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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計量教育收益的價值在于它可以定量地證明教育的經濟價值。一般而言，隨著技術進步以及信息社會的到來，教育的經濟價值將會越來越大。改革開放以來，云南的教育得到較快發展，據2011年云南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全省人口為4596.6萬人，在全省6周歲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學(指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265.6萬人，具有高中(含中專)文化程度的385.0萬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1263.1萬人，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1994.4萬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2013人上升為577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6563人上升為8376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21233人上升為27480人，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由44768人下降為43388人。［1］而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具有大學文化、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數也在大幅度上升。從下頁表1中可以看出，云南8個少數民族地州具有大學文化的人數約占全省這個指標數值的37.95%，具有高中文化的人數約占全省這個指標數值的29.71%，具有初中文化的人數約占全省這個指標數值的37.95%，具有小學文化的人數約占全省這個指標數值的37.94%．其中，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具有大學文化的人員較多，而迪慶藏族自治州具有大學文化的人數最少。然而，雖然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規模增加很快，但是，關于教育所帶來的回報卻沒有準確的統計，對少數民族地區得到的教育收益以及與其它發達地區教育收益的差距沒有清晰的說明。實際上，分析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收益，可以明確其教育的培養目標，為規劃教育的投資指明方向，進而分配好教育的各級投資比例，同時也為學校進一步研究教育收益率和教育的經濟效益提供基礎材料。另外，通過教育收益分析還可以了解教育在經濟發展中所占的份額，為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切入點。

二、核心概念及現狀描述

一般而言，教育的收益可為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個人收益是指個人投資于教育而增加的收益數值，社會收益是指國家因投資于教育而增加的收益數值。個人收益比較的是不同的私人投資機會，而社會收益比較的是不同的社會投資機會。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居民的個人教育收益。一般情況下，個人接受教育的年數越多，得到的收入就越高。為了客觀地分析這一問題，本文引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06年調查的結果，并根據研究的需要，選取有關云南省少數民族地區抽樣調查的結果，有所針對性地挑選了有效樣本數量130個，樣本覆蓋地區分別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鹿城鎮、東瓜鎮，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瀘西縣舊城鄉等少數民族地區，由此分析了樣本接受教育的時間與收入變動的趨勢。(詳見下圖1)這里由于2005年樣本的收入數據相較于接受教育的總年數差別較大，不便于比較，為了分析的簡化，本文對樣本2005年的收入取了自然對數值。從圖1中可以看出:截止2005年底，調查樣本接受教育的時間與收入之間大致呈現出正相關的變化趨勢，即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只有極其個別的樣本屬于例外，接受教育的時間與收入之間呈現出相反的變動趨勢。由此可見，在云南省少數民族地區，接受教育年數的多少決定了教育收益的多少，它們之間的關系大致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

三、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收益現狀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近年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收益有小幅度增加的趨勢，而究其現狀而言，大致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勞動力就業的需求結構已發生了改變，其勞動力供給數量和需求層次呈現出不匹配的狀況，導致勞動收益的提高對教育收益的貢獻有限?，F階段，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轉移，沿海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在大量西遷，對云南他們看中的更多是當地少數民族地區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政府給出的優惠政策以及面向東盟和南亞開放的潛在市場。通過這塊前沿地帶，其產品可以輻射到印度洋周邊的50多個國家。例如，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不但是云南實現橋頭堡戰略的先行區，而且其瑞麗市則已經成為了國家重點開發開放的試驗區。［2］東部沿海產業的進入，雖然產生了新的勞動力需求，提高了勞動力的收益，但是，這種新需求大量要求的卻是勞動力富含的基本工作技能和經驗，而不是其接受教育的年限。因此，學歷的優勢也就不明顯了，而對技能或職業培訓的需求就顯得突出了。這樣，一方面，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增加了經過學歷教育或者專業教育的勞動力，但另一方面，在當地經濟社會實際增加的就業崗位中，需要的卻是不經過多少學歷或專業教育培養就能上崗的技能型勞動力。因此，新的勞動力需求雖從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收益，但從提升教育的收益來看，貢獻不大。第二，橫向比較，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教育質量的提升不明顯，影響了教育收益的提高。造成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師資力量薄弱，民族教師較少，優秀教師外流嚴重，專業素質較低，以及教學模式和課程內容的對勞動力市場的針對性不強等。據統計，云南省小學尚有代課教師的縣還有95個，其中學歷合格率達到90%以上的縣有54個，占56.8%，最低的德欽縣僅為14.3%;“普九”縣中有初中代課教師的為63個，其中13個縣學歷合格率未達到80%，最低的盈江縣僅為28.6%．［3］另外，據調查，云南少數民族地區中小學教師的閑暇時間主要耗費在看電影電視、閱讀書報或玩耍棋牌等活動上［4］，并沒有投入太多的時間用于職業學習。這些導致了中小學教師的素質長時間停留在低水平層面，其人才培養質量難以提高，使得很多學生不能進入更高的教育層次繼續學習，嚴重影響其受教育的程度和年數，這又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學生今后工作或生活的區域以及從事高收益工種的可能性。如此，就從總體上拉低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收益。第三，性別差異的存在顯著影響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收益。事實上，在我國經濟落后的地區，能夠給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提供的工作機會有著巨大的區別，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教育在就業上的優勢有一半被抹殺了。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男性居民如果接受了較好的教育，往往有更大的可能性進入政府或是公司工作，得到更好的報酬收入。例如，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才市場網2011年5月10日的《人才市場招聘信息》(總第251期)顯示，當期提供的需求崗位數量共計998個，其中，未明確性別崗位的為750個，明確男性崗位的199個，明確女性崗位的49個。［5］在這里，明確需要男性的工作崗位數幾乎4倍于明確需要女性的工作崗位數。而在沒有明確性別崗位的數量中，大多數崗位其實還是偏向男性的。因此，對于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大部分工作機會而言，在獲得工作機會方面，男性居民的優勢是強于女性的。這樣，女性受教育所獲得的教育收益就被降低了。第四，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接受基礎教育的教育收益遠遠高于接受專業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收益。對于這個現象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云南是我國經濟較為落后的省區之一，其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就更低，這導致該地區的青少年上學機會較小，從而讓沒有接受過專業教育或職業教育的勞動者邊際勞動生產力較高。其次，云南的教育資源配置與其少數民族地區實際需求存在嚴重的不協調，這提高了少數民族地區學生進入高校的門檻，造成大多數學生只好在完成基礎教育后就開始就業，并通過就業經驗的積累來得到更高的教育收益。再次，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產業發展遲緩，市場流動性很差，所以勞動力的流動性也非常緩慢，能給大多數勞動者提供的就業機會十分有限。在普遍缺乏競爭和流動的情況下，個人收入和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就不能得到實現，因此專業教育和職業教育獲得的知識技能雖然可以提高其勞動生產率，但卻不能給受教育者的個人收入帶來應有的優勢。［6］

四、提高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收益的途徑

第一，隨著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的西進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也需要適應來自不同行業的用工需求，解決好自身教育資源供需之間分布的非均衡性，為更多的大公司去尋找更好教育背景的勞動力。為了提高教育收益，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應當充分發揮自己勞動力人口眾多的比較優勢，培育競爭優勢，提高勞動力就業的競爭力，在擴大勞動力轉移的同時，深度開發培訓教育。首先，應立足傳統比較優勢，大力發展職業培訓教育。這既是加強少數民族地區人口流動的需要，也是拉動地方就業的有效措施。技能型的培訓教育具有一種外部收益。這種外部收益是一種非市場化的、非貨幣性收益，主要是給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成員在精神滿足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理性、情感等方面帶來的收益。［7］其次，應多引進那些決定教育收益比較優勢的教育項目和模式，通過對其關鍵要素的吸收，并結合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進行創新，以此保證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收益能夠上一個新的臺階。

第二，云南少數民族地區迫切需要提高其基礎教育的師資質量，提升人才培養質量，以此帶動個人和社會的教育收益。應當圍繞培養創新型人才、競爭型人才、應用型人才和復合型人才的目標，對教師提出新的任務和要求，加快其自身專業素質的提升以及知識體系的更新，同時也要注重提高第一線教師的學歷水平。對于這部分教師而言，教育收益發生在繼續教育的過程中。但隨著教學質量的提高，其教育收益不僅只表現在受教育者本人，教師所在單位、組織機構甚至整個當地社會也都會有所收益。應大力提高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教師的待遇，防止優秀教師外流，同時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鼓勵青年教師到貧困山區、到基層、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經受磨練、增長才干并貢獻力量，促進更多的教師投身于少數民族地區的基礎教育。此外，應鼓勵教師注重專業技能的提高。它不僅可以為教師帶來更多的職業收益，更為主要的是，它能為受教育者帶來良好的心理品質以及行為、思維習慣等方面的直接收益。［8］

第三，由于城鄉差距、戶籍制度和性別差異對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收益的影響比較顯著，所以，需要打破城鄉分割的體系，改革戶籍制度，加強勞動力的流動，重視對少數民族地區居民的移民工作，加快小城鎮的建設，并建立一個讓少數民族地區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擁有相同工作機會的機制。此外，還應該增強少數民族對教育能帶來較高收益的認知，提高他們接受教育、投資教育的熱情，促進更多的學齡少數民族兒童入學。

第四，應該大力增加對專業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投入，以此提升其教育收益。要加強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投入，改善學校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的建設。除積極引入政府劃撥的資金外，還應以優惠政策和良好的行政服務吸引社會資金的進入。這樣，才可能與迅速增長的專業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需求相適應。

第五，針對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產業發展遲緩、勞動力流動性很差的現象，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項目，這是拉動地方就業、提高教育產業邊際勞動生產力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還應多引進具有先進管理理念的企業，大力消化和吸收其發展研究、咨詢、教育、培訓、規劃和設計等智力要素，探索企業發展的新興模式，提高企業員工對職業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需求，以此提升相關的教育收益，促進教育行業的深度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