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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中國經濟發展走勢；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方式的引致因素；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對策措施等進行講述，包括了GDP增長實現“V”型反轉、中國經濟的增長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有效“減速閥”、新舊長波交替與轉變發展方式的疊合、產業結構趨于合理。但產業鏈尚需優化、內需結構不斷完善，但經濟推動力不強、儲蓄和投資總量不斷擴大。但二者的融合需要進一步強化、外貿發展迅速。但粗放和結構問題依然明顯、深厚的歷史根源及地理區位的差異性、以改革為動力，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方式相適應的制度框架等，具體資料請見：

作為全球經濟的區域增長極之一，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優劣直接決定著發展質量、國際化能力和全球主導力，也直接影響大規模災后重建的效益以及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能力。本文從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入手，深入分析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不合理的根源，在此基礎上探討轉變發展方式的有效路徑。關鍵詞

發展方式國際金融危機發展路徑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歷史性突破。近年來，全國上下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和新農村建設，發展現代服務業。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耀眼的區域經濟增長極。雖然在2008年我國同時遭受了特大地震和國際金融危機的雙重沖擊，我國的國民經濟仍然保持了較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取得新的進步。

然而，由于經濟發展方式滯后于生產力和生產水平的發展，我國經濟的穩定性在弱化。汶川大地震對西部產業的摧毀性破壞以及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造成的巨大沖擊，顯示出我國作為全球區域經濟增長極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同時“二次危機論”時有提及。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金融體系表現出一種似強而弱的狀況，經濟發展的長期和短期不協調表現得極為明顯。我國必須從粗放型、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發展方式向集約、開放、高效的發展方式轉變，才能最終實現富民興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世紀目標。

二、中國經濟發展走勢

(一)GDP增長實現“V”型反轉

我國GDP增長率自到達2007年第二季度的峰值14.0％后，受經濟波動的周期性因素——金融危機的影響一路下滑，再加之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這一非周期性因素的作用(經濟非周期性因素指在經濟周期運行中干擾經濟正常波動，使經濟運行偏離其正常波動軌跡的諸因素)，使得2008年第三季度的跌速更快，直至2009年第一季度觸底(6.1％)。而后，在中央4萬億投資的拉動等因素下，開始回溫，到2009年第四季度達到9.7％，我國經濟的波動呈現出較明顯的“V”型走勢，

(二)中國經濟的增長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有效“減速閥”

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度在逐年上升。2001年后，這種貢獻表現尤為顯著。以2006年為例，當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為5.41％，中國經濟的貢獻為1.62％，遠高于美國的0.56％，日本的0.13％，歐盟的0.42％。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及汶川大地震的雙重打擊下，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20％，可以說中國經濟對處于下滑階段的世界經濟起到了“減速閥”的作用。

(三)新舊長波交替與轉變發展方式的疊合

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第五次長波的下降階段，該階段預計于2035年結束，然后在新技術革命引發的產業革命推動下步入第六次長波的上升階段。因此，未來二十五年是世界經濟新興產業的醞釀時期，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需要確定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十年發展的主題和主線，采取針對性的政策和措施，在下一輪長波開始前著力解決好制約當前經濟發展的能源問題和環境問題，調整產業和貿易結構。

三、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產業結構趨于合理。但產業鏈尚需優化

產業結構不合理、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阻滯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三次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農業比重不斷縮小，服務業比重不斷提高，但是依然沒有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以工業為中心，以農業為基礎的現代產業結構。特別是廣大農村和中西部等偏遠地區，一、二產業比重過高，服務業“潤滑”效應不充分，導致產業銜接脫節，三次產業獨自艱難發展，產業鏈條無法建立或者無法發揮作用，產業之間的互動互促流于形式，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必然舉步維艱。

(二)內需結構不斷完善，但經濟推動力不強

我國居民消費結構不斷改善，消費品種類齊全，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總量快速增長。但消費增長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力量仍未改觀，本應作為“三駕馬車”的主推力拉動經濟發展的消費沒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特別是高檔消費和農村等偏遠地區的消費潛力沒有發揮出來，“馬太效應”明顯。2008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所以在絕對量和相對量上都達到創紀錄的水平，其本質上并非一般性的內需擴大，主要引致因素有二：其一是CPI指數高啟，5，9％的CPI增長率虛抬了零售總額；其二是南方雪災、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會帶來的臨時需求，這并不能說明一般性居民日常生活消費的提高，更無法概說內需的擴大。

(三)儲蓄和投資總量不斷擴大。但二者的融合需要進一步強化

特殊國情決定了我國是一個高儲蓄國家，由于歷史遺留的傳統觀念，同時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我國居民儲蓄總量連年劇增。受金融危機和自然災害等影響，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增大導致了2008年居民儲蓄出現25，3％的反常增長。而同年投資主要偏向金融、商貿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這主要是金融危機的引致作用。雖然儲蓄和投資的總量及增長速度在不斷擴大，但是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渠道少且不暢。2008年我國儲蓄余額超過21萬億，但是投資的主要來源并不是居民儲蓄。從近幾年的投資情況看，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企業債務、企業內援資金以及外來資金。農村和西部地區社會經濟建設所需的資金更是少之又少。儲蓄和投資的非融合、難轉化也引致了經濟發展方式的粗放。

(四)外貿發展迅速。但粗放和結構問題依然明顯

我國對外貿易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但一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均是以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為主導，高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比重低，外貿的主要推動力和主體是外商投資企業而非本土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外商直接投資可能帶來的是復出口，并沒有從實際上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對外貿易以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為對象，與非洲和南美等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往來不夠密切；巨大的進出口差額帶來的巨額外匯無法得到很好的利用，在金融危機肆虐的背景下面臨著貶值的危機。由此造成了兩個問題：一是資源浪費巨大，加劇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資源制約性；二是弱化了外貿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外貿的虛假繁榮不能從根本上推動經濟發展，不能讓人民受到實惠。

四、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方式的引致因素

當前我國經濟的粗放、不均衡、低效率的發展方式是由多種因素引致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也有多重現實因素，是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積累。

(一)深厚的歷史根源及地理區位的差異性

在經歷了近代一百多年的戰爭摧殘，以及“”所導致經濟形態和體制的畸形發展；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才步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基礎差、底子薄、在國際經濟舞臺上長時期處于被動地位等問題使得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方式必然存在著一些不合理之處。此外，我國地域遼闊，東西差異、南北差異、城鄉差異都極大地影響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模式。東部沿海地區由于區位優勢，無論在自身發展方式的優化、產業鏈條的延伸以及國際經濟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頭，而地域更遼闊的中西部丘陵和山區卻依然停留在發展的邊緣，區域中心極的影響和拉動作用有限，區域產業鏈條無法向更遠的地區延伸，以至于內地許多偏遠地區被動隔離，經濟發展方式失去變革的動力。

(二)金融體制發展不完善

本輪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擴散主要原因在于金融衍生的濫用和金融監管的放松。我國金融體制市場化改革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盡管發展速度較快，但起步較晚，發育不健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區域金融發展體制不完善，廣大偏遠丘陵和山區缺少必要的金融發展體系，對當地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不夠強，無法連接內外；這種陳舊融資體系的弊端充分表現在災后重建間斷、緩慢的融資服務上。二是區域突圍力量不強，當前我國金融國際化的呼聲雖然日益強烈，但是金融國際化的步伐依然緩慢，使得我國的國際金融話語權和主導力無法發揮和顯現，同時也弱化了我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金融是經濟運行的潤滑劑，金融無法實現區域突圍，必然導致經濟的區域聯系不緊密，也必然喪失在大環境中轉變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的機會。

(三)社會保障及思維觀念跟不上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總體程度不高，局部性的區域不均衡，再加上人口多，基數大等因素，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和保障水平均處于世界較低水平，這使得人們在收入不確定的同時又增加了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心理。由于特大地震災害和金融風暴的突襲，廣大偏遠丘陵和山區的人們在忙于自救的時候無暇顧及發展方式的轉變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導致發展方式的轉變失去了中堅支柱。同時，各地政府在貫徹國家經發展方式轉變政策的時候過多追求總量而忽視質量，在區域產業承接轉移上較少考慮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因素。大眾觀點認為：能掙總比不掙好，轉變發展方式不能以降低發展速度為代價。

以上構成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的一個主要阻滯因素體系，中國經濟的發展必須要突破這個阻滯體系，才能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五、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對策措施

要變革當前我國發展方式中的不和諧因素，實現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進而達到富民興區的最終目的，必須樹立科學的發展理念和明確的政策目標。

(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更新經濟發展的思維理念

“觀念是行動的先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關鍵在于觀念的更新。更新觀念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它會隨著社會存在的變化、社會實踐的發展揚棄舊有的形式來適應新的實踐的要求”(劉萬貴、路廣平，1998)。我們要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轉變把增長簡單地等同于發展的觀念：

第一，適應經濟全球化形勢。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深入，需要將高技術和產業化有機融合起來，大力提高產業結構升級的技術含量，提高中國工業化進程的質量和效益，縮短工業化時間；同時充分利用高科技的發展成果，特別是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新能源等，發揮后發優勢，實現各產業的綜合提升和產業結構的跨越式發展。第二，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建立一套完整的衡量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考核體系。政府政績、官員政績的考核要轉向就業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保障覆蓋面的擴大，環境保護的增強以及民主、科學、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方面的進步；要強調如何更有效的降低能耗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成本，避免資源浪費與資源約束并存；必須沖破傳統的經濟增長觀念，樹立新的以現代工業和信息文明為基礎的價值觀；同時還要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發展低碳經濟。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代價過大、資源消耗過高、環境不斷惡化、生態加劇破壞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全面降低發展的成本。

(二)以改革為動力，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方式相適應的制度框架

經濟體制的轉軌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客觀要求和制度保證。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演進的關鍵，需要進行深入的制度改革，包括能源價格制度、產權制度、經營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另一方面政府行為應以服務型政府為主，以提供公共產品為依托，強調和發揮市場的主導性作用。加快建立健全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變。

第一，全面培育和完善市場體系。打破條塊分割下部門利益、地區利益的相互掣肘，加快市場的統一進程，在充分發展商品市場的基礎上，重點培育金融、勞動力、技術、信息、房地產等要素市場，完善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在制度上確保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資源在競爭性市場上的自主流動性、可得性和選擇性，使企業和個人的資產存量、收入存量、勞動力存量可通過市場調整、重組和優化，達到全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實現各市場和主體的緊密聯系，構建反應靈敏的災害和危機預警及應對機制。

第二，健全市場規則，強化風險控制體系。維護市場秩序，打破地區封鎖、部門壟斷，調整市場布局，促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確保市場對經濟運行調節功能的發揮；充分建立應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的預警機制，增強國家應急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筆者選用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國出口、全球最終消費支出、全球資本形成總額、全球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和全球進口六個指標，利用五年期、十年期相對強弱指數和隨機指數計算方法構建的“我國與世界監測與預警模型”，對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聯動進行連續性的監測和預警具有一定實際意義)；要盡快健全和規范各種社會中介機構，使由職業介紹、就業訓練、失業保險和勞動服務四大支柱組成的就業體系成為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緩解勞動力不充分就業或失業的壓力。

(三)以自主技術創新為中心環節，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第一，以技術創新為紐帶，促使科技與生產要素密切結合并不斷由舊質向新質轉變。技術創新過程必然會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會提高產品的質量、檔次，從而帶來經濟效益的提高。為此應不斷增加科研與開發的資金投入，使科技進步建立在堅實的物質基礎之上。一方面國家要加大財政資金投人，保證中央和地方財政對科技事業的投入高于當年的財政增長速度；另一方面，要積極鼓勵、引導企業成為技術開發的主體，并通過銀行貸款、民間集資等方式拓展投入渠道，優化投入方向。同時，要不斷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現科技系統和人才機制的結構調整，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隊伍。

第二，以技術創新促進工業自動化、信息化，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技術創新要求用信息技術改造機器設備，改造生產線和企業，實現機電一體化和生產自動化。這不僅可以使企業靈活多樣化，適應市場的變化，而且可以提高生產的質量和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而辦公自動化、信息化要求新技術進辦公室，應用電腦等現代化辦公設備編制、保管、檢索文件，計算數據，開展人事聯絡，組織會議，實施與檢查計劃，從而可以準確、迅速、及時處理各種事務，提高工作效率；家庭自動化使新技術進入家庭，不僅提高了生活質量和勞動者素質，而且可以大大節省時間。

(四)以全球綠色經濟為經驗借鑒，發展循環經濟，開拓經濟發展的新空間

跨國公司是世界經濟里面的最優“經濟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以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潤的最大化為最終目的，在全球范圍內“攫取”資源。表面上看，跨國公司的行為促進了全球區域經濟的發展，但是，在此過程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實際上是在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來換取暫時的經濟增長。因此，如何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又很好地保護生態環境，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課題。中國只有廣泛融入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大力發展以循環經濟為主的綠色經濟，才能更快、更好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特別是西部地區在災后重建中更要注意滲透綠色觀念和環保觀念，重視節能減排，不能走傳統的經濟發展之路。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效手段，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的戰略選擇。

(五)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雙優勢效應

市場的自主調節可以高效率的調節資源配置，但是在金融危機等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政府適度地運用反周期措施進行宏觀調控，結合市場調節的優勢，可以降低經濟波動帶來的影響，優化資源配置。

第一，規范政府和市場的運作機制，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合理選擇和結合，提高宏觀調控的效率和市場效率，降低市場中風險因素的累積。在近期，要通過利率和稅收等手段防范通脹風險，尤其要注意埋藏在股市、樓市中的資產泡沫。第二，加強對石油、鋼鐵等資源價格機制的管理和改革，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資源市場體系，使有限的經濟資源利用到更有效的產業和領域，充分提高產出效率。第三，加強國際合作，通過國內和國外“雙渠道”加強國際金融監管、發展對等貿易，對于目前部分國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既要理性對待、保持克制，又要采取一定反制措施，防止其他國家對中國采取貿易保護傾向的泛濫。第四，全面擴大內需，改善投資結構，由單一投向交通基礎設施和大型壟斷國企向醫療、教育、脫貧等民生領域轉變，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有選擇地將投資投向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實現農民工的就地擇業，解決“民工潮”和“民工荒”的反復出現問題。

總之，汶川大地震和國際金融危機雖對我國經濟結構和發展進程造成了破壞，但也推動了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的重新組合與構架，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機遇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