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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就是資本的積累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因此考察商業資金的投向直接涉及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例如封建時期的中國，商業資金主要是投向農業，商人在發家致富后往往買田置地，影響了商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在歐洲大陸也有相近的情況。而英國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產生得早，發展得快，與商業資金投向工礦企業、海上探險與殖民地開拓事業有很大的關系。因此探討商業資金的投向可以從一個側面揭示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原因。國內學者對這一問題很重視，但迄今尚缺少比較深入系統的研究，尤其缺少個案研究。本文擬以英國為例，對此做一些具體的考察。

16、17世紀是英國的重商主義時期。這一時期與封建制發達的時代不同，此時土地這種固定資本在經濟體系中起相對次要的作用，而貨幣這種流動資本卻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當時人相信貨幣可以在流通中增殖，因此隨著對貨幣需求量的增大，他們開始大力發展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而投入貿易中的貨幣資本周轉得越快，利潤增加也就越快，即投入的資本可以產出較高的收益。隨著國內外貿易的發展，英國涌現了許多擁有相當資財的大商人，如格勒善兄弟4人、艾沙姆家族、愛德華·奧斯伯尼、托馬斯·史密斯等等。手里掌握了較多的令人羨慕的貨幣財富的商人享有向各個領域投資的選擇權。他們的首選當然是追加商業資本，把他們的生意做大，同時參加當時風起云涌的海上探險與海外殖民地的開拓；還有數量相當可觀的商人把他們的錢投入工礦企業；也有商人把錢投入借貸和包稅；最后還有少部分的商人把他們的錢用來買田置地。

一、追加商業資金并投資于海上探險與殖民地開拓事業

16、17世紀期間，商人追加商業資金的情況很普遍。許多大商人在某一地區的商業經營獲利后，或者追加投資，或者投資于其他地區的商業，這種方法可以避免在某一地區貿易不景氣時遭到太大的打擊。對商業的投資不斷擴大，最明顯的表現是許多商人不只參加一個公司。如倫敦大商人托馬斯·史密斯一度同時是東印度公司、俄羅斯公司、法國公司、薩莫斯島公司的理事長（注：布瑞納：《商人與革命》（R.Brenner，MerchantsandRevolution：CommercialChange，PoliticalConflictandLondon''''sOverseaTraders，1550—1653），劍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頁。）。愛德華·奧斯伯尼是利凡特公司的理事長，后來還投資于西印度的貿易。喬治·巴尼（Barne）是俄羅斯公司的股東，四次被選為理事長，同時又是東地公司創始人之一，他還投資于土耳其公司、西班牙公司（注：布瑞納：《商人與革命》，第17頁。）。利凡特公司商人1/3以上的成員都是東印度公司的股東。他們還為東印度公司的第一、第三和第四次遠洋貿易集資，提供了總資金的1/4到1/3（注：布瑞納：《商人與革命》，第21—22頁。）。據拉布教授統計，參加四個或四個以上公司的商人，東印度公司有288人，占公司總人數的21.9％；東地公司有46人，占公司總人數的23.4％；利凡特公司有157人，占公司總人數的27.4％；俄羅斯公司有80人，占公司總人數的37.8％；西北航線公司有147人，占公司總人數的47.3％；弗吉尼亞公司有228人，占公司總人數的13.5％；百慕大公司有72人，占公司總人數的41.4％（注：拉布：《冒險企業和帝國》（T.K.Rabb，Enterprise&Empire：MerchantandGentryInvestmentintheExpansionofEngland，1575—1630），哈佛大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115頁。）。這些加入多個公司的商人，都是在一個公司獲利后，手中有一定的資金，再把這些資金投入其他公司，從而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使財富迅速增殖。對一個公司來說也是這樣，利凡特公司在貿易中所創造的利潤為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資本。

17世紀前期，商業資金投向殖民地的開拓和海外商業擴張的現象十分普遍，這時商人投資于殖民擴張活動的人數增多，投入增大。商人不斷擴大對海外貿易與殖民擴張投資的情況，也反映在拉布教授為我們提供的一組數字中，1575—1630年，有6336人組建了20多個公司與組織。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它們吸收的總資金達806.7萬鎊，其中一直經商以商人身份加入公司的人數占60.1％，投入的資金也在350萬鎊以上（注：拉布：《冒險企業和帝國》，第27、66頁。）。如弗吉尼亞公司籌集資金20萬鎊，其中商人投入了10.6萬鎊；百慕大公司籌集9萬鎊，其中商人投入56萬鎊；普利茅斯冒險家組織、籌集了資金7000鎊，商人投入5808鎊；馬薩諸塞灣公司籌集了5500鎊，商人投入3800鎊；愛爾蘭公司籌集了10萬鎊，其中商人投入了73500鎊（注：拉布：《冒險企業和帝國》，第66頁。）。下表顯示的是17世紀一些貿易公司與個人所建立的殖民據點（注：坎寧漢：《英國工商業的發展》（W.Gunningham，TheGrowthofEnglishIndustryandCommerce，Mercantilism），劍橋1925年版，第332頁。）：

美洲和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

紐芬蘭1583年H.吉爾伯特爵士

巴巴多斯1605年

弗吉尼亞1607年公司

百慕大群島1614年公司

新英格蘭1620年公司

新斯科舍1621年W.亞歷山大爵士

圭亞那1627年白金漢公爵

安提瓜等1627年卡萊爾伯爵

特立尼達等1627年蒙哥馬利伯爵

卡羅來納1629年黑斯將軍

巴哈馬群島1630年公司

馬里蘭1632年巴爾蒂莫勛爵

長島1635年W.亞歷山大爵士

牙買加1655年

紐約等1664年約克公爵

哈德遜灣1670年哈德遜灣公司

賓夕法尼亞1682年W.佩恩

非洲公司的據點及屬地

岡比亞1631年

黃金海岸1660年

拉各斯1661年

東印度公司的據點及屬地

蘇拉特1609年

馬德拉斯1639年

胡格利1650年

圣赫勒拿島1651年

孟買1665年

與這些地區貿易，為英國商人帶來了巨額的財富，如1554年10月大商人約翰·洛克率領兩艘船（一艘載重140噸，一艘載重90噸）與非洲的“香料海岸”、“象牙海岸”、“黃金海岸”貿易，至少帶回英國黃金400鎊，象牙250支，香料36桶，利潤率達1000％（注：威廉姆斯：《英國擴張簡史》（J.A.Williamson，A.ShortHistoryofBritishExpansion），倫敦1947年版，第85頁。）。與殖民地的奴隸貿易更是一本萬利，這里不再贅述。繼續追加商業資金的投入以及投資于海外探險與殖民地開拓事業，加速了英國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促進了社會的轉型。

二、投資于工礦企業

在鄉村，商業資金投入工礦企業最普遍的一種形式是通過包買商的活動體現的，即商人運用其手中的財富通過供給個體手工業者以原料，收購其成品，包買包賣，切斷生產者與市場的聯系，逐漸控制生產過程，使生產者喪失獨立，成為受雇于人的雇工，而商人則變成了企業雇主，于是商業資金便轉變成工業資本。這在鄉村毛紡織業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它是在家庭工業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14、15世紀，英國鄉村毛紡織業中“家庭工業制”開始出現，這是它發展的初期階段，商業資金的影響還不大，生產過程仍未受商人控制，這時的家庭生產者基本上仍然是個體獨立織工，不存在資本與勞動的沖突。到16世紀，呢絨商的作用在家庭工業制下的生產中突顯出來了。英國西南部農村呢絨商向呢絨生產投資，建立企業的過程有一定代表性。威爾特郡馬爾麥斯伯里有一批投資者，威廉·施頓普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的父輩據說原是一個小織工，后來發家，成為呢絨商，他繼承父產，成為馬爾麥斯伯里的四大財主之一。在修道院被解散后，他用大量資金購買威爾特郡西北部和格洛斯特郡東部的土地。據資料記載，他曾用強迫手段購買四個磨坊及其毗連的土地，購買后，將那里的公簿持有農逐出，建立他的手工工場，因此兩次受到被侵害人在大法官法庭起訴。1544年，他又花1500鎊向增收法庭買下馬爾麥斯伯里修道院的土地和房屋，將織機同織工擺放和安排在空曠的修道院房屋中，生產呢絨成了他主要的經濟活動，并且計劃使呢絨產量達到每年3000匹。拉姆齊說，可以想象，對這個工作間的經營，至少在一個短時期里是一種有利的投資。他的活動不只限于馬爾麥斯伯里一地，據說倫敦有他的貿易人，將在馬爾麥斯伯里織好的呢絨運到那里去出售。威廉·施頓普曾被泰特伯里的執法官和當地的市民控告，說他企圖侵占格洛斯特郡境內一個最興旺的羊毛和呢絨市場，壟斷那里的貿易，迫使那里的紡工、織工不得不從他手里取得羊毛和毛線，而不向其他商人購買，從而處在他的控制之下（注：拉姆齊：《16—17世紀威爾特郡的毛紡織業》（G.D.Ramsay，TheWiltshireWollenIndustry，16[th]—17[th]Century），倫敦1965年版。第31—33頁。）。威廉·施頓普的活動情況說明，他既是一個商人也是一個企業主，是威爾特郡商人投資于工業企業的代表人物。同時期，在馬爾麥斯伯里的呢絨商中，影響僅次于威廉·施頓普的還有M.金和J.赫齊斯等等。16世紀中葉威爾特郡其他地方情況類似的呢絨商還有10多人。

在城市，商業資金滲入行會手工業的過程，倫敦早在14、15世紀就開始了。從發展趨勢來看，行會這時已出現變革的苗頭。隨著市場的擴大（倫敦一些行會的產品運到國內各大集市銷售，有的甚至與國外市場有聯系），生產便沖破行會束縛而發展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競爭不可避免，平衡被打破，行會內部的平等便變為不平等了。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分化，有貧有富，不等于就是資本主義，分化不會立即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但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就是中間商階層出現，他們參預生產過程，控制行會，加深了手工業者的貧富分化。在分化與行會合并過程中出現了一批較大的公會，專門生產金飾物、皮貨、服裝、腰帶、馬鞍等等。產品運銷國內各地，其公會成員的活動不僅限于生產，而是集產銷于一身，資金越來越雄厚，了解市場信息，勢力越來越大，在倫敦內部對若干種商品有經銷的壟斷特權；同時他們也最有可能控制某些行業的生產過程。這些公會就是在15、16世紀之交陸續涌現的12個商人同業公會。

12個商人同業公會的商人主要是經商，但直接、間接扶持手工業，項目甚至多達十幾種以上；或者是投資、支持其生產，隨后產品由他們出售；或者是親自組織生產，在庭院里建立小作坊；或者采用“廠外工業制”的方式經營。12個同業公會中，最初以金飾商人對生產的投資最普遍，他們雖然將注意力集中在貨物的銷售上，但由于有足夠的技術和知識，也就能夠同時在自己的工作間里監督生產的重要程序。最著名的金飾商頻繁地接受宮廷的定貨，為王室生產珠寶和其他裝飾品以及金銀餐具。資料中也有關于同業公會的商人投資于其他各種手工業如槍支、火藥、繩索、黑皂的制造等方面的記載（注：瑟拉普：《中世紀倫敦的商人階級》（S.L.Thrupp，TheMerchantsClassofMedievalLondon，1300—1500），密執安大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7—8、10—11頁。）。

16世紀中葉以后，隨著手工業生產的發展、進步，尤其是新興工業的引進，商人的投資規模擴大，如對制糖業的投資。俄羅斯公司的大商人威廉·徹斯特，1544年與其他4個商人合伙，開創了英國的煉糖業（注：威蘭：《1555年的莫斯科維商人》（T.S.Willan，TheMuscovyMerchantsof1555），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87—88頁。）。在威廉·切斯特之后，投資于制糖業的商人有喬治·霍爾曼（倫敦雜貨商）、費迪南多·波因茨、羅杰·奧菲爾德、托馬斯·科德爾和托馬斯·米德爾頓，他們或者擁有制糖工場或在他人建立的制糖工場中擁有股份。托馬斯·米德爾頓于1592年給糖場投資5961鎊16先令10便士，一年里獲利297鎊17先令5便士。約翰·奧爾登和克里斯托夫（雜貨商）是斯蒂芬尼糖場的合伙人，估計他們的糖場和股票價值在1596年約1.4萬鎊。1615年倫敦有7個由本國人開辦的制糖工場，商人仍舊積極投資，投資者人數可觀（注：朗：《經商的倫敦高級市政官》（R.G.Lang，“London''''sAldermaninBusiness：1600—1625”），《行會會館雜錄》（GuildhallMiscellany）1971年第3期，第258頁。）。制皂業，也是一項新興工業，托馬斯·奧弗曼（皮革商）早在1600年就投資于制皂業，至少一直維持到1638年，成為倫敦最大的制皂者。他反對威斯敏斯特制皂者公會（成立于1632年）的“準壟斷”經營，在他和愛德華·布羅姆菲爾德領導下，于1637成立了倫敦制皂者公會，取代威斯敏斯特的制皂者公會（注：朗：《經商的倫敦高級市政官》，第256頁。）。

再看看采礦與金屬冶煉業：16世紀出現過兩個公司——“皇家礦業公司”和“礦石冶煉與金屬器皿公司”，1568年5月28日從國王那里獲得特許狀，按合股方式經營。初建時前者有股東57人，其中有25人是商人，占44.6％；后者有77人，商人29人，占38.7％。投資于這兩個公司的有利凡特、東印度、法國、愛爾蘭、弗吉尼亞等貿易公司的成員（注：拉布：《冒險企業和帝國》，第108頁。）。大商人里查德·馬丁是礦石冶煉與金屬器皿公司中活躍的人物，公司獲得特許狀前，馬丁就投入了150鎊，到1596年馬丁和他的兩個兒子里查德和納撒尼爾擁有公司1/3的股份。公司兩個最大的項目是廷特恩的繩索工場和艾爾沃斯的金屬器具工場（batterywork），都以一定的租金承包給了馬丁，他所獲利潤極大，具體數字不清楚，有人說他的利潤每年900鎊，也有人說是3000鎊（注：朗：《經商的倫敦高級市政官》，第257—258頁。）。他還擁有一個獨立的鹽場，每年為他帶來至少200鎊的收入。其他投資工礦業的商人還有號稱“商人之王”的托馬斯·格勒善，他在地方創建了造紙、榨油、制鐵以及谷物加工工場；斯皮爾曼是伊利莎白女王的珠寶商，培根說他是“一個大牧羊主，又經營木材和礦業，并從事開采錫礦、鐵礦，谷物加工”。威洛比是諾丁漢郡商人，投資于煤礦的開采，并制鐵、玻璃；約瑟夫·赫尼爵士是一個大商人、金融家，他建立了一個銅礦公司，一個玻璃制造公司，一個愛爾蘭皇家漁業公司，一個西北美洲貿易公司（注：李普森：《英國經濟史》（E.Lipson，TheEconomicHistoryofEngland）第3卷，倫敦1931年版，第214—215頁。）；大商人約翰·韋爾德在17世紀前期從父親（是倫敦服飾用品商公會的成員）那里繼承了一筆相當可觀的財產，從事工礦企業和農牧業經營。他擁有一批有價值的木材，一個煤礦，兩個碾磨機、一個鍛爐和一個鼓風爐。為了充分發揮設備的生產潛力，他又花500鎊重建鍛爐和鼓風爐，開采鐵礦（注：明格：《鄉紳——統治階級的興衰》（G.LMingay，TheGentry-TheRiseandFallofaRulingClass），紐約1976年版，第44頁。）。

直到16世紀20年代，英國在工業上仍舊落后于西歐大陸國家，但是從該世紀后期開始，迅速追趕，進入17世紀以后情況顛倒過來了。此種變化與這一時期的商業資金注入工礦企業有很大的關系：英國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商品市場的擴大，新技術、新產品和原料的引進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商業資金注入工礦企業，商業資金轉化為工業資本，不僅使原有工業進一步發展，而且建立了新的工業部門，確立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從此，英國的工業生產飛速發展。現代經濟史學者李普遜說，在資本主義萌芽和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商業起了很大作用，工業資本很大程度上是由商業資金轉化而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商業是工業之母，或者說工場手工業的母體是商業（注：李普森：《英國經濟史》第3卷，第208—209頁。）。因此可以說，商業資金是近代工業資本的潛在形式，它的貨幣形式也總是要在流通中作為資本起作用的。

三、投資于包稅和借貸

商業資金的一部分還投向包稅和借貸。所謂包稅就是大商人先從國王那里包買征稅權，然后再轉手出賣而獲利。投資于包稅的商人人數不能算多，但都是擁有巨額財富的大商人。弗朗西斯·瓊斯是經營國內貿易的商人，他就是一個活躍的包稅人。他與另外30多人承包了1604年的關稅。巴納德·海德也是包稅商，他在1610年包征絲綢關稅，1615年和其他幾個包稅商被指控“由于欺騙行為”而致富，直到查理一世時，他一直是稅務署的一員。此外，大商人詹姆士·科利莫、巴普蒂斯特·希科斯和威廉·賴德也投資于包稅（注：朗：《經商的倫敦高級市政官》，第261—262頁。）。在1620—1640年間，大約28個商人組成大大小小的包稅“辛迪加”，這28人中有10人是東印度公司的理事，11人是利凡特公司的重要商人，2人是冒險商人公司的成員（注：布瑞納：《商人與革命》，第82頁。）。包稅商在17世紀20、30年代為陷入危機（crisis-ridden）的政府提供借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商人們通過放債收取利息，擴大自己的資金。同時當他們在經營不利時也借款來融資，因此許多大商人既借又貸。如艾沙姆家族經商最初的資金，其中來源之一就是借貸。后來的家族成員中的格雷戈里和約翰兄弟二人在發財后都成為有名的放債人，1558年起約翰·艾沙姆陸續向托馬斯和馬丁·鮑爾斯提供的貸款延續了10年，1559年約翰·艾沙姆向他的弟弟亨利·艾沙姆、內弟亨利·貝拉米、合伙人漢弗萊·拉姆斯登等人提供過貸款（注：拉姆齊：《絲綢商和冒險商人拉姆齊》（G.D.Ramsay，JohnIsham，MercerandMerchantAdventure），達勒姆1962年版，第41—42頁。）。16世紀倫敦有許多商人放債，他們把閑置的錢借給別人，收取利息，僅約翰·艾沙姆的債主就有奧特韋·懷爾德、瓊·威爾遜、哈曼·范·內佛哈德等人。對于大商人來說借錢給普通人當然能增加他們的財富，更為重要的是大商人向經常陷入危機的王室貸款（給王室的貸款利息為12％），如倫敦著名的大商人約翰·格勒善在1546年曾向王室貸款4萬鎊（注：伯爾尼：《英國商人》（F.Bourne，EnglishMerchants），倫敦1886年版，第118頁。）。他的哥哥托馬斯·格勒善也是王室的債主，據說王室欠他11506鎊。1640年王室又向大商人貸款5萬鎊（雖然這種貸款有一定的強迫性），1641年，他又通過同樣的方式從商人那里得到10萬鎊（注：布瑞納：《商人與革命》，第80—81頁。）。1640年夏，包稅“辛迪加”——其中包括利凡特公司商人安東尼·阿布迪、約翰·科德爾和商人冒險家公司的威廉·惠特莫爾——借給王室25萬鎊。8月王室又與東印度公司的頭面人物達成“胡椒貸款”的協議，通過這個協議王室獲得至少5萬鎊的貸款（注：布瑞納：《商人與革命》，第311頁。）。

商人資金投入包稅是商業資金擴大最好、最方便的途徑，從事這一行當的只有與王室有密切關系或擁有巨額財富的大商人才能辦得到。投入借貸為想經商或擴大商業規模的人提供了最初的資金或追加了商業資本。對王室貸款的意義是有求于商人的王室在推行內外政策時，不得不考慮商人的要求，最主要的是為商人提供保護，授予他們貿易壟斷權，如1581年，伊麗莎白女王批準以哈伯內為首的一批倫敦商人壟斷同土耳其的貿易，期限是7年。這種壟斷權的取得是以連續6年每年向政府繳納500鎊關稅為條件的。1592年，伊麗莎白女王批準利凡特公司與土耳其公司合并，為其頒發為期12年的特許狀，允許公司壟斷同威尼斯、土耳其的貿易。16、17世紀商人與國王政府互相支持，商人的目的是求富，國王的目的是求強，因此雙方互惠互利：國王能夠并且實際上已經為商人創造了經濟特權，商人為王室提供貸款等經濟和政治上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商人投資于借貸和包稅一方面擴大了自己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也為自己政治勢力的擴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四、買田置地

現代學者瑟拉普為我們提供了15世紀倫敦商人購置地產的情況。她說，當時事業成功、在社會上有地位和影響的商人死時，財產中的1/3至1/2，或者更多是地產（注：瑟拉普：《中世紀倫敦的商人階級》，第127頁。）。她又說，15世紀的商人對農村中凡是能夠取得收入的產業包括耕地、牧場、園林、碼頭、磨坊等都感興趣。在年景好時，土地收益比經商所得低不了多少（注：瑟拉普：《中世紀倫敦的商人階級》，第122—128頁。）。正是基于這種情況，赫克斯特教授在1961年發表的《都鐸時期英國中等階級興起的“神話”》中提出，商人在城里發財后到鄉村買田置地，獲得貴族頭銜，貴族化了。但這一觀點遭到了威蘭教授和朗教授的反駁。他們指出，沒人會否認有的商人在發家致富后買田置地，躋身于貴族行列，但這類商人的人數，和所占比例有可能被夸大，一概而論不符合實際。威蘭教授考察了16世紀中葉俄羅斯公司商人的基本情況，在他開列的194個股東名單中，只對其中的150人作了較為具體的介紹，得知43人（約占1/3）死時在鄉村留下了地產。朗教授對詹姆士一世統治時期倫敦財產基本在萬鎊以上的（僅7人在萬鎊以下）140個商人作了調查，在能夠推算出其地產情況的96個大商人中：26人（約占1/4）在鄉下沒有莊園；20個人每人有1個莊園；9個人每人有2個莊園；10個人每人有3個莊園；13個人每人有4個莊園；4個人每人有5個莊園；15個人有7個或更多的莊園（注：朗：《詹姆士一世時期倫敦商人的社會出身和抱負》（R.G.Lang，“SocialOriginsandSocialAspirationsofJacobeanLondonMerchants”），《經濟史評論》（EconomicHistoryReview，2ndSeries）1974年第1期，第41頁。）。這是大商人的情況。可以推測，中小商人到鄉間購置地產的，極有可能人數不多。由此可見，在16、17世紀這個重商時代，倫敦商人以其經商所得到農村買田置地的情況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時到農村購置地產已不是一種普遍現象。也就是說16、17世紀商人大部分的資金已經不再投入土地這種封建經濟的主要投資渠道。

在購置地產的目的方面也發生了變化。這時部分商人購買農村地產，將它出租給佃農耕種以收取傳統的封建地租，這種情況是存在的，在有的商人遺囑中關于豁免佃戶欠債的內容反映了這個情況。再者，還有些商人在農村買田置地，如朗教授所說，是為了當城里瘟疫流行時，可以到那里躲避，或是為了夏天的度假、狩獵。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把購置農村地產作為一種產業投資。具體表現是：第一，開辦農場、牧羊場，以其產品投放市場，例如16世紀德文郡、伍斯特郡的呢絨商理查·惠特克和約翰·弗勞沃就是這樣。前者購買了260英畝的土地，按新方式經營牧羊業，大量生產羊毛；后者飼養的羊有800多只，以滿足自身毛紡織生產對羊毛原料的需要。第二，在當地條件適合的情況下建立工礦企業。像前面提到的16世紀的倫敦大商人托馬斯·格勒善和17世紀前期的約翰·韋爾登在農村開辦的煉鐵、造紙等工場，就是很好的說明。第三，從事土地投機買賣，科利莫、希科斯、賴德和威廉·費勒承包王室土地的銷售。如詹姆士·科利莫在1609年出資4000鎊購買了價值6.7萬鎊的王室土地；巴普蒂斯特·希科斯在1608年12月與其他人一起用7.5萬鎊買地，事實上這是他們向王室貸款得到的部分報償；希科斯1609—1620年間又用了6.5萬鎊購買土地，然后轉手出售；賴德在1609年與人合伙用6萬鎊購買修道院的土地，目的也是為了再出售，從中獲利（注：朗：《經商的倫敦高級市政官》，第261頁。）。

通過考察商業資金的投向，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商業資金的主要投向是商業、海上探險與殖民地開拓以及工礦企業。通過這些活動商人們與早期資本主義生產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既提供了最初的資本，又參與其中，成為商人兼企業雇主。他們的這些活動，促進了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加速了英國社會的轉型。恩格斯說：“16世紀和17世紀創造了社會革命的一切前提，消滅了中世紀制度，樹立了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抗辯派思想；這兩個世紀為英國建立了殖民地、海軍和貿易，并使新興的而且已經相當強有力的資產階級和貴族并列。”（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4頁。）從這個意義上說，商業資金的流向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