事務指手畫腳，橫加干涉；即使經濟上弱小的國家也不會接受有損其國家主權的做法。因此，發達國家這種強加于人的行徑必然與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地發展經濟、維護民族利益的正義要求發生碰撞；發達國家企圖保持已擁有的經濟地位，與發展中國家要求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矛盾也會繼續發展。可是，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形勢下，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又都要對自己的行動加以約束，不使矛盾激化，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在全球化時代，南北之間的分歧和爭端都將有一定的限度，不會發展成為嚴重的對抗。

六、南北合作攜手解決全球性問題

世界已進入全球化時代。現代國際社會所關注的是一些具有全球性的、關系到人類命運的共同問題。全球化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應該說，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經濟基礎)，還涉及政治、軍事、司法、文化等方面。

世界銀行發表的《2001年世界發展指標》指出，許多全球性指標都表明，自1990年以來，無論是從絕對數字上還是從百分比上都有了改觀。在全球范圍，1990-1998年期間，天天生活不足1美元的人數下降了6個百分點(從29％降至23％)，同一時期極度貧困人口的絕對人數減少了1億。這些成績，應該說是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提供援助的情況下制定和實行正確政策的結果，是南北雙方共同努力所取得的。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日益猖獗，遍及世界各地，嚴重地威脅世界安全與穩定。被美國視為“頭號恐怖分子”的本·拉登在世界各地頻頻制造“事端”，而且其目標又主要是針對美國。“9·11”事件后，美國發動了以打擊恐怖主義組織——“基地”的阿富汗戰爭，在有關國家(包括阿富汗周邊的發展中國家)的配合下，這場戰爭取得了初步勝利。但是，根除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決非易事，更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據報道，美英正在制定一場為期10年的反恐戰爭的秘密計劃。新聞媒體說，根除恐怖主義威脅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通過這場阿富汗反恐戰爭，美國也熟悉到必須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和配合，才有可能對恐怖主義活動實施有效的打擊。美國多次呼吁建立反恐怖國際聯盟。在這個“國際聯盟”中發展中國家是不可缺少的成員。

在緝毒問題上，由于拉美國家強烈反對美國單方面評估拉美緝毒工作，美國1999年已同意就反毒戰略舉行談判，討論“統一和客觀”地評價和監督拉美反毒情況，以多國評估模式聯手解決緝毒問題。

還有保護環境問題。保護地球、治理環境關系到北方和南方的共同切身利益。從1987年《蒙特利爾議定書》簽訂以來，各國的氟、氯、烴產量大幅下降，為全球減少臭氧層消耗取得了顯著成功。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可持續發展的《21世紀議程》和2002年約翰內斯堡“地球峰會”的《執行計劃》。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選擇。對保護全球環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正在逐步取得共識。全球人類安全的新觀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國建立一種相互聯系的新框架。盡管南北雙方在具體做法上存在分歧，但是，應該承認，近年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保護生態環境問題上的矛盾有所緩和。南北雙方在生態保護方面的共同點日益增多，加強了合作。可持續發展正在成為改善南北關系的紐帶。

七、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關系

冷戰結束后，美國雖然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但隨著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其對國際事務的干預能力大大下降。目前不僅殖民時期的“主仆關系”，而且冷戰時期的盟國關系也逐漸為“伙伴關系”所代替。由于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調整，20世紀90年展中國家出現了經濟恢復和增長的勢頭。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獨立“增長源”。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尤其是一批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面對這一現實，歐美等原殖民地宗主國多次宣稱要同亞非拉國家建立平等的合作關系。當今時代，世界各國都是主權國家，不答應他國對其內部事務指手畫腳。在國際經濟、貿易交往中，各國(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窮國還是富國)都處在平等的位置上。在世界各種力量走向均衡的形勢下，在國際事務中任何一方都不能為所欲為，更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另一方。美國的“赫爾姆斯一伯頓法”和“達馬托法”遭到世界各國的譴責和抵制，就是證實。

隨著世界貿易增多、資本流動擴大、國際分工深化以及政治和經濟生活聯系日益密切，國際社會的相互依存程度

顯著加深。這種各國利益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現狀，促使各國必須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和處理國際事務中出現的問題。因此，相互依存、平等互惠和建立伙伴關系是當今和今后南北經濟合作的基礎。

在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政治上正由主從關系向伙伴關系過渡，經濟上由不平等往來轉向對等合作。美國多次宣稱與拉美國家建立“長久的伙伴關系”。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當政期間(1993-2000年)兩次召開全國非洲問題高級會議，表示與非洲國家建立新型關系，制定“互相尊重、促進合作”的對非政策，并兩次以總統身份訪問非洲(這在美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克林頓2000年出訪南亞時撰文說“地區伙伴關系是美國21世紀的關鍵”。2000年6月歐盟與非加太77個國家簽署了為期20年的新合作協議——《科托努協議》，代替原來的《洛美協定》。這標志著南北“雙方努力建立一種新型的合作伙伴關系”。歐盟還與非洲國家領導人于2000年舉行首屆非洲首腦會議，并發表《開羅宣言》，強調“非洲與歐洲在21世紀的伙伴關系具有新的戰略上的重要意義”。日本新聞媒體也發表文章，認為2001年日本首相第一次訪非具有劃時代意義，并三次召開東京非洲開發會議；并說日本要想尋求“21世紀的穩定和繁榮”，面向非洲是必然趨勢。

八、通過南北對話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21世紀，人類正面臨著一個各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驚人的不平等的世界、空前的繁榮與貧困共存的世界，這將對國際環境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威脅。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舊的國際秩序的最本質特征。在這種弱肉強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遠沒有為各國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處的機會；在經濟上，使貧窮國家受到不公平對待，導致窮國愈窮、富國愈富。不合理的舊秩序嚴重地阻礙著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各國人民渴望改變現狀，向往的是一個平等相待、友好相處的世界。可以說，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已成為歷史的必然、時代的要求。

早在20世紀60年代，發展中國家就已開始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斗爭，但當時的目標并不明確。經過多年的醞釀和呼吁，直到1974年第六屆非凡聯大，發展中國家關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綱領才初步形成。盡管發達國家在部分內容上有所保留，聯合國大會還是未經表決一致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行動綱領》。它表明發展中國家關于建立新秩序的主張和要求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從此，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市場經濟從來就帶有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的缺陷。市場經濟從來都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競爭的參與從來都不是平等的。因此，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制定國際規則來協調和約束世界各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行為，以求國際經濟的有序運轉，減少市場經濟中的壟斷性和破壞性。況且，發達國家還企圖憑借已有的優勢，通過維持現行的國際規則或制定于己有利的新規則，將所有國家納入它們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發展中國家理所當然地要求取消現行的國際規則中的不合理因素，參加全球化規則的制定，反對少數發達國家操縱和壟斷國際事務；改革國際經濟機構，在國際事務中推行國際關系民主化；要求發達國家擴大發展中國家商品和服務貿易市場準入，消除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壁壘；要求發達國家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停止對經濟援助附加條件。

全球化時代，在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日益加深的形勢下，南北雙方必須面對現實，通過平等的對話，才能建立起一個于南北雙方都有利的新秩序，保證世界經濟健康、順利的發展。應該承認，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南北雙方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