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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以往的城市流動人口研究中，人們習慣于把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視為經典，本文則對差序格局理論在城市研究中的適用性進行了反思。筆者在“鄉村版”差序格局的基礎上，提出了“城市版”差序格局這個分析框架。筆者還采用網絡關系分析理論和方法，對北京和深圳遷移者的就業情況進行了調查，豐富了差序格局理論。

「關鍵詞」差序格局/遷移/就業

引言：問題的提出與調查資料

上世紀80-90年代，外出打工的農民發展為“民工潮”，外出打工被看成是無序的、盲目的人口流動。現在，外出就業已成為一種重要的經濟和社會活動。

在各種遷移就業或創業現象中，人們一般以為遷移就業是純粹的個人行為，每個遷移者都是獨立行動的，總體上是分散的、凌亂的。筆者則認為，可能有某種內在的規則在驅動著這些遷移就業的人潮，這是值得人類學者探究的。

本文建立在這樣一些研究設問之上：遷移到城市的流動人口在其就業過程中，是如何利用和開發自己的社會網絡關系的？而這些社會資本又是如何影響其自身的適應方式的？從學理上看，費孝通經典的差序格局理論是否可以完全說明遷移者在城市就業中運用社會網絡關系這種社會資本的情形呢？

本文的調查資料來源于2001-2002年在北京市和深圳市采用問卷和訪談兩種方法對200多位遷移就業者的調查。這項調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2001-2002年資助的一個重點課題，題為“城市適應模式——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社會和經濟適應”。該課題組由筆者主持，成員包括色音、劉小珉、彭雪芳等3位。2002年6月，經過兩年的努力，課題順利結項，最終成果是張繼焦等撰寫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適應”問題調研報告》。（注：在此，筆者對課題組各位成員的積極努力，金燁、解立紅、寶山、南快、陳延超、周毛草、蘇發祥、朱向春等人所做的調查以及各位受訪者的合作，一并致以感謝。）

一、差序格局理論及城市流動人口相關研究成果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人傳統的社會網絡是以血緣、親緣和地緣為紐帶，處于社會關系之中的人就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產生的一圈一圈的波紋；在這樣的網絡中，每個人都是一個中心，他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仿佛擴散開來的一個個圈子，體現出社會關系的親疏程度。這就是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論。（注：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重印版，第24-30頁。）

在差序格局理論的影響下，以往對城市外來人口的研究一般也是從血緣、地緣和業緣等同質性因素或角色、地位和身份等層級關系著手，來調查和分析城市外來人口的社會網絡、自我認同和群體關系等問題。比如，王春光和項飚根據在北京“浙江村”的調查經驗認為，在特定區域居住的外來群體不僅能夠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等為紐帶形成相互的社會認同和關系網絡，而且能夠形成具有自治性質的社區生活。（注：參見王春光：《社會流動與社會重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2頁；項飚：《社區何為：對北京流動人口聚居地的研究》，《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6期。）還有的學者也認為，像“浙江村”這樣的城市中的“村落”，是人口流動中一種社會組織和整合機制的創新，體現了通過城鄉互動而實現的自治社區的特點。（注：參見周毅：《中國人口流動的現狀與對策》，《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3期。）這類研究明顯帶有結構分析的特征，側重于從社會結構中的層級關系出發，通過地位、身份和角色等概念確定研究對象在結構中的位置，并以此來界定和分析他們在特定社會安排中的關系和相互作用。

上述研究以差序格局理論為基礎，從社會結構、社會分層、資源配置和組織機制等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預設出發，把握農村外來人口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以及在社會互動和建構中的作用，對學術界在經驗研究和理論探索上做出了有益的貢獻，對政府管理也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決策建議和評估標準。

二、對差序格局理論在城市研究中的適用性的反思

毫無疑問，差序格局的說法對描述城市中的遷移就業者以初級關系（注：在人類學和社會學中，“初級關系”指的是人們的血緣關系或親緣關系等。）為基礎建立的社會網絡，是貼切的。然而，在經濟和社會處于轉型期的城市環境中，如果生硬地照搬差序格局理論，則有可能使我們的研究變得簡單化。從層級關系（如角色認同、社會分層等）入手進行研究，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城市遷移就業者在社會結構和市場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卻有可能忽視其中的許多規則和因素。其理由有四：第一，遷移城市的就業者作為“新來者”，在面對“陌生”而又“新奇”的城市世界時，既會有一種“文化震撼”（culturalshock），又會感到焦慮不安。對來自農村或小地方的新移民來說，都市是一個未知的、捉摸不定的世界。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等為基礎的紐帶關系，是外來者最可靠的社會基礎，也為他們在城市中實現基本的生存提供了條件。但是，他們不可能只生活在熟人圈里，他們還需要按城市的規則建立新的就業、投資和經營等關系，以及建立朋友、婚姻、交換等關系。

第二，進入城市環境中的就業者所面臨的，不再是單一的、均質的和穩定的農村社會關系，而是復雜的、異質的和多變的社會關系網絡。2001年本課題組在北京的調查中發現，有些少數民族遷移者從家鄉來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之后，社會經濟交往方面的側重點與在家鄉時相比，已經有了一定的變化。例如：在社會交往方面，蒙古族在家鄉時，最看重的是交情，而來京后發現城里人在交往上最看重的是“上下級關系”，于是就把自己以前最看重的“交情”移到第二位；藏族和傣族在家鄉時，最看重的是“親戚關系”，他們發覺城里人在交往上最看重的是“交情”，于是就感到需要調整自己的交友觀念。進入城市的遷移就業者原來的那些社會聯系大都留在遙遠的故鄉，他們原來所遵循的價值觀和倫理規范也變得愈來愈不合實際。為了在城市里生存和發展，他們必須和“陌生人”打交道，必須不斷建立新的社會聯系和關系網絡。

第三，到城市中就業的少數民族必須主動參與跨民族的交往活動。在以漢族為主體的城市中，以行政體系、商業聯系和個人關系等為紐帶，形成了漢族與不同民族的人際關系網絡。這些網絡是一種無形的資源，可以從中獲取信息、資金和機遇。那些進入城市中謀求發展的少數民族，必然設法與這些網絡發生聯系。一個人無論來自什么地方，屬于什么民族，想要與這個關系網結合，就必須接受某些規矩，比如政治上的行為方式、經濟上的契約觀念以及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上的通用語。在這些規矩中，有些是與本民族原有習慣不同的，這就需要改變自己的一些習慣；更多的則屬于新生事物，需要不斷學習。

第四，社會結構具有相當大的空間和變動彈性。（注：參見李培林：《中國社會結構對資源配置方式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張繼焦：《市場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頁。）進入城市的就業者一方面在適應轉型中的城市社會結構，另一方面也在社會結構中具有較大空間和變動彈性的地方，建構新的關系網絡結構。這種關系網絡具有開放性和功利性，它會形成一種潛在的力量，不僅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而且會從深層次上影響資源配置方式、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

三、差序格局的“鄉村版”與“城市版”

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主要是關于中國傳統農村社會關系的，因此可稱之為“鄉村版”的差序格局。筆者則希望借助網絡分析方法，發展出一個關于城市社會關系的差序格局分析框架，或可稱之為“城市版”的差序格局。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美國學者格蘭諾維特（MarkGranovetter）基于“勞動力市場鑲嵌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觀點，創造性地把人們之間的關系劃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這種劃分是基于人們之間互動的頻率、感情強度、親密程度和互惠交換等四個方面的尺度。他把朋友關系看做強關系，把一般的相識看做弱關系。強關系存在于本群體內部，而弱關系則存在于不同群體之間。他認為，從信息傳遞角度分析，在美國白領的求職過程中，弱關系的作用比強關系更大一些。（注：參見MarkGranovetter，"TheStrengthofWeakTies，"in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78：1360-1380，1973；MarkGranovetter，GettingaJab：AStudyofContactsandCareers.UniversltyofChicagoPress，1974.）邊燕杰沿著格蘭諾維特的思路對華人中的社會關系在個人尋找工作過程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他指出：在華人社會里，強關系比弱關系更為重要。其研究結論來自1994年對市場經濟體制下新加坡人求職狀況的調查和1988年對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天津市居民求職狀況的問卷調查。（注：參見BianYanjie，"BridgingStrongTiesBack：IndirectTies，NetworkBridge，andJobSearchinChina，"i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62，No.3，June1997；BianYanjieandSoonAng，"GuanxiNetworksandJobMobilityinChinaandSingapore，"inSocialForces，No.75，1997.）在格蘭諾維特關于強關系與弱關系研究的“美國版”基礎上，邊燕杰提出了有創建的“華人版”。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是對費孝通差序格局理論的補充和發展，兩者的出發點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一種分析形式，即通過對個人網絡的分析，對其社會網絡和規則進行解讀。不同的是，基于結構—功能分析發展出來的“鄉村版”差序格局，適用于研究靜態的、穩定的農村社會中特定群體內的關系，而不完全適用于研究復雜的、動態的城市網絡關系。但是，依然有不少城市研究者，由于誤讀了差序格局而在城市流動人口研究中過于刻板。“城市版”的差序格局理論是在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基礎上，采用“網絡分析”的方法，針對復雜的城市網絡關系進行研究，探究中國城市社會中不斷變化的社會關系，其解釋力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有效性。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還借鑒了“社會資本”理論。最早提出社會資本（socialcapitm）概念的是法國人類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曾提出三種資本形式，即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注：參見PierreBourdieu，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TranslatedbyRichardNice，RoultedgePress，1994.）科爾曼（JamesS.Coleman）進而對社會資本理論做了重要的分析。他認為：社會資本是生產性因素，是藏于社會結構中的、基于信任的關系資源，它可以構成兩個人之間的關系。（注：參見［美］科爾曼著、鄧方譯：《社會理論的基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54頁。）在格蘭諾維特和科爾曼的研究基礎上，波提斯（AlejandroPortes）對國際移民現象做了研究，他指出，社會資本是個人依賴網絡或在更大的社會結構中互相調配稀缺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不依賴于個人，而是依賴于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波提斯將社會資本區分“關系嵌入”和“結構嵌入”兩種：“關系嵌入”是基于互惠預期而發生的二元關系，“結構嵌入”則是指更大社會結構中的互動關系。（注：參見AlejandroPortes，"EconomicSociologyandthesociologyofImmigration：AConceptualOverview，"inAlejandroPortes，ed.，TheEconomicSociologyofImmigration：EssaysonNetworks，EthnicityandEnterpreneurship，pp.12-15.NewYork：RussellSageFoundation，1995.）波提斯的社會資本論不僅可作為分析二元關系的微觀解釋模型，而且還可對更大的社會結構進行宏觀分析。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還借鑒了“結構洞”（structureholes）理論，這一理論是羅納德·伯特（RonaldBurt）結合奧地利學派和格蘭諾維特的網絡分析而提出的。“結構洞”是指兩個團體之間因缺少聯系而在關系網絡結構上形成一個空缺。“結構洞”理論延伸了格蘭諾維特的“弱關系”理論，指出了“弱關系”在社會資本與商業機會中所能創造的價值。一個人如果要取得比別人更多的商業機會和利益，就必須掌握比別人更廣的、更有價值的網絡關系。（注：參見RonaldBurt，StructuralHoles：TheSocialStructureofCompetition，pp.13-34，45-49.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羅納德·伯特所說的“結構洞”，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謂的“獲得性”或“生成性”社會關系資本。這正是“鄉村版”差序格局理論沒有強調，而在復雜的城市關系網絡中又相當重要的一環。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還增加了時間與空間因素。在格蘭諾維特和邊燕杰關于城市求職中強關系和弱關系的分析基礎上，筆者認為，人們之間的關系是發展的和變化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對關系的區分不應該只建立在一個時段上，至少應建立在過去和現在兩個時段上。研究關系的動態變化，不能簡單地采用二分法，僅僅區別出強關系和弱關系，也不能認為人們所使用的關系僅僅是某種強關系或弱關系。關系本身存在各種組合，在很多情況下，人們使用的關系也是組合性的，否則，遷入城市的就業者就無法獲得更大的發展。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還增加了現有的與生成的因素。在很多關于城市流動人口的研究中，分析家只注意到人們尋找關系的順序是從家庭關系、親戚關系到朋友關系，即從強關系到弱關系的逐漸擴展。但是，這種在社會相對封閉和關系相對簡單的農村地區行得通的邏輯，在城市環境里就可能受到挑戰。在城市中，人們交往頻繁，社會關系更加復雜和開放，社會關系的資源也更加豐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尋找關系時，并不完全遵循原有差序格局的順序；另一方面，人們還需要建立新的社會關系網絡。換言之，如果只用差序格局理論去解讀城市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就只能看到其中的部分內容，而不能將全部解讀清楚。

總之，“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與“鄉村版”的差序格局相比，在以下幾方面有所發展：——“鄉村版”的差序格局通常只注意傳統社會中固定不變的關系，而“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不但注意到“現成的”網絡關系，而且還注意到“開發出來”的社會關系；——“城市版”的差序格局借用了“社會資本”理論，將關系網絡視為一種社會資本，而不是去單純描寫一種社會關系狀態；——“城市版”的差序格局借鑒了“結構洞”理論，指出關系中存在著相對稀缺的信息和控制空間，對此進行控制，可以獲得自身的利益；——“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考慮到了時間與空間的因素，即城市和鄉村的社會關系是不同的，而且社會關系的強弱程度也是隨時間變化的。

四、“城市版”差序格局在城市就業研究中的應用

基于“城市版”差序格局的分析模型，筆者試圖根據自己的調查資料和其他研究者的相關成果，對這樣一些問題進行探究：社會關系網絡作為就業過程中的一種社會資本是如何發揮其作用的？各種不同的關系網絡在作用程度上有些什么差異？

筆者將城市就業中所涉及的關系類型大致分為四種：一是家庭關系，二是以家族為中心的親緣關系，三是基于感情基礎或交往基礎的地緣關系或業緣關系，四是新建立的業緣和朋友關系。關于這四種類型及其各自的網絡強度，可參見下表：

不難看出，上述社會關系網絡的分類是以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為基礎的。這種關系網以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家庭為內核，先向外延伸到本家族的各種親緣關系（如姻親、遠親等），再延伸到聚族而居的地緣關系（如同村、同鄉等），進而擴展到同學、朋友、戰友、同鄉和同事等關系。其基本規則是，“依賴人們之間互相幫助、互相信任、互相拖欠未了的人情”。（注：楊健吾：《成都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狀況及其主要問題》（內部資料），2000年。根據楊健吾的調查，在四川的城市里，外出的彝族仍然帶有強烈的家支和地域觀念。在彝族內部，同一家支的人在經濟活動中互相支持、互惠互利，兩個家支的成員之間發生矛盾時，各自都盡力保護自己家支的成員。）

關于類型A（家庭關系）與類型B（家族親緣關系）等強關系網絡在流動人口的城市就業中所發揮的作用，前人的研究已形成大量優秀的成果，筆者主要是想著眼于這些網絡資源的效用，深入分析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類型C（地緣和業緣關系）和類型D（新的業緣和朋友關系）等弱關系網絡如何在流動人口的城市就業中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其二是各種不同類型的強弱關系如何組合起來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這是當前流動人口的城市就業和城市適應研究中需要深化的部分，也是具有學術挑戰性的新課題。

（一）以家庭為中心的親緣關系：最基礎的關系網和社會資本

為了敘述和閱讀上的方便，筆者將類型A（家庭關系）和類型B（家族親緣關系）兩種強關系網絡在流動人口的城市就業中所發揮的作用，放在一起討論，這是因為類型A和類型B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

先從用人方面來看。

2001年，筆者負責的課題組曾在北京對藏族、蒙古族、傣族、朝鮮族所經營的餐廳、理發店、美容店等家庭式小企業進行訪談調查。調查發現，業主所雇用的員工以自己的家人（如妻子、子女和年輕的家族親屬成員）為主。比較典型的例子為朝陽區新源里和麥子店一帶的39個樣本以及海淀區魏公村一帶的29個樣本和五道口一帶的19個樣本。這些例子一方面說明有些外來人口在城市中依托家庭關系和家族親緣關系獲得就業機會的事實，另一方面也說明創業與經營者如何以家庭關系和家族親緣關系為社會資本雇用員工的情況。

在這些家庭式小企業里，員工大多從兩三人到七八人不等，只有個別的超過10人。在通常情況下，丈夫是業主，妻子管財務，其子女和一些年輕的家族親屬打下手。在這類企業中，丈夫或妻子享有絕對的權威，丈夫與妻子之間的家庭關系在其中居于主導地位，家族親緣關系和工作關系相對于家庭關系來說處于從屬的地位。家族成員的生活、起居、收入分配和消費等都由戶主來安排。無疑，家庭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也是人們最基本的社會資本。以家庭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家族親緣關系，也是一種基本的強關系社會資本。在此之前，筆者曾于1996年在海南對從農村到縣城的創業者，在貴州省黔東南地區對苗族和侗族外出打工者進行調查；1997年又在天津市對朝鮮族流動就業者進行調查。這些調查以及筆者負責的課題組在2001年的調查都表明，以某個核心家庭關系為主的家族親緣關系是城市中外來創業與經營者和大部分就業者的最基礎的社會關系網和最基本的社會資本。

由此可見，家庭關系和家族親緣關系作為基本的關系網和社會資本，其利用主體并不是就業者，而是那些創業者和經營者。類型A（家庭關系）是家庭式企業創業與經營最基本的關系網和社會資本，而類型B（家族親緣關系）則是家庭式企業在招募和使用雇員時所利用的主要關系網和社會資本。在家庭式企業中，無論是類型A還是類型B，其社會資本發揮作用的基本規則都是家庭倫理。

再從就業方面來看。

本課題組2001年在北京對207名外來就業的少數民族同胞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從得到當時工作的途徑來看，依靠親戚介紹的占35%，比依靠朋友介紹的（占25%）多出10個百分點。（注：參見張繼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適應”問題調研報告》（內部資料），2002年，第49-52頁。）可見，利用自己的親屬關系（或稱“強關系”）獲得工作是最主要的途徑。

對來自邊疆地區，不熟悉城市的少數民族來說，進城是一件大事。如果在城市中沒有任何親友，他們不可能貿然前往。除非有親友相助，能夠提供工作、住宿、飲食和工資等條件，他們才可能離開自己熟悉的家鄉，來到陌生的城市。（注：筆者在北京與一位公司的副總交談時，她曾做過這樣的分析：“為什么有些外來打工者寧可拿較低的工資，也愿在一些提供吃、住的公司（如餐飲店、賓館等）工作呢？因為解決了吃、住的問題，得到了基本的保障，才可以安心工作。”）

根據課題組2001年在北京的調查，各民族外出流動就業者獲得當時工作的主要途徑如下：在87位朝鮮族受訪者中，通過“親戚介紹”獲得當時工作的有32人，所占比例為37%，在各種就業途徑中排第一位；在16位藏族受訪者中，相應的人數為8人，所占比例為50%，排第一位；在15位傣族受訪者中，相應的人數為11人，所占比例為73%，排第一位；在77位蒙古族受訪者中，相應的人數為15人，所占比例為19%，排第二位。（注：參見張繼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適應”問題調研報告》（內部資料），2002年，第49-52頁。）訪談調查顯示，這些到北京就業的少數民族同胞，有不少人就在自己親戚開辦的企業中工作。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一位在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工作的維吾爾族同胞通過自己的哥哥介紹，利用業余時間到外地幫遠在新疆的親友進貨，做一些兼職工作。

在類似的研究（如王奮宇、李路路等對北京、無錫和珠海三城市流動就業者的問卷調查）中，有約50%的就業者是依靠所在城市的親戚找到工作的。（注：參見王奮宇、李路路等：《中國城市勞動力流動：從業模式、職業生涯、新移民》，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頁。）

（二）地緣和業緣關系：常用的關系網和社會資本

并非所有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就業都以親緣關系作為最基礎的社會關系網和最常用的社會資本。很多流動人口還利用家庭之外的社會關系獲得就業機會。

顯然，只是在家庭和親屬關系中間打轉，能夠獲得的社會和經濟資源畢竟是有限的。為了謀求生存和發展，人們必然要突破家庭及親緣關系的局限，建立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以獲得擴展的社會資本。除了以家庭為中心的親緣關系可以提供就業信息和就業機會之外，常用的主要關系網和社會資本便是地緣和業緣等家庭之外的關系（如同學、同鄉、戰友等）。

根據本課題組對207名少數民族外出就業者的調查，各民族外出就業者依靠朋友關系獲得當時工作的人數及其比例是：在77位蒙古族受訪者中，有15人，占19%，在各種就業途徑中并列排在第二位；在87位朝鮮族受訪者中，有29人，占33%，排第二位；在16位藏族受訪者中，有6人，占38%，排第二位。總的來看，依靠非親緣關系（如同學、同鄉、朋友、戰友等）介紹而得到當時工作的約占25%，排在第二位。（注：參見張繼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適應”問題調研報告》（內部資料），2002年，第49-52頁。）

此外，國家農業部農研中心對安徽、四川兩省四縣300個家庭的訪談調查表明，約有23%的勞動力在首次外出就業時，是依靠地緣關系獲取就業信息。（注：參見杜鷹：《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外出地與輸出地》，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國際研討會論文，1996年，第39頁。）

筆者在2001年的調查中，曾問及被訪者“在城市中就業時希望得到誰的幫助和支持”。結果是，最看好“朋友”的占25%，位列第一；看好“親戚”的占13%，看好“家人”的占12%，分別列于第四和第五位。（注：參見張繼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適應”問題調研報告》（內部資料），2002年，第35頁。）這并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得到親屬的幫助，而是由于自己的家人和親戚大多依然在家鄉，靠不上。

劉小珉2001年在內蒙古做調查時發現，阻礙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門路”，即在城里沒有靠得上的親戚、朋友。而人們之所以不敢輕易出來闖蕩，是因為曾有不少人外出后找不到活干。（注：參見張繼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適應”問題調研報告》（內部資料），2002年，第50-51頁。）對于大多數城市流動人口來說，依靠親友找工作應該是風險最低的就業途徑。

城市流動就業者，主要是利用以家庭為中心的親緣關系以及地緣和業緣關系等“先賦性”或現存的社會和文化因素。這是由于他們到城市的時間還不長，大多數人還屬于第一代遷移者。但也有少部分人正在利用新的業緣關系和朋友關系等“獲得性”或“生成的”因素（如教育、努力、機會、選擇等），這也是不容忽視的現象。

（三）新的業緣和朋友關系：弱關系網及其社會資本

對于初次外出就業的人來說，他們主要依靠的是親戚、朋友等社會關系的幫助。但是，對于已經實現外出就業的人來說，他們要謀求發展，就必須擴大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對此，他們有以下幾方面的考慮：1.出門在外，真正可依靠的是自己所在單位的同事，尤其是領導或企業老板。2001年，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的一位員工（女，壯族）在訪談中說：“我比較要好的朋友還是挺多的，我們經常來往。他們有的是在華僑城里工作，有的是在酒樓里做服務員。我跟深圳當地人沒有來往，因為我們白天在這里上班，晚上要表演，沒有機會認識深圳當地的人。”又比如，深圳某臺資運動器材廠一位員工（男，苗族）表示：“來深圳這么久，我跟深圳人還沒有接觸過，我們都是跟上下級、同事接觸。”（注：參見張繼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適應”問題調研報告》（內部資料），2002年，第139、148頁。）2001年筆者在北京所做的調查也顯示，外來就業者的年齡多是從十五六歲到30多歲，對他們來說，父母幾乎是靠不上的。他們有的沒有結婚，單身在外，有的夫妻一同來，共同生活。受訪者在回答“在城市中就業時希望得到誰的幫助和支持”時，有22%的人選擇“單位領導”或“企業老板”。又如，1996年筆者從貴州省黔東南地區外出打工者中了解到，那些在廣東、上海、浙江和福建等省（市）就業的苗族和侗族，他們主要是在當地老板開辦的工廠里工作，他們也是利用自己家庭之外的社會關系獲得就業機會的。對他們來說，所在單位的領導或企業老板既是自己要建立的新的業緣關系，也是自己要積累的新的社會資本。

2.“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建立更廣泛的社會關系網。一位藏族同胞在談及自己的交友方式時說：“我有很多藏族朋友，有甘肅的，也有青海和西藏的，我們來往很密切。我經常和朋友們通過電話聯系，我們還時常在一起聚一聚，有時也一起外出游玩，但機會很少，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業，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不過，過藏歷新年的時候我要和我的朋友們（多數是藏族，也有漢族）聚在一起慶賀一下。”（注：參見張繼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適應”問題調研報告》（內部資料），2002年，第153-154頁。）

在北京舉辦的少數民族節日活動（如蒙古族的“那達慕”大會、彝族的“火把節”）中，總是有不少年輕人積極主動地交結新的朋友，以擴大自己的交往面，積累更豐富的社會資本，爭取更多的發展機會。通過結交異性朋友，進而建立家庭，也是遷移就業者在城市里尋求生存和發展的策略之一。據筆者的調查，生活在北京的少數民族在考慮終身大事時，多傾向于從城里的同族或老鄉中尋找對象。

可見，遷移就業者正在努力填補網絡關系上的“結構洞”，并著意利用新的業緣和朋友關系等“獲得性”或“生成的”社會關系資本。

根據吉登斯（A.Giddens）的社會系統理論，如果把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看做具有結構性特征的社會系統，就比較容易理解人們何以會組合運用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具有結構性特征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兼具使動性和制約性。（注：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譯：《社會的構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80-281頁。）它的使動性促使人們不斷地利用和挖掘各種關系資源，并將其作為社會資本來配置經濟資源；它的制約性則使人們不得不有的放矢地運用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邊燕杰在他的研究中曾談及人們在城市求職過程中組合運用各種關系的一些情況。他指出，求職者經常使用間接關系力圖接觸到更高層次的人事干部，以便找到好的工作。（注：參見BianYanjie，"BridgingStrongTiesBackin：IndirectTies，NetworkBridge，andJobSearchinChina，"i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62，No.3，June1997.）

在現實生活中，只使用一種社會關系往往是不夠的，有時需要將各種關系網絡資源連接起來，即形成某種以個人為中心的關系鏈條，其中既包括強關系，也包括弱關系。完全由強關系組成的關系鏈比較少，一般都會有一些弱關系起到連接的作用。

3.擺脫自己的小圈子。自己固有的社會關系網既有正面的作用，也可能有負面的作用。有一位從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來北京開餐館的女老板在接受筆者訪談時表示，她現在有些不喜歡自己的蒙古族朋友們了，不太愿意與他們長期交往。她說：“餐館剛開張時，蒙古族朋友們對我的幫助很大，他們一批又一批地來賞光，還幫我拉來一些客人。這是好的一面。但時間一長，問題就出來了。蒙古族有個習慣，喜歡聚在一起喝酒。如果有兩個人開了一桌，這個桌上的人就會越聚越多。這本來也是好事——客人多，吃得多，喝得多，花錢就多。但是，經常有這樣的情況：大家喝多了，最后不知道由誰來付錢。我就經常吃這種虧。”（注：資料來源：筆者2002年的訪談調查資料。）

波提斯在1996年就指出，固有的社會資本至少有兩個副作用：一是可能使其他人搭便車，二是可能限制個人的創造性。（注：參見AlejandroPortesandPatriciaLandolt，"TheDownsideofSocialCapital，"inTheAmericanPerspective，vol.26，May-June1996.）為此，人們會盡量避免社會資本的負面性，比如說，以某一種社會資本的積極面替代另一種社會資本的消極面。人們甚至會預備多種可供選擇的社會關系，以防出現不利的情況。社會關系及社會資本具有使動性和制約性的雙重特征，這就意味著社會關系如同資本一樣，既有可利用的價值，也有需要規避的風險。

盡管很多人第一次到城市時，都是通過親友來介紹工作的，但其中不少人正在形成獨立謀生的能力。本課題組2001年在北京的調查顯示，有25%以上的受訪者不是通過自己的任何關系，而是以應聘的方式找到當時的工作。個別人還通過職業介紹所找到工作。在訪談中，有兩位朝鮮族受訪者表示：“喜歡一個人獨自在外地。”一位受訪者在回答“希望得到誰的幫助”時，肯定地說：“靠自己！”還有一位受訪者表示：“這些年幾乎沒有得到朋友的什么幫助，全憑自己一個人闖蕩。”

4.在變動的關系中求生存和發展。社會關系及社會資本是組合性的。很多受訪的外來就業者都意識到，關系是變動的，必須在變動的經濟和變動的關系中不斷地編織自己的關系網，才能立足和發展。人們的關系可以從無到有，也可以從有到無；可以從強到弱，也可以從弱到強。為了某種利益，好朋友可以變成仇人，新結交的同事則可能成為合作伙伴。原有的社會關系或者太狹小，或者不夠用，必須不斷地建立、調整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

關于遷移者在城市中對關系網絡不斷開發和利用的闡述，正是“城市版”差序格局較之“鄉村版”差序格局有所發展之處。“城市版”差序格局不但說明了關系網絡的存在和作用，而且注意到關系網絡的“可開發性”和“可利用性”。由于社會資本實際上是一種蘊含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調動這種資源的能力，遷移就業者進入城市之后，就必須突破原始的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的限制，不斷擴大自己的社會網絡，重新構建起新型的社會資本。只有做到這一點的人，才有可能獲得更高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這一點在彭慶恩以及王奮宇、趙延東等人的相關研究中也得到了證實。（注：參見彭慶恩：《關系資本與地位獲得》，《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4期；王奮宇、趙延東：《流動民工的經濟地位獲得及決定因素》，李培林主編：《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48頁。）

五、簡短的結語

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遷移就業并不完全是個人行為，它離不開已有的文化背景和社會關系，也離不開所處的城市經濟社會環境。這些遷移就業者會運用其社會關系而逐漸地適應城市的經濟社會生活。

本文對費孝通經典的差序格局理論在城市研究中的適用性進行了反思。筆者主張采用網絡關系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在“鄉村版”差序格局的基礎上建立“城市版”的差序格局這個更為綜合的分析框架。筆者還認為，關系網絡是城市就業中的社會資本，關系網絡不是單一的和固定不變的，而是組合性的和可開發的，處于不同遷移就業階段的人們所運用的社會關系網絡也往往是不一樣的。了解了社會網絡的結構和功能，就能對表面上雜亂無章的遷移就業現象有一個清楚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