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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主要經歷了漁業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三個主要階段。相應地，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歷了“不平等—相對平等—不平等”三個歷程。在人類生活早期的原始社會，即漁業社會時期，人從大自然尋找食物，人與自然的關系表現為:自然強大人弱小，人畏懼自然，崇拜自然。各種祭祀儀式及早期的宗教均源于人對自然的極度膜拜。隨著人對自然認識的深化，新石器出現后，生產工具的革新推動人類進入農業社會時期，人類不再滿足于自然的恩賜，改造自然能力提高，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時期的思想家們也在不斷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如中國古人講的“天人合一”“不涸澤而漁”等等。道家的“無為”思想即倡導人不要過多改造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這一時期人與自然的關系基本平等。

隨著機器大工業生產的出現，人類進入近代工業社會，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空前強大，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強調“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也由原先的順從自然、尊重自然，轉變為征服自然，戰勝自然，把自然當作敵人，把自然資源當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庫。這種做法極大地違反了自然規律。人和自然之間由此陷入沖突狀態，這種不平等關系集中表現為人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其結果必然造成自然對人類的瘋狂報復，產生了森林銳減、陸地沙漠化擴大、水資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樣性銳減、有毒化學物質擴散、環境質量惡化、氣候異常等生態平衡失調現象，以及由此導致的風暴、海嘯、地震以及由于大氣臭氧層破壞引發的“溫室效應”和酸雨污染等自然災害。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長和對生態環境的忽視，造成有“地球之肺”之稱的濕地“半數已經消失”［。

在過去的40年里，中亞地區的咸海“只剩下三個含鹽量極高的水塘，容納的水僅僅是過去的十分之一”［1］165。我國的母親河———黃河幾度斷流，90%以上的河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球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和地區缺乏飲用水，有將近80%的人口受到水荒的威脅，甚至有專家預測，“水將成為未來戰爭的導火索”［2］。除了水資源之外，空氣污染、食品安全、核輻射、基因病變等成為現代人類不得不面對的生存威脅。由上可知，人類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特別是進入近代工業社會以后，由于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形成“人定勝天”的不平等觀念和局面，造成環境的惡化。人類歷史上輝煌的文明相繼枯萎，生態危機的陰云籠罩了全世界。對于這一切，恩格斯早在19世紀就曾警告人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3］，提出人類不要站在自然之上去統治和主宰自然，人和自然必須平等相處。反思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人與自然關系變化的歷程，以及工業生產帶來的生態危機，分析出現生態危機的原因，國內外學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汲取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等人與自然和平相處的思想精髓，再次確立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生態文明遂呼之欲出。

生態文明倡導人與自然的平等觀

長期以來人們只是片面地關注人與人的平等關系，如當代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認為，“所有的社會基本益品———自由與機會、收入與財富、自尊的基礎必須被平等地分配”［4］，只關注人的利益和權利，在人類中心主義之中自我陶醉。人類中心主義是作為一種價值尺度而被采用的，它是要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原點和道德評價的依據，且只有人類才是價值判斷的主體。其核心觀點主要有三:一是在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中，只有擁有意識的人類才是主體，自然是客體。價值評價的尺度必須掌握和始終掌握在人類手中，任何時候說到“價值”都是指“對于人的意義”。二是在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中，應當貫徹人是目的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的”這一命題的是康德，這被認為是人類中心主義在理論上完成的標志。三是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不能達到這一目的的活動，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總之，人類中心主義倡導一切都應當以人類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顯然，這種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片面注重人的利益而忽視了自然界的生態權利，不承認自然界具備權利主體的特性。然而，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提高，人類活動范圍的不斷拓展，生態危機的不斷出現，一種呼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平等觀脫穎而出。這種平等觀突破了原有的單純以人倫為對象的思考，轉而從生存理性的角度重新界定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基于生存理性的平等觀就是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在全社會范圍內啟發人們的道德理性，號召人類平等地對待自然和人自身，強調自然的發展和人的發展相互影響，相互依賴。因此它倡導人類一定要在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合理開發自然，把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建立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并以人與自然之間處于平等地位這一理念來規范人類的行為，使人類遵循正確的價值判斷，尋求人與自然的平等相處，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共同發展。

一般而言，“生態文明是指人類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過程中為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著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進步狀態。”［5］在內涵上，生態文明包括人類保護自然環境和生態安全的意識、法律、制度、政策，以及維護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技術、組織機構和實際行動。從概念上講，文明與野蠻相對，是人類脫離野蠻的重要標志，反映了人之為人的根本特征。所以人性是文明的核心理念。人性表現為道德性，即善的觀念或平等的理念，具體體現在人與人的平等觀和人與自然的平等觀。這兩大平等觀構成了人類文明的兩大基本向度。人類脫離野蠻走向文明，這意味著實現人與人的平等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因此，單單強調人與人關系的文明化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注重人與自然之間的文明化，即“內在地要求人以道德的方式對待自然物和自然環境，并成就萬物”［6］。這里，道德的方式即把自然當作平等者的方式。但是上文指出，長期以來人們只關注人與人關系的平等化，而忽視人與自然關系的平等化，由此導致了自然對人類的報復。生態文明的本質在于強調人與自然的平等觀。這種人與自然的平等觀，主張把人類與自然環境的共同發展放在首位，在維持自然再生產的基礎上考慮經濟再生產。人既有改造自然的權利和自由，同樣也有保護自然的義務和責任。人與自然都是宇宙生物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構成一個宇宙有機體。因此，人類的利益并非絕對的、唯一的，更不能單純地以人的利益為坐標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能否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泥潭，尊重自然權利和價值，成為衡量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的重要尺度，也是關系生態文明能否實現的關鍵所在。事實表明，只有人類以友好的方式對待自然，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平等關系，才有可能真正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文明化。因為如果不成就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不尊重自然規律，自然就會無情地報復人類，必然導致能源枯竭，環境惡化。一旦人類面臨資源嚴重匱乏的困境，為了自保，必定會撕下平等主義的面紗，盡一切所能爭奪資源，必然陷入自相殘殺的利維坦狀態。因而，只有人與自然平等相處，才能促進人與人的和諧發展。正如我國學者曹孟勤指出的那樣，“生態文明的根本向度是人向自然的生成，即人在守護自然中成為人。”［6］可見，生態文明旨在反對人與自然的分裂，倡導人在生態系統中確立與自然的平等地位，在生態系統中生成為人，最終獲得人與人的平等關系和人的自我解放。

基于平等觀的生態文明的實現

基于生態文明所倡導的平等觀，人類在其活動過程中必須堅持如下三個原則，方能真正達成人和自然之間的平等關系，實現真正的生態文明。

(一)平等友愛原則

人和其他生物一樣都屬于同一個生態系統，這是客觀事實。這就決定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主奴關系，而是同伴關系。因而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和健康發展，就成為我們每個人的共同目標。基于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發展，生態文明提倡人以平等友愛原則對待自然。人類只有把自然當做平等者對待，自然才能更好地回報人類，才能使人與自然真正的平等友愛不成為一句空話。這就要求我們在價值判斷上拓展新的思維方式，用人與自然相互平等的視角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人不僅生活在社會中，而且生活在自然中。從某種程度來說，自然環境對人更為重要，它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提供必需的生活生產資料。沒有人與自然的平等相處，就談不上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相處。因而人類不能僅僅關注自身的發展，更要關注整個自然界的發展，只有把自然看作具有與人一樣平等的地位，促進人與自然共同發展，才能最終實現人的發展。因此，生態危機就不僅僅是自然界的悲哀，更是包括人類在內的整個生態系統的悲哀。由此出發，人類所依據的價值尺度就必須打破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關系，以人與自然的平等地位為標準，促進人和自然的相互主體發展，逐步實現由原先單純以人類自身的利益為中心，以人為唯一主體的單一發展模式的價值理念，拓展到實現包括人在內的整個生態系統的全面發展的價值理念，充分保障人與自然之間平等友愛的生存發展權利。

(二)最大最小原則

當然，單純依靠平等互愛原則還不能夠完全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是，當人類利益和自然物之間發生沖突時該怎么辦?羅爾斯在闡述平等分配理論的差別原則(最大最小原則)時曾指出:“只有在這種期望的差別有利于那些處于較差處境的代表人時才是可辯護的。這種期望的不平等只有在減少它將使工人階層狀況甚至更壞的情況下才是可允許的。”［7］這就是說，權利和機會的不平等，只有在使最小受惠者的處境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才是被允許的。筆者認為，差別原則同樣也適用于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只是將羅爾斯所依據的基點———使最小受惠者獲利更換為對自然客體傷害最小。一旦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與自然客體發生沖突，就需要采取差別原則，即在最大程度地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同時，要考慮到對自然客體的最小傷害原則。比如:人類從土地獲取糧食，過多化肥的使用短期內達到了糧食增產的目的，但使土壤酸化，不僅影響土地品質，而且農作物中含有的化肥及農藥殘留又給人類自身帶來極大危害，所以倡導綠色農業，用農家肥取代化肥成為新農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又如:古人尚知“不涸澤而漁”，但隨著現代漁業捕撈技術的進步，瀕危魚種越來越多，不僅影響了生物的多樣性，而且給人類的生活也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損失。因此，人與自然的最大最小原則要求人類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把對自然生物的傷害減小到最低限度，以及利用自然資源時不要逾越自然界本身的規律。

(三)有效補償原則

如果說人類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中運用最大最小原則給自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傷害，那么人類應該在必要的時候對這些傷害進行有效補償。只有人類把自然作為一種與人平等的關系來看待的時候，才不會過多地無節制地向自然索取，才會客觀評估人類活動對自然造成的傷害，同時有意識地對自然進行有效的生態補償，從而使自然生態鏈恢復良性的循環，生生不息。正如人類不應該為了保護野兔殺光野狼一樣，破壞掉的自然生態鏈必須靠人類自身的努力使之漸漸修復。我國近些年來施行的“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定期休漁”等政策，就是對自然的生態補償。而修補已經被破壞掉的自然生態鏈的任務將更為艱巨。幸運的是，人類已經意識到這種危害，如澳大利亞通過引進狼捕殺野兔的手段使大草原恢復了生機。而面對水葫蘆泛濫的巨大危害，專家們正在從生態鏈的角度試圖找到真正解決的辦法。面對全球范圍內水資源短缺的現狀，人類應該思考無節制地使用深層地下水必將帶來更為嚴重的后果。因此，采用技術手段凈化與使用被污染的地表水，倡導節約理念，使地下水資源得到補償，成為生態解決水荒的重要路徑。隨著科技進步，人類的物質財富得到極大豐富，農業科技的發展也為生態補償提供了條件。所以，人類為了維持自身的存在和發展而不得不向自然索取時，要想方設法對自然進行有效補償，在人與自然平等相處的基礎上達成一種良性循環關系。

綜上所述，生態文明是基于一種平等理念而提出的，它倡導在生態系統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只有人類確立了與自然的平等地位，并將此理念內化為人們的道德律令而自覺運用于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平等地對待自然萬物，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真正和諧。特別是對以發展為第一要務的我國來講，必須加強制度保障這種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發揮市場機制;將生態文明滲透到工業化、信息化之中，全面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新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生態導向，以較少的自然能耗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乃至人與人的平等關系，才會把我們的生存家園建設成為地肥果美、水清氣新、鳥語花香的美麗中國、美麗世界。

作者：常春雨單位：太原科技大學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