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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熱點問題的冷思考

黨的十四大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確定了在我國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戰略決策。教育戰線—從高等教育到基礎教育，從職業技術教育到成人教育—的行政宮員、理論工作者、實踐工作者都在思考“教育面臨著什么樣的機遇、沖擊和挑戰”、“教育如何積極主動地適應經濟體制變革的形勢”等向題。

于是，“教育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一時間成了熱點問題。然而，當著人們應用“市場機制”、“竟爭機制”這些時髦的主題詞，形成各種提法和口號(有些口號帶有導向性質)時，事實上無論觀念上還是認識上都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對于“什么叫市場機制”、“什么是觀念轉變”尚不清楚，或尚不完全清楚。在諸如“把市場機制、競爭機制引人教育”、“把教育引向社會、把學校推向市場”、“校長既是教育家，又是企業家”、“在不違背教育規律的前提下按市場經濟規律辦教育”等提法和口號中，有的正確，有的似是而非，有的部分是部分習卜。

因此，筆者認為，在研究教育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時，有必要明晰而又準確地界定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和運行方式。概括起來，大致是以下幾個方面:

—凡是商品(不論消費資料還是是生產資料，不論產品還是生產要素)，其交換和流通都應通過市場，并遵循等價交換原則;

—社會經濟系統的運行必須符合市場供求規律，大量經濟活動主要靠市場調節;

—競爭機制發揮優勝劣汰作用，激勵先進、鞭策落后、刺激效率;

—市場中的交易和競爭是公平、公正和公開的;

—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反映著資源供求關系和相對稀缺程度;

—企業是市場的主體，自主經營、自我約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上述六個方面的核心是競爭。作為經濟行為，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競爭主要表現在:

—財力(資本)的競爭;

—產品的競爭，

—勞動力的競爭。但是，教育和市場經濟畢竟是兩個不同的社會領域，是社會大系統中兩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子系統，兩者之間既不完全割裂，又不能劃等號。筆者認為，在上述市場經濟三個方面的竟爭中，只有“勞動力的競爭”直接與教育相關，包括勞動力的數量、勞動力的素質、勞動力創造價值的能力等等。這樣，我們就可以引出下面兩點認識:第一，當著我們說“把市場機制、競爭機制引人教育”的時候，并不是把市場經濟內涵和運行方式的全部內容引人教育，并不是(或主要并不是)讓教育部門(學校)之間去競爭財力，并不是讓學校之間去競爭經濟產品(工科大學科技成果轉讓和產品開發除外)，也并不是要學校按市場經濟規律辦教育，而是要看教育部門、一所學校在現今的和未來的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競爭中是否有競爭能力。第二，作為育人的活動，教育有其自身規律，一方面它具有長周期、遲效益的特點，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向未來，具有超前性的特點。因此，教育上來不得半點急功近利。何況，我們的經濟體制還只不過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階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在初創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教育領域要盡可能避免提出一些隨意性的導向口號。我們的教育經過建國后前30年的幾起幾落，再也經不起折騰了。

據此，筆者的結論是:當著社會的熱點問題—如經濟體制改革—沖擊教育的時候，教育行政部門和教育(理論與實踐)工作者，要以積極的態度進行冷思考。冷思考并非消極的、保守的思考，而是冷靜的、科學的思考，包括明確事物的內涵，區別不同事物的界限，重視背景和地區的差別，兼顧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等等。

二、市場經濟國家的教育體制是按照“市場機制”運行的嗎?

教育管理體制的核心是研究政府與學校、學校內部職、責、權的分配向題。通過合理的職、責、權的分配，使得教育系統按照一定機制運行。

通常，人們把世界上的教育管理體制分為三種:中央集權制、地方分權制、中央和地方合作制。中央集權制是指行政權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下屬地方政府沒有或很少有自主權，一切教育措施都必須以中央制定的法令和指示為準。在教育上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典型代表是法國。地方分權制指下屬機關和地方政府在其管轄范圍內，有完全獨立的權力，中央政府對其在權限內的事務不加干預。在教育上實行分權制的典型代表是加拿大和美國。中央和地方合作制是一種介于集權制與分權制兩者之間的制度，實行這種制度的典型代表是德國和日本。筆者曾詳細地考察了加拿大、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教育管理體制的形成、發展和特征(限于本文篇幅，各國教育管理體制的具體運行情況，這里不予展開)，發現:(1)這幾個國家雖同屬市場經濟國家，但教育管理體制很不相同;(2)任何一個國家教育管理體制的形成都不是一步到位;(3)各國教育管理體制在運行中不斷改進，不斷完善。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40多年，不論實行分權制的，還是實行集權與分權合作制的國家，其教育管理體制有下述4個共同的演變趨勢:(1)宏觀上越來越強調各級政府的規劃和協調功能;(2)微觀上越來越強調學校辦學的自主權;(3)越來越注重與區域經濟相配套的區域教育;(4)民間協調機構在教育管理體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這些共同的演變趨勢為我們研究市場經濟國家中教育系統運行的機制提供了分析的基礎。文獻研究表明，盡管各市場經濟國家的教育運行機制不盡相同，但大體上由4個要素構成:

—國家，包括政府、立法系統和司法系統。國家干預教育的主要手段是教育立法和教育經費分配;國家干預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確定教育方針，選擇戰略重點，協調教育的總體規模、發展速度和學校布局。

—市場。在義務教育階段，教育系統的運行與市場機制無關，而在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系統(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運行中，市場機制是通過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直接或間烤地控制和影響著教育的規模、結構和人才的數量、質量。這里，勞動力市場的競爭以壓力的形式迫使學校及時地適應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從而影響著學校的招生、學生就業、教師招聘等方面。然而，由于市場的作用是自發的，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因此，要求國家在宏觀上進行千預，形成了有限的市場調節和適當的國家干預相結合的互補局面。

—民間協調機構與社會參與。這主要指各種名目的協調委員會、咨詢委員會、評(審)議委員會、校長聯席會議等，形成了國家和市場之外控制與影響教育的新的力量。其覆蓋面包括企業界、行業工會、家長、學生及有關團體。這些社會的民間協調機構在參與教育的宏觀決策，參與制定辦學方針，參與學校課程改革和進行社會評估等方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有的甚至成為獨立于教育行政部門之外的權威機構。例如，德國的大學校長聯席會議每年一次年會，研究高等教育的大政方針，其主席由聯席會議推選，聯邦教育部長僅能列席會議。

—學校，指義務教育后的各級各類學校。眾所周知，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傳統是所謂“大學自治”。但是，近30年來，大學所面臨的政府、市場、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多，其自治權越來越小，大學并不再是一個擁有一切決定權的、完全獨立意義上的辦學實體。它的活力與其說是來自學校的自治權，還不如說來自政府、市場、社會的壓力、推力、吸引力和學校一定的自治杖力的結合和交互作用。

據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國家教育系統的運行機制并非是單純的市場機制，而是國家、市場、社會、學校4個要素共同作用的聯合機制。這個結論的直接啟示是，在我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以及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起來以后，不宜籠統地提出或不適當地強調把市場機制作為教育系統的運行機制。

三、關于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幾點思考

這里，筆者不準備全面論述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問題，只是據前文的觀點和結論，圍繞教育同市場的關系提出幾點不成熟的思考。

1.認真研究、嚴格區分不同類型教育的特點，避免基于市場經濟的籠統的導向口號。總的來講，以育人為己任的教育不能商品化，學生不能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售，學校不能成為以贏利為目的的商業部門。

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基礎教育，應強調其“國民公共事業”的傳統性質，力求由國家包下來。這里的“國家”包括中央、省、市、縣、鄉各級政府。1985年以來，農村“三級辦學，兩級管理”的教育體制改革成功地調動了各級政府興辦基礎教育的積極性，促進了普及義務教育的發展，要強化各級政府在多渠道籌資增加教育投人，改善教師待遇中的主導作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普及義務教育階段讓中小學校長自己去抓錢，去“創收”，要逐漸把中小學校長的精力引回到抓育人環境，抓師資隊伍建設，抓教育教學質量上來。對于中小學來說，學校永遠是學校，校長永遠是校長;學校不能兼辦工廠，校長不能兼作企業家?！吧婵繃?，發展靠自己”的提法不適用于基礎教育，目前，地方上許多中小學校長把這個提法形象地描述為，這實際上是讓基礎教育“餓不死，吃不飽，養得活，長不好”，這對于面向21世紀提高全民平均素質是不容忽視的損害。

對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亦要區別對待。對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學科專業和稀缺專業，國家要采取有傾斜的經費保護政策，不熊簡單地提“優勝劣汰”，對職業抹術教育要從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出發，充分發揮校企結合的優勢，通過實習基地的建設，興辦校辦產業，開發產品，以廠養校，直至過渡到與國撥教育經費脫鉤。對理工科高等教育，則可采取較大、較快的改革步驟。一方面促其直接為企業、為社會承擔科學研究和產品開發項目，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周期，另一方面，對有條件的專業和學校亦可以同專業密切相關的產品為重點，發展校辦企業。職業技術教育和理工科高等教育的這種直接為經濟服務的活動已不再是僅僅適應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的需求，而是直接介入了經濟領域，參與了市場中的資本竟爭與產品競爭。盡管如此，近幾個月來所哄起的學校辦公司(特別是商、貿性質的公司)的“熱潮”似應降溫。

2.在教育管理體制上要有利于國家、市場、社會、學校綜合機制作用的發揮。

首先，管理層次要分明。國家(政府)管理教育的首要職能是教育立法。12億人口大國的教育系統只有一個半法規的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沒有立法，教育行政部門對教育的領導和管理就沒有依據，就難免盲目性和隨意性。這是我國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各級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門正是通過執法，才能根據市場和社會對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需求，形成宏觀控制、協調的手段與措施。

其次，各不同層次的教育行政機構要有明確的職、責、權的分配，要理順關系。最近，我們經常聽到所謂“上級要放權”、“向上級要權”的說法。其實，這種說法至少是不淮確的，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職、責、權的分配應該有著客觀的、合理的依據，并受著教育法規的制約。歷史的經驗表明，“放”下來的權還可以收回，“要”來的權很容易喪失。如果我們采取中央和地方合作制的管理體制，關鍵是依法規定每一級機構應該管什么，管到什么程度，怎么管。沒有涉及到的就不管，自然屬于下一級的職、責、權。逐級類推。

第三，關鍵是精兵簡政。目前，我國龐雜、臃腫的教育行政機構完全是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統管造成的。機構重疊，多頭管理是理不順關系的癥結。例如，一所部委的師范院校，部委教育司要管，教委高教司要管，教委師范司也要管;職業技術教育到底是職教司管，普教司管，還是勞動部門管。最近，經常聽到學校要求教育行政部門“松綁”，這主要是因為有“綁”的機構和人，致使許多簡單問題復雜化，或多頭主管部門之間扯皮.機構精簡要從上到下進行，因為只要國家教育行政部門機構不調整，下屬各級的相應機構都無法變動。

第四，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如果前述三點得以實現，學校辦學自主權的擴大實際上成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之勢。凡學校以上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職、責、權以外的，自然歸屬于學校。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表明，學校擁有起碼的、必要的辦學自主權，就可以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社會的需求作出及時的、主動的反響，學校就可以有活力。當然，在現代社會中，學校辦學自主權不可能意味著在一切問題上都是學校校長說了算。至于在我國，什么是起碼的、必要的辦學自主權，需要通過“轉軌”期間的各種改革措施逐步明確起來。

3.教育的民間協調機構、咨詢機構、各種專業委員會應逐漸形成體系。

首先，教育的民間協調機構承擔著反饋功能，是政府同市場、社會之間的橋梁。這些教育的民間機構涉及了社會大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形成了企業家、經濟學家、科學家、教育家、家長、學生各階層構成的民間機構群體。他們對于市場、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最敏感、最直接，因此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中起著教育決策者智囊團的作用。這是完善我國教育管理體制的重要環節。

其次，教育的民間協調機構對于教育行政部門應具有相對獨立性，教育行政部門同這些民間機構之間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其關系主要依賴于教育法規的制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民間機構的社會參與、社會評價的作用。例如，在調整招生規模和比例、調整專業設置、調整課程結構、師資培訓等方面，民間協調機構可以直接會同學校作出相應的建議，以形成教育行政部門的宏觀調控決策。

4.扎扎實實地抓好單項教育管理改革。鑒于在“轉軌”期間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我們要對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有明顯弊端的一系列管理措施進行有效的單項改革，例如考試制度，招生、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等。各單項改革的核心是改變“大一統”、“一刀切”的局面，體現差別，體現階段，體現步驟。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我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要逐漸變純行政型教育管理體制為政府、專家、社會相結合的綜合管理體制。

作為本文的結束語，作者想表明，我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特殊的歷史時期，教育戰線一方面要抓住時機，充分發揮改革的正面效應，發展教育事業;另一方面又要以正確的輿論導向，防止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應。只要我們教育行政部門和教育工作者在積極、主動適應的總態勢下，遵循教育自身的規律以及教育與經濟、社會交互作用的規律，進行冷靜的、科學的思考，就能逐漸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