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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已成為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的新途徑

有人把2008年稱為網絡輿論監督年，把2009年稱為網民問政年。人類社會的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對政治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報紙、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所采用的傳播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改變了選舉進程和公民對政治事務的參與程度。我國從1994年4月起正式進入互聯網時代，至今只有十五年，但互聯網的發展卻十分迅猛。目前我國網民數量達2.98億，網民規模躍居世界第一位。互聯網已經成為中國公民傳遞信息、表達意見、評論時政、釋放情緒的一個主要渠道，網絡政治參與對政府行為的影響越來越顯著。互聯網已經成為繼報紙、電臺、電視之后的“第四大媒體”，并有后來居上之勢。同志2008年6月在人民網與網友的在線交流，標志著網絡政治參與時代的到來。2009年2月總理在“兩會”期間通過中國政府網與新華網又與網友在線交流，再一次引起了海內外的高度關注。各地的政府官員也紛紛通過網絡與網友進行交流。與傳統的政治參與相比，網絡政治參與具有明顯的快捷、高效等優勢，成為推動我們黨和國家政治建設和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力量。以2008年為例，從西藏問題、奧運火炬事件、汶川大地震等重大公共事件，都有網絡的深度參與。數量龐大、無所不在的網民正在成為重要的社會力量。網絡政治參與成為公民政治參與的新形式，對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當前中國公民網絡政治參與暴露的弊端

網絡參與作為一把雙刃劍，在提升政治參與質量、促進政治參與發展的同時，也有可能給政治參與在未來的發展帶來許多消極影響。因此在肯定其積極的作用的同時，也應看到其暴露出的問題。

首先，互聯網本身具有的局限性決定了其在政治參與中的無序性的特征，存在著公民非理性政治參與的可能性。互聯網本身就具有虛擬性與隱蔽性的特點，使“網絡政治參與”具有非正式性、滲透性特征，這極有可能導致公民網絡參與的欺騙化與非法化。互聯網完全是一個虛擬的社會，網絡成員身份被數字化、電子化、虛擬化了。匿名性和隱蔽性被有效地結合起來，使得網民能以“隱形人”的身份在網上自由操作，大大減少了其政治參與的不安全感，進而容易擺脫現實社會的規范，放縱自己的行為。“數字化世界是一片嶄新的疆土，可以釋放出難以形容的生產能量，但它也可能成為恐怖主義和江湖巨騙的工具，或是彌天大謊和惡意中傷的大本營。”如果公眾為虛假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斷和評價就會發生偏差。實際上，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政治參與不僅會使執政黨和政府無法從網民們的意見和建議中及時提煉出真正屬于大多數人的真實意愿和想法，而且會造成黨的政策不能及時得到受信息蒙蔽或信息缺失影響的群眾的理解和支持，而使政府政策的實施和貫徹也難以順利進行。同時在現代社會中，如果一個群體、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政治信息壟斷，言論自由受阻，就很容易產生和傳播謠言，但如果社會開放，信息暢通，很多“政治謠言”便會不攻自破。

其次，互聯網帶來了網絡話語權的巨大差距，沒有能充分反映社會各階層的聲音造成政治參與的不均衡。擁有信息時代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擁有者之間存在網絡話語權的巨大差距，其實質就是一種因信息落差引起的知識分隔和貧富分化。現代信息技術的使用與占有通常使年齡偏大、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互聯網的使用上都處于弱勢地位。在我國網絡參與的主體80%以上都是年齡35歲以下的中青年，而且主要聚集在發達城市。農村與城鎮在互聯網使用上的差距較大，目前74.9%的網民都居住在城鎮，城鎮居民的互聯網普及率是27.3%，農村僅為7.1%。理論上平等的網絡政治參與權利和機會在實際上呈現出嚴重的不平等狀態。此外，網絡還創造了一個僵硬的階級壁壘，使受到良好教育和未受到良好教育者陣線分明，從而造成社會斷裂，危害社會穩定。

再次，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情緒化和網絡參與的“多數人暴政”問題。“民主政府的本質，在于多數對政府的統治是絕對的，因為在民主制度下，誰也對抗不了多數。”（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96版，282頁）網絡民主的決策原則是多數原則，多數原則產生絕對的贏家和輸家，是一種零和原則，少數的利益在多數原則中得不到保護。有序政治參與所成立的前提就是參與主體是理性的人，但實際上，網絡空間是個體自由表達的舞臺，有些人可能會把自己一些情緒化的見解到博客或論壇中，有些是非常具有煽動性的，很容易感染大量讀者，從而形成一種網絡主體的“集體癲狂”，給正常的政治行為與決策帶來很大壓力。這種“多數人暴政”即輿論暴力會嚴重侵犯個體權利和個體利益。網民由于自身所處環境不同，個體差異很大，從而會對政治事件或政治行為產生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見解，但是針對現實中所發生的某件事，那些持有相似觀點的人會在網絡上形成一股力量，剝奪不同意見者正常發表意見的權利或甚至對其進行人身侵害。當前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各利益群體、各社會階層之間長期存在的矛盾常因突發事件暴露出來。網絡論壇爭辯的雙方有時不是均勢的，可能一方握有話語主導權，擁有人數和話語權的絕對優勢，政治輿論往往極具暴力侵犯性，個人利益在輿論暴力面前不堪一擊。“人肉搜索”就是這一網絡暴力現象的集中體現，它通過互聯網搜索到有關持異議者的私人信息，甚至將其家人的信息也一并網上公布，這無疑嚴重侵犯了當事人及其家人的基本權利，從而形成了一種網絡暴力。

第四，新網絡的膨脹暴露了傳統媒介在公民政治參與上的不足，對政治穩定帶來消極影響。我國公民政治參與傳統方式不足，這種“瓶頸”狀態促使網絡參與作為一種下與上的對話渠道的爆滿，并且產生了一定“放大效應”。再加上我國政治體制中存在與之不協調的方面，因而會對政治穩定帶來一定的沖擊。在這樣一個政府難以有效控制的電子荒野上，億萬個網民的億萬種聲音必然導致國家的政治參與體系面臨著諸多的挑戰。網絡參政引發的“參與內爆”動搖了原有的控制政治參與的基礎，從而對現有的政治體系的穩定形成沖擊。

最后，網絡參與的便利性使得西方政治文化對于我國滲透更加廣泛，使公民網絡參與易于被誤導。正是憑借網絡優勢，西方大國在輸出信息的同時也輸出他們的政治理念、意識形態、價值觀，企圖把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滲透到世界范圍之內。面對西方國家的文化意識沖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不可避免產生相互沖擊和震蕩。隨著網絡規模的繼續擴大，國家在這一領域面臨的挑戰將更加嚴峻。

三、規范當前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相應對策

網絡只是一種實現公民政治參與的技術手段，它本身不具備價值判斷和導向功能。但在網絡時代，如何建立一個和諧穩定的政治秩序無疑成為當今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下面就這個問題談一談自己的一點意見。

首先，完善網絡立法，實行“注冊參與”規范公民網絡參與秩序。要規范網絡政治參與秩序，首先要完善網絡立法，這是規范網絡政治參與的剛性機制，也是最主要的規制措施。目前我國的網絡立法尚處于起步階段。由于網絡發展迅速，特別是網絡政治參與形式的復雜多變，從1991年頒布了《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到2000年國務院頒布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我國的網絡立法總體還呈滯后性，還存在許多問題。要規范我國網絡政治參與的發展，首先要完善網絡立法:其一，提高立法層級，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作用，創制一部融合網絡技術和政治民主的基本法律。同時鑒于網絡技術發展多變的現實，在人大立法之外，可用相應的行政法規來彌補。其二，在立法內容上，網絡法規既要規范網絡秩序，同時又不能損害公民政治參與的自由。在秩序和自由之間，網絡法規應體現二者的協調和平衡。所以，網絡法規既要規范公民網絡參與秩序，又要保證公民網絡參與的自由，需要為公民網絡參與的發展提供完善的法制保證。

另外，實行“注冊參與”將成為保證網絡政治參與有序的必然選擇。所謂“注冊參與”就是要求網絡政治參與主體在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時必須進行網上注冊的制度。這種注冊既包括公民身份的實名注冊，也包括網民身份的虛擬網名注冊。其中公民身份的實名注冊是對法定公民參政權利審定和確認的需要，虛擬網民身份的注冊則是網民參與網絡政治生活特點的需要，實施兩種身份同時注冊可以建立實名與虛擬身份的關聯關系，既保證公民符合法定政治參與權的規定性，又體現了網絡政治參與自主權的選擇性，是公民身份與網民身份相統一的具體體現，集中反映了網絡政治參與的基本特征。實行“注冊參與法”將成為保證網絡政治參與有序的必然選擇，這是制度與技術綜合影響因素的必然選擇，也是綜合傳統政治參與方式與網絡政治參與特點的必然選擇。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參與主體應當是權利與義務的復合體，而不是權利與義務相分離的“兩面體”，一個真正負責任的公民，是不會排斥“注冊參與”的。“注冊參與”將是網絡政治參與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社會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的必然選擇，必將成為未來網絡政治參與發展的基本趨勢。

;其次，政府提供開明的網絡制度供給，形成與公民參與的回應機制，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電子服務型政府治理模式的確立，意味著政府行政活動的中心要轉到為社會和公眾提供優質的服務上來，而不是僅把提供公共產品當作一種自上而下的施舍。這也要求政府對網絡參與的引導盡快實現由硬性引導向軟性引導的轉變。在整個政治參與過程中，電子政府和其搭建的政務平臺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網絡政治參與的基本途徑。電子政務能夠為有序的網絡參與提供許多技術支持和便利條件，能夠提供一條制度化的途徑，把公民的網絡參與納入到政府規范管理的范圍內。在網絡時代，電子政府和電子政務是現實政府在網絡上的存在，網絡政治參與總是在電子政府和電子政務平臺上實現的。網絡是政治參與的載體，公民通過網絡了解政府的政務信息，并對其進行價值判斷，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以及電子政府對輸入利益訴求政策的執行。公民通過網絡向電子政府輸入參政信息，電子政府利用電子政務系統處理參政信息，再通過網絡和政務平臺反饋，這樣就完成了網絡政治參與的全過程。隨著政府信息化進程的不斷深化，電子政府和電子政務建設的進一步完善，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程度將有更大的發展。

其三，宣傳和開展馬克思主義網絡道德教育，加強個人和網絡媒介自律，營建“綠色和諧”網絡環境。網絡時代的政治穩定需要參與主體提高參與理性，加強自身的政治辨別能力和政治認知能力，做到不盲從、不極端。雖然每個公民都是平等的主體，可以通過信息網絡可以隨心所欲地宣揚自己的思想，但每個人也都應成為網絡倫理道德的責任主體，應該對自己的網絡行為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負責。宣傳和開展網絡道德教育，也就是讓網絡活動主體提高自己的網絡道德意識，從而對自身所應承擔的道德責任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感。網絡道德教育特別是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應成為互聯網普及教育的一個方面。通過網絡道德規范的學習，提高道德主體自身的修養，真正做到自警、慎獨，嚴格規范自己的行為，以積極向上的態度來參與政府管理。同時網站必須完善信息管理，剔其糟粕、取其精華，營造綠色網絡，建立網絡信息傳播新秩序。對于后發展國家而言，面對西式強勢政治文化的滲透，對民主化和制度化進程實行必要的政治控制是必要的。

除此以外，政府加大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改變傳統媒介公民政治參與的“瓶頸”狀態；加大對于農村的網絡建設和投資；維護網絡安全，防止新的壟斷和集權；加大網絡技術開發力度，維護國家信息安全等等都是可行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