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信仰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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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主流的學術和政治是從逆向來看待民間信仰與中國社會的關系，把民間信仰視為應該從中國社會清除的對象。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給我們一個正向審視民間信仰與中國社會的關系的視角②。這不僅意味著對本民族文化自覺保護意識的覺醒，更是對社會和諧發展的有力推動。首先，民間信仰能夠促進社會精神生活的和諧，為和諧社會的建構打下基底。民間信仰是歷經千百年積淀而成的包蘊著族群的精神寄托和心理認同，是族群生存的文化根基。雖然不同的民間信仰各自信奉的神靈和表達的方式各異，但是它們都置身于中華文化的整體結構中，其基本精神與主流的文化傳統血脈相通，它們事實上有著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心理，如敬天法祖、濟世救人等。它們之間并不具有極大的排他性，它們在長久的發展過程中彼此相互影響、相互交融。這也使得中華文化能夠以一個整體的文化形態出現。尊重民間信仰的意義就不是對民間信仰本身的容忍而已，而是“保護我們民族的精神植被與靈魂根脈”③，是對整個中華文化生態的維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有利于主流意識形態與傳統文化的和諧共生，“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和諧共生。民間信仰與主流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傳統的和諧，是社會精神生活和諧的基底，是人精神/靈魂得以安定的基礎，是人形成社會歸屬感的重要依據。如果要在短期內以強制的方法消除民間信仰，則會產生較大的社會阻力。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來對待民間信仰，則可以將其宗教色彩消除，尊重其作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和他們精神世界的基本方面，保護其文化生命力。民間信仰作為一種傳統的文化力量就能夠增強社會共同體的凝聚力，溝通社會群體的情感，促進人與人的和睦共處，維系共同的精神家園，并可以繁榮民間文化，形成地方性文化標志，滿足民眾精神生活的需要。這樣的一種方式，一方面能夠使文化傳統得以延續，另一方面能夠促進彼此精神和文化的溝通，并在此基礎上適應今天的世界。在當今中國社會精神生活的和諧，必須高度關注外來宗教和邪教傳播帶來的負面影響。民間信仰能夠自發地對外來宗教和邪教發揮良好的抵御作用。一方面，民間信仰對外來宗教有著天然的免疫作用。民間信仰根植于中華文化的土壤，與民眾的世俗生活融合在一起，深受當地自然環境和生活、生產方式的影響，使其對產生于異域的基于異質文化的外來宗教難以有發自內心的認同。民間信仰所崇拜的主要是本民族的先祖和英雄人物，外來宗教信仰的神靈有著巨大的差異，這種信仰從精神理念來講是難以通約的。“一般說，祖先崇拜及社神崇拜的成分越多，對外來宗教的社會制約作用就越明顯。”
④另一方面，民間信仰對邪教有著天然的抵制作用。邪教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教主膜拜，邪教教主自命為至高無上的“神”，他們的身體上和精神上具有超自然的、特殊的能力和品格，以此來煽動信徒對教主的狂熱追隨和篤信。同時，邪教教主通常采用秘密結社的方式，建立封閉或半封閉的組織，并要求信徒斷絕或疏遠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系，對教主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思想、財產乃至肉體、生命。民間信仰中的祖先崇拜對抵制邪教有著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傳播中遭遇了許多民眾的自發的抵制，其中很重要的是一個方面是要求信仰者不要敬奉祖先，這與千百年來民眾的祖先崇拜相沖突，讓民眾難以接受。同時，民間信仰是泛化的精神信仰，它維持的基礎是族群內部共同生活，它不具有組織化特征，民眾習慣了自發參與這種共同的娛神娛人的信仰活動，民眾難以接受邪教的秘密的組織方式，更難以接受與家庭、社會斷絕或者疏離的活動方式。其次，民間信仰能夠發揮良好的社會控制功能。民間信仰在千百年的傳承中起到了縱向的歷史聯系，將族群的道德情感和價值取向世代相傳，它依賴于人們的敬畏感，依靠非正式規則，對族群成員的行為進行調控。民間信仰，一方面是通過對關羽、媽祖、魯義姑、胡公大帝等道德楷模的崇拜，彰顯了族群的道德追求，提示了人們應該具備的道德品質，對族群成員起到道德的導向作用;另一方面通過對鬼神的崇拜，提示人們神靈時刻在審視著人們的行為，族群的禁忌不得冒犯，否則將受到嚴厲的懲罰，提示著人們自覺地控制自己行為。也可以認為，神靈的審視恰恰可以看作是人內在的道德約束。民間信仰積聚著族群內部的共同價值和行為方式，通過長期的潛移默化，成為了族群的集體意識或者無意識，對族群成員行為起著最基本的控制作用，是一種內部的行為導向和約束機制。它區別于正式的法律制度，在族群內部具有強大的社會整合功能，維系社會的秩序。（本文來自于《東岳論叢》雜志。《東岳論叢》雜志簡介詳見）
在當今社會，民間信仰依然對社會成員有著道德導向作用和社會行為的控制作用，其功效有時候甚至比正式的制度約束力更為強大。“莊孔韶教授用影視人類學的方法，在云南某地拍攝了彝族禁毒的‘虎日’盟誓活動，彝族依靠傳統的社會組織形式———家支，運用傳統信仰———畢摩，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⑤。因為在彝人的傳統意識中，如果因為吸毒而坐牢、甚至自殺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家支主動將自己送入牢中，這樣自己將沒有人的尊嚴。失去人的尊嚴意味著人的社會死亡，是對人之為人的否定，這是民間信仰發生社會控制力的基礎。民間信仰承載著民眾的道德判斷，對人們的日常生活起著調節作用，這種作用還體現在大量的民間調解活動中。中國的傳統法文化中，厭訴是一個典型特征。今天的鄉村社會生活中，許多糾紛仍然可以通過調解得到解決。主持調解的人可能并不是通過準確的事實判斷和嚴格的邏輯推理來得出結論，而是利用民間信仰來獲得結論的合理性和權威性。在調解的過程中往往可能利用道德說教來解決問題，道德說教的依據往往并不依存于法律規定，而是依存于民間信仰。比如，在關公信仰中，“義”對行為者就有著異乎尋常的道德制約力，在糾紛解決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誠然，從總體上講，如今民間信仰的威懾力和感召力已經大不如從前，但是，“民間信仰樸素而實用的積德行善、平安幸福的信仰理念與普通百姓的文化心理、生活哲學和在世價值水乳交融，使得它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尤其是新農村建設中具有特殊的意義”⑥。特別是，民間信仰被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時候，已經包蘊了對其所包含的倫理性的正向評估，所以它仍然可以作為重要的文化資本，為今天的和諧社會的構建起到正面的作用。最后，民間信仰能夠帶動民間文化以推動地方文化經濟建設。民間信仰與民間社會的精神信仰、鄉土觀念、風俗習慣、文化娛樂等一直是融為一體的。“原始時代，信仰的想象激發了人們的藝術想象，并感性化為各種形式的藝術”⑦。可以說，民間信仰是我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習俗的重要源泉，甚至可以說，民間信仰以神之名承載和保存了傳統文化。民間信仰的外在表現形式很多，其中廟會、祭祀、節慶等活動是重要的表達形式，這些活動都包含了豐富的民間文化活動，這些活動與其說是娛神的宗教活動，不如說是娛人的文化活動。同時，這些活動也一直與經濟貿易等活動聯系在一起。到今天，自發組織的廟會、祭祀等活動在逐步減少，廟會、祭祀等活動已經更加緊密地與經貿等活動聯系在一起，在地方政府主導下，已經逐步向地方文化展示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為主轉變。
中國的民間信仰所表達的精神和情感完全不同于純粹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它一直與世俗生活更為相關，到今天更可以將之視為民間文化。現在，傳統的節慶成為了民間信仰和民間文化活動的最大平臺。中國的農歷年，回家的愿望牽動了億萬中國人的腳步，使春運成為了當今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大規模人口移動，表現出中國人的對鄉土的無與倫比的眷戀。對鄉土的情感是以親情為核心的傳統人倫，蘊涵著對以民俗為核心的傳統生活方式的歸屬感，這完全不能從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來理解。因而，圍繞農歷年的一系列傳統活動都應當獲得認同，包括有安全和環境隱患的燃放鞭炮活動。雖然鞭炮聲已經不能驅趕走“年”，但鞭炮聲響起了年的文化記憶，給我們帶來了年味。那么，各地燃放鞭炮的屢禁不止和禁令的隨之放寬，都可以從文化的意義上予以解讀。在現行制度框架內將民間信仰納入到民間文化的范疇，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認同民間信仰，為利用民間信仰推動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提供了合法性保障。“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們積極申遺，并把遺產當做一種資源。在缺乏傳統的地方，為了爭取更多的遺產資源，各地爭相挖掘傳統或生產傳統，把地方小傳統納入到國家大傳統范疇中來，以提升其地位和價值，并帶動地方社會經濟發展。”⑧廣西田陽敢壯山“布洛陀文化遺址”等項目的成功開發，都是從文化、經濟等方面切入和取得實效的，都并非將信仰的傳播作為目標。因此，民間信仰的價值蘊涵更多的是文化和經濟層面的，對民間信仰的保護是能夠推動地方文化經濟建設的。
二、建構和諧社會需要加強對民間信仰的引導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認同和對待民間信仰，事實上隱含著民間信仰在現代中國社會中所處的非主流狀態。民間信仰本身在現代科技話語體系下已經在開始變得稀薄，民間信仰發揮作用的空間在逐步縮小，尤其是民間信仰中的消極和負面作用從總體上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不僅僅是一些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農村，也包括一些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和城市)近年來出現了封建迷信和陋俗重新抬頭的現象。此中往往存在著民間信仰被惡意利用的成分。民間信仰本身也存在著非理性的因素。當前，需要對民間信仰的內涵和外延加以界定，需要對民間信仰進行有效的引導和管理，促使民間信仰為和諧社會的構建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首先，需要加強對民間信仰的文化引導。毋庸諱言，民間信仰中包含有一些與現代社會精神文化相抵觸的成分。雖然我們不能用簡單的二分法(精華\糟粕、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等)對待它，但是對其進行積極的文化引導，使之與現代社會生活、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協調是應當的。在對民間信仰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化認定的過程中，需要加強對民間信仰的社會調查，對其存在的狀況和文化內涵進行甄別。應該說，不是任何流傳下來的民間活動都可以認定為民間信仰，并上升到文化遺產的高度，絕對不能將封建迷信的東西誤認為民間信仰而加以保護。同時，要對民間信仰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要進行科學合理的闡釋，要著力發掘民間信仰中與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相契合的文化內涵。要有意識地、積極地引導對民間信仰的文化解讀和信仰活動的開展，促進民間信仰的升華，引導其積極健康發展。比如，在眾多的民間信仰中都有對自然神的崇拜，其中就包含著敬畏自然的人文精神，可以對其中的生態意識加以發掘，以與現代社會契合，發揮其積極的社會功能。在這個過程中，相應的民間文化活動的文化品位和審美層次都能夠得以提升。再如，對關公崇拜中義的解讀，就不能只是解讀為關公對劉備大哥個人的義氣而已，而應該解讀為懂得春秋大義。其次，要加強對民間信仰的功能引導。民間信仰對于信仰者而言，往往是祈求著對現實生活的不幸際遇和無奈(特別是對天災人禍、生老病死等)的解脫，對功名利祿的獲取和家族的興旺等的希翼等。
民間信仰本身與制度性宗教就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民間信仰中對個人利益的訴求成分強于精神寄托。事實上，人們難以從宗教信仰中實現自身的利益訴求，如今，信仰的力量也正在日趨淡化，而其文化的意蘊更加分明。不可否認，民間信仰也還有著精神慰藉和充實文化生活的功能。這種功能對于社會和諧依然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但是這種功能的發揮也有著消極的負面作用，需要加以限制和引導。同時，民間信仰也可能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使其功能異化。其中，要特別注意防止巫婆神漢的觀花、化水、占卜、算命、風水等封建迷信活動迷惑群眾，防止封建迷信和邪教利用民間信仰借尸還魂，警惕民間信仰被極端民族主義、黑惡勢力等利用，成為不穩定因素。當前，還要特別注意防止民間信仰向系統化宗教方向發展，禁止對其精神信仰的系統化傳播，對此，必須堅持從文化遺產的角度對民間信仰進行引導和保護。同時，禁止民間信仰場所進行的牟利行為，要限制民間信仰場所的興建，更不能通過新建民間信仰場所進行營利活動。現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大肆興建廟宇，并進行不規范的募資行為。政府在民間信仰申遺過程中也要以保護文化遺產為目的，不能是單純的利益化訴求(如，以開發旅游資源為目的)，否則民間信仰的功能發揮將受到損害。最后，需要加強對民間信仰的制度引導。信仰是個人的私事，受到法律的保護，同時，信仰活動也要遵從法律規范和制度約束。民間信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化，一方面是對民間信仰自身的內涵和外延進行梳理和界定，通過進入名錄獲得了政府的正式認可，為民間信仰正了名，為活動的正常開展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據;另一方面，也為民間信仰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管理提供了切實的依據和途徑。長期以來，民間信仰由于是非制度性宗教，處于沒有明確的管理主體和法律制度的狀態，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化，可以說是明確了主要由文化部門負責管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等法律及相關制度進行保護和規范。由于民間信仰的特殊性，目前還需要進一步明確相關管理部門的管理職責和制度規范，通過更為明確的管理制度引導其積極發揮正向作用。總之，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視角看待民間信仰，可以充分發掘出民間信仰對于建構和諧社會的積極意義。當前，我們需要積極引導民間信仰與主流意識形態和現代社會相協調，充分發揮其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作用。這項工作已經具有了充分的必要性和現實可能性，這是一項責任重大而極富挑戰性的工作，需要我們付出巨大努力去實現。
作者：馮永泰單位：西華大學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