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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擴張

十九世紀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且無論什么地方都沒有比美國更能體現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在工業革命的第二階段(1840—1875年),與對美國和加拿大的工業化的展開相一致,打上了鐵路和重工業興起的標記。鐵路和運河的建筑物面向全球市場開放,到1850年僅鐵路就占美國所有投資總額的15%。然而,到十九世紀末,偉大的鐵路繁榮期終結,經濟增長和地理上的擴張都開始減慢,到1890年人口調查局正式宣布“新開拓地移民”結束。三年之后,美國歷史協會在芝加哥召開的一次討論會之前,特納提交了他的著名的“邊疆論文”。在特納看來,美國歷史直到1890年可以看作是一本偉大的打開的書,這本書的中心論題是成功地征服邊疆:

它由印第安人和獵人開始;接著通過文明的探路者———商人入場講述告別野蠻狀態的故事;隨后我們在大農場生活里閱讀游牧時代的編年史;它通過在稀少定居的農業公社里種植無保護的由玉米和小麥等構成的農作物進行土地開發;發展到密集的農業定居點的集約栽培;最后形成具有城市和工廠體系的制造業組織。

在特納看來,每個新的自然環境,產生了不同類型的“邊疆居民”:畜牧業的開發帶動了獵人和商人走向西部,草地資源的開發帶動了牧場主和牧場工人走向西部;處女地的開發吸引了在河谷和林間空地耕作的農民去開墾。每一座邊疆城市都“是通過贏得一系列的對印第安人的戰爭”即征服敵視白人的印第安人和堅硬的荒地而建立的。每一個可敬的“邊疆開發者”就是“一所軍事訓練的學校,保持著抵抗進攻的活力,并發展著邊疆居民強健的體魂和強壯的體魄。”就特納而言,美國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根源于“自由土地制度”的有效性。邊疆的結束意味著沒有更多的自由土地可供開發。繁榮和民主因此都受到威脅。唯一的答案是將在國外尋求新的邊疆。

這樣的擴張主義的觀點不是沒有針對他們的批評者。在偉大的社會批評家凡勃倫的視野里,通過特納所說的邊疆居民推動的美國社會邊疆的擴張———在它的后期階段并沒有實現象壟斷公司那樣的巨大效益,———而是一種巨大規模的浪費的歷史。凡勃倫認為,商業文明在獲取哪些掠奪的和金錢的價值的過程中已經創造控制技能、工業和自然保護的價值的文化。與特納提出的關于邊疆的觀點很不相同,凡勃倫在1923年發表的《無主所有制》一文中指出,自然資源利用的“美國計劃和政策”是非常簡單的一種有計劃地將所有的公共財富轉換成合法的占有的私人利益的實踐安排。

作為首要自然資源的有皮毛利用價值的動物(毛皮獸)以這種方式被捕捉和耗竭。這種通過系統的掠奪自然財富致富的同樣的實踐方式當時被應用到實行奴隸制的南方土地上,由于棉花生產過度發展致使一些南方種植園變成了廢墟;對于貴重金屬的掠奪式開采;對于“木材、煤、鐵和其它有用的金屬,石油,天然氣,水力、水利資源和運輸(如濱湖區、通行權、終端設備)”的掠奪性開發。通過把它們作為“自由所得”之來源實現自然資源的“資本化”,凡勃倫認為,這是在國家和全球范圍內鼓勵浪費。例如,與浪費的木材相關的砍伐原木和土地清理的活動規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自十九世紀的中期以來的這一時期伐木工人所工作的這類企業對樹林的破壞與對它的利用相比較其反差是相當可觀的。

二、美國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

就大多數關心保留荒地的環保主義者而言,荒地不只是面臨人類沖擊的消失中的邊疆,而且還包括不依賴于人類而獨立存在的那部分自在自然。佛蒙特州自然保護主義者馬什寫作了他的經典著作———《人與自然》一書(1864年出版,被芒福德稱之為“環境保護運動的源泉”)。該著系統地研究和詳細地論述了自十八世紀晚期布豐的著作發表以來的“人類活動對地球變化所造成的影響”。然而,馬什的觀點與布豐的關于人類控制自然能力的啟蒙主義樂觀估計的吶喊相差很遠。“在小亞細亞、北非、希臘、甚至歐洲的阿爾卑斯山的部分地區,”馬什寫道:

人類從事的活動推進到哪里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就延伸到哪里,使得這些地區的地球的表面將變得幾乎完全像月球一樣荒涼。雖然在那個我們稱之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短暫的時空范圍以內,它們曾經是著名的由繁茂的樹林,翠綠的草原,富裕的牧場覆蓋的,但經過人類的開墾,這些地區的自然環境如今已經嚴重地惡化了。除非經歷重大的生態變化或者有其它的神秘的感應性,或者我們現在不能掌握知識的力量,或者我們沒有進行額外的保護控制,要不然就再也不能使它們變得適合人類利用了。地球正快速度地變成不適宜它的高貴居民生活的家園了…另一個同等的時代性的人類愚蠢和短視的行為表現為…環境惡化將進一步導致這樣一種低劣的生產條件,破損的地面環境,至于再加上墮落和反文明的威脅,也許連人類這個物種都要消失了。

沒有人比馬什更強調自然不是某種外在于人類生命的存在的事實,而人類生命乃是他們自身的自然的創造者。馬什在《人和自然》這本書出版之前寫給他一位朋友的信中談及他的寫作意圖:“作為一本小冊了所要說明的與(某些人)主張地球創造了人相反,實際上是人創造了地球。”換句話說,自然不能再被視為實際上外在于人類社會的自在世界,而是應看作是在一定程度上經過人類改造的作品。因此,馬什的方法是使以前從未進入人類歷史領域的自然議題開始成為人類歷史問題。而且,以警報的方式對人類改造地球的后果予以警告。在對整個地球實行“審計”以后,馬什斷定:“人處處都是一種不安分的力量。無論他的腳步移動到哪里,大自然的和諧總是轉變為不諧和…。在所有的生物機體中,只有人在本質上被看作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人能駕輕就熟的使用自己的精力,而自然…則完全是軟弱無力的。”

雖然工業化僅僅是間接地進入馬什的分析之中,但顯而易見的是它構成了他所描述的生態的破壞后面的主要力量。因而,《人與自然》———這本論述地球生態破壞的先導性著作在二十世紀之前出版(1864年刊印),正好在馬克思批判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名著《資本論》(第1卷1867年刊印)問世三年之前,應不僅僅是巧合。這兩部著作都是對工業革命產生的影響力的回應。當馬克思的觀點幫助啟發工人階級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的時候,馬什的觀點推動著將斗爭的目標放在限制人類對自然的掠奪方面。

1864年,當《人與自然》出版的時候,是公共環境保護的轉折點的標志:美國政府將約塞米蒂公園作為一個約定受保護的公共公園轉讓給加利福尼亞州。幾年以后,在1872年,聯邦政府建立了作為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的黃石公園。美國這些日常的環境保護運動的發端是通常與諸如馬什、奧姆斯特德、繆爾、利奧波德等偉大人物密切結合的,并隨同更多的擁有管理職權的自然保護主義者如吉福德·品徹和西奧多·羅斯福聯系在一起。然而,值得記住的是有許多不同的個人,現在絕大多數被忘卻了,他(她)們反對肆意破壞自然環境和極度惡化城市環境。這些抗議者大部份是婦女。例如,在給《大西洋月刊》撰寫的隨筆中大約有一半是論述自然的,這在十九世紀晚期的時候成為了公認的風格,而這種風格是由婦女倡導的。正是在1887年《奧杜邦雜志》的第一期,撒克斯特寫了反對用稀有鳥的羽毛裝飾帽子的女性流行時尚。

引導環境保護運動發展的主要是對生物絕滅率的關注。通過環境保護主義者的觀察,對那些到見證美國荒野流耘的人來說到十九世紀末就更清楚了,野生動植物的滅絕正在到處發生。當歐洲人最初到達的時候,大約有400萬頭野牛的生存在遍及北美三分之一的山脈。獵殺野牛的商業狩獵始于1830年代,當時正是野牛皮開始被做成商業皮革的時候,不久就達到一年200萬頭,在1870年以后上升到300萬頭。太平洋聯合鐵路公司在1869年完成將野牛劃分為北方獸群和南方獸群,使得它們更加容易被獵殺。南方獸群在1870年代早期被大量消滅。在1880年,北方太平洋鐵路公司建成以后,對北方獸群的殘殺開始了,到十九世紀的最后十年,野牛幾乎絕滅。環境歷史學家克羅寧寫道:“野牛…遭遇了他們的末日”,“因為它們的生態系統已經以一種新的方式變得依附于都市的市場。”

當鳥類被消滅,野牛等獸群消失,森林僅僅成為記憶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在這個特殊的國家的城市中心成長,保護環境成為人們關心的話題。在流行的觀點看來自然主要敵人是大量占據土地的鐵路和大的伐木搬運公司。所以,美國的環境保護運動更多是受到來自人民黨黨員對鐵路、鍍金時代的資本家和大公司的襲擊所推動的。盡管如此,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還是被那些并非如此深度地試圖反對大公司的環境掠奪而是為以獲得長期的利潤為目的的自然資源的開發規范化和合理化的諸多商務力量所支配。

因此,在這一時期出現的作為美國環境保護主義的榜樣性的主要代表人物,不是像約塞米蒂國家公園的保衛者和塞拉俱樂部的創始人繆爾那樣的,而是像自封為“科學—管理者”的美國林務署的創始人品徹和羅斯福等那樣的。他們提倡“功效”,“明智利用”,把商務原則的應用于自然。那些最有效的盡力直接掌控國家政策從而以政府機構為基礎構建自然資源管理系統的人是富有效率意識的環境保護主義者。

所以,美國林務署的創始人品徹作為創設國家森林卓越的代表人物在“林業科學”和環境保護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的區別———這種區別的象征是通過他的成功努力由農業行政部門建立了國家森林保護區,發生了從“森林資源”到“國家森林”命名的變化。品徹解釋說:“我們的政策的目標”“不是保護森林因為他們是美麗的…或者因為他們是荒野的野生生物避難所…而是…要使它成為我們繁榮的家園…所有的其它因素都是作為次要方面來考慮的。”

指導品徹的環境保護主義的盡管還是狹隘的經濟動機,但它意味著一種走出純粹的市場原則去關心自然資源的嘗試。因而,作為進步主義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的代表———品徹的顧問菲利普·韋爾斯提議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中實行“社會化管理”。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保護方法是成立一個關心長期利潤的商業代言人的綜合聯合體,工程師關心自然資源的最有效的開發,獵人不愿意的看見最后的大型野生動物消失。正如他在1905年森林大會所說:“我們的繁榮所依賴的主要的原材料的生產和他們的在整個美國商業界的保護運動不可分割地依賴于持續的和適當的費用合理的森林供應的存在。”盡管這樣的態度有明顯的局限性,但羅斯福的保護主義還是產了積極的效果:例如在他擔任美國總統的數年期間(1901至1909年)國家森林面積增加到10億英畝。

與這種占統治地位的環境保護主義形成對比,有另外一些人代表源于初生的“大地倫理”的博愛的“生態良心”,這里所說的“大地倫理”乃是借用后來由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所創造的名詞術語。根據奧爾多·利奧波德的解釋:“簡單地說大地倫理擴大社區的邊界,包括土壤、水域、植物和動物或它們的集合:大地。”它拒絕僅僅以經濟觀點評價生態(或自然)世界和制訂存在獨特的意義的“生命權力”概念。

隨著美國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環境保護主義者之間已越來越分裂為兩支:那些像品徹和羅斯福等政府機構的代表人物以純粹的貸幣主義觀念———那就是,按照自然資源的“明智利用”的觀點來抉擇,而那些像繆爾和利奧波德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則堅持“保護第一,利潤第二”的原則。這個運動的兩個分支之間最著名的斗爭發生在1908—1913年,當時繆爾和他的同盟者(包括依附環境保護運動的主要的婦女俱樂部)試圖阻止將約塞米蒂國家公園美麗的赫奇赫奇峽谷改變成為一座為舊金山提供水力發電的水庫的工程。最后,品徹和羅斯福贏了,水壩建成了。

如果說從1890年到1930年在環境保護運動內部的主要斗爭是發生在自然環境保護主義者和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之間,自然保護主義者強調的自然內在價值的大小,而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崇拜的是效率的圣壇,而其他人并不完全適合進入這兩個陣營的任一方。保護主義運動也吸引了政治激進分子,例如作為慈善團體成員的保護主義者羅伯特·馬歇爾。馬歇爾是美國林務署的一個職員,在那個崗位上他為各種各樣的高層領導服務,是卷入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期間改革林務署對國家森林管理的斗爭的領導人物之一。他也是“荒野社區”(1935年)的創始人之一,并且是這個“荒野社區”的早年的基金的主要來源。馬歇爾認為保護因為無路可通的廣闊的荒野地帶沒有各種機械設備影響之憂是必要的。同時,馬歇爾還在他當政的時候強烈批評私人對森林的開發。

在他的最著名的著作———《人民的森林》(1933年)中,他指出:“國有制的基本原則的優越性是將以前的社會福利被私人所得作為主要的管理目標取代了”,因此我們必需通過國有制保護荒野地區免遭“商業開發”。他建議政府立即取得另外的240萬英畝森林的所有權,他有許多如何利用這片土地的計劃,使它能成為一個在一千二百萬失業者中為數百萬人安排工作的就業中心。他也想要政府資助通向國有森林的公共交通;為城市工人以名義成本享受森林建造營地;消除林務署歧視黑人、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習慣;在市中心附近購買更多的休閑公地。作為他推銷他的這種觀點的反應,林學雜志的編輯給他貼上一個“危險的激進分子”的標簽。1938年,也就是死之前的這一年,馬歇爾受到議會專委會關于反美的調查,指控他通過對激進事業的支持幫助共產主義。

馬歇爾在他的遺囑中,將他的一百五十萬美元的遺產在三個委托份額中平均地劃分:第一份用在獎勵專心于促進貿易聯合和在美國經濟系統中基于使用而并非利潤的生產理論,第二份用在支持公民自由;第三份用在致力于荒野保護。

三、美國的城市擴張與城市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

當環境保護運動被界定為關于所殘存的美國荒野的未來的斗爭的時候,有另外一些發生在“城市曠野”或“叢林”的保護環境的斗爭興起。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保護城市環境的斗爭圍繞著改進公共健康和衛生的需要而有組織地展開。盡管自從在1830年和1840年以來人們已經懂得通過改善供水和完善污水處理設施能阻遏許多最壞的流行病,但改進公共健康和衛生的進展卻很緩慢。以至到1866年末在倫敦爆發一種霍亂流行疫情,導致了6,000人死亡。在1870年在紐約市嬰兒死亡率是在每一千個出生嬰兒中就有240個死亡。而衛生設備的配置被延遲的原因是私營公司沒有考慮這樣的設備方是有利可圖的。結果,各處當地的社區被迫轉向英國激進分子韋伯所稱的作為一種建立必要的環境安全保護手段的“市政社會主義”。

芒福德寫道:“正像早期工業主義榨取利潤,不僅出自于利用機器,而且是來自于工人的貧困一樣,簡陋的工廠化城鎮通過耗盡和窮竭環境來維持它的低薪和低稅。環境衛生需要有迄今一直缺乏的公共空間、市政設備和自然資源,這樣就必然要求市政社會化,市政社會化是適時改進公共服務的基本條件。公共服務既不是一種純粹的供水,也不是只是垃圾、廢物和污水的集中處理,其余可能還包括個人良心或只要他們有可能在提供利潤上也得到兼顧。在某種被規定為公共控制的眾所周知的疾病爆發之前,在小城鎮的公共中心,私人公司可以因為提供市政設備維修等這些更多方面服務的價格優惠被保留;但是在較大的城市社會化的公共服務價格是有保障的。因此,不管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正如貝特麗斯和韋伯正確地指出的,十九世紀是市政社會主義的世紀。在每一單獨的完善建筑物的相應范圍內要求有它的集體所有和經營的公共服務人員和設施:如水廠、水庫、輸水渠道、泵站、污水管道、污水凈化廠,污水處理廠等。

要實現把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綠色開放空間,明媚的陽光和新鮮的食物帶回到城市的目標,同時還要與貧窮,貧民窟和無家可歸等不公正的現象作斗爭,正是把這些目標集合起來的城市規劃者、醫生、公共健康部門官員、婦女俱樂部成員、空想的資本主義社會批評家和社會主義者等所有人的探索與追求使得適于人類居住的城市環境日益退化。在美國,婦女運動的中心趨向于為保護城市環境而斗爭的趨勢導致強調超越家庭和城市環境管理的分野,使“市政管理和家務管理”統一安排,使婦女運動轉入爭取改善家庭和城市環境的斗爭運動。在美國,一些最卓越的婦女是這一斗爭的領導者,包括簡·亞當斯,她是著名的芝加哥赫爾大廈服務社的創始人(赫爾大廈服務社是獻身于社會改革事業的占這個城市工人階級的四分之一的婦女的一個定居救助之家),弗洛倫斯·凱利,她是一位翻譯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朋友,也是一位最不知疲倦的進入坐落在廉價公寓的生產條件惡劣的血汗工廠調查的赫爾大廈服務社研究員,艾麗斯·漢密爾頓,她是哈佛大學第一位女教授,美國關注職業健康的先鋒人物,埃倫·斯瓦羅·理查茲,是美國第一個上麻省理工學院深造的婦女,作為一位科學家發揮了領導作用,成為衛生和營養領域中的改革者。

英國在這個世紀之交的城市環境建設中產生了空想社會主義規劃師霍華德為使城市環境自然化和消解城鄉之間的分割創造性地提出了他的“田園城市”(或者綠化地帶)規劃。霍華德的觀念對包括格迪斯爵士和芒福德在內的,后來的英國和美國激進的城市和區域環境保護主義者都有強烈的影響。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的規劃師在這一運動中經常是領導者,因為他們了解作為與私人的解決方案相反和與工業階級對變化的需求相協調的公眾的需要。確實,改善城市環境的最堅持不懈的呼喚經常來自社會的底層。

例如,在1857年紐約市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舉行了有組織的抗議活動,他們日復一日地為中央公園(與其它公共建設工程一同設計)的建設呼喊,促使這個公園在著名的城市風景設計師奧姆斯特德指導下的成功修建。以這種大眾改善城市環境的渴望為依據,社會主義者要求重組社會和城市生活。貝拉米的空想社會主義小說《回顧》(1888年)是一部在美國銷售了數百萬冊的作品,它風行一時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對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波士頓的環境和理想化的2000年的社會主義波士頓的環境之間所作的強烈對比的描述。小說所描述的在2000年的波士頓的圖畫是田園詩般的:“躺在我腳下的大城市,數英里寬闊的街道通暢無礙,街道兩旁綠樹成蔭,一幢幢造型優美的建筑與林蔭大道交相輝映,幾乎完整地構成一個連續的街區但又嵌建了或大或小的向每一個方向延伸的圍欄。

每隔四分之一的街區就有帶園林綠化景觀的大型露天廣場,在黃昏時節,廣場上千姿百態的鍍金雕像閃閃發光,五光十色的彩色噴泉映光閃爍。”像波士頓的巴克斯特那樣的城市和區域規劃大師明白貝拉米對2000年那種城市的美景的想象難以同作為那些像奧姆斯特德尋求建造使城市環境自然化、生態化的一個橫跨這個國家的、城鄉一體化的城市公園體系的努力區別開來。貝拉米的設想在這種城市改造的氣氛中火熱起來,因為他們希望一個城市沒有貧困、犯罪和暴力,這個新的城市的社會經濟盈余首先是用于公共建設工程和公共娛樂活動,而不是為了增加個人收入,在那里生活多姿多彩是在于它的社會層面。貝拉米相信一個合理的有組織生產系統能滿足人類所有的基本需要,而在他所描述的那個社會里不必過多地刺激消費。

對另一位有影響的社會主義作家辛克萊來說,資本主義的城市環境是一個“屠場”———這是他的著名的揭發丑聞的小說用書名所作的一個隱喻;從1904年開始,這部作品首先在社會主義的出版物《上訴理由》上連載。辛克萊的《屠場》作為一個主題已經成芝加哥的城市包裝,芝加哥因其巨大的屠宰場而聞名于世。它的最有效的河道的大部分河段都成了環境破壞的專用通道。辛克萊在描述被稱之為“泡河”的芝加哥河的部分地區的情形時寫道:

它處在川流不息的運動之中,好像有大魚在其中被飼養,或者在它的深水處有巨大的海中怪獸正白娛自樂;水泡要上升到水面而后破泡,它形成的圓圈有兩米或三米寬。各處的油脂和污物結塊成固體,使這條河宛如一個熔巖床;小雞在河床上漫游,尋覓食物,一個粗心大意的陌生人多次在此來回溜達,而后突然消失且再也沒有被看見。一些行李搬運工常常以那種方式在這里留下,直到不時地河面著火并猛烈地燃燒,消防隊才不得不趕來把火撲滅。

芝加哥,有它的巨大的屠宰場,是匯聚美國西部和東部的鐵路樞紐。這是因為它是西部自然資源開發最重要的城市中心。出生在西部的牛在從前被美洲野牛占據的草地上吃草,在它們走向市場的旅途中在愛荷華州和伊利諾斯州的飼養場養肥,在芝加哥屠宰場的“拆卸線”上被宰殺。它們在那里轉變為最終的商品以牛肉制品的形式被裝載運往東方。這類公司進行肉食加工的目的,用葛勞納的話來說,就是“使從自然和地理世界獲得解放的動物的肉進入市場體系”,而就辛克萊的觀點看來,芝加哥屠宰場除了“資本主義精神制作的獸肉”以外是什么也沒有的。

辛克萊在他的著名的描述芝加哥屠宰場的小說《屠場》(1904年)中強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動物和人類都在簡化中共同退化:“豬肉是通過機器制作的,而豬肉制作的機械化簡化了數學。然而,不知何故最講求實事求是的人卻不能幫助豬思考;他們是那樣天真,他們是那樣非常放心地來到這里,他們在其所提出的要求中是那樣非常富有同情心,他們在其所擁有權力之內是那樣完美!而他們所做的一切沒有什么是值得的;沒有一句道歉的托詞,沒有一滴眼淚的敬意,當他們在這里以這種冷漠的、非人的方式被機器擺弄完成了所做事情也就增加了所受的侮辱和傷害。當然,偶爾有一個來訪者流淚,但是這里是屠宰機器在運行,不論有來訪者或沒有來訪者……屠宰工都要把捕捉的這只豬拉進他的胳膊中安慰它,對它的出色的工作給予獎賞并向它說明它的犧牲的意義?它的犧牲終究有某種意義———只要可憐的豬能認識到這種意義。或者假如它已經認識到這種意義,它將完全不發出痛苦的長聲尖叫,而是快樂地死去!因而,殘酷地遺棄它的受害者在黑暗中摸索是重商主義的罪惡之一,那些體弱的婦女和兒童,在制造廠、礦山、血汗工廠做苦工和受折磨,他們不是隨著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而接受教育與撫慰,而是死于饑餓和討厭的疾病,這就是對于一些卓越的慈善家的力量和偉大的反映。

在芝加哥和它的內地貿易區之間的關系中這種顯而易見的資本主義精神在全球范圍的更大的區域內的世界中心和外圍之間顯然也是與日俱增的。這里也在從掠奪自然和地理的無止境的經濟利潤的追逐中獲得系統的“解放”。我們現在正向這種狀況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