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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革新須認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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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革新須認識的問題

本文作者:簡新華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20世紀80年代,放權讓利的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國有企業和職工的生產經營積極性,經營狀況得到改善,不僅在財政收入、就業、技術等方面支撐著改革和發展,而且支持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國有企業經營狀況惡化。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國有企業進入加速發展和效益提高的時期。從經營領域來看,國有企業由幾乎在國民經濟所有部門行業存在,轉變為主要存在于公共品提供、自然壟斷行業、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安全的基礎性產業。從企業制度上看,大部分政企不分、產權不清、權責不明、國家統負盈虧的國營企業制度,初步轉變為以公司制為主要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從企業數量上看,1998年國有企業占比為39%,2010年下降到4.5%;國資委管理的中央企業由2003年國資委成立時的196家下降到2011年的118家。從資產總額的比重來看,1978年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占全部工業企業資產總額的92%;下降到2008年的43.8%。現在國有企業的數量和比重雖然已經大幅度下降,但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和實力大大增強。2002年到2011年,國有企業上繳的稅金總額由2926.8億元增加到16803.9億元,國資委管理的中央企業的營業收入由3.36萬億元提高到20.2萬億元,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額由2636億元上升到14989億元。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依然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體現著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如果沒有國有企業的支撐,后果將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情況說明,國有企業已經在管理體制、企業制度和經營機制上發生了深刻變化、取得了重大發展,為中國的改革、發展和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國有企業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目前國有企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國有經濟的管理體制很不健全,初步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很不成熟和完善,企業的治理結構也不規范,尤其是缺乏合理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高管權利過大、收入過高,離譜的高薪、過度的職務消費、貪污受賄、奢侈腐敗、轉移瓜分國有資產、掏空國企的情況層出不窮,以權謀私、侵吞國有資產的腐敗現象依然相當嚴重,“三公”開支過大,揮霍浪費現象比較突出,行政壟斷的特征比較明顯,缺乏必要的監管,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與價格不協調;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壟斷地位取得高額利潤,國有企業的利潤基本不向國家上繳或上繳的太少,國家或全民的所有者權益沒有得到有效體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國家所有只是名義上的,實質上變成企業所有、高管所有;國企應有的職責沒有得到有效的履行,高管與職工、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的收入差距過大,國企高管的職位甚至成為其他收入不高、難以再提拔升遷的黨政官員退休之前給予一定經濟補償的肥缺;國家投入過多,股票上市和銀行信貸都向國有企業傾斜,投資決策嚴重失誤,投資效率不高,經濟效益相對較低,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主導作用特別是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發揮不夠。

正是由于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存在這些問題,所以有人認為必須深化改革,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但也有人認為這些是國有企業必然產生的問題,只有通過進一步改革以減少甚至基本消除國有企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由此可見,對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原因和出發點的看法很不相同。

由于對中國改革的性質、方向、目標和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解決的途徑等的認識和主張不一致,使得學界對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看法存在重大分歧。

在主張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應該是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在經濟政治上都要全盤西化的人看來,市場經濟只能與私有制對接,公有制是計劃經濟的基礎,因此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私有化是市場取向改革的必然要求;他們認為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政企不分、全民不全、全民所有等于無人所有、無人負責、委托鏈條太長、缺乏規范有效的激勵監督約束機制、風險極大且無法防范、壟斷經營、浪費嚴重、效率低下、腐敗蔓延,甚至認為現在出現的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也主要是壟斷性國有企業造成的,只有國有企業完全退出競爭領域,徹底改掉國有企業,這一切問題才能最終解決,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以前人們說“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現在在這些人眼里,公有制特別是國有企業簡直成了萬惡之源,私有化似乎是靈丹妙藥!有人明確提出中國“十二五”計劃時期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國有企業私有化,我認為這是極其錯誤和危險的主張。壟斷行業私有化比國有化更糟糕,更不利于消費者需求的滿足、公共品的提供、價格的合理、市場失靈的糾正、國家有效的宏觀調控、就業問題的解決、共同富裕的實現,更會擴大收入差距、損害職工的地位和利益。國企私有化不僅不能解決高管過度高薪、工人弱勢、貧富差距快速擴大的問題,還會再一次像俄羅斯那樣導致極少數權勢人物通過侵吞大量國有資產而暴富,并且使得侵占的國有資產合法化,加劇已經相當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私有化的結果,會導致廣大中國勞動者60多年積累的數以萬億計的巨額國有資產轉眼之間化為烏有,落入極少數有權有勢、慣于投機鉆營者手中,使得國有企業某種程度事實上存在的非法的高管所有制,變成合法的完全的高管私人所有制,私人寡頭和跨國公司外國資本會輕而易舉地攫取絕大部分國有資產和資源、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極大地削弱中國的國家經濟實力,使得中國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庸,造成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財富外流、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大幅度下降,產生更加嚴重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損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使得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彌補市場失靈、保證基礎設施和公共品供給、成功進行宏觀調控、有效應對經濟危機和各種災難、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優越性喪失殆盡。這決不是危言聳聽!蘇聯的解體和衰落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更何況中國人口遠遠超過蘇聯、資源遠遠沒有蘇聯豐富、經濟發展程度也遠遠低于蘇聯,中國決不能重蹈覆轍。

在認為中國改革的實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目標模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人看來,通過相應的制度變革,公有制能夠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傳統的國有國營的企業制度存在著種種缺陷,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必須進行改革,以建立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和方向不是私有化,而是完善國有企業制度、發展壯大國有經濟。

我認為,由于國有經濟比重已經比較低,而且存在繼續下降的趨勢,國有企業的制度也很不完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經濟效益不高,給全國人民帶來的實惠也不多,的確需要進一步改革,但改革的方向決不能是完全私有化,而是完善國有企業制度,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為走向共同富裕作出更大貢獻。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之一,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經濟基礎和本質要求。上述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并不是所有制本身不可避免的必然現象,通過轉機改制、實行規范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是能夠消除的。這種看法,我在《經濟日報》1993年12月22日發表的整版文章《試析中西所有制形式的演變及啟示》、《經濟研究》1998年第9期發表的文章《委托風險與國有企業改革》、外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國公司治理結構》一書中收入的文章《成本與公司治理結構》、上海《學術月刊》2000年第3期發表的文章《改革以來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理論的發展》中,都做過專門論述,這里不再重復。國內外不少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發展興旺,則是實踐證明。

這里想補充說明的是,傳統的企業理論認為,市場經濟中企業經營的唯一目標只能是所有者的利潤最大化,不能有其它目標,更不能有社會目標,否則企業將產權模糊、目標多重、無所適從、行為混亂、效益低下、難以生存和發展,市場對企業的調節作用也難以發揮。人們往往也以此認為,國有企業除了要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之外,必然還會承擔部分國家或社會要求的責任,否則就不能稱之為國有企業,因此國有企業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必然效益低下,在市場經濟中難以生存和發展。但是,按照現代企業理論的研究,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企業,要想成為長壽型企業,不能只顧股東收益的最大化或利潤最大化,而必須兼顧供應商、職工、銷售商、消費者等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甚至還必須考慮環境保護等公眾訴求。只有這樣,企業的各種經濟關系才能得以維持和改善,各方面的積極性才能調動和發揮,才能得到消費者和社會的認可和贊譽,形成更有影響力的品牌,獲得更大更持久的市場占有率。其實,利益有差別的共享能夠帶來和諧和效率的思想,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學者色諾芬。古希臘的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家庭經濟管理的,色諾芬在他的經濟學專著《經濟論》(關于財產管理的討論)中提出,“為什么在有些家庭里,幾乎所有的仆人都戴著腳鐐手銬,可是他們總是想逃跑;而在另一些家庭里,他們根本不受什么束縛,卻都高高興興地工作,并且愿呆在他們的崗位上?”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呢?色諾芬寫道:使人“能分享你的好東西”,“這是最好的使人產生忠心的辦法”。

雖然利益共享或利潤分享中,股東應該得大頭,否則將挫傷投資者的積極性,使得人們不愿意投資,這就會犧牲經濟的發展和效率。因此,國有企業在主要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為全民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可以適當完成必要的社會任務,不能以此認為國有企業肯定搞不好。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需要改什么、怎樣改?有人認為很簡單,就是全面徹底私有化,至少也要從競爭領域完全退出。當然,也有人指出在私有化和退出過程中,要防止自賣自買、低價賤賣國有資產、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要給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原有的職工以必要的安置和合理的補償。前面已經說明,這是一條錯誤的危險之路。即使在私有化過程中,按照人頭平分國有資產,表面似乎很公平,老百姓和國家也可能取得一定的收入、得到一定補償,由于廣大勞動者數量龐大、分散持有少量的分到手的國有資產,既不可能擁有定價權,也不可能以此取得較多的收入,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廉價賣掉,老百姓和國家會永久失去這些國有資產,短期所得到的有限收入將遠遠趕不上私有化造成的長期巨大損失。

也有學者認為必須改變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大力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我是贊同后一種觀點的,中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改革和完善國有企業制度,克服國有企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在繼續支持私營經濟發展的同時,努力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促進走向共同富裕。國有企業如何深化改革?我認為,應該合理采取以下措施:(1)采取適當的措施,在國企和私企同等享受“國民待遇”、開展市場公平競爭的前提下,支持和鼓勵國有企業做大做強,提高國際競爭力,更好更快地發展國有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和控制作用。(2)完善國有經濟管理體制,國有資產管理的最高機構應由國務院的機構改變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的機構,直接接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管,真正向全民負責,履行國有資產所有者的職責,有效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完成必要的社會任務。(3)健全國有企業制度特別是治理結構,完善國有企業董事會、監事會、獨立董事制度,形成合理有效的激勵監督約束機制,使工會獨立化,切實發揮職工和黨委會的監督作用,改變國有企業缺乏必要監管、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事實上的“高管所有制”、“部門或企業所有制”、“獨立董事既不獨立也不懂事只是享受高薪”的現象,有效防范委托風險,克服官僚主義、以權謀私、鯨吞國有資產、貪污腐敗現象。(4)逐步減少或取消國有企業不必要的行政壟斷,消除部門特權和既得利益,促進國有企業主要依靠改進技術、提高質量、搞好服務、開發新產品、善于經營、科學管理而贏利。從事自然壟斷行業、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等生產經營活動的國有企業,在發揮保障國計民生和國家各方面安全的同時,也要盡可能通過相應法規(產業規制),在供給、價格、數量、質量等方面,合理限制國企的壟斷性,盡可能發揮市場的作用,在民企能夠進入的領域應該允許進入,更好地減少或消除壟斷的不利影響,克服壟斷可能產生的弊端,更好地滿足社會需求,提供價格合理的優質產品和服務。在競爭性領域,給國企和民企同等的國民待遇,公平競爭,優勝劣汰,讓民間資本進入所有競爭領域,消除國企不必要的壟斷。(5)切實履行國有企業為全民和國家謀利益的職責,法定國企必須上繳合理比例的利潤,讓利于民,用于國家經濟的發展和民生問題的解決,真正為人民謀利益,為國家進行合理有效的宏觀調控、維護國計民生、提高勞動收入比重、縮小收入差距、改善人民生活和走向共同富裕做出更大貢獻。(6)法定企業高管與職工收入差別的合理倍數,適當縮小國有企業高管與普通職工收入的差距,進行必要的成本控制。根本不用擔心因此沒人愿意做國企高管,不要擔心留不住管理人才。不能認為賺更多的錢是國有企業高管的唯一追求,收入、待遇、人力資本增值、事業、榮譽、成就感、事業心、奉獻精神都是國有企業高管的追求的目標。連私營企業主都要做“光彩事業”、慈善事業,難道就不能鼓勵國有企業高管有奉獻精神嗎?在保持國有企業高管必要、合理的高薪前提下,不要害怕沒人愿意做國有企業高管。

現在有人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或主題是使國有企業徹底的市場化、方向是公眾化、市場化。[1]我認為這是一個內涵不是十分明確的、可能給私有化留下后門的、值得深入探討的主張。什么叫國有企業市場化?如果是指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必須市場化,即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面向市場、參與競爭、優勝劣汰,應該說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論。部分在自然壟斷行業、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是不能完全市場化的。即使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也不能“徹底的市場化”,多少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否則,就不是國有企業。假若國有企業市場化是指國有企業產權的股份化、證券化、公眾化,即國有企業的產權可以在資本市場上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轉讓、股票可以自由買賣、主要由公眾持股,存在的問題可能就更大了。國有企業要實行公司化的現代企業制度,其資產肯定必須股份化、證券化,而且應該可以轉讓,但必須以保持國有資產的控股地位為前提。如果無限制的自由買賣,很可能使得國有資產失去控股地位,國有企業就可能演變成以私有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甚至轉變為私有企業。股份公眾化雖然有利于國有企業的股權多元化、掌握更多的資金、提高控制力、建立更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更好地發揮公眾的監督作用,但同樣也要以保持國有資產的控股地位為前提。否則,公眾化就可能成為私有化的代名詞。

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上,有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必須正確處理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的關系。我認為,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必須遵循的原則應該是:在總量上,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不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應該是共同發展、“國進民也進”的關系;既不是單一的“國進民退”,也不是純粹的“國退民進”,而是兩者都發展、數量都增加、規模都擴大。在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上,需要扭轉國有企業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改變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即“國退民進”的局面,但決不是要采用限制、改造、取締、消滅私有經濟的方法,而是采取合理的措施,使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從而提高國有經濟的比重。在產業部門的布局結構和產業鏈分工協作上,在更適合國有企業的領域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在更適合私有企業的產業則以私營企業為主體,國有企業繼續有進有退,但不人為強求退出競爭性領域,能夠在競爭性領域生存和發展的國有企業,應該讓其做大做強;合理放開對非國有企業的限制,讓私有和混合所有制企業進入更多產業領域,對國有企業形成競爭壓力,更好地發揮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作用。在產業鏈和生產經營的分工協作上,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應該優勢互補、揚長避短、相互配合、互利共贏,形成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企業群,充分發揮國有企業作為“龍頭老大”的導向作用和私有企業經營靈活高效的優勢。在政策措施上,特別是在競爭領域,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應該都平等享受所謂“國民待遇”,一視同仁,公平競爭,既不能歧視私營企業,也不能讓國有企業承受太多的社會負擔,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實現主要應是合理上繳利潤和必要的監控,而不是讓其承擔許多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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