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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現狀；影響現代服務業發展因素的理論分析；理論模型設定與實證分析等進行講述，包括了經濟發展水平、消費需求水平、工業化水平、信息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市場化水平、工業化是一個技術指標,用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來表示工業化程度并不十分合理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從理論上分析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對現代服業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并對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對我國服務業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表示的工業化發展水平對服務業存在負向影響,信息化對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城鎮化水平對現代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影響顯著;同時發現衡量“五化”中的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指標,與市場化指數和人均FDI地區差異明顯。鑒于全國數據波動比較大,實證結果表明它們對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影響并不顯著。

關鍵詞:“五化”理念;現代服務業;影響因素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現代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不再是“邊緣化的或奢侈的經濟活動”,其在增加就業、調整產業結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國民經濟增長、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如何解決中國服務業比重明顯偏低且增長緩慢的問題亟待研究。本文基于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對現代服業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對影響我國服務業發展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以期對我國現代服務業的健康發展以及與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互動、協調發展提供政策性建議。

一、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現狀

長期以來,受傳統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和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服務業一直不受重視。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服務業的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兩個指標在世界各國中都處于最后幾位。1980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僅為22%,服務業吸納的就業占全社會就業總數的比重僅為13%。同年,這兩項指標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別為56%和60%。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服務業增長較快,到2007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升至40%,就業比重升至32.4%。近30年來我國服務業發展的特點: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前快后慢,20世紀90年代以前增長迅速,然后有一段停滯甚至下滑的時期,2000年以后基本維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上;服務業就業占全社會就業總數的比重處于緩慢但持續上升的過程中,從1980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4.8%,而后又穩步上升到2007年的32.4%。

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在較低水平上趨于穩定,并不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20世紀80年代中國服務業的快速增長可能是對以往多年重建設輕生活、重工農業生產輕服務業發展這種傳統增長模式的校正和補償,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緩慢增長則表現為一種“常態”(江小涓、李輝,2004)。雖然服務業發展滯后,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沒有受服務業發展緩慢阻礙的影響。近20多年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幾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長速度,可見,服務業發展滯后并沒有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學者們通過分析得出這樣的判斷:我國經濟還沒有進入服務業迅速增長的階段,這一現象符合我國現在的國情。

服務業比重穩定上升只在工業化完成之后的發達國家才表現得更為明顯,而在處于工業化過程中的國家則上升趨勢并不明顯,甚至有時還可能出現短暫的徘徊甚至下降(魏作磊、胡霞,2005)。工業化一直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難以跨越的“卡夫丁峽谷”,我國的工業化任重道遠(張世賢,2000)。我國目前仍處在從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變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巨大,工業化程度仍然很低,當然也是工業化加速發展的時期。工業相對于服務業以更快的速度增長,使得GDP構成中工業比重不斷上升而服務業比重徘徊不前。我國服務業比重上升緩慢是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所導致的,是由當前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的。但是,人們也應該看到我國服務業發展的潛力,我國現代服務發展速度雖然緩慢但總體趨勢還是良好的。

二、影響現代服務業發展因素的理論分析

作為一個產業,影響服務業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國正處于轉型期,不同服務業的發展所受的影響因素差異也很明顯。所以,分析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影響因素應該從經濟全局出發,細分各項經濟指標,考察它們與服務業發展之間的緊密聯系。本文結合“五化”理念,從服務業整體發展角度出發,分析影響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各項因素,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1.經濟發展水平。配第—克拉克定律將產業結構發展過程描述為:“隨著經濟發展,勞動人口由農業移到制造業,再從制造業移向商業和服務業”。發達國家服務業產值比重和服務業就業比重普遍提高的事實驗證了這一定律。大量實證研究也表明:各國服務業產值比重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人均GDP較高的國家服務業產出也相對較高,人均GDP和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兩者之間存在正向相關性。因此,用人均GDP來表示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服務業發展的一項重要影響因素。

2.消費需求水平。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是否隨消費需求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對服務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從較長時期看,人均收入水平是影響服務需求的一項重要的因素。消費需求對服務業的影響主要作用在生活性服務業。根據恩格爾定律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需求是分層次的,人們總是在滿足了低層次需求后才會轉向高層次需求。現代社會,農產品滿足人們基本生存需要,屬于最低層次的基本需求,工業品則是較高層次的需求,服務品中雖有一些也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如衣食住行等,但更多的是為滿足高層次的享受和滿足。隨著人們收入增加,越來越大的消費比例將用于服務消費,換句話講,也就是服務品的需求彈性高于農產品和工業品。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對生活服務的需求,一些現代生活性服務產品在較高收入水平時才能大規模消費,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閑、健身等消費。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這類消費需求的收入彈性系數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見,消費與生活性服務業的聯系緊密,可用最終消費支出來反映生活性服務業的需求水平。

3.工業化水平。隨著經濟增長、勞動分工不斷細化和市場不斷擴展,產品的制造過程被分解成為一個個更細的專業化節點,大量的中間產品和加工過程獨立出來,此時,連結這些節點形成分工網絡的必要性就顯現出來,這些中間需求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部分。生產性服務業是為了滿足中間需求,向農業、工業甚至服務業提供服務,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當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及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階段,工業、建筑業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主體。因此,工業發展狀況對服務企業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同時從世界的經驗來看,服務業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服務業在工業化達到一定高水平后往往能夠得到迅速發展。工業發展好的地區,業務機會較多,更容易促進生產性服務企業的發展。因此,工業化程度是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工業化水平是一個技術指標,很難用一個簡單的經濟變量來描述它,這里僅僅用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來表示工業化的相對發展狀況。

4.信息化水平。由于服務業的許多工作需要手工勞動,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總體上比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慢,和制造業相比,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是滯后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滯后是服務業就業增長較慢的主要原因。同時,服務業較低的價格彈性導致了“成本病”(Baumol,1967)。程大中(2004)使用1978-2000年數據,較為系統地驗證了Baumol的論點,結論是:中國的服務業除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務外,其它部門表現不同程度的滯后;服務業的需求幾乎缺乏價格彈性,很容易導致“成本病”。傳統服務業只有基于信息化才能加速發展,才能解決“成本病”問題。信息技術對服務業的滲透,促進了服務業的增長,基于信息技術上的先進管理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從國際服務業發展經驗來看,信息化的迅猛發展有助于服務業的增長,對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信息化發展指數來表示信息化發展水平。

5.城市化水平。城市是服務業發展的空間載體,也是服務業的集聚地。世界發展經驗表明,人口集中居住更有利于服務業的增長。人口規模決定商品潛在市場大小。服務品的非儲存性,即生產和消費的同時性要求大多數服務只能在當地市場出售,因此,市場規模成為服務業發展的首要影響因素。城市化帶來人口集中,集中的人口能產生巨大的服務需求,從而為服務業創造了必要的生存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大量的農村人口從農村涌向城市,引起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城市規模擴大、交易成本降低、經濟效率提高,也促使服務業水平不斷提高,促進人均服務業增長。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服務業與城市化的相互促進作用表現得非常明顯。城市化為發達國家服務業發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需求基礎,推動服務業新行業的形成和傳統行業的發展。城市化水平是服務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本文選用城鎮人口比重來反映城市化水平。

6.市場化水平。學者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增長與市場化水平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目前我國的市場化程度并不高,發展歷程也相對較短。短期內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所帶來的經濟結構效應可能還未充分發揮出來,對服務業的增長起到的作用并不明顯。但從長期來考慮,市場化有利于產業結構轉變,有利于行業內競爭,從某種程度上促進服務業的增長。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對服務業來說就是要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允許進入和允許競爭,即準許新的市場主體進入本行業,參與市場競爭,提高經濟效率。本文利用市場化指數來表示市場化水平。

7.國際化影響因素。擴大對外開放,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是中國服務業發展的一個大背景,它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服務業發展:開放條件下市場從國內擴展到國際,市場規模的擴大可以促進分工深化和生產率提高;通過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引起的知識和技術外溢,提升引進國技術水平,從而促進服務業增長;外商直接投資擴大了投資規模,對東道國服務業發展有直接推動作用。開放有利于競爭環境的形成,促使企業進行創新,提升服務業競爭力。本文選擇人均利用外資情況來反映國際化影響因素。

三、理論模型設定與實證分析

本文以服務業增加值比重SPER為被解釋變量,表示服務業發展水平,以上文理論分析之諸因素為解釋變量。服務業理論影響因素匯總于表1。

根據現代服務業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構建如下理論模型,并進行實證分析。

SPERt=α+β1PGDPt+β2PFDt+β3PIGDPt+β4IDIt+β5CITYt+β6MIt+β7PFDIt+ut

其中下標t指1995-2007各年,α為截距項,ut為隨機擾動項。本文選取了1995-2007年度的數據進行分析。信息化發展指數來自《中國信息統計年鑒》,市場化指數來自《中國市場化指數》,其余數據都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以及用其相關數據計算得出。理論分析所選定的7個自變量中部分不顯著,加以剔除。其中,PGDP雖然顯著,但與PIGDP表現出很強的相關性,復合共線性明顯。這主要是因為:在過去的10多年中,工業一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兩者高度相關且共同趨勢明顯,產生了復合共線性。基于這一原因,剔除前者PGDP。模型回歸及檢驗結果如表所示(見表2)。

表2報告了計量模型的回歸結果以及各個研究假設的相關系數。回歸分析中由于MI和PFDI明顯不顯著,所以把二者剔除掉。MI和PFDI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這兩項指標的區域差異特別明顯,在沒有考慮區域影響因素的情況下,二者波動比較大(見圖1),與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不存在相關關系。從表中我們容易看到PFD與SPER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這種相關關系是10%水平上顯著的,這說明在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狀況下消費需求對服務業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PIGDP與SPER的相關系數一直為負,這說明第二產業對服務業存在負向影響。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是一個相對指標,其大小不僅取決于服務業自身的發展速度,還取決于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速度,與工業和農業比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利用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來表示工業化程度,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工業化程度是一個技術指標,與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并不存在直接的聯系。IDI和CITY兩個指標與SPRE都是正相關關系,尤其IDI的正相關性最為明顯。信息技術對服務業的滲透,促進了服務業的增長,過去的10年中國的信息化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當然,這兩個指標同樣也沒有考慮地區的差異性,也存在不合理的一面。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的實證研究表明,首先,在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狀況下消費需求對服務業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消費需求對服務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具有“門檻效應”。消費需求是有層次的,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最終消費支出主要為滿足基本生活所需,屬于較低的需求層次,對服務業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而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的水平,消費需求對服務業的促進作用才顯現出來。就我國目前的平均消費水平來看已經突破了這個“門檻”,對服務業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其次,第二產業對服務業存在負向影響: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是一個相對指標,其大小不僅取決于服務業自身的發展速度,還取決于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速度,與工業和農業比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服務業比重低(高)一種可能是服務業發展水平低(高),另一種可能是工業或農業發展速度更快(慢)而相對“擠壓”(“放大”)了服務業比重。實證結果顯示的我國服務業比重受第二產業負向影響,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此外,信息化和城鎮化兩個指標與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都是正相關關系,尤其信息化的正相關性最為明顯。信息技術對服務業的滲透,大幅降低了服務業成本并提高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促進了服務業的增長。

根據結論可得出以下幾點啟示:首先,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需要從改變觀念、規范行為、擴大開放和適當扶持等多個方面著手推進。要認識到,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的重要性必將日益增加,服務業能否快速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政府宏觀和結構政策的著力點需要有所調整,在繼續堅持擴大內需的同時,要加大鼓勵消費增長的政策力度,在結構政策上,應將促進服務業發展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其次,“五化”中除工業化(僅指工業化相對發展水平)以外,其它因素對服務業的發展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其中信息化和城市化最為明顯。因此,在發展服務業的同時應增強我國信息化和城市化進程。當然,工業化是基礎,服務業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服務業在工業化達到一定高水平后往往能夠得到迅速發展。工業化程度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從發展服務業的長遠角度考慮,工業化的步伐也不能停滯。再者,地區差異性是影響“五化”與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關系的重要因素。在我們的回歸分析中,并沒有考慮地區差異性,致使一些變量無效。因此,今后分析類似問題時應考慮地區間的差異,這也是我們要進一步研究的內容。

本文在一些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如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作為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可靠性不如修正后的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好。工業化是一個技術指標,用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來表示工業化程度并不十分合理。沒有考慮地區差異對各項指標的影響,市場化指數和國際化程度,存在很大的波動性。限于數據取得的困難,數據獲取及分析并沒有考慮地區差異,將地區差異考慮進來,通過地區面板數據對“五化”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是我們今后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