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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作為同一歷史進程的兩個方面，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本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但由于現代化啟動并發生于特殊的歷史時代，1949年以來，中國的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經歷長期的曲折反復，兩者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并呈現出不同的特征，直至改革開放以后，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才最終走上相互協調的良性發展軌道。

【摘要題】現代社會史研究

【關鍵詞】現代化/城市現代化/城市化

【正文】

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的重要空間載體，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始終發揮著難以替代的中心作用。同時，作為同一歷史進程的兩個方面，城市現代化又與城市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一點，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傳統城市異常發達、近代以來又有獨特發展經歷的國家而言，顯得尤為突出。筆者擬從現代化的角度出發，通過不同階段、不同歷史時期的特征分析，著力探討1949年以來中國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及其演變。

一、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的一般關系

由于起步較早，目前有關城市化的研究已相當深入。就什么是城市化而言，各學科紛紛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界定，經濟學家強調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的轉變，社會學家強調社會生活方式從鄉村向城市的轉變，地理學家則強調人口由鄉村向城市的遷移等，眾說紛紜。盡管不同學科的定義有較大差別，但目前國內學術界都普遍承認城市化始自于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機器大工業的發展是推動城市化的根本動力。[1]同時，對于城市化的主要內容，達成普遍共識者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即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城市空間規模的擴大、城市數量的增多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向農村的擴散等。

與城市化概念相比，由于以前研究較少，所以目前國內當代城市研究的學者們對有關城市現代化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以現代城市發展的趨勢為參照，對城市現代化應有的內容進行描述與總結，如有學者便從其所涵蓋的范圍上認為，城市現代化主要包括城市制度組織和社會控制的現代化，城市功能與城市結構的現代化，城市建設的現代化，以及文化、心理及思維方式等方面的現代化。[2]另有學者則從生產力發展、技術發展進步方面對這一概念作了界定，“城市現代化就是指在現代生產力變革過程中，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環境質量的不斷改善，城市人口素質的提高，文明道德觀的培育。一句話，城市現代化就是城市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提高與變革的過程。”[3]

以上的概念界定都從各自的角度指出了城市現代化的特征所在。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應該從歷史的角度著手對傳統城市與現代城市的種種不同進行分析比較以探究城市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只有從歷史的發展、變遷角度出發對城市的結構、功能的演變、城市與區域的關系及城市在區域中的地位、作用進行長時段考察，才能對城市現代化有更為全面清楚的認識。從中國城市發展的歷史特征及近代以來的轉型變遷來看，中國的城市現代化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首先，城市由消費中心向生產中心、經濟中心轉變。從功能上講，中國古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軍事中心，“城市的繁榮，或者寧可說它的存在，完全是靠政府的地方性支出”。[4]因此，城市的消費性、依附性特征非常明顯。工業革命以來的大機器生產使城市突破了鄉村與自然的局限，真正成為財富與價值的創造中心，工業也成為不斷推動城市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其次，城市由單一功能向多功能轉變。中國古代的城市幾乎都是各級政權的政治、軍事中心，雖然宋代以后有所突破，但仍未突破自然經濟的局限。近代以后，尤其是大城市，往往發展成為多功能綜合中心城市。除了政治功能外，近代以來的城市既成為包括制造、金融、貿易、交通樞紐功能在內的經濟中心，又成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第三，從城市與區域的關系而言，城市現代化與鄉村現代化相輔相成。正如有學者所指出，“正是在民族這個層次上，現代化過程的各個方面才被看做是集合在一起的。”[5]因此，現代化絕不是城市現代化的單向突進，而是城市現代化與鄉村現代化的相互協調，共同發展。離開了鄉村的現代化發展、進步，城市現代化就會由于失去了廣闊的地域支撐而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第四，與中國傳統時期城市的相對封閉不同，城市越現代化，其開放度則越高。隨著城市結構、功能的現代化轉變，作為現代國家有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更好地實現其經濟中心的功能，現代城市必須不斷地與外界發生信息、資金、人員的交流。只有通過這種物質、能量的不斷輸入和輸出，城市才能始終保持活力。

作為同一歷史發展進程的兩個方面，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都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西方國家的一般經驗來看，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作為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都是以工業化為前提與動力。一方面，工業化推動著城市結構、功能的不斷更新，使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現代化程度都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工業化使城市產生了巨大的聚集能力，在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城市的同時，使“村鎮變成了小城市，小城市又變成了大城市”，[6]城市功能越來越復雜，從而使城市化程度不斷提高。其次，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是同一進程的兩個方面，它們既互相促進，又相互制約。一個城市的現代化程度越高、經濟功能越多，其聚集和輻射的能力也越強，因而也就越容易吸引人口進入城市，其推動城市化的能量也就越大，相反，一個城市現代化程度越低，越是封閉及其經濟功能越單一，則推動城市化的能力越弱；與此同時，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程度越高，則城市的聚集和輻射能力越強，城市中的勞動力市場與消費市場也越大，也就越有助于促進城市工業、商業、金融、保險、交通運輸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越能推動城市經濟功能的多樣化和城市現代化程度的提高。

但是，從20世紀中國城市的發展歷程來看，由于現代化起步并推進于獨特的歷史環境，中國的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在不同歷史階段都有著更為復雜的關系，從而使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都呈現出獨特的歷史發展軌跡。

二、1949年以來城市現代化的單向突進與“超前發展”

1949年以前，由于中國的城市早期現代化與城市化都發生于半殖民地化、半封建化與半資本主義化并存的特殊背景之下，近代以來的城市早期現代化在沿海沿江開埠城市較為明顯地推進的同時，其他大部分傳統行政中心城市到了近代以后都普遍呈現衰落或發展停滯的狀態。這種城市早期現代化的畸形發展導致近代中國由城市的強大集聚效應所帶動的城市化動力嚴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長期的戰亂、災荒以及軍閥、地主的殘酷剝削掠奪所造成的農村衰敗、破產所造成的畸形城市化卻十分明顯。無論是新興通商口岸城市還是傳統行政中心城市，其城市人口的非正常膨脹都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由農村破產導致的過度城市化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從而使農業生產力不斷下降，通商口岸城市的早期現代化也更難以得到內陸腹地的支持，這便對通商口岸城市早期現代化進一步發展造成嚴重阻礙。另一方面，這種過度城市化既超過了沿海城市現代化程度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吸納能力，更使城市現代化長期停滯不前的傳統城市難以應付，從而造成了嚴重的城市社會問題，除失業問題日益突出以外，消費性人口的惡性膨脹、社會治安混亂、物價高漲以及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等都使城市既成為富人的天堂，又成為窮人的地獄，這種種的城市社會問題都導致了近代中國城市現代化畸形性的加劇。因此，近代中國的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處于雙重畸形狀態。

1949年是20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分期。新中國的建立，不僅使中國從此可以獨立自主（同時也相對封閉）地推動自身的經濟發展與國家現代化，而且在強大的中央集權之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計劃經濟體制，并使中國政治力量左右經濟社會發展的傳統在建國后的城市發展和國家現代化中所起的作用發揮到極至。這種種的變數使20世紀中國的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及兩者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質變。這種質變除表現為城市現代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與區域不均衡性被逐漸糾正外，還表現為城市現代化在單向突進、“超前發展”的同時與農村發展脫節，從而對建國以來的城市化進程造成深遠的影響：

首先，城市現代化的單向突進使城市的吸納能力大為降低，城市化進程受到阻礙。如上所述，城市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城市由單功能向多功能轉變，尤其是大城市更為明顯。城市已不再僅僅是單一的政治中心、軍事中心、文化中心，而是在繼承傳統的政治中心、軍事中心基礎上的集多功能于一身的包括制造、金融、貿易、交通樞紐功能在內的經濟中心以及科技、教育、文化中心等等。因此，一個城市的現代化程度越高，其功能也就越多，其所能發揮的綜合集聚、輻射效益也就越強，對區域的影響也就越大。建國以后，在推動城市現代化與城市改造的過程中，無論是傳統城市的“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還是近代以來新興城市的“充分利用、合理發展”，都更注重城市的生產功能，而忽略甚至限制城市其他經濟功能的正常發揮，“工業和商業比較，當然是以工業為主。那么，商業占多數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業為主呢？不，也要以發展工業為主。”[7]這樣一來，城市工業的發展受到國家投資的大力支持。在城市生產功能迅速增強的同時，城市的其他經濟功能卻不斷受到來自國家的限制與削弱，因此，城市的金融、貿易、流通功能喪失了進一步發展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建國以來封閉的經濟建設環境在將中國的經濟循環限制于國門之內的同時，迅速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又使經濟發展的條塊分割與地區分割限制了國內不同地區間的經濟循環，城市的金融、貿易、流通樞紐功能的發揮又喪失了進一步發展的外在環境。這些都導致建國以來我國城市現代化在工業方面的單向突進。

這種城市現代化單向突進的發展模式導致建國以來我國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緩慢，甚至趨于停滯、萎縮。1952年，全國每萬人口中，有零售商業、飲食業、服務網點95.7個，1978年下降到13個；同期，平均每萬人口擁有的服務人員從165.8人下降到63.1人。在全部職工中，從事第三產業人員的比重也呈大幅度下降趨勢，從1952年的60.2%下降到1978年的36.7%。[8]這不僅不利于以后城市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也限制了城市就業崗位的增加，從而使城市現代化對城市化的拉動能力大為降低。

其次，城市現代化的“超前發展”使城市化進程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從本質上講，作為城市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工業的快速發展與工業化是拉動城市化的重要動力。實際上，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百廢待興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補償性”工業化使輕重工業都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在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了城市化的高潮。1949年中國城市人口只占全國總人口的10.6%，到1957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就迅速上升到15.4%。[9]但是，1958年以后，隨著“補償性”的工業化告一段落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城市化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阻礙。

從世界范圍來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進步使城市現代化的工業動力也呈不斷演進的趨勢，在工業化初期，由于資本的相對稀缺，主要形成以紡織業等產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經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大量發展，積聚起大量資金、技術和對重工業產品產生越來越大的需求之后，再轉向以資金密集型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中期。這是一個自然升級的過程。但在我國，由于新中國成立后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為迅速擺脫落后的農業國狀態，以及為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等原因，新中國成立之初便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重工業成為國家計劃投資與城市工業發展的主要方向，“二五”以后重工業更成為國家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從“一五”至“五五”期間，輕工業在國家建設投資比重中始終沒有超過7%，最低時的1963～1965年期間僅占3.9%，而重工業除“一五”期間為36.1%以外，其他時間都一直在45%以上，“二五”期間甚至高達54%。[10]

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主要目標的重工業導向發展戰略使得到我國城市現代化“超前發展”，工業脫離了勞動力剩余和資金短缺的客觀實際，向著資本密集型而不是勞動密集型的方向發展。1957年輕、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分別為51.66%、48.34%，而到1978年則變為42.68%、57.32%。[11]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過度發展必然產業“資本排斥勞動”的內在機制，造成資本形成要素中短缺的資金對過剩的勞動力的替代和排斥，非農產業部門在產值比重增加條件下就業增長緩慢，據統計，1952～1977年間，工業凈產值占國民收入的份額上升了27個百分點，而工業就業份額只上升了9.4個百分點。重工業的優先發展造成城市現代化對城市化的排斥，城市不僅難以吸收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甚至連城市本身的就業問題也難以解決，以至出現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城市人口多次向鄉村反向流動的“反城市化”現象。同時，為平衡地區發展，在經濟非常落后的西部地區也大力推動重工業發展。但是，由于這些地區產業體系不發達，社會分工程度低，生產聯系薄弱，交通不便，這些現代大中型工業企業不僅彼此之間缺乏有機聯系，而且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也僅限于廠區一片，嵌入式的工業發展所帶來的城市現代化“超前發展”使城市未能成為推動周邊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其所能引發的地區城市化更為有限。[12]

在城市現代化單向突進的同時，為了實現最大限度地從農民手中獲得低價的農產品，維持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資和低消費，以得到更多的剩余來獲得積累發展城市工業，國家采取了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戰略，通過制定并推行各種措施以最大限度地獲取農村剩余用于城市工業的發展。比如，通過統購統銷制度這種不等價的交換關系，人為地維護和擴大了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據統計，1952～1986年，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農業為國家繳納的稅收1044.38億元，兩項合計6868.12億元，約占農業所創產值的18.5%。[13]由此而導致城鄉之間差距越來越大，城市對農民形成了強大的誘惑力。但是，由于城市現代化的“超前發展”，難以吸納過多的農村人口，為了保障城市的低成本發展而避免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動而引發“假城市化”，國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過戶口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流動，從而使城市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嚴格限制，并最終形成了僵化的城鄉二元結構。其結果則是1949年以來我國的城市化遠遠滯后于工業化與城市現代化進程，1980年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為72%，欠發達國家為30%，而我國僅為17%。不僅低于欠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許多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反過來，廣大農村的貧窮落后與城市化水平的長期滯后又進一步強化了城市現代化的長期“單向突進”式片面發展。當然，這種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的脫節也使我國為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三、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的協調發展

很明顯，改革開放以前單向突進與超前發展特征十分明顯的城市現代化是以犧牲廣大農村利益為代價的。1978年以后，隨著農村普遍推行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及同時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極大地刺激了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而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又使農業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大量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城市化就變得越來越迫切。因此，在舊的二元結構（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被打破之后，我國開始形成城市工業化與農村工業化并重的雙重工業化格局，以小城鎮為主要載體的城市化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

雖然改革開放之初的那種“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式以自發型農村社區工業和農民私營工業為基本動力的農村工業化，是在“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和“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框架下進行，但是，農業生產力的解放和農村工業的發展卻帶動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繁榮和第三產業的發展，為農村地區的城市化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在“三就地”基礎上成長起來的鄉鎮企業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必然不滿足于在農村發展工業所必然面對的基礎設施、資金、信息流通方面的局限。因此，1984年以后，隨著農村小城鎮有條件向農民開放，這種自發性就地發展起來的農村非農產業便開始更多地向小城鎮集聚。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這種自下而上的城鎮化大大調動了各種民間力量的積極性，通過行政職能導向、本地資源開發、商品集散流通、工貿結合等形式，中國小城鎮獲得強勁的發展動力，從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發展。而小城鎮工業、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又使城市現代化的經濟中心性、多功能性、開放性及城市現代化與鄉村現代化的協調互動等都在各地的小城鎮得到部分的實現。在小城鎮的現代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同時，小城鎮在增加農村非農產業收入、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也顯示出巨大的能量，由此而出現以小城鎮為基礎的城市（鎮）化趨勢在我國得到大大的加強，小城鎮成為推動我國城市（鎮）化的主要動力。1980年時中國共有建制鎮2600個，1985年增加到6600個，而到1997年底中國建制鎮的數量已發展到16702個，10多年間城鎮數量竟增加了6倍多。同時，1982年和199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結果也表明，小城鎮“在吸納農村流動人口方面的能力不斷增強，全部城鎮吸納農村人口的比重上升較快，已成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14]

與此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深入和改革范圍的不斷擴大，1984年以后，中國的城市改革開始啟動，從而又出現了以大中城市為載體的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共同前進的趨勢。

首先，國內與國外、城市與城市、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封閉狀態被打破。隨著對外開放力度的不斷加大，繼1980年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四個經濟特區和1984年把沿海14個城市作為開放城市之后，1992年中國開始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同時，新時期的開放不僅意味著對外開放，而且也意味著對內開放，“一個對外開放，一個對內開放”。[15]從而使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內與國外的封閉、國內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封閉都逐漸被打破。另一方面，市場取向的改革，打破了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封閉運行格局，從體制上確立了各城市間相互開放的基礎。這種開放既實現了城市間的優勢互補，又在強有力的外部競爭下促成了各城市體制的變革、結構的調整與要素的重組，從而推動了城市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在城市開放、發展取得初步成效的前提下，黨中央和國務院即著手創建城市與農村、城市與腹地間的新經濟體制和新經濟關系。1982年批準通過的“六五”計劃中將中心城市作用的發揮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方針和改革的重要內容，明確地提出“要以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為中心，帶動周圍農村，統一組織生產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為依托的各種規模和各種類型的經濟區”。之后在全國推行的“市管縣”行政體制進一步打破了以前的城市與農村相互封閉的狀態，開始形成以經濟發達的城市為中心，以廣大農村為基礎的城市與農村緊密結合、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新局面。城市與農村之間封閉狀態的被打破，為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奠定了基礎。

其次，改革開放以來輕工業的快速發展減弱了此前因重工業畸重的“資本排斥勞力”等現象所帶來的城市化阻力。改革開放以后，針對前30年重工業超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中國開始重點扶持輕工業的發展，在能源、原材料、投資、技術改造、外匯、運輸等方面實行“六個優先”的政策。從1978～1986年，用于輕工業的投資平均每年增長34%，大大高于同期重工業投資年均17%的增速。輕工業的迅速發展，逐漸改變了輕工業嚴重落后于重工業的局面。輕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42.74∶57.26逐漸平衡到1990年的49.40∶50.60。[16]相比較而言，新發展起來的輕工業以勞動密集型居多，從而使城市吸納人口的能力進一步增強。

第三，改革開放以后第三產業獲得較大的發展。1978年以來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可分兩個主要階段，1992年以前屬于“補償性”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歷史欠賬過多，1984年開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迫切需要解決長期“先生產、后生活”所遺留下來的城市住房、交通、通訊及其他服務業嚴重不足的問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吸引了大量的農民進入城市，而城市中龐大的流動人口又進一步促進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使第三產業的“補償性增長”成為20世紀80年代拉動城市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第三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21.4%提高到1989年的32%。[17]1992年以后，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開始進入“跨越式”發展的新階段。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展開，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大流通、大市場、大外貿、大金融推動了城市中商業、服務業、金融業、交通通信業、科教文衛事業、旅游業、房地產業、市政公用業、信息咨詢業及其他的各種第三產業都迅速發展。據統計，全國城市（地區）經濟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1991年為28%，1994年增加到34%，平均每年增加2個百分點。[18]第三產業的大發展，推動了城市由單一的生產中心向多功能綜合中心轉變，城市現代化程度不斷提高。同時，第三產業的大發展又使城市吸納人口和推動城市化的能力不斷增強。

這樣一來，接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小城鎮推動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接力棒，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鄉鎮企業資本與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水平迅速提高，在鄉鎮企業與小城鎮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量有所下降的同時，大中城市重新成為推動我國城市化的主力。大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強大吸引力使1992年以后中國大地上開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全國各大城市，尤其是東南沿海的廣州、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出現了數以百萬計的民工隊伍。同時，在全國則形成了多達0.8億～1億人的以城市為目的地的流動大軍。中國人口遷移和流動速度的加快及其規模的日趨擴大，使中國非制度性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基于農村工業化與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基礎上的小城鎮現代化發展與大中城市現代化的全面推進大大推動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城市化進程，據統計，到1996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7%迅速上升到30%左右，而另據專家估計，實際城市化水平則已達到35%～38%。[19]中國的城市化已經進入了加速階段。經過近代以來一個多世紀的曲折反復之后，中國的城市現代化與城市化終于開始走上了良性循環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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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國經濟年鑒(1981)》，中國財經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頁。

[10]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