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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民俗的生態本源

人類的社會屬性是在人類生理進化中不斷形成的，文化的產生是人類在生理進化中的巨大突破?？梢哉f，生物學進化賦予了人類生命，文化演進人類賦予以靈魂。正是由于人類具有文化演進的能力，人類從動物中脫穎而出，并比其他動物更快的進步。生物進化與文化演進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互相吸引，互相影響。長久以來，文化演進一直幫助著人類群體去適應復雜多變的環境，幫助著人類遺傳進化的完成。[1]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眾創造了千姿百態的民俗。對于不同社會的人類種群在生產、生活習俗方面表現出的種種差異，早期的人類學研究主要將其歸結于文化與社會方面的原因。這一理論局限導致早期的民俗學研究幾乎放棄了生態性也是人的根本屬性的觀點，忽視了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人類與自然以及其他物種之間的聯系，使“人類中心”的觀點無限膨脹。然而，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和考察這些傳承的民俗背后的背景與環境，不難發現，最初的人類是憑借著生態直覺和生態經驗來構建自己的民俗的。生態環境既是具體的民俗文化發生的本原，又是其發展的依托，更是其具體的加工對象。

從生態科學的角度來看，“生態空間區位”與“生態自然周期”是人類民俗創建的生態性本源。“生態空間區位”是指人類群體棲息地所處的自然與地理位置。在人類創造出的各種文化因素中，生產方式或生活習俗的地域差異是其中最為明顯的，而“生態自然周期”是指人類社會對自然周期變化的直接感應?！吧鷳B空間區位”限制著山村民俗的生成與發展，同時又為山村民俗的衍化提供物質條件和基礎——“生態自然周期”在一定程度上規定著民俗的性質與樣式，并支配著山村民俗的精神衍化。[2]以江浙某典型山村為例，人口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在山腰而非平原，原因是其地理位置處于中亞熱帶北緣，平原上過濕過熱，排水不暢，農民需要投入巨大的力量改造環境來發展農業。相反，山腰位置氣溫適中，排水通暢，又高出大量蚊蟲的分布上限，因此成為山村族群的主要居住地區。此外，當地的水資源因素與土壤結構因素也影響著當地人口分布與生活情況，正是江南穩定而豐富的水資源與偏酸性的紅壤造就了江浙山村特有的農業經濟。此外，由于農業生產和歲時更迭、氣候變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作為以種植業為基本農業的江浙山村，當地村民很早就開始對天象、物侯、歲時、節令予以了特別的關注，形成了歲時節令的概念，并對其因地制宜地進行了符合地域生態實際的處理。尤其是在當地的稻作產區，何時耕田，何時浸種，何時插秧，何時耕耘，何時追肥和灌水，何時收獲等等，都根據節令進行了詳細的安排并流傳至今。由此可見，民俗并非完全是人類有目的、理智的創造，它的生物性基礎是人類生存的本能，并通過人類的經驗加以發展，最終達到符合人類自身利益的需求從而得以代代相傳。人類群體對于所處的生態環境的切身體會以及對生態環境的磨合適應，即是民俗生成的生態本源。

江浙山村經濟民俗的生態特點

民俗文化紛繁復雜，但并不雜亂無章，馬克思曾經說過，“物質決定意識?！痹诒姸嗟拿袼紫到y中，人們首先從所處的自然環境出發，創造出與生存和發展相適應的經濟民俗，并在此基礎之上逐漸形成了與之配套的社會民俗、信仰民俗等等。所以，經濟民俗可視為是所有民俗基礎的基礎。經濟民俗是指圍繞著物質生產而形成的風俗習慣，它由當地居民占主要地位的生計方式所決定。換言之，如果對一個地區的經濟民俗進行生態學審視，就能發現不同人類集群之間的民俗差異完全都是出于對不同生態環境的適應，某個地域的經濟民俗必然帶著當地自然環境的生態烙印。江浙山村的經濟民俗是以精耕農業為主的農耕經濟民俗，不同于刀耕火種的斯威頓耕作，精耕農業的突出特征是在耕作中引入了犁和動力耕作、水利灌溉與人工施肥。[3]但是精耕與其他經濟民俗一樣，仍然離不開生態環境的基礎。精耕農業的生態核心是土地，是通過對單位土地增加能量投入，來提高種植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的耕作方式。它的基本特點是憑借人類的能動性去有意識的改變生態環境，最大程度地提升土地福利。人類所改變的不僅僅是地表的生態系統，就連地下儲存的各種資源例如地下水資源等都被大幅度的利用起來。而這樣的改造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巨大的：人們制造大量的單一作物的田地；人們毀山開林；人們改變河道用以興修水利；人們為了適應作物需要施肥改變土質等等。表面上看，人們似乎通過科學技術征服了這片土地，但事實上，人們越改變他們周圍的生態環境，就越需要付出更多的能量與物質去維護這種短暫效益。一旦人們稍有疏忽，脆弱的生態平衡被打破，這些被改造過的土地上就會出現不可恢復的生態危機。

生態環境對江浙山村社會民俗的制約與影響

廣義的社會民俗范疇是寬泛的，所有帶有社會特征的民俗都可以視為社會民俗。但民俗學所稱的社會民俗是一個狹義的定義，指一定的社會集群在家族、家庭等社會組織單位中，與他人交往形成的風俗習慣，具體內容包括家族體制、姓氏宗族、人生禮儀等等。表面上看，社會民俗與生態系統的關系不大，不像生產、消費等經濟民俗所帶有的生態印記那么顯而易見。但如果從歷史唯物的角度來看，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并鑒別出此中內涵的生態特點，尤其是生態系統對社會民俗千絲萬縷的制約與影響。當人類從原始社會進入農耕社會之后，開始聚居，地域共同體成為社會組織的主要形式，而在地域共同體中，血緣關系、信仰習俗以及其他的社會聯系，是人們相互聚居的直接原因。[4]當然，村落的形成不僅僅有著復雜的社會因素與文化因素，同時還與生態環境因素有著緊密的聯系。影響村落發展與布局的生態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氣候、地形、水文、土壤等，如江浙山區村落多分布于山地與平原的過渡地帶，適于農耕，同時又靠近水源，形成了鱗次櫛比的村落布局。同時，在村落的取名上，對于生態環境的依賴也可見一斑，相當多的山區村落直接以附近的地理環境命名，例如楊溪村、東天目村、上溪村，等等。

如果通過種群因素對江浙一帶山區村落的構成進行劃分，則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由單一家族發展而形成的村落，或者有主要家族存在，附帶聯接其他親族組成的村落，此種村落為江浙山區村落的最主要組成形式；二是以雜性移民形成的聚居村落。雜居村落中的居民多沒有親屬關系，但是具有強烈的地域認同意識，可將其視為變相的“家族村落”。而這種深厚的領土意識和地域群體觀念是建立在深厚的地域生態基礎之上的，人們在密集的區域內勞作棲息，守望相助，高頻率小空間的社會接觸，讓同宗或者非同宗的人們產生了親密的情感和互相的認同，促成了村落之間的各種民俗的形成。而這些民俗又同時受制于當地的生態環境，并影響著當地的生態環境。以江浙某山區村落為例，其村落民俗中包含大量生態因素以及影響生態的內容：一是對本村內的自然資源與環境的監護與管理。村落約定俗成地對村落境內的山、水、田、礦等等享有所有權，并規定村內所有村民有享受這些自然資源的權利和保護這些自然資源的義務；二是對村落內部成員的生產與生活進行組織與協調。尤其是一些影響當地生態環境的經濟行為，例如開荒、抗旱、圍墾、開礦、采伐等等，由于這些活動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與物力來改變周邊的生態環境，所以需要通過村內規定來約束村民的組織與互助，合理分配義務與利益，保障集體行為的順利進行；三是管理村落的社會秩序。主要內容包括純粹的社區內管制與涉及生態環境的社區外管制。后者多為保護村落的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強調村落發展與村落居民之間的和諧穩定，這些社會民俗帶有明顯的生態意識，體現著當地居民樸素的和諧理念。

生態文明對山村民俗的價值重構

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已經到了迫切需要改變的邊緣，現代人所追求的享樂主義、實用主義、唯我主義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是造成當前生態災難的根本性原因。在當下豐富的物質生活的背后，潛伏的是人類自我毀滅的暗礁。許多卓有遠見的人已經意識到，人類已經站在命運的轉折點上。著名環境學者福特曾經說過，“如果我們要拯救地球，圍繞個人貪婪的經濟學和以此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必須要讓位于更廣泛的價值觀和一套立足于與地球上的生命協調一致的全新社會安排?！盵5]他認為，人類自身如果不對自身貪婪與自利的本質進行深刻反省，無法對未來做出正確的取舍，就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人類自身利益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就永遠無法走出當下的生態困境。

事實上，不僅人與人之間應當建立一種平等的倫理關系，人與自然之間也應該建立一種合理的倫理關系。可惜的是，人類在自身的行為習俗上卻越來越與這種理念背道而馳。就當代農業耕種的習俗來說，農業活動改變了動植物的自然分布，加速了土壤的侵蝕和森林、草原、河流的破壞，帶來了環境污染、資源耗竭、人口過多等諸多惡果，這些都是人類習俗與生態環境交互影響的結果。眾所周知，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是其最根本的特質屬性，它主要表現為：生態系統的各種組成單元能互相聯系和互相作用，使生態系統成為一個和諧的有機整體；生態系統層級結構的等級性、有機性和互動性共同組成了整個生態系統的時空有序性和空間整體性。整個生態系統是一個循環的系統，人類只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人類的生存與生態系統息息相關。[6]只有以符合人類可持續發展利益的生態觀來改造整個社會習俗，才能最終構建一個和諧的生態社會——一個真正建立在生態原則之上，可以調節人與自然關系的自由社會。

以生態學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山村民俗，尤以其中居民的生產民俗與生活民俗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最為巨大。倘若要對山村民俗進行價值重構，也應主要從這兩方面著手。在生產民俗方面，江南一帶的山村農業普遍存在著對自然資源的浪費性使用和自然資源的低效轉換，以及農業過度開發導致的生態失衡和人口超載的問題。而在生活民俗方面，又存在著過度消費的誤區，外部消費迅速擴張，過度炫耀和揮霍性的消費等問題。我們必須從兩方面著手：一邊應改變以往在生產活動中只追求單一性經濟指標最大化而無視生態系統整體性的狹隘觀念，將只注重從大自然中攝取資源的生產方式轉變到既注重經濟效益，又注重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可持續生產方式上來；一邊要擯棄傳統民俗中那些消極、反生態、反文明的生活方式，樹立適度消費的觀念，倡導高精神質量的生活態度，構建與生態相和諧的綠色生活民俗模式。

作者：李明華姜淵蔣培單位：浙江農林大學法政學院河海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