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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紅七軍在起義中提出的商業保護政策

百色是廣西、云南、貴州三省商貿經濟主要集散地和重要通道，主要有壯、瑤、苗、彝、仡佬、回等少數民族，其中壯族人口占總人口一半以上。百色鎮自清雍正七年（1729年）設廳制后成為桂西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重鎮。百色城建有廣東、云南、湖南、江西、福建、湖北等會館，其中以廣東商會影響最大，廣東商號最多。1929年10月，鄧小平、張云逸率領警備大隊和第四大隊進駐百色城。百色起義前，起義計劃尚未得到中央正式批準，部隊又剛剛進入百色。為了迅速站穩腳跟，中央決定利用原右江地區舊督辦機構和俞作柏的名義，委任張云逸為右江地區督辦，接管百色地區的最高權利機關，控制整個右江地區局面，并令百色各縣向右江督辦上繳商貿稅收，為起義籌集了十多萬的經費。

1929年12月11日，經中共中央批準，百色舉行起義。紅七軍和蘇維埃政府隨即成立。為保障紅七軍和蘇維埃政府的發展、增加和穩固各種稅務收入，以及根據地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需要，紅七軍和右江蘇維埃政府提出了穩定社會經濟，維護和發展工商業經濟等一系列商業保護政策。如紅七軍政委鄧小平、軍長張云逸簽發的《中國紅軍第七軍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規定，“對商民：廢除苛捐，取消雜稅，保護貿易，買賣公平，嚴守我軍紀，絕不擾商民”?！吨袊t軍第七軍目前實施政綱》規定：“保護交通和商人營業”“保護交通及商人營業，嚴禁奸商壟斷操縱”和“保護小商人的利益”“嚴禁大商人剝削小商人”。在起義前夕的12月10日晚，起義部隊領導召開百色城商會會議，宣布12月11日舉行百色起義，成立中國紅軍第七軍，通告大商人及商會交出槍支彈藥，還告誡商人不要驚慌，要照常營業。因此百色起義后，百色城沒有商人離開，他們照常營業，而且云南、貴州等外地商人也仍繼續到百色進行商貿活動，百色的商貿市場運轉正常。紅七軍對破壞商業貿易安定發展的行為一律嚴肅處理。紅七軍曾處理了兩起部隊人員侵犯商人利益的錯誤事件。一起是在百色起義前，駐那坡鎮的第四大隊和農軍在收繳那坡鎮商會武裝時發生了士兵沒收商人財物的事件。另一起是在百色起義后，紅七軍電邀那坡鎮商人黃奕勛到百色商談貿易事宜。黃奕勛從南寧乘船到果德縣果化鎮時，紅七軍政治部下令逮捕。這兩件事嚴重影響了商人的情緒，使他們不敢到根據地來經商。后來，紅七軍前委嚴肅處理了這兩件事，批評有關人員，向黃奕勛道歉，宣傳黨的商業政策。紅七軍的行為打消了商人的思想顧慮，使他們恢復經商。

二、與工人掛鉤，發揮工人革命熱情

右江地區基本沒有什么工業，僅有一些手工、熬酒、刨煙的作坊和內河航運、商業鋪店及服務等行業。百色起義后，這些行業在紅七軍的保護政策中得到發展，比百色起義前更有生氣更有活力。鄧小平、張云逸率領部隊進駐百色后迅速掀起工人運動。首先是組織工會。百色城先后成立了煙絲、民船、苦力、五金、糕酥、革履、藥材、裁縫、理發、印刷、榨油、店員等十二個行業的工會組織，會員一千多人。1929年12月初，百色縣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在江西會館召開并成立百色縣工會聯合會（簡稱總工會）。會上討論通過職工斗爭綱領，提出了改善職工經濟生活及政治要求的主張：如“增加工人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制定勞動保護法”“組織工會”“改善待遇”“保險不失業”“廢除包工制”等，同時還制訂了工人勞動保護法，維護工人的利益，限制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1930年1月，紅七軍給中央寫的《七軍前委報告》中總結到，“轉變后的情形：工人的情緒，甚為特別，百色工人表現最好，百色工會已組織十二個，群眾都起來斗爭，要求加工資，減少工時，有的工人由原來每月只得九塊銀元工資增加到每月二十塊銀元”。在百色城成立總工會，百色的工人經過斗爭，工人工作積極性提高，促進了根據地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

三、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

紅七軍及蘇維埃政府積極發展商品經濟，組織開辟根據地內部市場，組織調運商品，促進市場生活物資供給。1931年4月29日，鄧小平在給中央的《七軍工作報告》中提到：“對經濟政策，小商人仍是繼續營業，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極缺乏，特別是鹽，蘇維埃曾自己設法去運?！庇捎诜磩榆婇y對根據地實施經濟封鎖，斷絕根據地與外界的經濟聯系與往來，這使根據地的生活日用物資和醫療藥品緊缺。為打破敵人經濟封鎖，右江蘇維埃政府“創立消費合作社”，由消費合作社組織商隊外出調運商品，供應各地商品市場，“設立農民銀行”“禁止各機關無故沒收商店”“維持商場金融，保護商人貿易”“嚴防大資本操縱商場”。1930年，國民黨軍閥在百色龍川區實行封鎖，禁止仁相區根據地群眾去龍川趕集，使仁相群眾買不到食鹽等生活用品。右江蘇維埃政府在仁相區那巴村邊開辟一個市場，從外地調日用品在市場上公開擺賣，吸引各地商人陸續前去經商，連在白區的龍川商人也偷運食鹽到仁相去賣，解決了當地食鹽及其他日用品的供應量問題。同時，紅七軍還自己創辦了兵工廠修造槍械、被服廠為部隊制造被服、鑄銀工場制造銀錠作為市場貨幣使用等，為部隊建設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創造了大量的物資供給。

四、實行累進稅制促進商業發展

百色起義前，右江各軍閥政府、地主豪紳巧立名目設立苛捐雜稅，使人民深受壓迫和剝削。據1921年統計數據顯示，右江地區實行的捐稅達30多種。如：土地稅、富力稅、契約稅、財產稅、人頭稅、屠宰稅、圩場稅、牛馬稅、牌照稅、煙酒稅、營業稅、榨油稅、牧林稅、自治捐、房屋捐、豬捐、牛捐、羊捐、市場攤派捐、祠堂建筑捐、軍隊開拓拔費、軍隊收宿費、維持費、軍餉費、草鞋費等。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在給紅七軍前委的信中指出：“在目前要廣大群眾自動養紅軍的前途，還沒有到的時候，一定要以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產及一切政治沒收和征收統一累進稅為給養紅軍的來源。”1929年12月，紅七軍在頒布的《紅七軍目前實施政綱》中規定：“取消一切政府軍閥的捐稅，實行累進稅，并由蘇維埃政府制定標準！”累進稅是按照課稅對象數額的大小，規定不同等級的稅率。課稅對象數額越大，稅率越高；課稅對象數額越小，稅率越低。累進稅納稅人的負擔程度和負稅能力成正比，具有公平負擔的優點。累進稅率，按照收入情況而定。如富農生產征收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分得土地的農民征用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商人資本在百元以上者征百分之一，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二，二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八，三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十，對貧農和小商人，則不征收，絲毫不用負擔。實行這樣的累進稅，無疑是有利于各族勞動人民，他們負擔輕甚至不負擔。同時也有利于商業發展。小商人不用納稅，就不會有倒閉和虧本之憂，可以安心經營和穩定發展。對于資本大的商家按資本征稅，有利于他們開展競爭及搞好經營。紅七軍及蘇維埃政府在右江根據地推行累進稅制，取消軍閥政府及地主豪紳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使右江各族民眾直接擺脫了沉重的稅務剝削和階級壓迫，同時也起到促進根據地城鎮商業貿易發展的作用，保障根據地人民及紅七軍、蘇維埃政府的物資供應。

百色起義后，根據地物價比較穩定，人心安定，商店正常營業，商業平穩發展，市場貿易活躍。特別是在右江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百色城，各大小商號都開門營業，經營各種商品買賣和收購、調動各種物資，在市場上交換的商品種類和數量都比較多，紅七軍和群眾需要的一般日常用品，在市場上都可以買得到。由于百色的商業比較發達，還吸引了外省的商人成群結隊來百色經商，紅七軍經理處長葉季壯曾設宴招待這些商人，向他們宣傳政策，聯絡關系，發展貿易。1930年1月，紅七軍前委書記陳導民在給中央寫的《七軍前委報告》中總結到：“轉變后，未向商人籌款，且廢除許多加于小商人、農民身上的捐款，故商業仍照常，并無停滯之現象。”

作者：王美娜單位：百色起義紀念館文博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