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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背景

1.1我國農業從業人口后續有人的需要農業勞動力份額的減少是一個普遍的趨勢,我國農民不斷地自發向非農轉移,改革以來最明顯的現象有鄉鎮企業吸納農民現象和當前的跨區域流動的農民工現象。蔡昉通過對2006年我國農村勞動力分析[1],認為40歲以下只有約10%(約520萬)還在鄉村從事農業,當前從事農業的主體人口是40歲以上的老人。蔡昉[2]分析,當前人口轉移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如果按傳統農業經營方式,人口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將逐步無法滿足農業自身需求。因此農業如果無法向人口相對節約的現代農業轉變,我國農業將可能出現后續無人的現象。

1.2農村職業農民收入增長的要求根據恩格爾定律,農業從滿足溫飽的量看,將趨于不斷下降。庫茲涅茨[3]研究也表明農業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將不斷下降。盡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占我國勞動力50%以上的農業在GDP中的比重卻不斷下降,目前已經接近10%。盡管2000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取得較明顯成就,但增長很大程度來自于非農收入的增長,而純農戶增長卻非常緩慢,甚至不少成為貧困戶。微觀層面看,盡管我國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但是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的幅度超過了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幅度[4]。在流通領域,小型傳統農民無力主導和承受波動的農產品價格,從而將限制他們收入的增長[5]。因此胡鞍鋼[6]等認為傳統農業無法為農民帶來增收,大部分農民必須轉移。而剩余農民必須實現職業化,從事的農業必須實現現代化: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1964)通過對危地馬拉、印度和其他地方農業的考察,在《改造傳統農業》指出傳統農業具有“貧窮而有效率”的特點,也就是在傳統農業格局內,是無法通過資源安排等的改變而增加農民收入的。

1.3“糧食安全”的保證和“生活更美好”的期待

1.3.1糧食安全在供給方面,我國靠9%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而耕地面積在不斷下降,其中糧食耕種面積下降的速度更快。當前我國人均耕地只有920m2,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在土地與水資源的地域分布上很不協調,當前承擔全國40%糧食供應任務的淮河以北地區占有全國耕地64%,而水資源卻只占19%,長久看當前這些地區依靠地下水種田的模式難以維系[7]。同時蔡昉研究發現伴隨農戶非農化和兼業化,土地勞動投入在不斷下降[8]。在需求方面,張紅宇[9]指出我國城鎮化讓農產品的供需人口結構發生變化、工業化帶來對農產品需求的增加,和近年來的生物能源對農產品的消耗都可能成為未來我國的糧食危機的潛在因素。對于糧食安全,最新的定義是:“糧食安全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對充足、安全和具有營養價值的食品,具有實物、社會和經濟上的獲取機會,以滿足他們活躍和健康生活的食用需要和偏好”(FAO,2003)。可見,糧食安全的保障涉及農產品的供給(包括國內生產和進口)、農產品價格、城鄉居民收入和農產品流通(貿易)政策,也就是糧食安全的保證需要我國從當前傳統農業向包括區域分工和流通協調的現代農業體系轉變。

1.3.2生活更美好農產品結構合理變化才能生活更美好:從需求上看,伴隨人均收入提高,必然對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尤其是市場對特色、優質、營養、安全的綠色農產品十分青睞。在供給方面。我國小戶型的家庭農耕模式目前雖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如土地面積小、土地所有權劃分不明晰等,但是這種模式適合發展高附加值的農業產品,該類產品的工業化成分越少其價格就越高,這就是所謂的有機農業和特色農業。這就是以色列和荷蘭走的道路。只有這樣,中國農產品才能與廉價進口農產品競爭[10]。否則我國就是農業人口減少到1億也難以在規模上和美國相比。因此生活更美好的要求和農業現代化是緊密聯系的,生活更美好要求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同時生活更美好為我國的農業特色化發展、品牌發展和高附加值發展提供空間,有助于我國農業競爭力提高。

1.4面對國際競爭,農業安全的前提邁克•波特[11]指出產業競爭力不在于其要素成本比較或零售價格比較,也不在于市場占有率,而在于持續創新能力、產業利潤總額的占有率和利潤增長率。柯炳生[12]認為,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是由多方面因素構成的,總體上看,可以分解為價格競爭力、質量競爭力和信譽競爭力3個方面。2006年我國農產品貿易總額達到634•8億美元,已經成為農業領域第四大貿易國家。而農產品出口中很多是由日資、及港澳臺企業主導的[13]。在進口方面,我國很早就出現了低質農產品普遍供大于求,優質農產品供不應求,不得不借助于進口,出現了同一種糧食過剩與短缺并存的奇特現象。這些現象都是我國農業競爭力低下的直接反映,無法適應市場變化的需要。可以說我國農業當前已經被動走到了與國外直接競爭的時刻,。通過拓寬農業發展視角,從荷蘭和以色列看,農業大有前景,關鍵就是要進行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綜合以上分析,農業部冀明峰指出中國最劇烈的城市化進程很可能在未來15~20a中基本完成。在這種背景下,蔡昉通過對我國勞動力結構的研究,認為中國的劉易斯二元結構的拐點已經到來,農業穩定的前提是大幅度提高農業的生產力[14],其關鍵就是通過構建大農業體系實現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傳統小農業向現代大農業戰略轉變。

2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重在城市

我國農業亟須進行結構戰略性調整,向現代大農業體系轉變。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把現代農業定義為“用現代的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產業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民素質、效益和競爭力”。在這個結構調整中,只有借助城市發展大農業,才能實現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因為:

2•1現代農業價值創造的環節重心在城市

2•1•1市場和流通重點在城市對于農業產業的發展,法國著名學者孟都拉斯[15]指出“農業企業的保障和生存由銷售市場決定”。而城市是人口的密集地區和農產品主銷區,城市如何規范市場,促進各地產品的公平競爭是實現農業發展的體制性基礎。以上海為例,[1]至2007年6月,上海42家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已經與全國29個省市1028個農產品基地簽訂對接協議,成為了主要農產品集散中心,上海等城市的農業一頭連接國內資源,一頭連接國際資源,對于農業產業的競爭力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在建立質量標準、發展品牌農業、走出國門等方面,城市都發揮著需求特征導向、法律規制、競爭平臺和窗口的作用。在市場體系中,城市市場必須加強城鄉互動實現農業的產業產銷有機結合。在這個有機結合中,流通體系日益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瓶頸:但我國在糧食調運中,由于物流產業的不健全,使近年來多次出現主產區谷賤傷農和主銷區糧價上漲的并存困局。要突破這種關鍵還在于我國以城市為中心的物流信息化、產業化發展。以位于歐洲中心的荷蘭為例[16]:荷蘭在不同的城市建立了分工不同的農產品物流中心,同時參與農產品物流的荷蘭公司大都具有現代化的制冷和冷凍技術設備,在這些農產品物流中心,通過網絡電子虛擬技術,農產品物流供應鏈環環相扣,連接農業生產資料供應商、生產商、種植主、批發商、零售商。荷蘭的例子充分說明了城市物流體系在農業競爭力中的基礎性作用。

2•1•2科技發展重點在城市我國主要農產品667m2產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水平[17],這基本上只有通過城市發展種源農業,為我國廣大地區提供更高產的種子來解決。王國敏指出如果中國應用現代科學技術建設0•67億hm2高產穩產糧田,其中2/3達到高產,就能滿足將來16億人口的食物需求。另外當前糧食價格低廉,而品牌大米的價格卻在每斤好幾元,甚至出現了幾十元的價格還供不應求的局面。另外農業的設施等科技都離不開城市。

2•1•3農產品加工主要分布在城市農產品加工對于現代農業發展至關重要,王國敏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大都在(3~4)∶1,美國達到5∶1,而我國僅為0•5∶1。發達國家食品加工產值約是農業產值的1•5~2倍,而我國還不及1/3。農產品加工率低是導致我國農產品“階段性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而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都是和城市緊密聯系的,首先是市場需求特點決定了加工業的發展,其次加工業的場所具有市場的區位偏向。

2•1•4農業企業化發展和產業化融合離不開城市資金《中國企業報》2009年5月8日報道,據非政府組織GRAIN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報告,日本的食品企業于2006-2008年間,在巴西、非洲和中亞等地租用和購買了大量農田,以種植有機作物。日本現己擁有超過其國內農田3倍的海外農田。[18]為了緩解上海土地壓力及確保上海農產品外購質量,上海國家級及市級農業龍頭企業在上海域外農地16•7萬hm2,遍及30個省市,相當于再造一個上海農地。農業的地域擴展本質就是以城市的農業的總部經濟向鄉村輻射的過程,這種過程和城市的資金有著緊密的聯系。

2•2現代農業體系運轉的動力核心在城市農業現代化

產業體系的要素在城市。但是分散的零部件并不定于一個完整的機器,而要完成產業體系的有機融合的動力核心資源還是在城市。這些因素包括企業家創新精神、信息循環和分工合作基礎上的決策中心。以信息方面為例,日本多種農業傳媒網絡正為信息農業建設發揮著重要作用,逐步成為農民、農業科技推廣人員和各農業部門獲取科學知識、傳播推廣實用技術、進行農業信息咨詢服務的重要工具。正是發達國家的信息優勢讓整個產業實現有機聯系,從而中國消費者的口味信息能夠很快反映到加拿大農業研究人員的課題中,進而培育出白色的小麥品種供加拿大農民種植,這種小麥到中國售價由于其生產的面粉比我國面粉白很多,從而盡管價格高卻更具競爭力。

2•3“兩個趨向”等中央精神的落實主動權在城市

2•3•1中央精神“城市支持農村”主動權在城市十六大以來中央非常重視“三農”問題,確立了“多予、少取、放活,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基本方針。這些中央精神的落實主動權在中央的轉移支付和城市的三農支持,以城鄉關系看主動權在城市。

2•3•2區域經濟發展規律和貧窮的負外部性理論農業發展具有外部性,非農產業的發展離不開農業的發展:喬根森在一篇論文中將劉易斯的古典模型與一個新古典增長模型加以比較,認為非農產業就業的增長依賴于農業剩余的增長率。分析表明,食品短缺將使勞動供給小于無限彈性,從而會抑制非農部門的增長。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如約翰斯頓、梅羅爾和拉尼斯等,也都論證了農業發展對迅速發展國民經濟的極端重要性。黃丙志[19]也指出農業的落后不僅帶來農村的貧窮,而且對農村之外的城市也有負的外部性作用,因此城市支持農村同時也符合城市的發展需要。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也講過解決好三農問題可以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20]。

2•3•3城市的財力我國從建國以來就一直以工業和城市作為國家發展的重心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21]。其中80年代有過改革從農村突破的特殊階段,但是從1984年初步解決我國溫飽問題后,1985年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又向城市傾斜,工作重心向城市轉移[22]。以醫療資源為例,張紅宇[23]引用WHO資料說中國資源分配公平度全世界排名倒數第3,“20多年來我們資源總是農村向城市傾向,小城市向大城市傾向”。近年來有城鄉關系有所轉變:2006年財政用于“農戶”的支出達到3397億元,為歷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增加422億元,增幅為142%,但是,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由上年的9•2%下降為8•8%,支援農業支出與行政管理費的支出形成巨大的反差。在這種情況下,2007年我國城市的GDP占到了全國的75%,城市具有較高的支持農業發展的財力。因此賴作卿等[24]在對現代農業發展研究指出,現代農業通常的概括是:公司+農戶或公司+基地+農戶只是直觀的表象,農業產業化的實質是企業家主導下的農業分工和分化,這種分工與分化是在全國和全球資源配置的角度下各地的農業如何找準比較優勢,進而形成以中心城市作為大龍頭,實現農業大范圍的分工和產業分化。這也就是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3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城市行動

3•1核心是農業企業家:尤其是城市的農產品流通企業家20世紀初德國農業經濟學家卜凌克曼認為,交通位置和自然狀況構成了一個地區農業集約經營和區位分工的客觀條件,企業家的個人狀況(包括經營管理水平和個人經濟狀況)則是農業集約經營的主觀因素[25]。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關鍵是農業企業家[26]。因此,農業的結構戰略性調整要更加注重給農業及其相關的企業家給以自主決策權,促進政企分開,支持農業產業的創業及其市場基礎上的戰略聯合。政府等的作用在于通過激勵和保護,使企業家投資于農業的資源得到大于或等于其它行業的投資回報[27]。強調企業家的核心作用,意義在于要政府避免代替市場的規劃與投資,也要避免政府隨意補貼大而不強的企業扭曲競爭,更要避免隨意的進行所謂的拉配郎重組。行政下的拉配郎既包括官員和學者眼中的“強強聯合”、“強者并購扶持弱者”、“縱向一體化”、“橫向多樣化”,也包括行政下推行的“公司+農戶緊密合作”,“清官難斷家務事,政府官員對待產業化中的企業與農戶的關系也是如此”[28]。

3•2城市政府意識:全國高度來認識支持農業,理性對待

農業全球化當前很多中央支農政策要求地方政府進行資金配套,而由于農業和工業相比資金支持中政府獲取的回報率不高,從而這些政策往往得不到資金上的實質落實,并且很多城市由于農業作為弱勢產業,產值比重過低,增長空間有限,而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重視[29]。通過以上分析,要求城市政府改變這種觀念,從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重在城市上發揮城市作用。我國當前在促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中,金融支持、信息化投入和科研三個方面是我國政府必須重點支持的:

3•2•1金融支持全國有近半數的農戶和農村企業貸款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目前一些成長性的涉農企業、種養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等中低端的貸款需求難以滿足[30]。而現代產業體系的構建無一不是在金融的強大支持下完成產業戰略調整的。當前推動改革最重要的領域之一就是加快金融體制的構造,為金融資源從非農產業和城市向農業和農村的流動構造機制、疏通渠道。

3•2•2信息化方面當前我國農民決策基本上處在“看鄰居、跟能人、聽親戚”的信息階段,具有很大的隨意性,這種零散決策的結果必然是產業競爭力的喪失。而信息技術將成為克服傳統農業固有的行業弱勢的有力武器。農業信息技術包括農業信息管理、地信息監測、精確農作、智能農業和農業信息服務等五個門類。國際上農業信息化在計算機問世后有了迅速發展[31],例如最近40余年美國農業的信息化進程,從20世紀60年代的為周圍農場提供數據處理服務的計算服務中心模式(omputerBureauSer-vice)的第一代,到農場主在家中用互聯網,已經歷了四次換代)。我國農業當前正處于結構調整、產業化經營、商品化程度迅增的轉型期,市場、技術等信息已成為不可替代和急迫需要的重要技術資源,也是當前農業發展中的重要瓶頸。

3•2•3科研投入舒爾茨(1963)指出要產生適合于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新技術與方法,只有建立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農業研究機構,結合各國具體情況不斷地進行農業研究。在這方面,我國對農業科研投入和發達國家相比有著很大的距離,發達國家對農業研究的投入大約為農業增加值的1%,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為0•5%~0•8%,而中國還不到0•4%。因此,城市支持農村重要一個方面就是必須在科研上支持農村、支持農業,獎勵更多科研人員從事本地區、本城市之外、不發達地區和產業的研究,從事三農的研究。

3•2•4政策:理性對待全球化重視農業要求正確看待全球化的兩面性:首先就是要規范我國農業的國內市場。全球化帶來產業的市場全球化促進農業各個環節的全球分工布局調整,有助于農業的升級、優化和重組,在全球發展世界性品牌農業。理性對待全球化要求政府既要促進企業競爭,不能讓企業在國內市場里小富即安。其次那么從邁克•波特的理論指出一個產業的發展首先和其國內市場、消費特點及其增長空間有很大關系。如果我國的農產品市場過早接受國外競爭,那么本土的農業作為一個產業其擁有的市場空間將非常小,因此在我國農業放開農產品進口、接受外國投資、接受外國銀行信貸方面必須謹慎,并且政府和中間組織應該發揮其應有的合理壁壘作用。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國外資本要兼并農業企業,當地的州議會都要征詢當地農民的意見[32],而我國2005年農產品平均進口稅率只有15•3%,只有WTO所有成員國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3•3城市行動策略:科技投入、品牌經營從全球范圍看,農業科學技術是農業革命的最大推力。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革命是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開始在悄悄地進行和逐步推進的,其表現形式是全方位式的革命:即不但育成和推廣了耐高肥、水及需要農藥的高產品種或雜交種,全面實現了機械化,逐步推行農業的專業化,還建成了高效的農業教育、科研和推廣(三位一體)的體制多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承擔對農民的全方位技術、信貸、生產資料、產品銷售服務,使農民的文化、科技素質不斷提高。育種、施肥、灌溉、植保、獸醫、農機等農業常規技術在過去的10多年中,支撐了我國農業生產快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未來20年仍將是農業技術的主體[33]。盡管上一次農業革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隨著主要發展中國家人口的快速增長,全球性饑餓問題不但沒有緩解,反而還加重了[34]。可見只有科技是不夠的荷蘭農產品加工大型企業有891家,11•1萬雇員,占用了農業就業勞力的一半之多,以生菜為例,由于含水量很高,是歐美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鮮食菜品,對長距離儲運過程中的保鮮要求非常高,但荷蘭的農業科學家和農業企業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開發出了農產品生產-加工-儲運的全程安全鏈(技術系統使荷蘭出口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提高)。可以說荷蘭、以色列走得農業現代化道路是科技支撐、精細生產、流程整合的品牌農業道路,來保證其農業的綜合競爭力的。

3•4結語

2007年5月23日聯合國正式宣布全球人口超過50%住進了城市,全世界進入了城市時代。城市化和“農業、農村、農民”無一不緊密相關。伴隨城市化發展,發達國家的農業無一都經歷了農業的“非農化”,也就是農業從以生產為主要視角、和鄉村緊密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向更多原來非農產業參與的、以職業農民為基礎的、大范圍大流通的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本質也就是構建了大農業的現代產業體系。根據以上分析,按城鄉來看待農業的話,大農業產業體系空間上可以區分為鄉村農業和城市農業(不等同于都市農業),因此可以說: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重在城市,讓城市農業引領大農業現代產業體系發展。其中當前不斷發展的異地農業就是農業中的城鄉互動表現。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另外兩個需要城市的因素是農民的就業和都市農業的榜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