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抗震救災體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在這次抗震救災中，80后“終于”獲得雪恥惡名的契機。80后作為一種似乎獲得承認的命名，經常是嬌生慣養、自私自利、特立獨行等負面形象的代名詞，盡管以韓寒、郭敬明、春樹等青少年作家為80后的代表首先在市場的意義上獲得成功，姚明、劉翔等體育明星也被劃歸80后，但是80后并沒有能夠擺脫不負責任的“溫室里的花朵”的想象，但是，通過這次抗震救災，正如美國的《國際先驅論壇報》（5月21日）所說：“四川地震固然是一場悲劇，或許它也帶來了一些好處。它有助于消除一個偏見：中國新一代學生都是自私的物質主義者”。80后不僅踴躍參與獻血、捐錢捐物，更以個人或志愿者組織的形式趕赴災區直接參與救災，其中韓寒，作為80后的“杰出代表”——以反叛學校體制而成名的小說作者、賽車手，同時也是最先獲得80后命名的人物之一——更是身先士卒，第一時間趕赴災區（據說推掉了一些代言活動）。與這些80后的“明星們”稍有偏差的是，參加抗震救災的解放軍、武警部隊、醫療隊中也有許多是80后，“80后志愿者成為四川抗震救災志愿者的中堅力量”，教育部也對“80后”在抗震救災中的出色表現給予表揚（盡管教育部把80后的表現歸功于校園里的政治思想教育），香港的《南華早報》也說“愛國主義重塑‘80后’一代”。這種對于80后的正面評價，并非始于這次大地震，而是年初南方雪災中，80后已經獲得積極參與救災，到了三月份“反藏獨，護圣火”的活動中，“80后的愛國情”被極大地激發出來，尤其是海外的80后們，“從‘反藏獨’大簽名，到msn‘愛中囯’紅心大聯合，再到‘ANTI-CNN’網站的創建，這種團結意識、愛國情操和首創精神不禁讓人對‘80后’刮目相看、肅然起敬！”，有“‘80后’領導全球愛國行動，中華后繼有人”的盛贊，似乎在災難中80后終于“長大成人了”，或者說“80后終剝去‘妖魔化’外衣：被贊已走向成熟與理性”，這種敘述的邏輯支撐是，備受指責的80后不過是未成年人（“不懂事的小屁孩”），而經歷了某種“考驗”/磨難，80后成為了法律、社會意義上的主體（有責任、有擔當、有理性的人，準確地說男人）。在一篇《成熟，就意味著擔當》的帖子中，網友總結地震發生后“80后”變化：

變化一：以前不怎么看中央臺一套；現在鎖定CCTV1不換臺。

變化二：以前心情為股票漲跌起起伏伏；現在恰好買的股票漲停，但就是興奮不起來。

變化三：以前并沒發現自己和周圍人有多愛自己國家；最近發現自己其實愛死她了。

變化四：以前晚上有空就去逛街、和朋友泡吧、K歌；最近沒這個心情了。

變化五：以前總覺得做白領好累、壓力大，有很多事情要煩；最近發現還是關心災情占了很多的時間。

變化六：以前很擔心我們國家萬一遇到類似70年前的日本侵略，會心不齊，沒有凝聚力；現在發現自己是瞎操心。

變化七：以前和誰都客客氣氣，現在對不關心地震的同事；劃開了界限，覺得不是一路人。（讀者可檢驗以上變化，看自己符合哪幾條。）

在這里，這種成熟的“主體”有具體的所指，就是一種“愛國情”，恰如“ANTI-CNN”網站的創建者說“如果沒有國家就沒有我們的幸福生活”，如果說這種愛國情，在三月份的“愛中國”紅心大聯合中，還會出現被指責為民族主義的雜音（民族主義成為一個負面修辭本身是意味深長的，作為以民族國家為核心單位的國際秩序，無論怎么說，民族主義都是其認同的基本或有機組成部分，如果說民族主義被扭曲成一種排外的、自我封閉的、烏合之眾的代名詞，那么如何討論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合法性呢？或者說對民族主義的妖魔化本身，是不是對這段歷史的一種負面書寫的一部分呢？），那么到了抗震救災中，80后的愛國情就很少被指責為一種受到國家動員/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了，反而不自覺地把80后從“特立獨行”的個人或個人主義姿態（有時候這種姿態也被解讀為一種社會的抗爭，如2004年2月，《時代》雜志將春樹作為封面，把春樹、韓寒、滿舟和李揚這四個中途輟學、性格叛逆的年輕人作為中國“80后”的代表，他們是中國的“垮掉的一代”及嬉皮文化的代表）轉變為或整合為與中國（國家/政府/社會）或祖國高度認同的主體的變化作為80后的自覺、自愿和成熟，而不是政府的宣傳/動員（煽動/收編），可以說，這種主體位置的轉移，與其說是一種阿爾都塞意義上的“個人與社會的想象性關系”的調整，不如說是葛蘭西的霸權（文化領導權）又一次發揮作用的時刻。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危機時刻，或者說動員的時代里，個體是如何被主動地、自愿地吸納到國家、民族、祖國等認同之上的，就連似乎被認為是在個人主義的養料中長大的80后，也可以“輕易地”被“收編”，就像“志愿者”這樣一個有著明確方向性的身份一樣，“我”是自愿的。

作為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環境中長大并接受教育的80后，普遍存在著政治/社會冷漠癥，尤其是90年代之后，中國徹底進入一個后革命的年代，我同意一位學者的描述，80年代基本上還延續著50-70年代的政治文化邏輯，或者說80年代雖然已經開始清算革命或左翼文化，但社會主義體制還沒有完全瓦解（正如王朔小說中，可以拿革命文化進行調侃以達到自我批判的效果，那么到了90年代《陽光燦爛的日子》以及21世紀的電視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這種調侃已經變成了一種“深深的懷舊”而不是嘲諷和批判了）。簡單地說，伴隨著革命文化的消失，個人與社會、政治的關系開始脫節了，也就是說市場意義上的個人是一種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個人，正如朱文的小丁系列（如《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愛》），個人如何與社會建立一種關系成為小丁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很難為個人提供這樣一種有效的主體位置，而恰恰是消費主義之下的個人主義成為一種有效的安置個人位置的方式，這或許不僅僅是80后的問題。

如果說80后真的發生變化了，或許與80后的主體結構的形成有關。80后的命名與以下一些社會事實有關：1、80后是獨生子女的一代（城市更為嚴格地實行了獨生子女政策，80后也基本上是指城市青年），是嬌生慣養的小皇帝；2、80后主要以金字塔式的應試教育為基本經歷，尤其是相對滯后的中學教育，表面上處在一種失效的狀態中，但是某種意義上，也為80后打下了印記，比如語文課本中基本上是現代和50-70年代的作品（有趣的是，在80后的語文教科書中，作品被剔除，十七的作品保留下來，而在21世紀的教改中，反而放入了革命樣板戲片段，而把十七年的作品基本上都刪掉），因此，在進入大學之前，80后基本上在封閉、保守、集體主義的氛圍中（尤其是像我這樣在小縣城接受中學教育的80后）度過中學教育，直到有幸進入大學，似乎自覺地經歷了一次自我“解放”，認為以前在中學學習的知識都是無效的政治宣傳，由衷地認同一種自由主義的邏輯，比如我在大學前兩年（90年代末期上大學），對政治很討厭，認為政治為什么要干預文學呢？文學、美學應該具有自己的純粹價值，因此，非常喜歡先鋒小說，喜歡法國的新小說，喜歡現代派的作品，不喜歡那些現實主義寫作，認為寫作與社會、現實沒有關系才對，現在想來，這種邏輯真是很80年代，盡管是如此地逃避政治（連自己在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身份也覺得不光彩），但是，還是有一種對社會現實，尤其是“社會黑暗”的強烈興趣，同學之間經常分享一種對當時社會嚴重的階級分化的不滿情緒，我想，之所以能夠調動自己的情緒，應該與相對滯后的中學教育有關，幸好中學老師還不太灌輸80年代的一種去政治化的文學、美學邏輯（畢竟中學教育有規范性教參等制約性因素），反而教給我們的是教條化的50-70的文藝觀念，但就是這種教條化，也許使我們分享了一種強烈地對現實的共鳴性，我想，這也許是80后的一份精神遺產吧（有點純粹是個人經驗，也算自我反思吧）；3、80后這個命名的出現，與一批媒體或書商制造出來的少年作家：韓寒、郭敬明等有關，或者說80后的出現，是以這樣一批少年作家在市場意義上而不是文學、美學意義上顯影出來有關。

與80后相關的文化邏輯是：80后作為一種代際命名，并非始作俑者，最早在文學雜志中出現的是70后寫作，隨后才有80后的作家，再往后，80后被應用對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描述，這種不斷更替的代際劃分本身是很80年代的文化邏輯，當然80年代又延續了五四以來對于新一代、少年、青年以及孩子作為拯救性力量的浪漫化的直線進化論式的想象有關，因此，80后基本上可以等同于青年人，自然或先然背負著國家/民族未來的意義，無論是對80后的負面評價（恨鐵不成鋼），還是80后的正面評價（成熟，就意味著擔當），都是這種想象的產物，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經過80年代的“反動”，作為歷史主體想象的“工人階級”、“工農兵”、“人民”已經失效，那么對于下一代這一可以“必然”充滿希望的青年人的身份：80后，就成為填補50-70年代革命文化消失之后歷史主體空白的一種可能方式（這可以從去年的兩部熱播電視劇《士兵突擊》與《奮斗》中看出蛛絲馬跡，前者是底層青年如何在社會結構中尋找自己位置的“白日夢”，一種“不拋棄，不放棄”的精神，即不拋棄理想，不放棄戰友，也就是要堅守一種基本的道德底線，不能為了勝利的結果而不擇手段，后者則是資產階級之子的沒有奮斗的奮斗史，子一代或許不需要金錢所標明的成功，但需要的是核心家庭的圓滿和朋友的友誼，這兩部戲所召喚的主體恰恰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

如果說80后的主體位置中殘存了一些社會主義文化的遺產，那么這點遺產能否發揮出一定的政治能量呢？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對于80后的愛國情、中國心來說，尤其是海外80后護衛圣火的積極反映，應該與抗震救災中的愛國熱情區分開，似乎它們之間具有不同的動員邏輯，前者在西方媒體中還處在許多冷戰想象，也就是中國作為最后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似乎必然會鎮壓ZD，但是海外80后或華人對于中國認同，卻很難說是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而只是對中國的認同，而在抗震救災中，中國延續了在ZD中所使用的受害者的身份，只是比3.14，地震更強化這種受害者的身份，因此，西方媒體不但沒有指責中國，反而被中國把生命作為一切的高度有效有力的救災而感動，從這里，可以看出冷戰邏輯究竟是多么的策略性。而從中國內部來說，這種去社會主義的努力使清晰可見的，共產黨在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中國也變成一個純粹的國家（國營企業變成國有企業，而不再是人民所有的企業，革命博物館變成國家博物館），總之，50-70年代的國族敘述可以順暢的被挪到當下的敘述，或許社會主義的遺產也只剩下國族敘述的使用了，而這種國族身份恰恰是全球化時代的最重要的身份政治，這種愛國情與中國心已經沒有了或者說成功地去除了冷戰意識形態的色彩，也就是社會主義的色彩，而變成了一種空洞的或者說中性的“國家”概念（這一點左派和右派都在強化這種認識，左派認為50-70年代就是國家/民族的強大，右派從負面的角度把國家作為個人的壓制性力量，可是當下的抗爭救災，成功地收編了左右兩派的敘述，一方面是愛國主義、中國加油，另一方面是生命、人的價值得到從未有過的高揚，在這個意義上，新時期30年可以說在意識形態上已經完成了某種有效的整合），在這一點上，美國與中國沒有本質差別，這種80后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熱情，更類似于美國式的建立在個人（英雄）主義基礎上的愛國主義，從這里，也可以呼應以人道主義為核心價值的中產階級價值觀，80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未來的城市里的準中產階級。

“愛的奉獻”及其霸權效應

關于這次抗震救災，媒體與國家如此親密無間的合作，可以說，達到了非常成功和有效的動員效果，尤其是大型晚會“愛的奉獻”，把這次“眾志成城、抗震救災”的情感動員推向高潮，從最高國家領導人把人的生命放在最高位置，到一次次地出現生命的奇跡，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無數次地經歷著悲喜交加的情感洗禮。“人間自有真情在”、“只要人人獻出一點愛”、“明天更美好”、“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只要人在，就不怕沒有希望”，國家領導人、解放軍、醫療隊、媒體人、國際救援隊，還有無數的企業、個人捐出善款，似乎一切都無需動員，我們看到了人們的自覺和自發，并且這種自覺不僅僅在國內，“全世界”都以直接或間接捐助的方式參與到對災民的關愛和救助當中。在這個過程當中，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各級各種國家機器運行的如此流暢，另一方面感覺到“企業家”、“普通市民”如此之高的自覺捐獻的熱情，似乎一切都是這么自然，這么恰當。但是，似乎除了愛的話語，也說出其他的東西，在這里，或許不在于愛的話語的空洞性，而在于這種建立在人性、人道基礎上的道德、倫理話語是如此的具有霸權性。從國家領導人的以人為本，到普通個人的獻出愛心的道德自律。如果稍微拉開歷史的縱深，回到新時期初期關于人道主義、異化的爭論還被作為一種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標志，那么30年之后，這種話語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這個社會唯一具有整合力的話語。在這種“愛的奉獻”的感人畫面中，救助者是如此的盡心盡力、無私奉獻，被救助者是如此自覺地說出“謝謝”、“感謝”，就連90年代以來不斷地借助冷戰想象來制造人權話題來指責中國的西方媒體（尤其是發生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的時候），也幾乎找不出任何質疑共產黨政權的空間，不久之前因西藏問題而出現的反華大合唱瞬間瓦解，與海華華人護衛圣火的悲壯不同，日本、美國、俄羅斯、英國等國家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以至于產生了“全世界聯合起來”的幻覺（當然不是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可以說，借助這次救災，國內變得空前和諧，國際環境也暫時逾越了冷戰想象，感覺中國終于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員，“世界”竟然會如此美好？

如此慘痛的地震，也為親歷或間接借助媒體見證人們打開了一扇參與“歷史”的機遇，似乎我應該做什么，如何做？是歷史的每一次危機時刻都召喚個人做出回答的時刻。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我們看到了志愿者或民間社會的力量和作用，民眾自發的救助是如此“強大”和自覺。這次救災的動員效應絕不僅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宣傳，而是以城市市民或說中產階層的自覺的慷慨解囊，一種以人道主義為主體的道德自律如此自覺地被調動起來，不由地感嘆中國市民社會的強大（只是90年代初期對民間社會的討論所攜帶的那種民間對抗政府的批判色彩在這次災情中被有效而合法地轉化為民間社會與政府密切合作），如果說超女比賽通過“拇指民主”實踐的民間社會的想象，那么這次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產階級市民的強烈的“責任感”和道德感。這種道德感并非此時此刻才被煥發出來的，尤其是最近一兩年，在媒體上不斷地看到一種救助熱情，尤其是救助弱勢群體，不要說貧困大學生了，被廣泛報道的是對殘障人士的救助（一種因生理原因而成為社會弱勢，而不是社會原因的弱勢，而地震作為自然災害，也更容易整合進人道主義的話語，因為沒有“社會”責任），而一個有趣的爭論是某捐贈者指責被救助的大學生沒有合理使用捐款讀書而去創業的爭論，從這里可以看出，被捐助者應該有“自覺”地向捐贈者感恩的意識，似乎和諧社會的和諧之處，在于獻出自己的愛心，去幫助應該幫助的人。而關于這次救災捐款，在網絡上討論最多的是那些企業捐了多少錢，那些企業沒有捐錢，在這里富而有禮獲得最佳的體現，對于那些沒有捐款或捐款較少的知名企業家的指責（如王石），則主要是因為他們似乎為富不仁，那么，在不斷增長的捐款數額里面，是不是為富仁就獲得了道德正義性呢？或者說在這種以金錢為唯一指標的人道主義救助中，階級的問題如何被處理呢？再進一步說，這種社會救助的大合唱似乎要有效地面對和解決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急劇分化的階級事實，以緩和階級矛盾，也就是說，有困難、窮一點不可怕，社會、有良知的人們會“解救我們的”，富不富不是問題的關鍵（2000年前后圍繞著資本家入黨的問題而展開的爭論），問題被轉移為富要救助社會，富要幫助別人，否則就是不道德，這似乎已經成為當下的社會共識，當然，從王石的道歉、家樂福的積極捐款中可以看出，網民或消費者作為消費主體的“力量”（作為房地產和家樂福的消費對象的顯然是城市中產階層或市民，這些市場邏輯內部的“上帝”是不能得罪的）。

在這里，似乎可以看出“愛的奉獻”這樣一個短語的有趣之處。如果聯系90年代中期出現的“分享艱難”這樣一個短語巧妙的回避了“誰”分享“誰的”艱難的主體與客體的問題（人民主動分享國家的艱難），那么“愛的奉獻”也是如此，誰的愛奉獻給誰，如果說后者是災民，那么前者是誰？似乎是你，是我，是我們大家，是電視機前的觀眾，而愛的奉獻恰恰要空出這樣一個主體位置等著你、我來由衷地填充，而很少有人把自己放置在被救助者的位置上，這就很有趣了，人人都是奉獻者，這里的人人真的是人人嗎？這種中產階級道德依然是有邊界的，我們從電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的獻愛心的人都是城市市民，農村/農民依然在這種市民空間想象之外（也就是在市場所劃定的邊界之外），或許他們只能出現在被奉獻的位置上，從這個角度來說，不能不說，愛的奉獻是如何撫慰或滿足了我們作為中產階級主體或準主體的良心和道德感。

而在這次救災中，沒有經歷過大歷史而經常被長輩指責為缺乏歷史感的80后終于有機會參與到歷史的進程之中，不僅在眾多志愿者的隊伍有80后的身影，而且在解放軍、醫療隊中也有許多80后身先士卒，似乎在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環境中長大的80后有機會建立一種個人與歷史、個人與社會的有機的紐帶。這種紐帶在80年代通過對左翼文化的批判，就不說知識分子了，個人已經很難有效地建立自己與政治、社會、國家之間的連接，當然，80年代的個人（知識分子）對社會還有某種參與感，90年代這種參與感或者會所可能性已經消失了（志愿者也恰恰出現在90年代初期）。這種積極參與式的主體位置的喪失，很大程度上，與對50-70年代的革命文化的無效或拒絕有關，或者說個人對政治的責任是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告別革命的后冷戰的語境中，個人如何參與就成了一個問題？遠得不說，就說七八十年代之交，知識分子的那種參與政治、心系國家的主體位置，多少有些知識分子的自戀，但不管怎么說，80年代還保有50-70年代政治文化的遺產，而這種遺產在80后這里或者說90年代之后就逐漸看不到了，其后果在于，對于歷史的冷漠和無知，導致如何面對今天的生活、今天我要去做什么、我要選擇什么等問題時，不需要歷史的參照，只是偶爾地在特殊時刻感受到自己與歷史、社會的關系，比如年初的雪災和火炬傳遞以及此刻的災情，在這里，我、個人突然與社會發生了關系，而或許可悲的是，這種被招呼出來的參與感，也只是愛的奉獻，恰恰是因為對歷史的冷漠，使人們很輕易地就把一些說法看成是自然的、當然的。

最后，我并非要反對人道主義，還是一個老問題，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政治上的人道主義。

“非震區災民”、“愛的奉獻”及“志愿者”

看到論壇上有一篇關于“非震區災民”的帖子，是一個工廠的工人（對于作者是不是這個身份，網友有所質疑），為自己沒有捐款而感到愧疚，非常自責地說“我是不是值得鄙視”，沒有去捐款的原因似乎有這樣幾個：一是廠門口的捐款箱無人問津，作者也不愿意“露風頭”，因此，“心里卻一直有點疙瘩，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錯事，一直在受良心的譴責”，二是為了平復自己的良心，同時又不想在同事中顯得“另類”，就必須“坐公交車到很遠的沃爾瑪超市門口的紅十字會捐款箱”，考慮距離的原因，作者也沒有去，第三個，或許也是對作者觸動最大的一個原因是，他看到災民的伙食“標準”（暫且不說事實）比自己這個工廠的正式工人還要高，“災民一天的生活費比我兩天的還多”。考慮到這些原因，作者沒有去捐款，因此，“我一直覺得心里很糾結，不捐錢好像欠了誰的。難道我不是一個善良的人嗎？我也曾自愿地跑到血站去獻血。我為大災流了無數的眼淚。”或許，把這些難言之隱寫出來，可以緩解自我內心的自責，或者說求得原諒本身是自我赦免的一種方式。

讀這樣一個“故事”，我覺得有點震驚，或者說作者（考慮網上“誰也不知道對方是條狗”的潛規則，暫且不追問發帖人是不是與帖子中的敘述者統一，其實，統一或者不統一都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此強烈的自責和自省意識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是什么對這樣一個帖子中的工人造成如此大的愧疚感呢（帖子的敘述很想宗教懺悔，說出自己罪過的過程也就是自然獲得了赦免）？帖子的第一句話是“第一次在電視到看到災情，我吃了一驚，繼而看到救災，感到安慰與感動，每每在電視前淚流滿面”，電視以及電視中的災情和救災使作者感受了一種捐款的壓迫感和情感的強制力，從這里也可以看出，電視/傳媒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所發揮的巨大而成功的動員或詢喚效果，或者說，“不捐款就會造成良心自責”，而問題的有趣之處在于，這份自責來自工廠的工人，按照作者的敘述，僅從災民的伙食對比中，可以看出他是比災民更“災”的群體（為什么會如此呢？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工人階級是如何從受社會主義體制保障的準城市中產階層在十幾年的變遷中如何失去了歷史的主體位置而跌落到社會底層的，盡管還有比工人更低的看不見的底層），如果真是如此話，帖子的敘述者本人應該也是被救助的群體才對啊，可是他（姑且把帖子的敘述者認作是一個男性吧，工人與男性的想象更符合社會常識，一般來說，在“工農兵”的群像中，工人和士兵是男性，農民則是女性身份）為什么偏偏沒有意識到自己是需要被幫助的人，反而為自己無法成為捐款者也就是去幫助別人而深深愧疚呢？這恰恰就是“愛的奉獻”等人道主義話語自身所建構的主體位置，也就是說，“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愛的奉獻”需要的是“獻出”，而不是接受（作為奉獻的接受者在這種敘述中是客體的位置，而不是主體位置），因此，帖子的敘述者為自己無法填充或滿足這樣一個必須“獻出”的主體位置而深深地自責和焦慮，當他寫出這些“懺悔”的時候，網友補充說“天涯上的回帖，大家幾乎都好心地說，少捐點沒有關系，心意到了就好了”，這樣的回帖應該可以使他獲得安慰吧。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建立在人性、人道主義基礎上的以捐款捐物為行動指南的意識形態性，不在于要求富人、有錢人、中產階層去獻出愛心，而是那些顯然低階層的人們也要由衷地認同于這樣一種敘述，并把這種敘述邏輯內在化，這也可以證明這樣一套話語自身是如此地具有整合力和霸權效果。說到這里，就不得不進一步追問，究竟是為什么這樣一套老話語會“煥發出新顏”，遠得不說這套話語形成于19世紀，就連30年前剛剛在中國出現的時候，其意識形態性還昭然若揭，甚至被作為異端的思想，但是此時此刻，已經很難再指認出它的意識形態了，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恰恰以非意識形態的方式才能有效運作，一旦露出意識形態的尾巴，也就離失效不遠。如果說這套話語會如此有力而有效，恐怕與中國當下的社會結構有關系，如果說90年代中期，中國還處在階層極速分化的過程，那么最近一兩年，似乎這種社會結構的分化已經完成，大家很清楚自己處在什么樣的位置上，就像帖子中的敘述者，他分享了這種中產階級的陳詞濫調（這種論調的有效性，不在于中國的中產階級有沒有形成，或者說人數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而在于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成為大眾媒體——顯然，農村不再這個“大眾”里面，理由也很直接，農村還沒有充分市場化——所竭力建構的社會共識，也就是說，中國雖然沒有80%的中產階級，但并不妨礙以中國大小城市為市場邊界的社會把中產階級的價值作為社會的主流價值），同時他也從“新聞”中看到了自己實際上處在比災民還要差的一種階層位置上，但是他無法也不能對這種中產階級話語提出什么異議或不同的視角，反而是無間地把自己恰當地放在要去捐款的位置上（為什么會這樣呢？這種意識形態與階級位置的錯位是否說明了另外一個老說法，從自為的階層變成自在的階級需要“先鋒黨/知識分子”來灌輸或植入呢？）。也就是說，在社會階級分化已經完成的今天（都已經建構完成了，我在這里說這些還有什么用呢？），使得這種愛的奉獻的話語得以成為社會各個階級所分享的霸權邏輯。

如果稍微追溯一下《愛的奉獻》這首歌曲的誕生之處，是在1984年的春節晚會上，韋唯演唱的《愛的奉獻》是為聶衛平姐姐家的保姆演唱的，因為保姆不幸身患絕癥，因此號召現場觀眾和社會各界給她捐錢，很有趣的是，這里的被救助者是保姆，捐款者是保姆的“主人”（沒有諷刺的當事人的意味），捐助與被捐助者的權力以及階級位置已經很清楚了（相比“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起碼宣傳的是兄弟情誼，而不是主人與奴隸的“和諧相處”）。聯系到最近幾年的感恩教育，顯然愛的奉獻也不是無私的奉獻，捐獻者捐助的是“恩情”，因此被捐助者應該懂得“感恩”。這種感恩的畫面相信大家在媒體中所報道的一次次被救出孩子、婦女口中說出（孩子、女性依然是更感人的弱勢者的代表，在“宣傳策略”中也更有效），尤其是在《愛的奉獻》晚會現場，災區的孩子要求剛剛聯絡上的已經脫險的父親，一定要去做志愿者，去幫助更多的人，確實是很感人的（我看的時候，也哭了，相信人性的偉大，相信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在這里，似乎可以追究一下“志愿者”怎么成為了一種有效的身份認同，按照“百度詞典”上的解釋“‘志愿者’是英文volunteer的中文譯法，也被譯做‘義工’。志愿服務起源于19世紀西方國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務，在世界上已經存在和發展了100多年。核心精神是“自愿、利他、不計報酬”、“志愿者概念從上個世紀80年代引入中國，并以1993年12月5日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的成立為標志性事件”，這些說法顯然更強調志愿者服務的西方源頭以及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標志，而與我們的成長記憶更相關的是，“志愿”所引起的聯想是抗美援朝時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是入黨、入團志愿書中所填寫的“我志愿加入……”，而在網上查到的關于志愿者服務精神的實踐者是雷鋒精神和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與其說這是雷鋒精神和白求恩精神在志愿者服務中的延續，不如說借助志愿者服務這樣一個詞匯把雷鋒精神中的共產主義戰士的道德典范和國際主義精神轉化為一種人道主義敘述，或者說“我志愿”中志愿是一個動作，加上“者”這個助詞就變成了名詞了，也就是說“我志愿”的對象就消失了，我志愿做什么不重要了，或者說，“志愿者”是“志愿”的名詞化，同時也是志愿的對象，即“我志愿成為志愿者”，“志愿”本身就是“志愿”，多么好的同義反復啊。

關于“學校倒塌”的責問、公民社會的想象及批判的尷尬

抗震救災進入災后重建的階段，不幸地是，地震帶來的次生災害依然牽掛著電視機前、電腦前的觀眾、網民或者說“公眾”的脆弱而又充滿良知的“心”，電視媒體雖然已經由24小時滾動播出（其實只有中央電視臺播出，其他臺都是轉播）回復正常，但是堰塞湖危機、直升機遇險依然拖著媒體很難為兩個月后的又一大事件08奧運進行必要的“預熱”，福娃的喜慶已經被雪災以來的災害徹底沖淡，媒體如何調整策略，讓人拭目以待。陸陸續續地從各種非即時性的媒體如南方周末、新周刊、中國新聞周刊等中看到對地震的“深入”評價，其中，關于災后重建或者說追究地震責任的話題似乎沒有例外地投向了地震中倒塌的諸多學校以及如何領養孤兒身上（為什么就沒有媒體去關心關心老人呢？天真、無知的兒童或許是最適合充當撫慰中產階級良知的素材吧，正如那些讓人潸然淚下的伊朗電影——《小鞋子》、《天堂的孩子》及其中國副本《一個都不能少》，當然，又恰逢六一兒童節）。關于“學校倒塌”的責問，我想從六一節前鳳凰臺的《一虎一席談：他們為何讓我們如此感動（下）》（這期的標題很有趣，他們是誰，我們又是誰？問題的關鍵在于觀眾顯然不會把自己放在“他們”里面，而是只認同于“我們”）說起。

這期節目的前半段，是圍繞著體育評論員李承鵬親眼看到北川中學的廢墟而引發的對于學校建筑質量的質疑，他還提供了某個沒有倒塌的災區中學與某國有公司監工的格外用心的質量監督有關，其中，有一位年輕的地質大學的女學生似乎要強調災區的地質險要的原因而受到李承鵬和新浪綠絲帶的組織者的責問，也就是說，大多數現場的觀眾及嘉賓更認同于學校的倒塌是“人禍”，而不是“天災”，盡管這種有點與官方媒體不太協調的論調被主持人試圖扭轉為下一步應該如何建設學校的問題而不是要對過去地震進行問責的問題，但是，新浪綠絲帶的組織者舉出了70年代的建筑沒有倒，90年代興建的商品房卻出現了裂縫來指責包括學校在內的新建的樓房存在著質量問題（李承鵬也舉出70末的仿蘇的樓沒有倒，90年代新修的樓卻倒塌的“親眼所見”來駁斥地質險要并不能決定樓房的倒塌與否），并把這個問題上升到對于70年代和90年代兩個時代的評價之上。在這里，最初關于學校倒塌的問題已經發生了轉移，無論是鳳凰臺的片花，還是李承鵬最初的發言，都是集中在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建筑為什么會倒塌，也就是說在公共建筑與商業建筑之間存在著對比，而新浪綠絲帶的組織者卻把這個問題轉移為對社會主義中國以及市場化之后的中國的對比之中，這也就把前一個問題中所需要問責的諸如官員腐敗、建筑公司為了牟利而偷工減料的問題，轉移為了這些問題都是中國市場化改革之后帶來的負面效應。簡單地說，這是兩種對當下抗震救災反思的主要思路，再簡單地說，前者偏右，后者偏左，有趣的問題在于，這種左右的論述，卻“并肩作戰”，和諧地出現在同一個舞臺上，這或許是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以來出現的新情況。

這種“轉移”似乎很順暢，但問題并非如此簡單。具體地說，前者的邏輯，在地震剛剛發生之初，就成為國內被稱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發言的重心，言外之意，在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的倒塌背后有官員腐敗、施工單位“豆腐渣工程”之嫌（畢竟還沒有看到任何權威或官方的調查報告出來）。這種論述，在一次又一次礦難等特大安全事故中成為“陳詞濫調”，說到底，是人治的結果（權力濫用），因此，這種批判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是法治，或者說制度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監督權力），而官僚體制往往是這種論述打擊的靶心（有趣的是，作為官僚的英文詞bureaucracy，也可以被翻譯成科層制，也就是說官僚既可以被作為一種人治，也可以作為一種非人化的科層式的管理方式，官僚/科層制在不同的意義上被作為異化的兩種方式，恰如中國自宋代以來發達的官僚體制一方面被認為罪惡的專制統治的幫兇，另一方面又被看成是近代西方所向往的現代官僚制度的榜樣——區別于西方的貴族制），只是這里的潛臺詞是，官僚體制=政府=社會主義官僚制度（對蘇聯式的現代官僚制度的反對，恰恰也是發動的諸多動因或目的之一，而改革開放的“撥亂反正”在政治層面恰恰是對現代官僚制度的重新認可和倚重），所以，朱大可的文章《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關于汶川地震的反省與問責》的論述“本次地震暴露的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農村建設中的‘豆腐渣效應’，它遍及整個中國，而學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發了悲劇的根源：殺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搖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貪官污吏”以及朱學勤的“天譴論”背后對人禍的問責基本上是這種邏輯的產物。

后者偏左的邏輯是把學校的倒塌看成是市場化改革的負面結果，這種論述往往參照著對一種“被理想化”的時代的眷戀，其潛臺詞是，在市場化的輪輪大潮中，追求利潤與建設學校這樣的公共設施存在著沖突，因此，出現豆腐渣工程是必然的，官方腐敗也來自于權錢交易和權力尋租，使人們、公司很難出于公心對公共事業付出超利益的責任，在對社會主義時代的懷舊中提出對市場化的“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式的帶有道德色彩的批評，所以說，恰如李承鵬舉出地震后在同樣的地勢上建設于70年代末期的仿蘇建筑赫然屹立而90年代的建筑卻成廢墟就成為某種隱喻（仿蘇建筑是一個禮堂，寄托著李承鵬的朋友老段所有關于集體看電影、看女排奪冠的青春記憶，從這里，可以看出50-70年代的氛圍在80年代的延續），這種對時代的懷舊或許成為90年代以來對于市場化不滿情緒的“真實”反映（新左派的出現應該也在這種不滿里面，在大眾層面，這種不滿或許可以從熱、現實主義騎馬歸來、紅色懷舊等流行現象看出）。

可以說，這樣兩種常見的批判，延續了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爭的基本思路，但是，在這次抗震救災的反思中，與這種吻合不同的是，前者在“問責”中挖掘政府責任的同時也有著對政府的稱贊（如《南方周末》“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后者也欣喜地從救災中看到社會主義的諸多遺產和優越性在現實中的延續。

具體來說，《南方周末》所說的“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是怎么樣的“新中國”呢（有趣地是，不是改革“陣痛”出一個巨嬰，而是“震痛”出一個新中國）？《南方周末》似乎一改往常對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尤其是非廣州的地方政府的問責策略，反而為這次中央政府的表現“鼓而呼”：“救人高于一切，救災高于一切，已經成為整個國家的最強音。必須以舉國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經成為全民族的共識。于是，十萬救災大軍雷霆出擊；于是，國家領導人冒著余震不斷的風險，相繼奔赴救災第一線；于是，公共娛樂暫停，奧運火炬暫停，一切為救災讓路，一切為救人讓路”，這種“以人為本”、以人民的生命為最高價值恰恰吻合《南方周末》式的人道主義價值理念，僅僅有尊重生命的理念還不夠，更重要的是“政府敞開了救災的大門，民間力量爭相進入，國際援助爭相進入，媒體爭相進入。一個開放的、透明的、全民參與的現代救援體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沒有給政府添亂，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這個嶄新的救災體制，或將是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的模本”，可見，《南方周末》鼓而呼的不是政府的轉變，而是政府承認了公民社會的力量（奇怪的是，在西方尤其哈貝馬斯論述中的公民社會與政府的關系恰恰不是輔助，而是批判的功能，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南方周末》及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官僚體制的批判也成為公民社會的表率），在對政府作出表揚之后，《南方周末》依然選擇學校坍塌的問題來追究相關職能部門的責任，這也許就是健全的公民社會的理想，可以行使監督政府的責任（公民社會本身的理想模型是非常美好的，只是公民社會之公民是有一定的條件的，簡單地說，公民社會是法治社會，個體是法律和市場意義上的雙重個人，對于市場之外的人，顯然也就在公民社會之外，在發達國家，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往往就是中產階級，而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欠發達地區往往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諸如城市中的非法勞工、農民都被排除在公民社會之外，或者說他們在查特吉所說的政治社會里面）。另外一個體現公民社會中公民身份的事件，是網友對于王石的指責（作為具有消費能力的網友，應該是公民社會的主體之一），在這次賑災捐款中，網友似乎對那些捐款少的企業或企業家非常苛刻（可以聯想ZD事件中，網友對于家樂福的抵制效應），這與其說是一種類似于朱大可所說的“納粹領導人以國家利益名義逼迫猶太商人捐款”的“仇富心理”，不如說這些網絡上的中產或準中產階級對于企業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的監督和批評（這種道德威力還是很有效果的，畢竟消費者是上帝啊），正如郎咸平的文章《由賑災捐款引發的歷史文化反思》也是談網友對王石捐款的質疑，郎教授的觀點和他之前的文章差不多，就是資本家要有道德底線，不能沒有社會責任，在這一點上，王石、阿里巴巴要向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同志學習，他們把掙到錢都捐給了慈善基金會，這是西方的企業家精神（郎教授指出職業經理人的責任感最初來自教會精神，即對上帝的信托責任，近代以來則依靠法律和政府的強制執行，使企業家對社會保有信托責任），說得簡單點，郎咸平認為中國企業家不能光看錢，也要有起碼的社會責任感，在這方面，中國市場化的還不夠，或者說企業家的市場倫理精神還差得遠呢？這是從右的方面對中國市場的非市場因素進行批判（正如郎教授對國有企業收購的批評，認為那些侵吞國家財產的企業家不能太自私，太野蠻，一點不考慮老百姓的感受，連人家美國人也不敢這么干，否則市場就不會長治久安）。

與《南方周末》等刊物看出中國公民社會的出現不同，對于新、老左派來說，更可以從抗震救災期間“人民”（而不是“公民”）積極踴躍地捐款、捐血和志愿去災區的行動中嗅出社會主義的遺產，也就是曾經作為社會主義優越性（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良品質，尤其是人民解放軍的大無畏精神，確實在救災中再一次讓人們感到“誰是最可愛的人”，甚至總理親臨災區也被追溯為1966年親歷河北邢臺地震現場的繼承者，把這次高效率的救災看成是“社會主義遺產”的思路，可以從黎陽的《抗震救災靠的是的遺產，還是“國際接軌”？》長文中看出，這種對“社會主義遺產”的發現，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市場化的不徹底呢？其實，朱大可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種反面的論述“歷史學家向我們證實，這種高效率的救災運作，恰恰就是亞細亞威權政治的傳統。從大禹理水，經望帝（鱉靈）抗洪到李冰修堰，這些著名的抗災人物，都向我們提供了威權主義的效率樣本。汶川地震再度證明，自然災難和威權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關系”，在社會主義遺產的發掘與威權主義的批判之間，應該如何回應呢？

表面上，左與右的論述大相徑庭，其實，左右兩邊卻分享了相似的邏輯，只是不同的立場，使他們推論出截然相反的結論（相比“公民”的抽象性，“人民”更顯空洞），或者說，左右兩邊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論證自身邏輯的現實基礎，也就是說當下的社會機制既可以支撐公民社會成熟的論述，也可以支撐社會主義遺產的論述，左右兩邊被成功地縫合在一起，恰如鳳凰臺的節目中，從對政府的問責可以順滑地轉移對社會主義時代的某種眷戀，這或許是這次抗震救災給我們這些試圖對現實提供某種批判性思考的人們留下的悖論，甚或尷尬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