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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城鄉勞動力的現狀及趨勢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經歷了三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建國初期黨的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由此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第二次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農村勞動力減少，導致農產品供給嚴重不足，因此約有2000萬城鎮知識青年在隨后的十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到邊疆去，人口流動的方向表現為由城鎮向農村流動（逆流動）；第三次大規模流動發生在改革開放后，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加速發展，至今仍在持續擴大。農村聯產承包制度從根本上解決了農產品短缺問題，政府開始放松對城鄉遷移的控制，首先是政府開始允許知識青年返城和城市農村勞動力在農村的配偶進城，1984年允許農村人口自帶口糧進入小城鎮務工經商，九十年代糧食供應配給體制廢除后，一撥又一撥的民工從田間地頭走向城市工廠，從中西部走向東南沿海地區，傳統農民與市民的身份開始轉變。建國初期為推行趕超戰略以實現工業化，于1958年頒布了《戶口管理條例》，對城鄉人口遷居進行非常嚴格的控制，其限制人口流動的做法實質上是為了低成本地獲取城市工業所需生產要素。這一城鄉分割分治的二元體制在家庭聯產責任制后得到了松動，大量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走向了工廠，走向了城市。中國城鄉勞動力流動突出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流動規模歷史空前。關于中國流動人口的定義及到底有多少流動人口，理論界和政府不同部門的數據都不相同，首先表現為統計口徑上，統計部門將遷移時間超過半年，空間跨越鄉鎮街道的定義為“遷移人口”，而公安部門的依據卻是時間跨度三日以上的，空間跨越鄉鎮街道的定義為“遷移人口”，顯然公安部門的計算口徑要寬得多，這樣計算下來的“遷移人口”必然比統計部門所提供的數目要多，但由于公安部門的數據對外公布的連續性較差，不適宜于研究，因此，普遍采用的是統計部門的資料。盧向虎等使用“某年農村人口向城市凈遷移規模＝當年城鎮新增人口總數－當年城鎮人口自然增長量”的公式，計算了1978～2003年城鄉凈遷移人口序列，這一方法在學術研究中常見，只可惜其中最重要的“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數據不全，眾多年份需要通過估算得到，因此其精度不高。二是流動的范圍廣大且不固定。人口流動的范圍可以說遍及中國的每一個鄉鎮街道，鄉村的人口流動頻率要高于城鎮地區，落后地區的人口流動頻率要高于發達地區，中青年人口的流動頻率要高于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有的鄉村外出務工者一年下來會更換2～4個工作地點。本文采用另外一種方式計算得到中國流動人口數據。眾所周知，中國的人口流動研究是與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本文將中國城鄉人口流動數據公式設定為公安部門的戶籍農業人口－統計部門鄉村人口。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常用統計指標使用方法，城鎮人口＝非農業人口＋農村進城務工經商人員（半年以上）＋外來人口中常住城鎮的人口（半年以上），鄉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戶籍在農村而在統計時在城鎮的人口即為社會學意義上的流動人口，根據這一方法，測算得到1995～2011年城鄉流動人口總數和流動人口占鄉村戶籍農業人口的比例（見圖1）。由圖1可以得到，無論是以城鄉流動人口（萬人）絕對數，還是城鄉流動人口占農業人口的比例相對數，城鄉人口流動都表現出相同的變動規律，可以將1995～2011年城鄉人口流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95～2001年，為加速流動的階段；第二階段，2002～2005年為穩定調整的階段；第三階段，2006～2011年，為再次加速流動的階段。從現有趨勢分析，中國城鄉人口流動仍然處于穩步增加的階段，許多經濟學家所描述的“劉易斯拐點”并沒有顯現跡象。

二、模型的建立及數據說明

為了準確地把握我國城鄉人口流動穩步增加的原因，本文嘗試建立城鄉人口流動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協整方程模型，以探討它們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因為影響人口流動的因素比較多，但在建立模型時，不可能窮盡所有變量，根據E．G．Ravenstein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論”，［13］巨大的城鄉居民實際收人“鴻溝”成為城鄉人口遷移的主要“拉力”，農村居民家庭負擔成為人口流動的主要“推力”。所以在參考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選取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農村居民家庭現金支出負擔、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差異等作為變量進入模型，分別說明如下：中國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突出表現為中國城市化率不斷提高，2011年中國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市化率達到51．27％，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譚崇臺，2001），［4］中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階段，直到一國城市化率超過60％以后會進入減速提升的階段，未來20年中國農村還將有超過4億的人口會通過各種方式轉移到城市。但是中國這種包含大量城鄉流動人口的城市化缺失“人本精神”，［14］當大量鄉村流動人口持續“注入”到低速增長的城市人口，所帶來的矛盾會隨著這一比例的上升而增加。因此，本文選取鄉村流動人口（萬人）的自然對數作為城鄉人口流動（theproportionofurban－ruralmigrantspopulation，PURMP）的變量，以便于考察城鄉流動人口的增長情況。

本文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incomegapbe－tweenurbanandrural，IGBUR）設定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對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區而言，普遍存在城市的物價上漲水平年復一年地高于鄉村地區的現象，這樣日積月累后就會形成巨大的城鄉物價“鴻溝”，城市人在享受高收入所帶來快樂的同時，也遭遇著高物價的痛苦，而農村人雖然僅有較低的收入，但也享受了自給自足和低物價的樂趣。因此，未經價格指數處理的城鄉差距可能會高估現實中的差距，萬廣華（2006）曾分別使用未經過去物價指數處理的和經過指數處理的數據分別計算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結果顯示，不考慮通脹因素影響的城鄉收入差距有明顯偏大的傾向。［15］本文所選用的城鄉收入分別經過城鄉兩套價格指數調整，統一調整到1990年價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農村居民的吃糧問題，但是并沒有解決農村居民的富裕問題，家庭經營所獲取的少量現金收入在不斷增加的子女教育、健康醫療、家庭建房，甚至包括兒女婚嫁的現金支出面前捉襟見肘，成為許多農村居民出務工的“推力”。本文以家庭現金支出與現金收入中的非工資性現金收入（現金收入－勞動報酬收入）的比例作為農戶現金負擔比率（thecashburdenratioofrural，PURR）的變量，考察“推力”對城鄉人口流動的影響力。

中國城鄉分割分治的二元結構應當成為大規模城鄉人口流動的重要原因，突出表現為以城市為中心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城鄉差異。以財政資金引導的社會資金大量地投入到了城市，而廣大農村占全國人口一半的農村居民只分享了很少一部分投資，很多經濟學家都用實證分析證明了高投資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變量（吳敬鏈，2006；陳彥斌，姚一旻，2010）。［16，17］農村低投資導致經濟低增長，低增長帶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落后和發展機會的缺失，從而引致大量有理想的農村青年轉移到城市去尋求人生價值和理想的實現。因此本文選取城鄉當年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值（fixedcapitainvestmentsratiobetweenurbanandrural，FCITBUR）作為城鄉二元結構變量，《中國統計年鑒》提供了每年的城鄉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分別除以城鄉居民人數，就得到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計算得到二者的比值。本文所有變量時間序列數據所選取的時間區段為1996～2011共16年數據，選取這一時間段的理由是基于在這之前，城鄉人口流動的規模較小占鄉村戶籍農業人口比例低于5％。除戶籍農業人口數據來自相應年份《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外，其余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表1顯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因此，所構建的考察中國城鄉人口流動的計量方程設定式（1）中，PURMP為鄉村流動人口（萬人）的自然對數，IGBUR為城鄉收入差距，PURR為農戶現金負擔比，FCITBUR為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C（0）、C（1）、C（2）、C（3）為方程待估參數，ε為隨機擾動項。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變量平穩性與協整檢驗只有具有相同階數的序列才有可能構成協整關系（如果至少兩個解釋變量的單整階數高于被解釋變量單整階數，也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因此首先檢驗各變量序列的平穩性，對PURMP、IGBUR、PURR、FCITBUR等4個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定他們是否滿足進行協整檢驗的條件。使用Eviews6．0軟件對這4個時間序列進行ADF檢驗，最佳滯后階數按照AIC準則確定，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2。由表2中ADF檢驗結果可得，設置5％的置信度，城鄉流動人口（PURMP）、城鄉收入差距（IGBURC）、農戶現金負擔比率（PURR）、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值（FCITBUR）等4個時間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即I（1）序列，因此可以使用這4個時間序列進行協整檢驗，以考察他們之間的協同特性。協整檢驗采用Johansen非約束（Unrestricted）協整檢驗，檢驗選取序列為沒有線性趨勢但協整方程有截距項類型，檢驗滯后階數設為1，檢驗結果見表3。表3的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根據軌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根統計量均拒絕零假設，得到這4個變量中存在1組協整關系，選取這一包含全部4個變量且特征值最大的1組協整方程來表示變量間的長期穩定關系，方程為（系數下面括號內數據為系數的t統計量）：

（二）協整方程解讀根據協整檢驗所得到的協整方程式（2），可對其解讀如下：首先，城鄉收入差距、農戶現金負擔比率對城鄉人口流動的影響方向與現有經濟學理論相一致，城鄉收入差距、農戶現金負擔比率對城鄉人口流動的系數均為正，也就是說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大、農戶現金負擔的加重會強化農村居民向城市流動的動力；現有經濟學理論認為，增加對農村地區投資，降低目前相當大的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值應當有利于適當減緩城鄉人口流動的壓力，但本文實證分析得出，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值對城鄉人口流動的影響系數為負，考察期內城鄉投資差異的減少沒有減緩城鄉間人口流動，當對農村地區的投資主要是以交通道路、通信聯絡為主體內容時，所帶來的是城鄉間遷移成本的降低，這使得原來難以獲取的城市就業信息可以低成本的獲得，城鄉間的感覺距離更近了，便利的交通條件可以讓原來處于閉塞的農村居民走向城市的步伐加快，農村公共投資的增加在短期內有利于城鄉人口遷移與觀察到的現實是一致的。其次，城鄉收入差距、農戶現金負擔比率、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值對城鄉人口流動的影響力度存在較大差異。從自變量的回歸系數分析，如果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比增加0．1，則會帶來城鄉流動人口增長6．126％；當農戶現金負擔比率增加0．1時，只會帶來城鄉流動人口增長3．711％，其影響力度要小得多；如果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值降低0．1的話，也會帶來城鄉流動人口增長2．554％。第三，從1996～2011年影響因變量城鄉人口流動的三個自變量的變動情況分析，城鄉收入差距變動幅度很大，收入差距最大年份比差距最小年份增加了0．95，由此對城鄉流動人口的貢獻率超過了60％；農戶現金負擔比率表現為年復一年穩步上升，對城鄉人口流動起到了擴大作用，但由于其變化范圍不大，對人口流動的壓力有限，貢獻6％左右流動人口增加量；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值變動分兩個階段，在1996～2008年是穩步小幅上升的，對城鄉流動人口起降低作用，在2009～2011年是大幅度下降的，對城鄉流動人口起促進作用。

（三）外生沖擊影響外生沖擊是指模型以外的政策性因素變動，從而通過改變模型中變量的隨機擾動項來產生對因變量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是長久的，也可能是暫時的。脈沖響應函數（ImpulseResponseFunction，IRF）就是用來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這里的隨機擾動項被稱為新息。［18］本文僅考察外生沖擊對城鄉人口流動的影響，城鄉人口流動對4個變量一個標準差新息的響應分別見圖2～圖5。由圖2可知，城鄉人口流動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息的影響始終為正，在第2期影響最大，說明有利于城鄉人口流動的政策影響力是持續且有效的，且效果會立即顯著，當然隨著時間推移，影響力會逐步減弱，但持續為正向影響；由圖3可知，城鄉人口流動對城鄉實際收入一個標準差新息的影響當期為負，但從第4期后農村居民就尋找到規避城鄉收入差距的方法，就是擴大人口流動的規模，所以任何在結果上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政策，在短期內會起到限制鄉村人口進城的效果，但長期只會帶來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由圖4可知，城鄉人口流動對農戶家庭現金負擔一個標準差新息的影響當期為正，當期反響強烈，但長期影響近乎為零，這點容易理解，如果農戶家庭因為特別原因需要增加現金支出時，最優的選擇莫過于外出進城掙錢，但長期農戶會調整支出結構，以適應家庭突發事件所帶來現金支出的增加；由圖5可知，城鄉人口流動對城鄉固定資產投資比一個標準差新息的影響持續為負，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減小，說明增加鄉村固定資產投資政策的影響力是可以減緩城鄉人口流動壓力的，近期效果明顯且長期也有少許效果。（本文來自于《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渡轿鬓r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簡介詳見）

四、研究結論及啟示

城鄉居民間巨大的收入差異、農戶家庭沉重的現金支出負擔導致農村優質人口單方向向城市流動，特別當這種流動帶有較強的選擇性時，農村一大批知識高、有頭腦、能創業、會致富的青年人成為向城市流動主體時，他們帶走了原來在農村的資產，也帶走了未來農村發展建設的希望。本文通過構建城鄉人口流動（PURMP）、城鄉收入差距（IGBURC）、農戶現金負擔比率（PURR）、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值（FCIT－BUR）等4個變量的協整方程，使用1996～2011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這4個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城鄉居民收入差異是城鄉間巨大流動人口的主要影響因素，農戶現金支出負擔是次要影響因素，近年來對農村地區增加的固定資產投資所期望的減緩城鄉間人口流動的效果尚未顯現。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供了以下可供選擇的政策：第一，構建城鄉生產要素對流的機制，以改變目前鄉村優質資源向城市單方向流動的現狀。我國的發展整體上已具備“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發展”的條件，但要真正實現城鄉互動發展，而不是城市剝奪農村發展機會的不均衡發展，尚需要建立一整套鼓勵城市生產要素向鄉村流動的機制，這一方向在大城市的城郊已見端倪，但在廣大農村腹地，還未見曙光。第二，改善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引導鄉村居民合理、有序、穩步地定居城市，而不是年復一年地在城鄉間移動，這樣既可以減少城市居民與流動人口的矛盾，也可以減少人口持續流動所導致的社會效率損失。第三，在增加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同時，要利用政策引導生產性市場資金進入農村投資；采取提高農業生產人員的科技水平，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改善農村基礎教育環境，讓農村孩子可以低成本、就近接受來自城市較好師資的教育等政策，讓鄉村不僅成為農村居民而且可以成為城市居民創業和生活的美好鄉村。

作者：華小全單位：淮南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