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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視以增加新技術供給來帶動企業投資,增加有效供給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因為一方面據有關''''九五''''科技攻關資料來看:中央財政投入53億元,引導地方和單位自籌資金達176億元,獲國內外專利1300多項,累計創造綜合經濟效益4300億元,其中直接經濟效益950億元,出口創匯23億美元。照此來看,中央財政增加科技研究發展投入,比起基礎建設來不但經濟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帶動民間資金跟上,因此的確值得大力增加,尤為關鍵技術的研發投入。另一方面根據熊彼得的經濟周期“技術創新決定論”認為,大規模的技術創新浪潮是吸引企業投資,推動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決定性因素。而同時我國在現實上也確有政府大幅增加研發投入的必要性:有關研究表明:由于我國企業的自主開發能力薄弱,造成工業產品的供給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不銜接甚至某些方面嚴重脫節,一方面許多產品供過于求,眾多企業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另一方面,市場需求旺盛的一些產品,我國產業又不具生產能力,只能靠進口。比如每年我國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額都占到工業制成品總額的一半左右,而我國的機械及設備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國債技改貼息支出外,還應考慮大幅增加創新技術研究發展投入。其中除了組織國有科研單位針對企業的技術需要研究后再轉讓給企業外,還可通過各種有效途徑方法鼓勵支持企業進行自主創新知識產權的研發,以便最終促進企業的技術,技改投資,增加有效而促進經濟回升。

而另外加強中央財政對高等教育,義務教育等的財政支持,降低學生學費負擔,不但可使居民將原用于交納學費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費,而且還能改善其對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預期而有助于促進當前消費。而同時大力加強職業培訓,再就業培訓等,則不但能提高我國職工素質,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也有助于促進再就業,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

二從以基礎工程設施建設投資帶動經濟增長轉向以制度性建設來帶動經濟增長。

1,進一步加快社保體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為其意義不但在于社會穩定,改善居民的預期,促進當前消費而帶動經濟回升。同時還有助于減少對經濟增長速度的依賴。因為據說經濟增長速度要保證一定速度的原因,是為了保持及促進就業,而促進就業的目的是為了社會穩定。而加快建立起強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則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會穩定,那么增長速度,就業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沒多大關系了。而且以保經濟增長速度來保就業,或許最終會像以前以保國企來保就業,保穩定那樣被證明是缺乏效率,難以為繼,最終不得不改的……因此還不如現在就及早調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國債資金用于擴大,加強社會保障(如擴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費寶貴的資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礎設施來保經濟增長,就業了。而且這樣做的成本更低:據最近的有關數據表明,3年5100億的國債資金創造的就業崗位為500萬人,每人每年的就業成本約為3萬元左右,而現在下崗,失業人員的保障水平不過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這樣就意味著與基建相比,同樣的國債資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樣水平的人員的生活安定外,還能省下另一部份錢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長遠的教育,(尤為職業教育,再就業培訓等),科技發展等等方面。而且這樣更有助于解決城市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因此現在確應考慮及早調整未來國債資金使用方向,暫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項目的掃尾投入,以騰出資金來加強上述等方面,那么這種轉型對于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應是很有利的。當然同時也應注重改革傳統社會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資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關于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一文中的相關論述那樣。

2,大力支持農村稅費改革的全面推進,建立起合理的新農村稅費制度。以便減輕農民負擔,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村消費。雖然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財政資金,但考慮到這一來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復民心,在政治上有好處,二來農村稅費改革可減輕農民負擔,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農民收入等措施,效應的配合,而有望啟動農村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話,則中央財政也是能從工業品銷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稅收收入,而得到彌補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當然在我看來現行的農民稅費改革方案確應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財政不必要的負擔,而影響了其他方面的發展。比如對于農村義務教育,這個農村稅費改革中最大的阻力問題,我覺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費而全由中央財政負擔,這樣就因中央財政沒錢“買單”而使改革難以推進,農民負擔反而難以迅速下降(這也是當前的情形),因此還不如大家合理分擔,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費,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財政負擔,這樣農民負擔可快點減輕一點,中央負擔又增加不太大,財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則農村稅費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進了。

3,高度重視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為我國以前在市場建設中比較重視的是各種要素市場的建設,卻忽視了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信用經濟,沒有同步建起強有力的信用保障體系,致使現在社會上失信現象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雖然政府也已開始建立中小企業信用體系等行動,上海也開始建立個人信用制度等了,但這些也只是分兵作戰,不能完全滿足社會對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現在因項目缺乏,國債投資增長乏力,同時因目前因居民對未來收支預期不良,投資者對未來投資收益預期不良而致民間消費投資不振而嚴重影響了經濟增長。雖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費投資的信心,致使經濟難以走出通縮形勢。也說明以加快社會信用保障制度等促進消費,帶動經濟發展已成為當務之急了。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轉而高度重視通過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通過設立政府擔保基金等來為居民提供消費投資擔保,而直接給人以消費投資的信心,以促進民間消費投資而啟動經濟的意義。而且從財政角度看,以設立擔保基金來促進消費投資,比起通過大搞基礎建設來帶動投資促進消費,效果可能更好負擔更輕。因為一方面擔保基金的資金擔保帶動系數大,同時又不必現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貸款到期再視需要盡擔保責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減輕當前財政壓力。而且比起經濟效益差的基礎建設,資金有去無回,容易產生''''豆腐渣''''工程等問題來,只要未來經濟確實回升,就業增加,個人收入增加,投資收益好,受擔保者能自行還債,則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錢去盡擔保責任,而能減減輕財政負擔,反而會因消費投資增加,稅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這比起以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來啟動經濟,更值得我國政府好好重視研究,以便開創出一條適應我國國情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政策來。因此我建議我國迅速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覆蓋個人,企業等各種信用交易如消費信貸,中小企業貸款等等的綜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體系。(具體參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一文)

4,加快研究建立新的國有企業經營激勵約束監督制度。因為據徐平華的''''中國經濟駛入快車道尚需時間''''一文中寫到:當前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作為中國經濟主體的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陷入嚴重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體制因素,也即產權制度問題,但現在產權制度改革進展卻比較困難。以往人們寄予厚望的承包制,股份制都沒發揮出理想的效果。對此我認為國家或可向一條新思路去深入研究一下,或可使產權改革取得突破,解決國企及集體企業的經營激勵約束監督問題。具體可參考“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新思路”一文。

三政府宜將下一步國企扭虧增盈的重點放在國有上市公司上。

因為其業績大增后,則可提高股市投資價值而吸引民間資金入市投資,推動股市上揚,而有助于減持的進行。同時這也可起到啟動民間投資,及利用股市的財富效應促進消費,從而帶動經濟回升的目的。而這是郵政,煤炭等行業性,非上市國企扭虧增盈后也難以達到的效果。為此或可像當初成立AMC收購處置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那樣,成立專門機構籌資大規模地收購國有上市公司的不良資產。若現在政府難以籌到這筆資金,則也可以考慮用非上市國企等的優質資產大規模地置換國有上市公司的不良資產,而使國有上市公司能夠有脫胎換骨的變化。由于這是在股市不斷規范,上市公司治理機制有望日益改善(如“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的制定,獨立董事開始大量設置,以及減持后有望解決國有股一股獨大造成的問題等)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就有可能取得較好效果,不致像以前那樣心血白費。這樣一來,再加上其他必要政策的配合,則不但可能順利穩妥地實現國有股減持,同時還有助于完成啟動民間投資,促進消費而帶動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目標,也有助于股市的長遠發展,可謂一箭多雕。因此應是值得高層慎重考慮的。

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

摘要: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民族區域自治權,與一個國家的財政體制有直接關系。今天,我國已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財政體制已向公共財政體制轉變并開始完善,這要求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進一步完善。

關鍵詞:民族自治地方;公共財政體制;財政自治權

一

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民族區域自治權,其理論和制度基礎是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區域自治是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創造性地提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和一項重要的基本制度。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的統一領導下、在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民族區域自治,不只是民族或地方的單純自治,而是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的結合,是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的結合。而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是民族區域自治下,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機關享有的一項基本的自治權。換句話說,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是指在國家基本的財政體制下,民族自治機關根據憲法原則和民族區域自治法及其他相關法規(如稅法等)的精神,依照自治條例的規定和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特點,享有的制定財政自治條例、或有關法律的變通及補充規定等組織財政收入統籌分配財政資金自主地管理本地區財政事務的活動的權利。

財政的本質是一種分配關系,財政體制是國家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劃分財政收支范圍和財政管理職責與權限的一項基本制度。從理論上講,財政體制是一種決定財政資源分配權限及增進財政資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它只能在一定制度環境條件下發揮有效作用。財政體制的確立和改革要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要與一定時期的經濟體制和國家政府結構相適應。我國的財政體制是我國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劃分財政收支范圍和財政管理職責與權限的一項基本制度。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財政體制是由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央集權式的財政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分稅制財政體制,這與我國經濟的發展,單一制國家形式以及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有著重大的關系。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財政活動范圍極廣,幾乎覆蓋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是由當時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有制)占絕對支配地位所決定的。現在我國的財政體制經過經濟轉軌時期的分稅制財政體制①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制財政體制轉變。

而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是一定財政體制下的自治權,與一個國家的財政體制有直接關系。正如1952年8月9日主席親自簽署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第十九條規定的那樣:“在國家統一的財政制度下,各民族自治區自治機關依據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級人民政府對民族自治區財政權限的劃分,管理本自治區的財政。”因此,這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必定處于我國統一的財政體制下,而且它的內容要經過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級人民政府劃分。由于我國的財政體制處于動態的變化過程,所以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內容也在變化之中,不同的財政體制下有著不同的內容。

二

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伴隨著經濟體制的完善而完善,不同的財政體制對它有著直接的影響。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我國要進行改革開放時起,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邁向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中國的財政體制也分級管理財政體制逐漸邁向公共財政體制。2007年10月15—21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提出了“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我國的公共財政也加快了進程,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的完善也隨著公共財政進程加快步入了快車道。

中外對公共財政的定義內涵有很多說法:“所謂公共財政,就是國家(或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活動”是指國家或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它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種財政類型和模式。但綜合來說,所謂公共財政是國家(或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讓盡可能多的人能享受這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而其他人不因別人享受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而降低了自己享受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它包括兩個基本點:(1)它是具有“公共”性質的國家財政或政府財政,而財政的“公共性”,就是“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2)它是財政的一種類型或模式。

我國的公共財政是在我國經歷了長期的計劃經濟、進行了適當的轉軌、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確立并發展的,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在并不成熟,各地經濟差距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仔細探究我國公共財政的特色,充分利用它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以促進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的發展。

首先,我國的公共財政具有兩重性:增值性和公共性。因為,我國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它是社會主義財政,必須為屬于全體人民所有的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服務,從而具有增值性;同時,公共財政要滿足公共產品的需要,從而又具有了公共性。其次,由于我國生產力水平總體不發達,導致我國的公共財政收入以流轉稅為主,也就是說,我國的公共財政的公共投資在整個國家經濟總投資中占較高比重,為社會提供通訊、交通、教育、衛生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促使經濟起飛。最后,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否定計劃經濟的產物,是“人為”建成的,即決定了我國市場失效的特殊性:人為性、初級性、多樣性。正是由于市場失效的人為性、初級性和多樣性,使得以彌補市場失效為己任的我國公共財政彌補市場失效的艱巨性。

由于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體制是在國家統一的財政體制(公共財政)下實行的財政體制,而我國的公共財政又有著極大的特殊性。因此,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的完善有著一個漫長的、客觀的歷史過程,它是在我國不斷發展的經濟決定下、不斷變動的經濟體制影響下、不斷完善的財政體制作用下變化、發展和完善。

三

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在《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框架下,遵循一定原則的基礎,結合中國的國情和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實際情況逐步完善。筆者認為,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的完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資金管理的自治權

自治機關有組織管理財政收入的自治權。也就是自主地組織管理依照國家財政體制屬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目前,國家只是大體上對屬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做了如下規定:按照分稅制的規定、地方稅和共享稅中屬于地方收入的部分;根據自治法和預算法的規定,通過轉移支付從中央財政收入中返還給地方的部分。具體地說有以下幾個部分:一是地方稅和共享稅中屬于民族自治地方稅收收入的部分;二是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從中央財政和上級財政中返還給民族自治地方的部分;三是國家財政撥給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項專用基金和臨時性的民族補助專款等。

2.稅收管理的自治權

稅收既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又是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在成熟的公共財政體制下,稅收是公共需要(公共產品)的價格。稅收管理的自治權即稅收管理的權限,既涉及中央與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稅收管理權限的劃分,又涉及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稅收管理權的內部具體內容。因此,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由最高立法機構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會通過進行稅權劃分的法律。其次,對由于歷史、地理、社會等因素形成的少數民族地區與發達省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性,可通過浮動稅率的辦法加以調節。再次,給予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一些民族稅收優惠政策,如因民族生活習俗、扶持民貿企業發展或對民族地區特定的產品而給予稅收優惠等。

3.財政援助接受權

民族區域自治法、預算法等都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有從國家及上級機關的財政援助權利。現在我國一般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實現對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援助。按照我國的轉移支付目標和功能的不同,我們可以分為以下幾類:(1)“以均等化為目標”的轉移支付,是基于國民具有平等享受政府公共服務的權利;(2)“解決轄區間外溢性問題”的轉移支付,主要解決存在于行政轄區間的各種外溢性問題;(3)“中央委托地方事務引致”的轉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基于提高效率、地緣因素和政治控制的考慮,將本來由中央承擔的事務委托給地方形成的轉移支付;(4)“以增強國家政治控制力”為目標的轉移支付,是基于國家的政治統一與穩定的要求。

總之,我國目前公共財政體制逐漸健全的時期,而且又是一個多民族、人口眾多、地理復雜和地區貧富差距較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國情要求我們在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時,必須立足國情,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遵循科學的理論依據,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自治權的完善,才能真正起到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的繁榮及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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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鐘曉敏.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M].北京:立信會計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